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浦雨话从文（2/2）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
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
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
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
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
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
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
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
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
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
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
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
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
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
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
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
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
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
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
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
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
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
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
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
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两次去北京开
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的装裱
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
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
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
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
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
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
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
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
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
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
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六十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
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
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的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
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
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
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矗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
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他的文
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
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
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
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
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
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１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裸的**或性行
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
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
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
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
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
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
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
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
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
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
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
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
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
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
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
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
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
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
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
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
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
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
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
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
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
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①鲁迅有过此语，待查出处，故暂不用引号。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
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
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
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
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
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
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
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
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
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
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
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
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
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
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
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
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
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
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
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
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
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
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
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
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
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
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
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
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
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
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
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
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两次去北京开
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的装裱
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
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
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
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
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
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
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
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
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
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
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六十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
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
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的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
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
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
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矗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
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他的文
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
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
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
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
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
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１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裸的**或性行
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
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
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
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
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
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
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
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
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
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
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
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
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
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
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
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
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
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
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
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
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
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
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
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
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
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①鲁迅有过此语，待查出处，故暂不用引号。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
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
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
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
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
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
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
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
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
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