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忆（2/2）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发表了萧在上海的
六张照片，当时想有一篇文章来做结束，可是找不到适当的文章。幸而鲁迅寄来了一篇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束文章，可惜文章来迟了，无法在四月份
和照片同时发表，于是只得发表在五月份的《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萧和巴比
塞》，这是送走了萧伯纳，准备欢迎巴比塞了。萧参远在莫斯科，得知上海正在闹萧翁
热，译了一篇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伯纳萧的戏剧》来，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
价。这篇译稿来得更迟，在十月份的《现代》上才刊出，它仿佛也是鲁迅转交的。（按：
这位萧参，或者是瞿秋白的笔名，当时瞿正住在鲁迅家里。）
五、丁玲被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了四五天，文艺界
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各报刊都保持沉默，不作报道。当时，《现代》三卷二期，
即将在六月一日出版；全稿正在进行三校，我就在最后一页《编者缀语》中加了一段，
全文如下：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
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
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我竭力压低愤怒的情绪，反正目的只是要把这件暴行公告于天下，这样写也就够了。
恰好这一期《现代》上有一篇戴望舒的法国通信，题为《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我就紧接着在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的这一段后面，加上了一段：
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
意本期的法国通信。……我想借这一段为“指桑骂槐”，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不
幸望舒这篇通信里把法国作家纪德说成是“第三种人”，引出了鲁迅的一篇批评文章
《又论“第三种人”》。这样一来，读者对这篇通信的看法就不同了。人们以为这篇通
信的作用是“第三种人”想拉纪德为“护法”，而不去注意它的主要内容。
因而我这一段《编者缀语》似乎也没有人体会其意义。
在三卷三期《现代》（七月一日出版）上，我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
玲女士》，有一段图版说明：
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这一段的语气比较游移，因为当时所得种种消息，似乎丁玲颇有生命危险，我不敢
再明白肯定她是被捕。所以说“疑幻疑真”，表示我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下面一句
“存亡未卜”是告诉读者，还没有正确的消息。
但是，和这一期《现代》同一天出版的《涛声》（曹聚仁编），却刊出了一条消息：
《丁玲已被枪决》。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广大文学青年的愤怒和激动，鲁迅也写下
了那首著名的《悼丁君》诗。接着，我收到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有些信要求介绍丁玲
的生平及作品，有些信要求《现代》编刊追悼丁玲专号。我选了两封信，附以答复，发
表在三卷四期《现代》（八月号）的《社中谈座》栏内。
第一封是署名司马焦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介绍“丁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同样
要求的来信很多，可见有许多读者需要更多了解些丁玲。我就几乎像写丁玲小传那样作
了答复。另外有一个署名陈文俊的读者从“广州高等贫民窟中”寄来了一封长信，这是
一封很为突出的读者来信，其内容分为四段，今节录如下：
“在法西斯毒雾之下，左翼作家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
“丁玲继胡也频们五个青年作家之后也被××暗杀了。左翼作家们倘是依然不做声，
那么第三个也许就轮到你了。……”
“我希望丁玲之死，你们能够替她出一个专号纪念她。不可能时，至少也要出一个
特辑之类。并且，从此以后，更应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进，向前
努力……”
“希望《现代》能提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现代的青年，向前进……”
很明显，这封信的作者是同情所谓“第三种人”的。他猛烈攻击左翼作家，而且希
望《现代》提出一个“目标”来领导青年，大有鼓动“第三种人”招兵买马，拉起山头，
自成一个文学派系的意味。《现代》从三卷一期起，由我和杜衡（苏汶）合编，给文艺
界的印象，确实好像《现代》已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或机关刊物。但是我并没
有这样的设想。杜衡加入编辑，我是被迫于某一种形势，不能不同意。我未尝不估计到
杜衡参加编辑以后，《现代》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我和杜衡有一个协议，要使《现代》
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尽管我们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
系，决不和左联对立，因为杜衡和戴望舒都还是左联成员。
这位来信的陈文俊，不知是何许人。他这封信的内容，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含有
这种意味的信，我们收到的还有，不过这封信写得最为爽直明朗。我认为这封信是有代
表性的，它是在敦促《现代》表态。因此我就选取这封信，附以答复，一起发表。
对于来信的第一、二段，我只是简单地说明：关于丁玲的事，在未得到最后的确实
消息以前，我们并不准备有纪念特辑之类的举动。对于来信的第三、四段，我这样写了
答复：
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提示不出。因为
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无论装得怎样进步，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
于真正从事于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
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
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
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我们深信文艺的最大功效，就不过是这一点点刺激和兴奋。所以，一年以来，我们
从不愿意作过分的夸张，以为号召读者的宣传。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
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
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
丁玲被捕，竟会引出《现代》杂志的读者来信要求《现代》杂志提示目标，领导青
年。丁玲是左翼作家，她的被捕，竟会引起青年对左翼作家的攻击。这两种现象，都出
于我的意外，几乎认为是不合逻辑的事。但是，事实毕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我以
为，这里反映着当时一般文学青年的思想现实：他们对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对革命文学
的路线和目标，都有所怀疑，有所不理解，因而对一些基本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
这几段答复，记录了我当时的文艺观点，有些措辞是很不适当的。我用了“我们”，
是代表《现代》杂志，代表这个杂志的两个编者：我和杜衡。《现代》停刊以后，我和
