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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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民族的命运，潘汉年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闯入金陵城……

    十万银洋，买得回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吗？

    十几年后，50年代初期，回乡探亲的侄子告诉潘汉年，在他们老家宜兴，下乡的工作队都在说，潘汉年有十万家财，在上海买了栋房子，还说是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给的。

    到了1963年，潘汉年面对最高法院判决书上的所谓"在1936年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又作何感想呢？下面几行只能是著者的"合理想象"：

    这是指的什么？"十万银洋"？给斯大林的电报？充当宋氏兄妹的前导？……

    历史可会站出来说话吗？

    这本书是三兄弟的合传，且重在通过三人的遭遇折射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于潘汉年在隐秘战线上的无可代替的功勋，不可能一一细数。

    我在读这本书时，突出的感想，是假手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竟无非一纸谎言。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与30年代莫斯科审判时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谎言同一模式。不同的是，大家知道，1955年逮捕潘汉年，乃是因为他曾往见汪精卫的"罪名"。而为什么最后在终审判决书上却是另一个罪名呢？

    再一想，这在长年没有法律可循的历史时期，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近读作家徐光耀回忆其被划右派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他划右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回答作协党组有关丁玲的书面调查时，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并对那种指供诱供式的调查提纲提出意见；但到定案时，罪状则只是他在1957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了。你说耐人寻味吗？这里有着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深的机杼在。

    可悲的，是由法院（还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记得在文革前夕草草判决胡风案时，也在北京的一间法庭里走了这么一个过场。不但到庭的证人（也是"反革命"胡风的"同案犯"）事前被指定了"证词"文本，作了背诵训练；连胡风本人也被"打了招呼"。当时并无需担心国内外舆论，当庭也不许局外人旁听，这样煞费苦心的表演又给谁看呢？

    听命于法外之权的法律不过是权力者手下的一支刀笔，听命于法外之权的法官不过是权力者手下的一个狱吏罢了。

    200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