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夜读抄（2/2）
《邵燕祥散文集》作者：邵燕祥散文集：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 2017-04-13 13:49
统的和僭窃的，"不得其死者十之一焉，被废而幽者亦十而一焉"，"**君主之子孙，其有能经三百年不经絷缚割屠戮菹醢之惨者乎？"说到酸鼻寒心处，真是耿耿此心，天日可鉴。
梁氏设想，**政体既然为害君主如此，或许另有大利可以跟所害相抵，那末冒险趋之也就无足怪了，他自问自答说，"**政体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则意欲上之自由，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其二则躯壳上之自由，玉食万方，便嬖满前，宫妾数千，穷奢极乐，所谓非以一人治天下，实以天下奉一人也。"但是，梁氏把中国两千年来君主的掌权情况分为四种，证明能按头一条如愿以偿实行"完全圆满之**"的没几个人："第一，有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凡得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汉高祖（下略）……第二，其权力虽不如第一种之强盛，而承继先业，继体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第三，初时行其全权，或穷奢极欲自奉一人，或穷凶极暴震栗天下，后卒身危国削身弑国亡者，凡得十一人……第四，则不能自有其全权，或委政于母后，或委政于外戚，或委政于权臣、佥壬、宦寺，虽其间安危异数，荣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荣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权则一也。由此言之，君主千数，而能真行专政权者不过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酿弑亡之祸者，尚三之一焉。"以致梁启超先生竟认为大部分君主所受的困厄苦难不自由，"有甚于吾辈小民十倍者"。论"**政体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论到这个份儿上，也就至矣尽矣，世之君主若还不醒悟，幡然放弃**制度，也就真是顽固不化，对不起先生的苦口婆心了。
但梁启超先生的苦口婆心又继之以危言耸听，他说："为国民者，当视**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踞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虽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从而爱惜之，增长之，则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国民而在君主之私人也。"
不过，梁先生给当时的君主们开的所谓治本的药方，乃是英国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当时既不得售，今天说来更大违国情，兹从略。
并称康梁的另一位，南海康有为先生，把《法国革命记》进呈光绪皇帝的时候，强调在大革命中"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惨状，痛陈惟有变法才能避免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结果报应还没落到清朝君主身上，"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命运倒先降临康梁头顶，谭嗣同等六君子则陈尸菜市口矣。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以后的1902年所仍然坚持的思路，与康有为上述避免革命以救皇室的论调是一致的。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了。怪孙中山激进吗？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交叉点上，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的形势下，辛亥革命是否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在当时是不是算得上"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要历史学家来回答的问题。在此只是记下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作者无意于幽默，但今人读来却觉得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苦涩之感；也许庄谐之间恰恰表明中国百年来一点可怜的进步吧？
1996年9月6日
梁氏设想，**政体既然为害君主如此，或许另有大利可以跟所害相抵，那末冒险趋之也就无足怪了，他自问自答说，"**政体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则意欲上之自由，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其二则躯壳上之自由，玉食万方，便嬖满前，宫妾数千，穷奢极乐，所谓非以一人治天下，实以天下奉一人也。"但是，梁氏把中国两千年来君主的掌权情况分为四种，证明能按头一条如愿以偿实行"完全圆满之**"的没几个人："第一，有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凡得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汉高祖（下略）……第二，其权力虽不如第一种之强盛，而承继先业，继体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第三，初时行其全权，或穷奢极欲自奉一人，或穷凶极暴震栗天下，后卒身危国削身弑国亡者，凡得十一人……第四，则不能自有其全权，或委政于母后，或委政于外戚，或委政于权臣、佥壬、宦寺，虽其间安危异数，荣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荣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权则一也。由此言之，君主千数，而能真行专政权者不过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酿弑亡之祸者，尚三之一焉。"以致梁启超先生竟认为大部分君主所受的困厄苦难不自由，"有甚于吾辈小民十倍者"。论"**政体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论到这个份儿上，也就至矣尽矣，世之君主若还不醒悟，幡然放弃**制度，也就真是顽固不化，对不起先生的苦口婆心了。
但梁启超先生的苦口婆心又继之以危言耸听，他说："为国民者，当视**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踞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虽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从而爱惜之，增长之，则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国民而在君主之私人也。"
不过，梁先生给当时的君主们开的所谓治本的药方，乃是英国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当时既不得售，今天说来更大违国情，兹从略。
并称康梁的另一位，南海康有为先生，把《法国革命记》进呈光绪皇帝的时候，强调在大革命中"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惨状，痛陈惟有变法才能避免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结果报应还没落到清朝君主身上，"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命运倒先降临康梁头顶，谭嗣同等六君子则陈尸菜市口矣。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以后的1902年所仍然坚持的思路，与康有为上述避免革命以救皇室的论调是一致的。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了。怪孙中山激进吗？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交叉点上，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的形势下，辛亥革命是否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在当时是不是算得上"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要历史学家来回答的问题。在此只是记下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作者无意于幽默，但今人读来却觉得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苦涩之感；也许庄谐之间恰恰表明中国百年来一点可怜的进步吧？
199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