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2/2）
《茅盾散文集》作者：茅盾 2017-04-13 13:42
人作。《海山记》述炀帝西苑事，所录炀帝诸歌——《望江南调》，乃唐李德裕所始作，大业中无此体；是其作伪之迹，已显然可见。《迷楼记》谓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又谓稠复进转关车，“车周挽之，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又谓炀帝得乌铜起，环于寝所，而御女于其中，纤毫皆入鉴中。又谓“大业八年，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荡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凡此七段，皆写极端的色情狂，虽甚简略，已足为此后作《隋炀艳史》者的暗示。
我们如果假定《飞燕外传》一类的**小说出在前，而《迷楼记》在后，则二者不同之点，亦颇堪注意。《飞燕外传》有两个根本思想，一为采补术，一为春方壮阳而至丧身。
至于描写**本身，未有特异之处。但《迷楼记》中所记，如御童女车，转关车，乌铜器取影等，都是新颖的**本身的描写。盖因仅仅采补术与春方二事，在描写上颇嫌单薄，故进而描写“房术”。此在**描写上不能不说是进步，但从此转入恶魔道，完全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了。
唐人创作言情的传奇小说，极委宛动人，而描写**的作品却很少。现代人叶德辉所刊书中有《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云是白行简所撰，得之燉煌县鸣沙山石室唐人抄本。此赋专写**之乐趣，故曰大乐；首写新婚之夕，次写夫妇四时之乐，后则杂写“婉娩姝姬，轻盈爱妾”，“明窗之下，白昼迁延”，及偷情野合，甚至变态**的“男风”，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极类《金瓶梅》中的文字。此赋若真出白行简手，倒是研究唐代**描写文字的重要材料；但是我很疑叶氏的话，未必可靠。而叶氏跋谓“注（原注）引《洞玄子》《**经》，皆唐以前古书，……于此益证两书之异出同原，信非后人所能伪造，而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竟专以此赋证明《洞玄子》《**经》（按此二书，本刻在叶氏《观古堂丛书》中，近又辑刊于《医心方》中，虽托古籍，实为伪作）。之非伪，尤叫人犯疑。考白行简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贞元末进士，事迹附见白居易传。行简有集二十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三梦记》见《说郛》，风格意境都与《大乐赋》不类。《李娃传》言荥阳巨族之子奉父命入都应试，游于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父侦知，挞之几死而弃于路旁。既而创伤溃烂，同辈患之，复弃之；幸得不死，行乞都中。后大雪夜，至一宅乞食，宅即李娃新居，见而怜之，乃回心相受，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其中毫无**描写，事迹曲折而动人同情，极缠绵可观，足称为言情佳作。所以，要说作《李娃传》的人同时会忽然色情狂起来，作一篇《大乐赋》，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至于《三梦记》述三人之梦，幻异可喜，非但没有一毫色情狂的气味，更与**无关。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已。
四
据上所述，足知宋以前**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Romance（即专以帝皇及武侠士为题材的小说）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庚戌（一六一○年）始有刻本，作者不知何人；相传谓是王世贞，则因沈德符《野获编》云出嘉靖间大名士手，故世人拟为王世贞；或谓乃王之门人所作（谢颐序）。此书描写世情，极为深刻，尤多**裸的**描写。《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之处，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描写**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描写之大成。全书事实，假《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故事的开端即为西门庆私通潘金莲，鸩死武大，占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寻西门庆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西门庆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儿者，其夫花子虚故与西门庆相识，家资富有；西门庆阴使党羽勾花子虚嫖娼，而自与李瓶儿私通。
后花子虚以虚症死，瓶儿遂挟家产归西门庆为妾。西门庆又娶孀妇孟玉楼，亦有私财甚多。因此西门庆愈纵欲无度。复得胡僧春药，淫心益炽；家奴颇有姿色者，无不私通。潘金莲因善媚，尤得宠。一夕，西门庆醉归，金莲以胡僧春药七丸进之，狂荡竟夕，西门庆竟脱阳而死。从此西门庆家一天一天的败落。潘金莲及其婢春梅与庆婿陈敬济私通，事发被斥卖；李娇儿孟玉楼等亦下堂求去。庆妻吴月娘后带儿子孝哥避金兵，欲奔济南，路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就有许多人摹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沈德符曾见首卷，谓“秽黩百端，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至于书中故事，则托为因果报应，与《金瓶梅》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题“紫阳道人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亦仿《金瓶梅》，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气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金瓶梅》。然而后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亵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
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不曾于**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五
在中国的**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的意义，看见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又全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报”为惩戒，却是不妥。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小说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这三者确可算是中国**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文学内多常见之，然如中国**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无色情狂即无**描写——却也是独特的。至于采补术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