杜衡分手。杜衡和韩侍桁、杨邨人去创办《星火》月刊，结集一部分青年，提示了他们
的目标，拉起了一座小山头。这个刊物才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有意识地和左
联对立了。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韩侍桁在重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团结抗敌的新形
势下，“第三种人”不复存在。这些行动，和我都没有关系。
六、伐扬·古久列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剩三月，成立了傀儡政权
满洲国。东北抗日义勇军纷纷起来和日满军队斗争。但由于执政者畏怯抗日，义勇军得
不到足够的支援，未有巨大的战果。一九三三年春，国际联盟派了一个以英国李顿爵士
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这个调查团是帝国主义者互相讨价还价，密谋调整他们在
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组织，调查了两个月，回去向国联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
告是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年八月，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停止抗日。这就无
异于同意丧失国土，默认伪满政权。全世界正义人士，闻知此事，舆论哗然，群起抗议。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
略中国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早先听说将由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主席。后来到中国
来的代表团却以英国的马莱爵士和法国作家古久列为首，巴比塞没有来。
远东反战大会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当时很少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伐扬
·古久列是法国著名作家，《人道报》主笔，文艺界对他最为注意，《现代》上也译载
过他的小说。十月二日，他和马莱爵士出席了上海电影文艺界同人主持的晚宴招待会，
才公开与上海文艺人士见面。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记者给摄了影。这个照片，我发
表在四卷一期《现代》（十一月号）上，还有一幅许幸之为古久列画的即席速写像。
十月三日下午，我得知古久列住在伟达饭店（今淮海路上），就打了个电话去，要
求访问。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我就和杜衡同去，还找了一位震旦大学同学，当律师的法
学博士，一起去为我们传译。古久列让我们在他房间里的阳台上谈话。我送了他两本
《现代》，一本是有他的作品的，一本是新出版的。我们谈了一些中法两国文艺界的情
况，最后我们要求他给《现代》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次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同意了，
但是他明天就要回国，没有时间写长文。我们说：不敢要求写长文，只要能留一个书面
谈话给中国作家就很感谢了。他答应我们明天早晨写，写好就交给饭店的帐房间，约我
们明天中午去取，而那时他已上船了。接着，他要求我们也和他交换一个文件，谈谈当
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他要我们尽早写成寄去，他预备参考一下，在法国作关于中国文
学的报告。我们答应他写这个文件，并且告诉他，这个文件将寄给现在巴黎的戴望舒转
交。
果然，他没有失信，我于十月四日午后到伟达饭店取得了他留交的文章。一共是抄
本纸四页，题目是《告中国知识阶级》。（按：应当译作《告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译
错了。）我们就把全文译出，发表在十一月份的《现代》上。
发表的文本，已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了几处，但此文如果他们要删净，除非全文禁
止，故作者的观点，依然很清楚，现在节录三段于此：
“这里，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必然的腐化，是因贪吝的帝国主义者的龌
龊的活动而变得加倍的厉害。同时，本国和外国的支配势力更陷全国大众于永久的贫困
与愚昧中。中国的贫困，它本身就是统治者权力的保障，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不过
是阶级斗争的谑画式的影子而已。”
“一切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联合战线，来对付国内的叛逆及国外的
榨取者的进攻。而且只有由一些革命的优秀分子——这些分子，我曾经会到过几个的—
—来领导着，才能达到胜利。”
“只有忠实、勇敢、勤劳的大众开始抬起头来的时候，中国才能发现她从新走上文
化之路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除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外，中国便没有其他的福音。”
这些话，在上海的国民党文化检查官并不重视，他们用红笔勾删的都是直接指斥国
民党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文句。但在内地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却有读了此文而大惊小
怪的。听说，在某些省里，这一期《现代》是撕去了这二页而后才准许发售的。
古久列这篇文章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希望有机会补足被删去的原文，重新发表。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这份手稿被“革命小将”毁了。
古久列回国后，我们也履行诺言，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简报。关于左翼文
学的情况，我们估计他肯定已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因而我们写的简报，侧重在非党作家
的文艺活动，仿佛也约略报道了“第三种人”的论辩情况。文章不长，译成法文，似乎
也只有五大页。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戴望舒，托他转致古久列，以后就没有关于此文的消
息。
七、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一九三五年，孔另境计划编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向朋友中间征借书信。我
捡了几十封作家书信给他，他都编录在那部书里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存放在松江的一
切书籍、文物，连同家具、衣服、房屋，全毁于炮火和盗窃。所有作家给我的书信，也
都片纸不存。最可惜的是还有些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的信，当时不愿全部交给另
境去发表，铸成了大错。倒是交给另境编录的那些信件，再也不会消失的了。
另境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海珠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许多作家书信，有些是一九三五
年没有编录的，有些是另境在三五年以后收集得来的。海珠为了继承父志，计划钞录成
帙，编出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二集》，并且还立志要继续编下去，为文艺界保存这
一类重要的史料。我深悔自己当年由于吝啬自私而损失了许多三十年代文艺史料，愿意
尽力帮助她做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去年，有一天，海珠拿来一封旧信，是一月十日郭沫若写给我和社衡的。一看信中
所述，才回忆起这个本事。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惟有郭沫若远
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
