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卦：明夷于飞，君子以用晦而明（2/2）

盾转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种状况决定了当事人必须采取韬光养晦的对策，以等黑暗过去，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到来时，再有所动作。作为处于一定地位的人，显然应把这种符合规律的认识自觉转为一种用以指导决策行动的思想。在形势较为顺利的时候，既要考虑如何进一步促进发展，同时又要有超前意识，预见到光明也有受损而敛其光华的时刻，因此而合理调整行为与策略，以便安全地渡过“明夷”的困难年代，为事物未来的新发展另觅光明与生机。汉京房《易传》有“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之言，贤者具预见性，所以能早做安排。其所谓“伤”，就是一种警惕精神。这样，当“明夷”夜幕笼罩大地之时，才不致惊慌失措，而是仍然清醒而冷静地在摸索中前进不息。

    其实，明夷卦的整体内容，正是以周文王的韬晦之举来推演其卦义的。当商纣王时代，即周文王治下的周族还是商王朝的一个属国。由于他勤于政事，创业有为，又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故周族的实力日益强大，许多小国纷纷归附。但姬昌为了最终实现“翦商”大业，仍对昏庸的商王称臣纳贡。商王封姬昌为“西伯”，并命姬昌与九侯、鄂侯一起为商朝的三公。九侯曾进献给纣王一个贤惠能干的女子，因为这个女子谏言纣王戒除奢侈淫乐的生活，纣王就把她杀死，还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看不过去，替九侯辩护，又被纣王诛杀后晒成肉干。姬昌看到纣王如此残暴，暗中叹息了几声，被纣王的亲信崇侯虎告发，纣王又把姬昌抓来拘于羑里。姬昌为了实现灭商的大业，便让大臣把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文马、有熊氏的九驷和其他一些珍宝，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献给纣王。纣王很高兴，就把姬昌放还周族。姬昌回到周地后，更加积极地从事灭纣的准备工作，最后终于由他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完成了灭商大业，建立了周朝。

    可见，文王在纣王暴虐的时代，内心怀有替天行道翦商兴周的大政方针，属内有文明之德；但外在的表现则是称臣，并送给纣王美女、好马等，属外能柔顺，故渡过了羑里之难，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由武王延续完成)。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首脑，周文王在韬光养晦以自保的同时，还做到了“内难而能正其志”，即在黑暗时期仍坚守正道。这显然应被看做明夷卦的另一精神内核。那么，其成功，与韬光养晦和坚守正道显然也是不可分割的。否则，即使时机来临，一个在晦明时期乱了阵脚的首脑人物，恐怕也难以有很好的作为。甚至还会连有利于己的时机也等不到。

    在这方面，同样是在商纣暴虐无常时期的大臣箕子，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彖辞说“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在当时，形势险恶，世事艰难，要晦藏明智而不显露出来，显露必招祸。因此宜于知险，不轻举妄动，而守持正道。

    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周王朝代表进步力量，在当时受到人民的拥戴，连商纣王的太师疵、少师疆都抱着商朝的祭器和乐器逃奔于周，箕子不愿背国违心去投奔周，他向纣王进谏，希望挽回颓局，从这一点来说箕子似乎有点糊涂，当遁不遁。但从箕子个人的角度看，箕子忠于自己的祖国，虽因进谏遭纣王囚禁，但仍端正其心志，既不与纣王同流合污，又存忠君报国之心，故装疯卖傻以守志，所以说“能正其志”；箕子的这种装疯佯狂也就是“晦其明”，不再过问政事，这样既免遭像比干被纣王残害、观赏其心那样惨死，也没有沦为他自己心目中的不忠者。

    当然，在今天，理解“明夷”，还是应该积极的因素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