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波依十日（2/2）
《宗璞散文集》作者：宗璞散文集：霞落燕园 2017-04-13 13:44
在美国医院里见到护士的工作情况，不由得要为她们写一笔。
这些护士小姐们都很整洁漂亮，可她们什么都做。给药打针，铺床叠被，清理排泄物，代病人擦身，总是细心而又耐心。我在这里陪住其实多余，也是格外照顾。一般是不准陪的。父亲住两人一间的病房，十天中换了三个病友，一个是犹太工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卖肉为生，也不会说英语；第三个是个小黑人，在码头上开什么机器。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小姐们对他们都一样周到。
有一位胖胖的小姐，她常用手给病人揉背。"可以轻松一些。"她说。到晚上总问我："要杯茶吗？"一会儿便端来茶或咖啡。我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笑眯眯地说："我喜欢照顾人。"还有一位年长些，说她需要工作贴补家用。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说她母亲是护士，她从小就想当护士。她们都是中学毕业后又上护士学校，有人在胸前戴着学校的毕业纪念章。最神气的是两位护士长，头戴白色头饰，胸佩工作十年(也许是二十年)的纪念章。她们比一般护士涂抹更浓，显得格外隆重。所有的护士看上去都以自己的职业自豪，并不想随时跳行变做医生，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曾约胖小姐谈谈护士工作。她说可以谈的太多了。一个午夜她下班后到我栖身的吸烟室来。可是我数夜未得安眠，那晚睡得正熟，迷糊中知道她来了，跳起身留她坐，她已走到走廊另一头，摆摆手转身不见了。究竟她们的甘苦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措施促使她们如此积极。不过她们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一点是显然的。
这医院病人民族成分复杂，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那晚收父亲住院的医生是印度人，后来管他的医生是犹太人。胖小姐是意大利人。化验室有一位中国台湾人，听说来了中国人，特地来问有无需要帮忙之处。医院门口有明文告示，规定对各人种不得歧视。各民族杂居是美国一个突出现象，越到下层越显著。
一纸告示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以前知道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多在社会下层，这次来才知道白人中也分三六九等。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一带人属下等，东欧人好一些，法国人好多了，北欧人是上等。白人中的顶尖是W．A．S．P．，即白人中之安格鲁撒克逊种之新教徒。这类顶尖人物似无明文之优惠待遇，但是在找工作时他们吉星高照的机会总要多一些。
至于中国人的地位，以前有这样的笑话：中国大使去拜客，主人说我这儿没有脏衣服。现在大不相同了。不少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祖先传给的智慧和毅力在科技、企业界获得高位，还有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祖国，为每一个人撑腰。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这些年是有改进的。他们也很重视这一问题。
医院里除医生、护士、勤杂人员外，还时常有牧师出现。刚进医院等着收住病房时，斜对面布帘内有一个从楼上坠伤的黑人女孩，一位黑人妇女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白人男子，我起先以为是她的父亲，后来他过来搭话，才知是牧师。他说帮助排忧解难是牧师分内的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后来在病房也来过几位牧师，都是全副披挂，身着黑衣，手持圣经，问要不要谈话。我以为和牧师谈话是危重病人的事，心里不大欢迎。也未见别的病友和他们谈话。
护士小姐总是受欢迎的。她们不只细心照料病人，还耐心解释病情。一位高个儿小姐说父亲缺钾，我听不懂，她特地送了一份剪报来，上面是关于钾的说明。主管医生请了医院外的心脑专家来会诊。管推车、称体重的特大胖子(这种胖子国内没有)动作灵活麻利，绝不要求家属助一臂之力。病人膳食也是柔软可口的。
安波依医院的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平凡的工作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病势平稳后，哥哥因假满必须去上班。分别前他对我说："又剩你一个人了。"我回到病室中，正遇见那已经出院的犹太人送来两个西红柿。小黑人的母亲说有一个什么会要来看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估计那是个慈善组织。向她解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有领事馆在纽约。电话里传来美国各地友人的问候，附近的认识的人(奇怪几乎走到哪儿都能找到认识的人)送来食品。父亲可以下床了，我扶他在走廊上踱步，一位住在五人一间病房里的工人笑道："开始他的马拉松!"他的笑容使我想起"文革"中北京的一个医院不肯为父亲治病，病房中几位工人愤愤不平的样子。这幽默和那愤愤都显示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的关心，让人久久不忘。
客居他乡又患重病，在秦琼的时代是连黄骠马也得卖了。我们这段生活虽然紧张，却不觉凄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个大靠山--祖国。我们不是无根的小草，而有祖国大地可以依附；我们不是飘零的落叶，而是牢牢生长在祖国这株大树巨人的枝头。我们离家千万里，却和祖国息息相通，在祖国的庇护下，我们把落魄变成了奇遇。
十天以后，纽约领事馆的同志来接我们出院。我回头看波思·安波依的小街，我知道永不会再来了。
我们要回家了，回家了。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此期间小弟病逝。此期间父亲在北京又两次住院，一切都方便得很了。护士同志也在向天使的境界进发。何时天下人都能得此方便，而不至盛年殂谢，壮志难酬，则吾身独病死亦足!