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我曾几次托灵凤代我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三
三年三月，我就冒昧地自己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
我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郭先生的复信还是没
有允许。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九月初，我和杜衡联
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他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
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我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就把三分之一篇幅编在四卷一期《现代》中。这一期
杂志应当在十一月一日出版，全稿发交印刷所排印是十月一日。《离沪之前》是散文，
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我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周作
人之后。大约是叶灵凤看见了，写信去报告郭沫若。文稿还在排字房，大约是十月中旬，
郭沫若有信给灵凤，通知他把《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
表。这封信来得非常突兀，使我们很窘。没有办法，只好在已排印的文末加一行小字，
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同时和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
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排了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十一月初，
得到郭先生的谅解，《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于是我把第二部分文稿编
入四卷二期的《现代》，而在编后记中作了一个说明：
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
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这是欺哄读者的话，读者哪里会知道此中曲折呢？四卷二期《现代》出版以后，为
了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致再有问题，我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
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案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一月中，收
到他的复信，就是孔海珠给我看的那一封，当年另境有顾虑，没有编入他的《中国现代
作家书信》。我把它题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
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
即颂撰安
杜衡施蛰存二先生
郭沫若一月十日
今天的报刊编辑同志，读了我这段回忆记，一定会感到新奇，或者惊讶。但是在三
十年代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稍一不慎，便遇到麻烦。大作家不
容易侍候啊！
八、文章含蓄
三十年代，在上海租界当局的容许范围之内，写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小说，另有一
副笔墨。它们必须避免一些说明，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省略一些枢纽。整个故事的前
因后果，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有些天真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他们不了解革命斗
争的形势，更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对于这些小说，常常感到“朦胧”。《现代》杂志上
有好几篇小说，曾招致读者来信，要求解释。他们提出了许多“为什么”？作为编者，
我感到很难答复。我不能为作者作笺注啊！最初，我只是答复一信，略略解释一下，对
付过去。
在第三卷第二期的《现代》上，发表了适夷的一个短篇小说《死》。小说的内容是
一个化名“李大姐”的女同志，夜晚在西藏路上被国民党特工绑架逮捕后，受到严刑拷
打。特工要威逼她供出同志的地址，李大姐坚持不屈而死。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着重描写
了李大姐当时的心理状态。在酷刑和侮辱之下，她曾经想屈服。经过思想斗争，认清了
革命的意义，生和死的意义，终于坚持下去，为革命而牺牲。但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没
有说明李大姐是何等样人。她为什么被绑架？那个“黑大个子老王”为什么要绑架她？
他要逼她说出来的是个什么地址？
两个月之后，反应来了。我收到一封署名“石心照”的读者来信，全录于此：
编辑先生：
当我看完了三卷二期适夷君作的《死》以后，我的
脑子昏昏乱乱，几乎令我不知所看的是什么。于是又反复看了有四次之多，但是始
终看不清到底所写的是什么。
一、为什么那个女子走在大街上被黑大个子老王架上汽车？是不是绑票？（但是那
女子是穷的。）
一、老王是个作什么的？
一、用抽打刑罚逼那女的说些什么？
还有，“上海足足弄掉了二三百个地方……用木壳枪保护你，用不着怕……”这是
不是逼亲，或旧小说上的抢亲？但是……（真不明白）还有（多着呢，不说了。）
就以上的问题，我费了三周夜的思索，始终还是不明白。现在请问编者对于我的这
几句话有什么意见。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是含蓄得太高深了，也只有作者（或
《现代》的编者）能懂得。
愚笨的读者（如我）是一点也不懂得。哎，只怨我少念几年书吧！
石心照
从这封信的署名“心照”看来，我猜想这封信不能从正面文字去理解。他并不是真
的看不懂《死》，而是在讽刺作者，也是在讽刺革命文学。我研究之后，觉得不能从此
信所表现的文字以外去答复。同时，我想利用这封信来公开答复以前有些真是看不懂的
读者来信。
我作了这样的答复：
心照先生：
你的来信始而使我们惊诧，终而使我们感叹。你对于适夷君的《死》所发的几点疑
问，请原谅，我们也没有可能从事社会革命的女性因政治关系而被捕的情形。
此外，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请你把那作品看一个第五次。
你说“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我们不得不告诉你，在目前形势下，有些文章是
不得不含蓄，倒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
所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①……
编者
①最近看到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选集《草鞋脚》，适夷同志的这篇《死》也已选入，
可知它不是看不懂的。
这最后一段复信，我以为可以使这位读者“心照不宣”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
读者是真的看不懂。就在第三卷第六期的《现代》上，发表了一篇金丁的小说《两种人》，
内容也是描写了一个特工绑架一个革命青年。其中有两句道：
一辆汽车从爱多亚路转角处开了过来。
“上去１
有一位读者来了一信。他说，只有人跳上电车，没有听说可以跳上汽车。况且此人
还挟了一个人，怎么能跳上在驰行的汽车呢？这是一个天真的读者，他的语文水平肯定
是较低的，至少他不能了解上海人的口语。我不得不向他解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的
意义是汽车开到身边停下。而不是“开过”或“开着”。这虽然是一个修辞问题，但作
者这样写，其实也是一种“含蓄”。
九、特大号和专号
三十年代的定期刊物，在创刊和每卷开始的时候，通常都增加篇幅，称为“特大号”。
这也许是从日本出版界传来的风气。编刊“特大号”的意义，首先是为了吸收预定户。
因为每本“特大号”的零售价贵些，对预定户则不增价，这样就有人愿意预定了。其次