又如绘声绘影的**描写则我已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并不必多描写**，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小说。无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描写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全发生那样的**小说，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
我们如果假定《飞燕外传》一类的**小说出在前，而《迷楼记》在后，则二者不同之点，亦颇堪注意。《飞燕外传》有两个根本思想，一为采补术，一为春方壮阳而至丧身。
至于描写**本身，未有特异之处。但《迷楼记》中所记，如御童女车，转关车，乌铜器取影等，都是新颖的**本身的描写。盖因仅仅采补术与春方二事，在描写上颇嫌单薄，故进而描写“房术”。此在**描写上不能不说是进步，但从此转入恶魔道，完全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了。
唐人创作言情的传奇小说，极委宛动人，而描写**的作品却很少。现代人叶德辉所刊书中有《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云是白行简所撰，得之燉煌县鸣沙山石室唐人抄本。此赋专写**之乐趣，故曰大乐；首写新婚之夕，次写夫妇四时之乐，后则杂写“婉娩姝姬，轻盈爱妾”，“明窗之下，白昼迁延”，及偷情野合，甚至变态**的“男风”，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极类《金瓶梅》中的文字。此赋若真出白行简手，倒是研究唐代**描写文字的重要材料；但是我很疑叶氏的话，未必可靠。而叶氏跋谓“注（原注）引《洞玄子》《**经》，皆唐以前古书，……于此益证两书之异出同原，信非后人所能伪造，而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竟专以此赋证明《洞玄子》《**经》（按此二书，本刻在叶氏《观古堂丛书》中，近又辑刊于《医心方》中，虽托古籍，实为伪作）。之非伪，尤叫人犯疑。考白行简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贞元末进士，事迹附见白居易传。行简有集二十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三梦记》见《说郛》，风格意境都与《大乐赋》不类。《李娃传》言荥阳巨族之子奉父命入都应试，游于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父侦知，挞之几死而弃于路旁。既而创伤溃烂，同辈患之，复弃之；幸得不死，行乞都中。后大雪夜，至一宅乞食，宅即李娃新居，见而怜之，乃回心相受，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其中毫无**描写，事迹曲折而动人同情，极缠绵可观，足称为言情佳作。所以，要说作《李娃传》的人同时会忽然色情狂起来，作一篇《大乐赋》，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至于《三梦记》述三人之梦，幻异可喜，非但没有一毫色情狂的气味，更与**无关。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已。
四
据上所述，足知宋以前**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Romance（即专以帝皇及武侠士为题材的小说）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庚戌（一六一○年）始有刻本，作者不知何人；相传谓是王世贞，则因沈德符《野获编》云出嘉靖间大名士手，故世人拟为王世贞；或谓乃王之门人所作（谢颐序）。此书描写世情，极为深刻，尤多**裸的**描写。《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之处，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描写**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描写之大成。全书事实，假《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故事的开端即为西门庆私通潘金莲，鸩死武大，占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寻西门庆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西门庆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儿者，其夫花子虚故与西门庆相识，家资富有；西门庆阴使党羽勾花子虚嫖娼，而自与李瓶儿私通。
后花子虚以虚症死，瓶儿遂挟家产归西门庆为妾。西门庆又娶孀妇孟玉楼，亦有私财甚多。因此西门庆愈纵欲无度。复得胡僧春药，淫心益炽；家奴颇有姿色者，无不私通。潘金莲因善媚，尤得宠。一夕，西门庆醉归，金莲以胡僧春药七丸进之，狂荡竟夕，西门庆竟脱阳而死。从此西门庆家一天一天的败落。潘金莲及其婢春梅与庆婿陈敬济私通，事发被斥卖；李娇儿孟玉楼等亦下堂求去。庆妻吴月娘后带儿子孝哥避金兵，欲奔济南，路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就有许多人摹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沈德符曾见首卷，谓“秽黩百端，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至于书中故事，则托为因果报应，与《金瓶梅》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题“紫阳道人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亦仿《金瓶梅》，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气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金瓶梅》。然而后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亵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
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不曾于**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五
在中国的**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的意义，看见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又全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报”为惩戒，却是不妥。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小说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这三者确可算是中国**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文学内多常见之，然如中国**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无色情狂即无**描写——却也是独特的。至于采补术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
又如绘声绘影的**描写则我已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并不必多描写**，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小说。无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描写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全发生那样的**小说，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