为书叹息（2/2）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有些书，解放以来，
没有重印过，例如《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中的许多书，还有不少书，从来不曾有
过铅字排印本，现在尤其应当重印，否则现存的少数木版原本，恐怕要不了几年，就会
全部亡失。全国各地的古籍出版社，已在注意到这一情况，每家都重印了一些久已失传
的古书。这是功德事，应当赞扬。不过，这些书中，也往往有美中不足之处。古人刻书，
最重视版本源流。读者从这个刻本的各篇序跋中，可以了解这部古书的源流变易。现在
有些新的重印本，删掉了历代编刻者的题跋，换上了新的序言或“出版说明”，也不交
代版本源流，这就使做研究工作者感到不方便。有极少数重印的古书，把正文全部改编，
而仍用原来的书名，这样处理，更不妥善。我以为重印古人著作，有两个不同的目的：
一、为保存文献资料。做这个工作，就应当照原本印，不删、不增、不改。二、为供应
一般读者阅读。做这个工作，不妨大幅度改编原书。例如《东坡七集》，可以打通改编，
但仍需要一个原本。近来有几家出版社，用原书影印的办法来做保存文献资料的工作，
我以为是最适当的。
排印古书，要加标点，这又是一个问题。从一九三○年以来，所有的古书排印本，
没有标点错误的，恐怕一部也没有。标点错误最多的是引号。古人著书，引用前人的话，
往往但凭记忆，很少照原文抄录。引文之下，往往接上自己的话。因此，引文经不起核
对，下半个引号不容易落笔。我标点古书，特别是宋元明人的杂著，下半个引号常常不
知应当放在哪里。因此，我想建议，标点古书，只要断句，而不用引号。
文史哲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必须附一个“引用书目”或“参考书目”，交代你的
研究过程中涉猎到的范围，对你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责。外国学者的著作，都有这种附录。
而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大多没有这种目录。这可以说是没有养成这种优良传统。
最后，还得提出学术研究著作中的剽窃现象。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
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这种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
我看过几种文史研究著作，作者很自负地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但我知道他的观点早已有
人讲过了。有一位历史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
果。他自己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被一位青年学者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
他的创获了。那位历史教授忿怒之余，打印了几十份控诉书，向史学界散发，表示抗议
和检举，但无补于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你能得出这个成果，难道我就不能得出这个
成果吗？科学技术，有发明奖，有专利权，惟独文史哲都是纸上空文，新观点，新理论，
没有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这一类情况，近来不少，惟一的办法，只有端正学
术风气，希望新一代的学者，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名誉，不要掠人之美。
外国文学的译本，近年来也看过一二十本，不过看完的很少。因为一遇到该叹息的
地方，就放下了。有很多译本是集体翻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小说或文艺理论，有多到
六名译者的。非但译文语言水平有或大或小的差距，有几本书中连译名也没有统一。有
些译文，上下文语气不接，猜也猜不出来。不知是漏排了一二句呢，还是译者因不懂而
跳过。
大多数译本都不交代原书的书名和作者名的原文。译者或编者大约以为读者都不识
外文，所以无此必要。其实这是介绍外国文学的一大缺点。如果让读者知原书的书名原
文，就对读者学习外国文学有帮助。其次是给图书编目人员以方便，让他可以在每一个
译本书名下注出原书名，使利用这个资料的研究工作者知道某一种外国作品已有多少译
本。
书是社会文化教育工具，不要以为译一本小说，目的仅仅是供应一本小说。这一意
义，似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没有注意。
《书林》和《读书》是目前南北两本关于书的刊物，它们的内容似乎都以书评为主，
而且又似乎以好评为主，有些像是出版社的广告刊物。《书林》编者敦促我写稿，我既
不想为任何佳著捧场，也不敢写出纠谬正误的文章，得罪了人。只好实事求是，谈谈我
近来读书的观感。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爽爽快快的发泄了一下。这里所谈到的，有些是
“做书”的技术问题，有些是出版事业的风纪问题，我虔诚希望著书的，译书的，和