是刺激销路。一本“特大号”刊物，非但篇幅增加，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些。它给读
者以好印象，可以保证以后各期的销路。
我编了三年《现代》，对于“特大号”的作用，和期刊读者的心理，颇有体会。一
九三二年五月，《现代》创刊的时候，正当淞沪抗日战争之后，上海还没有一个文学刊
物，无论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因此，用“生意经”的话说，它是“独家生意”，用不着
宣传、刺激。创刊号共一九八页，定价三角，显得还便宜。初版印三千册，五天卖完，
又再版了二千册。第二期共一三八页，初版仍印三千册。因为知道刊物总是第一期销路
好些，有许多人买了第一期，不很中意，就不买第二期了。但这时候，创刊号在内地，
如四川、广东等处，才发生影响。因此，创刊号又添印了一千册，第二期也相应地添印
了二千册。从第三期至第六期，每期都有一百三四十页光景，定价都是三角。各期销路，
升降于四五千册之间。看情况，有下跌的趋势。
一般月刊，都以一年十二期为一卷。我把《现代》改作以半年六期为一卷。故十一
月份出版的第七期成为第二卷第一期。这一期是“创作增大号”，共二一八页，较创刊
号多二十页。零售每本五角，预定户不加价。这一期内容编得相当整齐，选稿标准也较
高。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二版，一共卖了一万册。从此，我体会到“特大号”
的刺激力。第二卷第二期至第六期，每期都仍是一百三四十页。第一卷每期的平均页数
是一百四十五页，第二卷的平均页数是一百四十八页，对出版商来说，成本并没有提高，
但销数激增，利润就厚了。
第三卷第一期是“五月特大号”，文字只有一七六页，并无“特大”之处。于是我
选印了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逊，收夏朋、陈烟桥、何一川等木刻八版，作为别册附赠
品，这也是从日本刊物学来的办法。这一本木刻选，当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木刻正是一
种新兴艺术。由于它是夹在本期《现代》中的单行本，读者买去后就另外收藏，近年来
我看到几套全份的《现代》，都不见有这一本附赠品，可知它极容易散失。
第三卷的《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
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分减了一部分销路。我在第四卷第一期编刊了一个
“十一月狂大号”，共二七八页，挺厚的一本。这个“狂”字虽然很有效果，但也仅仅
使《现代》的销数维持在七千册左右，不致一落千丈。这一卷《现代》各期的平均页数
是一九○页，对出版商是没有什么利润了。
从“特大号”而“增大号”，而“狂大号”，我觉得这条路子已经走尽，翻不出什
么新的花样了。第五卷第一期的《现代》是个二一八页的普通号，不作任何宣传。在第
五卷第六期，我编刊了一个《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全书四百多页，是郑振铎为《小说
月报》编的《中国文学专号》以后的最大专号。这个专号我经营了三个月，自己觉得编
得还相当整齐，读者的反应也不坏。
接着，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又是一个三一六页的特大号。连续二期《现代》，
总计有七百多页，应当是一个有效的刺激，然而这两期的销路却不到四千册。这是因为
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股。流动资金抽竭，放在外面的帐款收不回来。因此，管
出版的人不敢多印，只印三四千册应付门市，而大大地减少了对内地的供应。
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是我和杜衡编的最后一期。当时现代书局已换了主人，编
辑部也来了新的负责人，我们便辞职退出。我原先计划从第五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
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六卷第六期的《苏联
文学专号》打掩护的。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今天翻阅旧刊，
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十、《现代》的编者
《现代》创刊时，虽然由我署名主编，但参加这个刊物的设计和筹备工作的，还有
戴望舒和杜衡。在《现代》以前，我们办过《璎珞》旬刊、《无轨列车》半月刊、《新
文艺》月刊，还有一个流产了的《文学工撤。对于编文艺刊物，我们已有一些经验。
从《无轨列车》开始，冯雪峰一向和我们的文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我请戴望舒选编新
诗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刊物出版后，创作小说的来稿肯定是最多
的，我请杜衡担任一部分创作小说的审稿工作。冯雪峰答应向鲁迅联系，经常为《现代》
写稿。他自己也答应为《现代》写或译一些新兴文艺理论。由于这几位老朋友的支助，
《现代》创刊才得实现。
不久，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
才由我独力承担。编到第二卷第六期，当时上海有一家书店，在计划创刊一个大型文艺
月刊，托人请杜衡去主编。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为了营业竞争，不愿意让杜衡去另辟天
地，就找我商量，他竭力主张请杜衡加入《现代》编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
杜衡当时正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中，我不理解那个书局为什么想到请杜衡去编文艺刊
物。上海有许多书局、书店，淞沪抗战之后，正在逐渐恢复元气，新的文艺刊物正在纷
纷出现，为什么张静庐要把杜衡拉进来，不让他去编另外一个刊物。再说，杜衡参加了
《现代》编务，也不能扼杀那个书店的创办文艺刊物的计划，他们总会找到一位适当的
编辑。这些情况，我当时实在不能理解。张静庐把杜衡去另编刊物看作是他营业上的一
大威胁，我把杜衡参加《现代》编务看作是《现代》的一大不利。这样，我们劳资之间
相持了半个月，最后是资方胜利，《现代》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我和杜衡共同署名主编。
从此杜衡也成为现代书局编辑部的成员。
去年，有一位研究新文学史的青年来访问，他问我：“《现代》到底是几个人编辑
的？”我说：“第一、二卷是我编辑的，第三卷以后是我和杜衡合作编辑的。”
他说：“好像还有一位编辑。”说着，他拿出从《现代》第四卷第四期中抄录的一
条“现代杂志社启事”。大意是从“即日起辞卸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务，集中绵力编
辑本刊，使本刊内容能益臻于充实之境。”下面的署名是“现代杂志社同人施蛰存、杜
衡、叶灵凤启。”
重温了这一条启事，才想起当时情况。原来当时的现代书局，由于资方拆伙，经济
情况非常枯竭。不知什么人起意，请来了一位新的经理。据说这位经理是带了资金来热
心做文化事业的，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投资多少。这位经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一位
新的编辑，而这位新编辑显然是和国民党大有关系的人物。现代书局的编辑部本来只有
我们三个编辑，其余便是几个校对员。我和杜衡专编《现代》，叶灵凤主持其他出版物
编审工作。此外还有一位宋易，主编《现代儿童》月刊，和《现代出版界》月刊。这是
出版科的宣传刊物。宋易兼任出版科事宜，不在编辑部工作，因此好像就不属于编辑部。
新编辑来到以后，虽然没有定名义为主任，但此人颐指气使，俨然以主任自居。我们觉
得不能与此人合作，便向书局经理室提出辞呈，辞去编辑部工作，专任《现代》杂志的
编辑工作。经理室接受辞呈后，我们便退出编辑部，另外找一个房间，作为《现代》杂
志社，同时在《现代》上刊出了这个启事。
叶灵凤本来不是《现代》杂志的编辑，但既然大家都退出编辑部，他在现代书局的
工作任务就落空了。因此，我们就请他帮助搜集《现代》的图版资料，作为《现代》杂
志社“同人”之一。“同人”并不意味着“主编”，或“编辑”。
辞去编辑部工作，是我们第一步退却。半年之后，书局情况愈坏，门市营业清淡，
内部经济周转无术，却还有人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我们在这种形势下，觉得已毫无希望，
便完全退出现代书局，散伙回家。《现代》杂志由新来的编辑主任请汪馥泉接手编辑，
出了一期“革新号”，接着又出版了一期，现代书局便宣告破产，关门大吉。新经理、
