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二年（2/2）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斗，一只，两
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
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
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祝门口贴
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
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
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
（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
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
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
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
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
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
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
没有老校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
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
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
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
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
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
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
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
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在后门口碰到一个人刚闪出来。一看，是侯绍裘。彼此都是熟
识的，不能不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绍裘说：他知道我在楼上，不过因为事忙，还没有
时间上楼去看我。松江同乡会还在筹备，将来开大会时一定来邀我。当时，我知道他和
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团员。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
通声气。岂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烈士侯绍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楼
下的“松江同乡会”，实在是柳亚子和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
这时已及阴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家正在忙于过年。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
已在向杭州推进。最后一任淞沪警备司令毕庶澄（？）正在一方面与上海工商领袖开谈
判，如何使他不用一枪一弹，和平退出上海。一方面却雷厉风行地搜索“匪党”，乱抓
人，连租界里也很紧张。我于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里过了新年，再回上海。谁知时局
急转直下，沪杭铁路交通随即就断了。三月初（？），我在松江迎接国民革命军。待到
铁路交通恢复，我才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才知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几乎引渡到龙
华，被军阀枪毙。原来前几天，他们到马浪路一个团小组的屋子里去。一上楼，没有人。
桌子上一架油印机，满桌子满地都是纸张。心知不妙，赶紧退出，在后门口被几个法捕
房便衣警逮住，扣上手铐，送进嵩山路巡捕房。当天晚上，有警官来审问，一个法国人，
一个中国人是译员。他们问了望舒和杜衡的情况。知道他们是震旦大学生，那法国警官
的脸色就缓和下来。他问两人是不是**。望舒就用法语回答：不是。他又问：你们
两人为什么到那座房子里去？你们知道谁住在这房子里？望舒回说：去年有一个同乡住
在那里，好久不见，这回想去看看他，也许是走错了里弄。警官录下了口供，把他们两
人的衣服脱下，只剩一条衬裤，全身搜查了一次，没有搜到任何犯禁的东西。于是让他
们穿好衣服，捆住手足，把他们吊起在一个特制的高架上，又拷问他们是不是**。
两人当然矢口否认。于是，两人被送入一个大房间，那里有许多长凳，已睡满了好些被
拘押的“犯人”。他们俩就在长凳上睡过了下半夜。
次日早晨，望舒买通一个小巡捕，或者是差役，写了一个字条，叫此人送给住在霞
飞路霞飞巷的震旦同学陈志皋。字条送到，他可以从陈志皋那里得到五块钱。于是这个
字条很快就送到了陈家。陈志皋的父亲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的中国方面的法官，法租界政
法机构的人都认识他，称之为陈大老爷。志皋收到望舒的字条，立刻告诉他父亲。陈大
老爷就在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嵩山路巡捕房的法国长官，说戴朝寀（望舒）和戴克崇
（杜衡）是他儿子的朋友，同学，他们不是**，现在因为误会，被押在捕房里。他
可以用本人的名义担保他们。这个电话，立刻生效，巡捕房里就为望舒和杜衡办理保释
手续。同时，叫了两碗白鸡面给他们作早餐。其时望舒和杜衡还不知道陈大老爷已有过
电话来，对着这两碗面，直是发愁。肚子饿得慌，很想吃。又怕来意不善，吃了会被倒
吊起来逼供，又不敢吃。但终于是忍不住饿，大家把面吃了。吃过面，也不见有什么动
静。在长凳上坐到下午，有人来招呼他们出去，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打一个指纹樱
然后带他们坐进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陈志皋家里。这样，才恢复了自由。过了六七
天，国民革命军挺进到上海。
我回到上海后，国民党正在华界建设政权，取缔工人的革命行动。租界内秩序也不
安定。工商业一切工作似乎都停顿着。学校在延长寒假。我们和党团已经失去联系。陈
志皋是消息灵通的人，他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出门，也不要到学校里去，因为他知道