“做书”的同志们，能采纳我的刍荛之议。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没有重印过，例如《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中的许多书，还有不少书，从来不曾有
过铅字排印本，现在尤其应当重印，否则现存的少数木版原本，恐怕要不了几年，就会
全部亡失。全国各地的古籍出版社，已在注意到这一情况，每家都重印了一些久已失传
的古书。这是功德事，应当赞扬。不过，这些书中，也往往有美中不足之处。古人刻书，
最重视版本源流。读者从这个刻本的各篇序跋中，可以了解这部古书的源流变易。现在
有些新的重印本，删掉了历代编刻者的题跋，换上了新的序言或“出版说明”，也不交
代版本源流，这就使做研究工作者感到不方便。有极少数重印的古书，把正文全部改编，
而仍用原来的书名，这样处理，更不妥善。我以为重印古人著作，有两个不同的目的：
一、为保存文献资料。做这个工作，就应当照原本印，不删、不增、不改。二、为供应
一般读者阅读。做这个工作，不妨大幅度改编原书。例如《东坡七集》，可以打通改编，
但仍需要一个原本。近来有几家出版社，用原书影印的办法来做保存文献资料的工作，
我以为是最适当的。
排印古书，要加标点，这又是一个问题。从一九三○年以来，所有的古书排印本，
没有标点错误的，恐怕一部也没有。标点错误最多的是引号。古人著书，引用前人的话，
往往但凭记忆，很少照原文抄录。引文之下，往往接上自己的话。因此，引文经不起核
对，下半个引号不容易落笔。我标点古书，特别是宋元明人的杂著，下半个引号常常不
知应当放在哪里。因此，我想建议，标点古书，只要断句，而不用引号。
文史哲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必须附一个“引用书目”或“参考书目”，交代你的
研究过程中涉猎到的范围，对你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责。外国学者的著作，都有这种附录。
而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大多没有这种目录。这可以说是没有养成这种优良传统。
最后，还得提出学术研究著作中的剽窃现象。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
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这种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
我看过几种文史研究著作，作者很自负地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但我知道他的观点早已有
人讲过了。有一位历史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
果。他自己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被一位青年学者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
他的创获了。那位历史教授忿怒之余，打印了几十份控诉书，向史学界散发，表示抗议
和检举，但无补于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你能得出这个成果，难道我就不能得出这个
成果吗？科学技术，有发明奖，有专利权，惟独文史哲都是纸上空文，新观点，新理论，
没有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这一类情况，近来不少，惟一的办法，只有端正学
术风气，希望新一代的学者，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名誉，不要掠人之美。
外国文学的译本，近年来也看过一二十本，不过看完的很少。因为一遇到该叹息的
地方，就放下了。有很多译本是集体翻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小说或文艺理论，有多到
六名译者的。非但译文语言水平有或大或小的差距，有几本书中连译名也没有统一。有
些译文，上下文语气不接，猜也猜不出来。不知是漏排了一二句呢，还是译者因不懂而
跳过。
大多数译本都不交代原书的书名和作者名的原文。译者或编者大约以为读者都不识
外文，所以无此必要。其实这是介绍外国文学的一大缺点。如果让读者知原书的书名原
文，就对读者学习外国文学有帮助。其次是给图书编目人员以方便，让他可以在每一个
译本书名下注出原书名，使利用这个资料的研究工作者知道某一种外国作品已有多少译
本。
书是社会文化教育工具，不要以为译一本小说，目的仅仅是供应一本小说。这一意
义，似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没有注意。
《书林》和《读书》是目前南北两本关于书的刊物，它们的内容似乎都以书评为主，
而且又似乎以好评为主，有些像是出版社的广告刊物。《书林》编者敦促我写稿，我既
不想为任何佳著捧场，也不敢写出纠谬正误的文章，得罪了人。只好实事求是，谈谈我
近来读书的观感。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爽爽快快的发泄了一下。这里所谈到的，有些是
“做书”的技术问题，有些是出版事业的风纪问题，我虔诚希望著书的，译书的，和
“做书”的同志们，能采纳我的刍荛之议。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