新编辑抢到了一条破船，真是“好梦不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写毕
六张照片，当时想有一篇文章来做结束，可是找不到适当的文章。幸而鲁迅寄来了一篇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束文章，可惜文章来迟了，无法在四月份
和照片同时发表，于是只得发表在五月份的《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萧和巴比
塞》，这是送走了萧伯纳，准备欢迎巴比塞了。萧参远在莫斯科，得知上海正在闹萧翁
热，译了一篇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伯纳萧的戏剧》来，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
价。这篇译稿来得更迟，在十月份的《现代》上才刊出，它仿佛也是鲁迅转交的。（按：
这位萧参，或者是瞿秋白的笔名，当时瞿正住在鲁迅家里。）
五、丁玲被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了四五天，文艺界
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各报刊都保持沉默，不作报道。当时，《现代》三卷二期，
即将在六月一日出版；全稿正在进行三校，我就在最后一页《编者缀语》中加了一段，
全文如下：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
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
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我竭力压低愤怒的情绪，反正目的只是要把这件暴行公告于天下，这样写也就够了。
恰好这一期《现代》上有一篇戴望舒的法国通信，题为《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我就紧接着在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的这一段后面，加上了一段：
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
意本期的法国通信。……我想借这一段为“指桑骂槐”，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不
幸望舒这篇通信里把法国作家纪德说成是“第三种人”，引出了鲁迅的一篇批评文章
《又论“第三种人”》。这样一来，读者对这篇通信的看法就不同了。人们以为这篇通
信的作用是“第三种人”想拉纪德为“护法”，而不去注意它的主要内容。
因而我这一段《编者缀语》似乎也没有人体会其意义。
在三卷三期《现代》（七月一日出版）上，我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
玲女士》，有一段图版说明：
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这一段的语气比较游移，因为当时所得种种消息，似乎丁玲颇有生命危险，我不敢
再明白肯定她是被捕。所以说“疑幻疑真”，表示我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下面一句
“存亡未卜”是告诉读者，还没有正确的消息。
但是，和这一期《现代》同一天出版的《涛声》（曹聚仁编），却刊出了一条消息：
《丁玲已被枪决》。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广大文学青年的愤怒和激动，鲁迅也写下
了那首著名的《悼丁君》诗。接着，我收到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有些信要求介绍丁玲
的生平及作品，有些信要求《现代》编刊追悼丁玲专号。我选了两封信，附以答复，发
表在三卷四期《现代》（八月号）的《社中谈座》栏内。
第一封是署名司马焦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介绍“丁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同样
要求的来信很多，可见有许多读者需要更多了解些丁玲。我就几乎像写丁玲小传那样作
了答复。另外有一个署名陈文俊的读者从“广州高等贫民窟中”寄来了一封长信，这是
一封很为突出的读者来信，其内容分为四段，今节录如下：
“在法西斯毒雾之下，左翼作家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
“丁玲继胡也频们五个青年作家之后也被××暗杀了。左翼作家们倘是依然不做声，
那么第三个也许就轮到你了。……”
“我希望丁玲之死，你们能够替她出一个专号纪念她。不可能时，至少也要出一个
特辑之类。并且，从此以后，更应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进，向前
努力……”
“希望《现代》能提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现代的青年，向前进……”
很明显，这封信的作者是同情所谓“第三种人”的。他猛烈攻击左翼作家，而且希
望《现代》提出一个“目标”来领导青年，大有鼓动“第三种人”招兵买马，拉起山头，
自成一个文学派系的意味。《现代》从三卷一期起，由我和杜衡（苏汶）合编，给文艺
界的印象，确实好像《现代》已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或机关刊物。但是我并没
有这样的设想。杜衡加入编辑，我是被迫于某一种形势，不能不同意。我未尝不估计到
杜衡参加编辑以后，《现代》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我和杜衡有一个协议，要使《现代》
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尽管我们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
系，决不和左联对立，因为杜衡和戴望舒都还是左联成员。
这位来信的陈文俊，不知是何许人。他这封信的内容，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含有
这种意味的信，我们收到的还有，不过这封信写得最为爽直明朗。我认为这封信是有代
表性的，它是在敦促《现代》表态。因此我就选取这封信，附以答复，一起发表。
对于来信的第一、二段，我只是简单地说明：关于丁玲的事，在未得到最后的确实
消息以前，我们并不准备有纪念特辑之类的举动。对于来信的第三、四段，我这样写了
答复：
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提示不出。因为
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无论装得怎样进步，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
于真正从事于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
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
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
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我们深信文艺的最大功效，就不过是这一点点刺激和兴奋。所以，一年以来，我们
从不愿意作过分的夸张，以为号召读者的宣传。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
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
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
丁玲被捕，竟会引出《现代》杂志的读者来信要求《现代》杂志提示目标，领导青
年。丁玲是左翼作家，她的被捕，竟会引起青年对左翼作家的攻击。这两种现象，都出
于我的意外，几乎认为是不合逻辑的事。但是，事实毕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我以
为，这里反映着当时一般文学青年的思想现实：他们对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对革命文学
的路线和目标，都有所怀疑，有所不理解，因而对一些基本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
这几段答复，记录了我当时的文艺观点，有些措辞是很不适当的。我用了“我们”，
是代表《现代》杂志，代表这个杂志的两个编者：我和杜衡。《现代》停刊以后，我和
杜衡分手。杜衡和韩侍桁、杨邨人去创办《星火》月刊，结集一部分青年，提示了他们
