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俳句事件"说起 --夜读抄（2/2）
《邵燕祥散文集》作者：邵燕祥散文集：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 2017-04-13 13:49
来越挑剔，禁发稿件成了家常便饭。出版图书要预先申报计划，附上原稿或有关资料。出版社甚至必须提交购买图书的"读者卡"，有关方面据此调查读者的思想倾向，有的读者受到查问，有的军人受到处分。一些著名学者因言论、学术问题而被逐出大学校园，甚或受到审判。思想迫害、学术治罪的事件不断发生。
思想迫害和学术治罪
凡此，日本的文化统制，还有教育改组，都是推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是建立法西斯"国防国家"总国策的一部分。
日本在近代天皇制统治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和军国主义思想。革命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高压取缔。不过，在不反对天皇制的前提下，尚允许某些自由民主思想的流传，允许学术研究的一定自由。但是在大力推行法西斯化以后，不断扩大取缔的范围，从**、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直到和平反战的思想情绪，都成了非法的。
例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他所著的《刑法读本》曾被大审院作为好书推荐，他的刑法学说其实是很保守的。不过，泷川不赞同刑罚万能的理论，主张重视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由此出发认为革命家并非无耻之徒，犯内乱罪者不应按道德卑劣者处理；他还提出男女通奸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在谈《复活》中刑法思想的演讲中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仅仅这一些，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教授"，1933年其著作被内务省查禁，随后被文部省"停职"。此事引起一些大学师生抗议。结果文部省坚持强硬态度，除泷川外，还让不肯屈服的京**学部三分之二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十四人）辞职。
1937、1938年又相继发生矢内原事件和河合荣治郎事件。两人都是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信仰基督教，在《国家的理想》文中提出"正义与和平乃国家之理想"，允许不同主张的存在是真正实现"举国一致"，达到国家理想的必要条件，被责为"不稳言论"，被迫辞职。河合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所著《法西斯主义批判》一书，以扰乱社会安定秩序为由在1938年被禁，次年被免职，并被诉违反出版法，1941年被认定有罪，经长期折磨，身心交瘁，1944年病逝。
前面说起的"俳句事件"也就是在同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类文字狱甚至波及中小学教育界。从20年代末中小学里的"生活作文"，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自由选题作文，但内务省认为，这会促使儿童观察贫困生活，"诱致阶级意识"，于是在1940-1941年间，在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带，对"生活作文运动"进行镇压，接连几次逮捕，有一次被捕109人，还有一次被捕五十多人。在"教育改组"的题目下还做了大量文章，从略。
愚民政策和知识分子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
在言论报国会的会议上，内阁情报局次官奥村喜和男指出，当务之急是"抛弃'美国心'、'英国心'"，"回归于'大和心'"；改变了明治维新时期《五条誓文》中"求知识于世界"，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欧美近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的方针，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在对德意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大开绿灯的同时，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英美被看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做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1943年，内务省、情报局禁止演奏约一千首英美乐曲，后来甚至禁止使用美国型的乐器吉他、夏威夷琴和爵士乐的打击乐器。并且决定从日常生活中驱除英语，改换商品名称。
日本法西斯的文化统制与国民统制（它有形成严密组织形式的国民统制网络）相配合，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时容易做到，但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团体，信息渠道单一，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剥夺了国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可能。以致如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直到天皇宣告'结束战争'之前，多数国民没有丧失对敌的斗志，下定决心玉碎或在本土决一死战"；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毒害最大，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加入"神风队"，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由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日本总要在教科书里下功夫篡改历史了。
这本书不但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前提、体制构想和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作用，并且论证了社会传统和国民心理与法西斯思想统制的关系，不及备述。在最后部分说到"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为之效力"时，引用矢内原忠雄对当年日本知识分子所作的四类划分：第一，与军部法西斯政治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本书著者指出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并举其主要代表京都学派加以分析，兹从略。
《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第一编讲德国，第二编讲意大利，第三编讲日本；上文摘引较多的是有关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统制"一节，为吕永和、孙仁宗撰稿。
1996年9月12日10月6日
思想迫害和学术治罪
凡此，日本的文化统制，还有教育改组，都是推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是建立法西斯"国防国家"总国策的一部分。
日本在近代天皇制统治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和军国主义思想。革命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高压取缔。不过，在不反对天皇制的前提下，尚允许某些自由民主思想的流传，允许学术研究的一定自由。但是在大力推行法西斯化以后，不断扩大取缔的范围，从**、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直到和平反战的思想情绪，都成了非法的。
例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他所著的《刑法读本》曾被大审院作为好书推荐，他的刑法学说其实是很保守的。不过，泷川不赞同刑罚万能的理论，主张重视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由此出发认为革命家并非无耻之徒，犯内乱罪者不应按道德卑劣者处理；他还提出男女通奸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在谈《复活》中刑法思想的演讲中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仅仅这一些，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教授"，1933年其著作被内务省查禁，随后被文部省"停职"。此事引起一些大学师生抗议。结果文部省坚持强硬态度，除泷川外，还让不肯屈服的京**学部三分之二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十四人）辞职。
1937、1938年又相继发生矢内原事件和河合荣治郎事件。两人都是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信仰基督教，在《国家的理想》文中提出"正义与和平乃国家之理想"，允许不同主张的存在是真正实现"举国一致"，达到国家理想的必要条件，被责为"不稳言论"，被迫辞职。河合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所著《法西斯主义批判》一书，以扰乱社会安定秩序为由在1938年被禁，次年被免职，并被诉违反出版法，1941年被认定有罪，经长期折磨，身心交瘁，1944年病逝。
前面说起的"俳句事件"也就是在同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类文字狱甚至波及中小学教育界。从20年代末中小学里的"生活作文"，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自由选题作文，但内务省认为，这会促使儿童观察贫困生活，"诱致阶级意识"，于是在1940-1941年间，在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带，对"生活作文运动"进行镇压，接连几次逮捕，有一次被捕109人，还有一次被捕五十多人。在"教育改组"的题目下还做了大量文章，从略。
愚民政策和知识分子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
在言论报国会的会议上，内阁情报局次官奥村喜和男指出，当务之急是"抛弃'美国心'、'英国心'"，"回归于'大和心'"；改变了明治维新时期《五条誓文》中"求知识于世界"，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欧美近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的方针，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在对德意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大开绿灯的同时，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英美被看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做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1943年，内务省、情报局禁止演奏约一千首英美乐曲，后来甚至禁止使用美国型的乐器吉他、夏威夷琴和爵士乐的打击乐器。并且决定从日常生活中驱除英语，改换商品名称。
日本法西斯的文化统制与国民统制（它有形成严密组织形式的国民统制网络）相配合，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时容易做到，但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团体，信息渠道单一，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剥夺了国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可能。以致如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直到天皇宣告'结束战争'之前，多数国民没有丧失对敌的斗志，下定决心玉碎或在本土决一死战"；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毒害最大，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加入"神风队"，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由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日本总要在教科书里下功夫篡改历史了。
这本书不但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前提、体制构想和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作用，并且论证了社会传统和国民心理与法西斯思想统制的关系，不及备述。在最后部分说到"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为之效力"时，引用矢内原忠雄对当年日本知识分子所作的四类划分：第一，与军部法西斯政治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本书著者指出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并举其主要代表京都学派加以分析，兹从略。
《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第一编讲德国，第二编讲意大利，第三编讲日本；上文摘引较多的是有关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统制"一节，为吕永和、孙仁宗撰稿。
1996年9月12日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