原载《三月风》1984年创刊号
这些护士小姐们都很整洁漂亮，可她们什么都做。给药打针，铺床叠被，清理排泄物，代病人擦身，总是细心而又耐心。我在这里陪住其实多余，也是格外照顾。一般是不准陪的。父亲住两人一间的病房，十天中换了三个病友，一个是犹太工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卖肉为生，也不会说英语；第三个是个小黑人，在码头上开什么机器。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小姐们对他们都一样周到。
有一位胖胖的小姐，她常用手给病人揉背。"可以轻松一些。"她说。到晚上总问我："要杯茶吗？"一会儿便端来茶或咖啡。我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笑眯眯地说："我喜欢照顾人。"还有一位年长些，说她需要工作贴补家用。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说她母亲是护士，她从小就想当护士。她们都是中学毕业后又上护士学校，有人在胸前戴着学校的毕业纪念章。最神气的是两位护士长，头戴白色头饰，胸佩工作十年(也许是二十年)的纪念章。她们比一般护士涂抹更浓，显得格外隆重。所有的护士看上去都以自己的职业自豪，并不想随时跳行变做医生，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曾约胖小姐谈谈护士工作。她说可以谈的太多了。一个午夜她下班后到我栖身的吸烟室来。可是我数夜未得安眠，那晚睡得正熟，迷糊中知道她来了，跳起身留她坐，她已走到走廊另一头，摆摆手转身不见了。究竟她们的甘苦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措施促使她们如此积极。不过她们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一点是显然的。
这医院病人民族成分复杂，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那晚收父亲住院的医生是印度人，后来管他的医生是犹太人。胖小姐是意大利人。化验室有一位中国台湾人，听说来了中国人，特地来问有无需要帮忙之处。医院门口有明文告示，规定对各人种不得歧视。各民族杂居是美国一个突出现象，越到下层越显著。
一纸告示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以前知道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多在社会下层，这次来才知道白人中也分三六九等。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一带人属下等，东欧人好一些，法国人好多了，北欧人是上等。白人中的顶尖是W．A．S．P．，即白人中之安格鲁撒克逊种之新教徒。这类顶尖人物似无明文之优惠待遇，但是在找工作时他们吉星高照的机会总要多一些。
至于中国人的地位，以前有这样的笑话：中国大使去拜客，主人说我这儿没有脏衣服。现在大不相同了。不少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祖先传给的智慧和毅力在科技、企业界获得高位，还有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祖国，为每一个人撑腰。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这些年是有改进的。他们也很重视这一问题。
医院里除医生、护士、勤杂人员外，还时常有牧师出现。刚进医院等着收住病房时，斜对面布帘内有一个从楼上坠伤的黑人女孩，一位黑人妇女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白人男子，我起先以为是她的父亲，后来他过来搭话，才知是牧师。他说帮助排忧解难是牧师分内的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后来在病房也来过几位牧师，都是全副披挂，身着黑衣，手持圣经，问要不要谈话。我以为和牧师谈话是危重病人的事，心里不大欢迎。也未见别的病友和他们谈话。
护士小姐总是受欢迎的。她们不只细心照料病人，还耐心解释病情。一位高个儿小姐说父亲缺钾，我听不懂，她特地送了一份剪报来，上面是关于钾的说明。主管医生请了医院外的心脑专家来会诊。管推车、称体重的特大胖子(这种胖子国内没有)动作灵活麻利，绝不要求家属助一臂之力。病人膳食也是柔软可口的。
安波依医院的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平凡的工作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病势平稳后，哥哥因假满必须去上班。分别前他对我说："又剩你一个人了。"我回到病室中，正遇见那已经出院的犹太人送来两个西红柿。小黑人的母亲说有一个什么会要来看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估计那是个慈善组织。向她解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有领事馆在纽约。电话里传来美国各地友人的问候，附近的认识的人(奇怪几乎走到哪儿都能找到认识的人)送来食品。父亲可以下床了，我扶他在走廊上踱步，一位住在五人一间病房里的工人笑道："开始他的马拉松!"他的笑容使我想起"文革"中北京的一个医院不肯为父亲治病，病房中几位工人愤愤不平的样子。这幽默和那愤愤都显示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的关心，让人久久不忘。
客居他乡又患重病，在秦琼的时代是连黄骠马也得卖了。我们这段生活虽然紧张，却不觉凄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个大靠山--祖国。我们不是无根的小草，而有祖国大地可以依附；我们不是飘零的落叶，而是牢牢生长在祖国这株大树巨人的枝头。我们离家千万里，却和祖国息息相通，在祖国的庇护下，我们把落魄变成了奇遇。
十天以后，纽约领事馆的同志来接我们出院。我回头看波思·安波依的小街，我知道永不会再来了。
我们要回家了，回家了。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此期间小弟病逝。此期间父亲在北京又两次住院，一切都方便得很了。护士同志也在向天使的境界进发。何时天下人都能得此方便，而不至盛年殂谢，壮志难酬，则吾身独病死亦足!
原载《三月风》1984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