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化与缩小化

    现代汉语里所有什么什么"化"的构词方式，都是从日语引进的。而"扩大化"这个词，却来自前苏联。1956年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其中提到曾把成千上万忠诚的**员和正直的苏联公民加以迫害的"肃反扩大化"--国际**运动的惨痛教训。同年，以**为首的**中央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长文，对此作出评论。

    在那以前，肃反扩大化的事情，在中国，30-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也发生过，但没有这样称呼。1949年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政治运动里，都有过扩大打击面的情况，只是没叫扩大化。

    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据公布的数字，全国打击和处理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到70年代末甄别，承认这次运动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从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来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是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事情。从文化心理上找一找扩大化的原因，我粗浅地认为，那就是"好大喜功"。

    一次政治运动，形同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前动员，战地鼓动，都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任何战争都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我们更是要求"全部、彻底、全面、干净消灭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越多越好，此之谓战果。战士们请缨请战，斗志昂扬，"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在战场上，是不容战士们讨论炮火所向是不是真正的敌人的；即使误伤无辜，也是难以避免的，此之谓大局。战役结束，上报战果，打死打伤的敌人，就只有数字没有姓名了。然后是庆功会，表扬和奖励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勇敢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战场上毫无疑义的事，在政治运动里复制，结果怎么样？在土地改革里，好歹有一个计算剥削量的界限，在"三反""五反"运动里，好歹有一个按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及其他盗窃国家资财的数字定罪的界限。尽管如此，在具体执行中还会发生罪罚不当的误差；而在像反右派这样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里，一次讲话以至一句话，一本书以至一行文字，一个态度以至一个表情，据以判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据以判是非与敌我，由于缺乏可靠的量化标准，最后统统以需要打多少人的"控制数字"为依归。在政治压力下，一边倒的情势自然倾向于"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擂"，这里面有被群众运动调动起来的非理性因素，也有区别于运动主持者和积极分子"好大喜功"心理的，一般随大流者屈从压力、仅以自保，"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的心理。因为如果对昨天为好人为朋友为同志为座上客今天为坏人为敌人为阶下囚的人稍稍流露同情，就是右倾，就沦为姑息包庇或同案疑犯，就有从敌我之间"两可"堕入敌人界内的危险了。

    此时此地，欲不"扩大化"，岂可得乎？

    接着，1958年兴起的，首先从工农业发轫后来遍及各条战线的全面大跃进，也是用指挥打仗、指挥政治运动的办法，大造声势，形成压力。稍有怀疑，或持异议，就有"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等着，从"画乌龟"的人格侮辱到"拔白旗"的实际解决，在这裹挟一切的大潮里，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恐怕也不外前一个运动即反右派时起作用的，上则好大喜功，自欺欺人，下则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了。眼看着信口开河、浮夸虚报、报喜不报忧、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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