望舒、杜衡的被捕，与震旦大学某些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我们三人虽然住在校外，但
一日三餐，都是到大学食堂里去吃的。这样一来，就不敢再去食堂就餐，只好到附近小
饭店去吃饭。过了几天，就是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叛变国共合作，屠杀
革命工人。
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已经没有人了。陶尔斐斯路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已被捣毁。
震旦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在校内外张贴**标语。在一片恐怖的环境中，我们
觉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于是作出散伙回家的计划，卖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我回
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望舒的两位同班好友，梁鋆立在特别班结束后就不再见面。刘灿波本来不住在校舍
内，他和一个在上海商学院读书的同乡一起，在霞飞路尚贤堂租了一间楼房住着。特别
班结业后，他还住在那里，我和望舒常在晚上去看他。四·一二事变之后，我们散伙离
沪后不久，他也回台湾去了。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们一时高兴，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这是一个三十二开十
六页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张报纸。我们三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这里。
但是这个刊物的重点文章却是戴望舒的《读仙河集》和杜衡的《参情梦及其他》。东南
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刚从法国回来的李思纯，他在《学衡》上发表了一些法国诗的译
文：《仙河集》。这些译文实在不高明，望舒写了这篇书评，指摘了许多错误。傅东华
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译了一篇欧奈思特·陶孙的诗剧《参情梦》，由开明书店印行。这
个译文也很有错误，杜衡为他逐句纠谬。我们这个刊物虽小，也没有多少人见到，但对
李思纯和傅东华却很有冲击。听说傅东华看了杜衡的批评文章，非常恼火。李思纯从此
不发表译诗。
《璎珞》一共印出了四期，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附记］
朋友们劝我写回忆录，报刊编者也劝我写回忆录。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
几十年前的个人旧事，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写回忆录，未免有点妄自尊大。因此，始终
不想写。前几年，写了几段关于《现代》的杂忆，也是因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觉得
不能不说说明白，因此才写了几段。近来看到报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与事实不尽符
合，又不禁提起笔来，再谈谈明白。但是我无法从头说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写，也只能
一段一段的发表。待将来写多了，再编排次序。蛰存记。
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
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
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祝门口贴
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
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
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
（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
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
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
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
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
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
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
没有老校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
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
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
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
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
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
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
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
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在后门口碰到一个人刚闪出来。一看，是侯绍裘。彼此都是熟
识的，不能不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绍裘说：他知道我在楼上，不过因为事忙，还没有
时间上楼去看我。松江同乡会还在筹备，将来开大会时一定来邀我。当时，我知道他和
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团员。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
通声气。岂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烈士侯绍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楼
下的“松江同乡会”，实在是柳亚子和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