的目标，拉起了一座小山头。这个刊物才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有意识地和左
联对立了。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韩侍桁在重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团结抗敌的新形
势下，“第三种人”不复存在。这些行动，和我都没有关系。
六、伐扬·古久列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剩三月，成立了傀儡政权
满洲国。东北抗日义勇军纷纷起来和日满军队斗争。但由于执政者畏怯抗日，义勇军得
不到足够的支援，未有巨大的战果。一九三三年春，国际联盟派了一个以英国李顿爵士
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这个调查团是帝国主义者互相讨价还价，密谋调整他们在
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组织，调查了两个月，回去向国联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
告是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年八月，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停止抗日。这就无
异于同意丧失国土，默认伪满政权。全世界正义人士，闻知此事，舆论哗然，群起抗议。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
略中国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早先听说将由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主席。后来到中国
来的代表团却以英国的马莱爵士和法国作家古久列为首，巴比塞没有来。
远东反战大会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当时很少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伐扬
·古久列是法国著名作家，《人道报》主笔，文艺界对他最为注意，《现代》上也译载
过他的小说。十月二日，他和马莱爵士出席了上海电影文艺界同人主持的晚宴招待会，
才公开与上海文艺人士见面。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记者给摄了影。这个照片，我发
表在四卷一期《现代》（十一月号）上，还有一幅许幸之为古久列画的即席速写像。
十月三日下午，我得知古久列住在伟达饭店（今淮海路上），就打了个电话去，要
求访问。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我就和杜衡同去，还找了一位震旦大学同学，当律师的法
学博士，一起去为我们传译。古久列让我们在他房间里的阳台上谈话。我送了他两本
《现代》，一本是有他的作品的，一本是新出版的。我们谈了一些中法两国文艺界的情
况，最后我们要求他给《现代》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次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同意了，
但是他明天就要回国，没有时间写长文。我们说：不敢要求写长文，只要能留一个书面
谈话给中国作家就很感谢了。他答应我们明天早晨写，写好就交给饭店的帐房间，约我
们明天中午去取，而那时他已上船了。接着，他要求我们也和他交换一个文件，谈谈当
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他要我们尽早写成寄去，他预备参考一下，在法国作关于中国文
学的报告。我们答应他写这个文件，并且告诉他，这个文件将寄给现在巴黎的戴望舒转
交。
果然，他没有失信，我于十月四日午后到伟达饭店取得了他留交的文章。一共是抄
本纸四页，题目是《告中国知识阶级》。（按：应当译作《告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译
错了。）我们就把全文译出，发表在十一月份的《现代》上。
发表的文本，已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了几处，但此文如果他们要删净，除非全文禁
止，故作者的观点，依然很清楚，现在节录三段于此：
“这里，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必然的腐化，是因贪吝的帝国主义者的龌
龊的活动而变得加倍的厉害。同时，本国和外国的支配势力更陷全国大众于永久的贫困
与愚昧中。中国的贫困，它本身就是统治者权力的保障，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不过
是阶级斗争的谑画式的影子而已。”
“一切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联合战线，来对付国内的叛逆及国外的
榨取者的进攻。而且只有由一些革命的优秀分子——这些分子，我曾经会到过几个的—
—来领导着，才能达到胜利。”
“只有忠实、勇敢、勤劳的大众开始抬起头来的时候，中国才能发现她从新走上文
化之路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除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外，中国便没有其他的福音。”
这些话，在上海的国民党文化检查官并不重视，他们用红笔勾删的都是直接指斥国
民党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文句。但在内地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却有读了此文而大惊小
怪的。听说，在某些省里，这一期《现代》是撕去了这二页而后才准许发售的。
古久列这篇文章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希望有机会补足被删去的原文，重新发表。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这份手稿被“革命小将”毁了。
古久列回国后，我们也履行诺言，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简报。关于左翼文
学的情况，我们估计他肯定已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因而我们写的简报，侧重在非党作家
的文艺活动，仿佛也约略报道了“第三种人”的论辩情况。文章不长，译成法文，似乎
也只有五大页。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戴望舒，托他转致古久列，以后就没有关于此文的消
息。
七、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一九三五年，孔另境计划编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向朋友中间征借书信。我
捡了几十封作家书信给他，他都编录在那部书里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存放在松江的一
切书籍、文物，连同家具、衣服、房屋，全毁于炮火和盗窃。所有作家给我的书信，也
都片纸不存。最可惜的是还有些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的信，当时不愿全部交给另
境去发表，铸成了大错。倒是交给另境编录的那些信件，再也不会消失的了。
另境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海珠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许多作家书信，有些是一九三五
年没有编录的，有些是另境在三五年以后收集得来的。海珠为了继承父志，计划钞录成
帙，编出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二集》，并且还立志要继续编下去，为文艺界保存这
一类重要的史料。我深悔自己当年由于吝啬自私而损失了许多三十年代文艺史料，愿意
尽力帮助她做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去年，有一天，海珠拿来一封旧信，是一月十日郭沫若写给我和社衡的。一看信中
所述，才回忆起这个本事。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惟有郭沫若远
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