这时已及阴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家正在忙于过年。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
已在向杭州推进。最后一任淞沪警备司令毕庶澄（？）正在一方面与上海工商领袖开谈
判，如何使他不用一枪一弹，和平退出上海。一方面却雷厉风行地搜索“匪党”，乱抓
人，连租界里也很紧张。我于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里过了新年，再回上海。谁知时局
急转直下，沪杭铁路交通随即就断了。三月初（？），我在松江迎接国民革命军。待到
铁路交通恢复，我才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才知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几乎引渡到龙
华，被军阀枪毙。原来前几天，他们到马浪路一个团小组的屋子里去。一上楼，没有人。
桌子上一架油印机，满桌子满地都是纸张。心知不妙，赶紧退出，在后门口被几个法捕
房便衣警逮住，扣上手铐，送进嵩山路巡捕房。当天晚上，有警官来审问，一个法国人，
一个中国人是译员。他们问了望舒和杜衡的情况。知道他们是震旦大学生，那法国警官
的脸色就缓和下来。他问两人是不是**。望舒就用法语回答：不是。他又问：你们
两人为什么到那座房子里去？你们知道谁住在这房子里？望舒回说：去年有一个同乡住
在那里，好久不见，这回想去看看他，也许是走错了里弄。警官录下了口供，把他们两
人的衣服脱下，只剩一条衬裤，全身搜查了一次，没有搜到任何犯禁的东西。于是让他
们穿好衣服，捆住手足，把他们吊起在一个特制的高架上，又拷问他们是不是**。
两人当然矢口否认。于是，两人被送入一个大房间，那里有许多长凳，已睡满了好些被
拘押的“犯人”。他们俩就在长凳上睡过了下半夜。
次日早晨，望舒买通一个小巡捕，或者是差役，写了一个字条，叫此人送给住在霞
飞路霞飞巷的震旦同学陈志皋。字条送到，他可以从陈志皋那里得到五块钱。于是这个
字条很快就送到了陈家。陈志皋的父亲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的中国方面的法官，法租界政
法机构的人都认识他，称之为陈大老爷。志皋收到望舒的字条，立刻告诉他父亲。陈大
老爷就在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嵩山路巡捕房的法国长官，说戴朝寀（望舒）和戴克崇
（杜衡）是他儿子的朋友，同学，他们不是**，现在因为误会，被押在捕房里。他
可以用本人的名义担保他们。这个电话，立刻生效，巡捕房里就为望舒和杜衡办理保释
手续。同时，叫了两碗白鸡面给他们作早餐。其时望舒和杜衡还不知道陈大老爷已有过
电话来，对着这两碗面，直是发愁。肚子饿得慌，很想吃。又怕来意不善，吃了会被倒
吊起来逼供，又不敢吃。但终于是忍不住饿，大家把面吃了。吃过面，也不见有什么动
静。在长凳上坐到下午，有人来招呼他们出去，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打一个指纹樱
然后带他们坐进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陈志皋家里。这样，才恢复了自由。过了六七
天，国民革命军挺进到上海。
我回到上海后，国民党正在华界建设政权，取缔工人的革命行动。租界内秩序也不
安定。工商业一切工作似乎都停顿着。学校在延长寒假。我们和党团已经失去联系。陈
志皋是消息灵通的人，他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出门，也不要到学校里去，因为他知道
望舒、杜衡的被捕，与震旦大学某些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我们三人虽然住在校外，但
一日三餐，都是到大学食堂里去吃的。这样一来，就不敢再去食堂就餐，只好到附近小
饭店去吃饭。过了几天，就是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叛变国共合作，屠杀
革命工人。
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已经没有人了。陶尔斐斯路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已被捣毁。
震旦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在校内外张贴**标语。在一片恐怖的环境中，我们
觉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于是作出散伙回家的计划，卖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我回
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望舒的两位同班好友，梁鋆立在特别班结束后就不再见面。刘灿波本来不住在校舍
内，他和一个在上海商学院读书的同乡一起，在霞飞路尚贤堂租了一间楼房住着。特别
班结业后，他还住在那里，我和望舒常在晚上去看他。四·一二事变之后，我们散伙离
沪后不久，他也回台湾去了。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们一时高兴，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这是一个三十二开十
六页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张报纸。我们三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这里。
但是这个刊物的重点文章却是戴望舒的《读仙河集》和杜衡的《参情梦及其他》。东南
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刚从法国回来的李思纯，他在《学衡》上发表了一些法国诗的译
文：《仙河集》。这些译文实在不高明，望舒写了这篇书评，指摘了许多错误。傅东华
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译了一篇欧奈思特·陶孙的诗剧《参情梦》，由开明书店印行。这
个译文也很有错误，杜衡为他逐句纠谬。我们这个刊物虽小，也没有多少人见到，但对
李思纯和傅东华却很有冲击。听说傅东华看了杜衡的批评文章，非常恼火。李思纯从此
不发表译诗。
《璎珞》一共印出了四期，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附记］
朋友们劝我写回忆录，报刊编者也劝我写回忆录。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
几十年前的个人旧事，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写回忆录，未免有点妄自尊大。因此，始终
不想写。前几年，写了几段关于《现代》的杂忆，也是因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觉得
不能不说说明白，因此才写了几段。近来看到报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与事实不尽符
合，又不禁提起笔来，再谈谈明白。但是我无法从头说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写，也只能
一段一段的发表。待将来写多了，再编排次序。蛰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