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我曾几次托灵凤代我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三
三年三月，我就冒昧地自己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
我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郭先生的复信还是没
有允许。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九月初，我和杜衡联
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他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
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我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就把三分之一篇幅编在四卷一期《现代》中。这一期
杂志应当在十一月一日出版，全稿发交印刷所排印是十月一日。《离沪之前》是散文，
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我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周作
人之后。大约是叶灵凤看见了，写信去报告郭沫若。文稿还在排字房，大约是十月中旬，
郭沫若有信给灵凤，通知他把《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
表。这封信来得非常突兀，使我们很窘。没有办法，只好在已排印的文末加一行小字，
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同时和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
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排了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十一月初，
得到郭先生的谅解，《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于是我把第二部分文稿编
入四卷二期的《现代》，而在编后记中作了一个说明：
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
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这是欺哄读者的话，读者哪里会知道此中曲折呢？四卷二期《现代》出版以后，为
了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致再有问题，我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
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案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一月中，收
到他的复信，就是孔海珠给我看的那一封，当年另境有顾虑，没有编入他的《中国现代
作家书信》。我把它题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
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
即颂撰安
杜衡施蛰存二先生
郭沫若一月十日
今天的报刊编辑同志，读了我这段回忆记，一定会感到新奇，或者惊讶。但是在三
十年代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稍一不慎，便遇到麻烦。大作家不
容易侍候啊！
八、文章含蓄
三十年代，在上海租界当局的容许范围之内，写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小说，另有一
副笔墨。它们必须避免一些说明，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省略一些枢纽。整个故事的前
因后果，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有些天真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他们不了解革命斗
争的形势，更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对于这些小说，常常感到“朦胧”。《现代》杂志上
有好几篇小说，曾招致读者来信，要求解释。他们提出了许多“为什么”？作为编者，
我感到很难答复。我不能为作者作笺注啊！最初，我只是答复一信，略略解释一下，对
付过去。
在第三卷第二期的《现代》上，发表了适夷的一个短篇小说《死》。小说的内容是
一个化名“李大姐”的女同志，夜晚在西藏路上被国民党特工绑架逮捕后，受到严刑拷
打。特工要威逼她供出同志的地址，李大姐坚持不屈而死。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着重描写
了李大姐当时的心理状态。在酷刑和侮辱之下，她曾经想屈服。经过思想斗争，认清了
革命的意义，生和死的意义，终于坚持下去，为革命而牺牲。但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没
有说明李大姐是何等样人。她为什么被绑架？那个“黑大个子老王”为什么要绑架她？
他要逼她说出来的是个什么地址？
两个月之后，反应来了。我收到一封署名“石心照”的读者来信，全录于此：
编辑先生：
当我看完了三卷二期适夷君作的《死》以后，我的
脑子昏昏乱乱，几乎令我不知所看的是什么。于是又反复看了有四次之多，但是始
终看不清到底所写的是什么。
一、为什么那个女子走在大街上被黑大个子老王架上汽车？是不是绑票？（但是那
女子是穷的。）
一、老王是个作什么的？
一、用抽打刑罚逼那女的说些什么？
还有，“上海足足弄掉了二三百个地方……用木壳枪保护你，用不着怕……”这是
不是逼亲，或旧小说上的抢亲？但是……（真不明白）还有（多着呢，不说了。）
就以上的问题，我费了三周夜的思索，始终还是不明白。现在请问编者对于我的这
几句话有什么意见。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是含蓄得太高深了，也只有作者（或
《现代》的编者）能懂得。
愚笨的读者（如我）是一点也不懂得。哎，只怨我少念几年书吧！
石心照
从这封信的署名“心照”看来，我猜想这封信不能从正面文字去理解。他并不是真
的看不懂《死》，而是在讽刺作者，也是在讽刺革命文学。我研究之后，觉得不能从此
信所表现的文字以外去答复。同时，我想利用这封信来公开答复以前有些真是看不懂的
读者来信。
我作了这样的答复：
心照先生：
你的来信始而使我们惊诧，终而使我们感叹。你对于适夷君的《死》所发的几点疑
问，请原谅，我们也没有可能从事社会革命的女性因政治关系而被捕的情形。
此外，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请你把那作品看一个第五次。
你说“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我们不得不告诉你，在目前形势下，有些文章是
不得不含蓄，倒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
所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①……
编者
①最近看到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选集《草鞋脚》，适夷同志的这篇《死》也已选入，
可知它不是看不懂的。
这最后一段复信，我以为可以使这位读者“心照不宣”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
读者是真的看不懂。就在第三卷第六期的《现代》上，发表了一篇金丁的小说《两种人》，
内容也是描写了一个特工绑架一个革命青年。其中有两句道：
一辆汽车从爱多亚路转角处开了过来。
“上去１
有一位读者来了一信。他说，只有人跳上电车，没有听说可以跳上汽车。况且此人
还挟了一个人，怎么能跳上在驰行的汽车呢？这是一个天真的读者，他的语文水平肯定
是较低的，至少他不能了解上海人的口语。我不得不向他解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的
意义是汽车开到身边停下。而不是“开过”或“开着”。这虽然是一个修辞问题，但作
者这样写，其实也是一种“含蓄”。
九、特大号和专号
三十年代的定期刊物，在创刊和每卷开始的时候，通常都增加篇幅，称为“特大号”。
这也许是从日本出版界传来的风气。编刊“特大号”的意义，首先是为了吸收预定户。
因为每本“特大号”的零售价贵些，对预定户则不增价，这样就有人愿意预定了。其次
是刺激销路。一本“特大号”刊物，非但篇幅增加，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些。它给读
者以好印象，可以保证以后各期的销路。
我编了三年《现代》，对于“特大号”的作用，和期刊读者的心理，颇有体会。一
九三二年五月，《现代》创刊的时候，正当淞沪抗日战争之后，上海还没有一个文学刊
物，无论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因此，用“生意经”的话说，它是“独家生意”，用不着
宣传、刺激。创刊号共一九八页，定价三角，显得还便宜。初版印三千册，五天卖完，
又再版了二千册。第二期共一三八页，初版仍印三千册。因为知道刊物总是第一期销路
好些，有许多人买了第一期，不很中意，就不买第二期了。但这时候，创刊号在内地，
如四川、广东等处，才发生影响。因此，创刊号又添印了一千册，第二期也相应地添印
了二千册。从第三期至第六期，每期都有一百三四十页光景，定价都是三角。各期销路，
升降于四五千册之间。看情况，有下跌的趋势。
一般月刊，都以一年十二期为一卷。我把《现代》改作以半年六期为一卷。故十一
月份出版的第七期成为第二卷第一期。这一期是“创作增大号”，共二一八页，较创刊
号多二十页。零售每本五角，预定户不加价。这一期内容编得相当整齐，选稿标准也较
高。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二版，一共卖了一万册。从此，我体会到“特大号”
的刺激力。第二卷第二期至第六期，每期都仍是一百三四十页。第一卷每期的平均页数
是一百四十五页，第二卷的平均页数是一百四十八页，对出版商来说，成本并没有提高，
但销数激增，利润就厚了。
第三卷第一期是“五月特大号”，文字只有一七六页，并无“特大”之处。于是我
选印了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逊，收夏朋、陈烟桥、何一川等木刻八版，作为别册附赠
品，这也是从日本刊物学来的办法。这一本木刻选，当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木刻正是一
种新兴艺术。由于它是夹在本期《现代》中的单行本，读者买去后就另外收藏，近年来
我看到几套全份的《现代》，都不见有这一本附赠品，可知它极容易散失。
第三卷的《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
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分减了一部分销路。我在第四卷第一期编刊了一个
“十一月狂大号”，共二七八页，挺厚的一本。这个“狂”字虽然很有效果，但也仅仅
使《现代》的销数维持在七千册左右，不致一落千丈。这一卷《现代》各期的平均页数
是一九○页，对出版商是没有什么利润了。
从“特大号”而“增大号”，而“狂大号”，我觉得这条路子已经走尽，翻不出什
么新的花样了。第五卷第一期的《现代》是个二一八页的普通号，不作任何宣传。在第
五卷第六期，我编刊了一个《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全书四百多页，是郑振铎为《小说
月报》编的《中国文学专号》以后的最大专号。这个专号我经营了三个月，自己觉得编
得还相当整齐，读者的反应也不坏。
接着，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又是一个三一六页的特大号。连续二期《现代》，
总计有七百多页，应当是一个有效的刺激，然而这两期的销路却不到四千册。这是因为
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股。流动资金抽竭，放在外面的帐款收不回来。因此，管
出版的人不敢多印，只印三四千册应付门市，而大大地减少了对内地的供应。
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是我和杜衡编的最后一期。当时现代书局已换了主人，编
辑部也来了新的负责人，我们便辞职退出。我原先计划从第五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
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六卷第六期的《苏联
文学专号》打掩护的。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今天翻阅旧刊，
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十、《现代》的编者
《现代》创刊时，虽然由我署名主编，但参加这个刊物的设计和筹备工作的，还有
戴望舒和杜衡。在《现代》以前，我们办过《璎珞》旬刊、《无轨列车》半月刊、《新
文艺》月刊，还有一个流产了的《文学工撤。对于编文艺刊物，我们已有一些经验。
从《无轨列车》开始，冯雪峰一向和我们的文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我请戴望舒选编新
诗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刊物出版后，创作小说的来稿肯定是最多
的，我请杜衡担任一部分创作小说的审稿工作。冯雪峰答应向鲁迅联系，经常为《现代》
写稿。他自己也答应为《现代》写或译一些新兴文艺理论。由于这几位老朋友的支助，
《现代》创刊才得实现。
不久，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
才由我独力承担。编到第二卷第六期，当时上海有一家书店，在计划创刊一个大型文艺
月刊，托人请杜衡去主编。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为了营业竞争，不愿意让杜衡去另辟天
地，就找我商量，他竭力主张请杜衡加入《现代》编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
杜衡当时正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中，我不理解那个书局为什么想到请杜衡去编文艺刊
物。上海有许多书局、书店，淞沪抗战之后，正在逐渐恢复元气，新的文艺刊物正在纷
纷出现，为什么张静庐要把杜衡拉进来，不让他去编另外一个刊物。再说，杜衡参加了
《现代》编务，也不能扼杀那个书店的创办文艺刊物的计划，他们总会找到一位适当的
编辑。这些情况，我当时实在不能理解。张静庐把杜衡去另编刊物看作是他营业上的一
大威胁，我把杜衡参加《现代》编务看作是《现代》的一大不利。这样，我们劳资之间
相持了半个月，最后是资方胜利，《现代》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我和杜衡共同署名主编。
从此杜衡也成为现代书局编辑部的成员。
去年，有一位研究新文学史的青年来访问，他问我：“《现代》到底是几个人编辑
的？”我说：“第一、二卷是我编辑的，第三卷以后是我和杜衡合作编辑的。”
他说：“好像还有一位编辑。”说着，他拿出从《现代》第四卷第四期中抄录的一
条“现代杂志社启事”。大意是从“即日起辞卸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务，集中绵力编
辑本刊，使本刊内容能益臻于充实之境。”下面的署名是“现代杂志社同人施蛰存、杜
衡、叶灵凤启。”
重温了这一条启事，才想起当时情况。原来当时的现代书局，由于资方拆伙，经济
情况非常枯竭。不知什么人起意，请来了一位新的经理。据说这位经理是带了资金来热
心做文化事业的，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投资多少。这位经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一位
新的编辑，而这位新编辑显然是和国民党大有关系的人物。现代书局的编辑部本来只有
我们三个编辑，其余便是几个校对员。我和杜衡专编《现代》，叶灵凤主持其他出版物
编审工作。此外还有一位宋易，主编《现代儿童》月刊，和《现代出版界》月刊。这是
出版科的宣传刊物。宋易兼任出版科事宜，不在编辑部工作，因此好像就不属于编辑部。
新编辑来到以后，虽然没有定名义为主任，但此人颐指气使，俨然以主任自居。我们觉
得不能与此人合作，便向书局经理室提出辞呈，辞去编辑部工作，专任《现代》杂志的
编辑工作。经理室接受辞呈后，我们便退出编辑部，另外找一个房间，作为《现代》杂
志社，同时在《现代》上刊出了这个启事。
叶灵凤本来不是《现代》杂志的编辑，但既然大家都退出编辑部，他在现代书局的
工作任务就落空了。因此，我们就请他帮助搜集《现代》的图版资料，作为《现代》杂
志社“同人”之一。“同人”并不意味着“主编”，或“编辑”。
辞去编辑部工作，是我们第一步退却。半年之后，书局情况愈坏，门市营业清淡，
内部经济周转无术，却还有人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我们在这种形势下，觉得已毫无希望，
便完全退出现代书局，散伙回家。《现代》杂志由新来的编辑主任请汪馥泉接手编辑，
出了一期“革新号”，接着又出版了一期，现代书局便宣告破产，关门大吉。新经理、
新编辑抢到了一条破船，真是“好梦不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