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观（2/2）
《伯林-英-约翰.格雷》作者：伯林-英-约翰.格雷 2017-04-13 13:35
种纲领，认为即使不存在为每个人规划的发展道路也存在着一条使整个人类得到发展的道路，其中人类的各种才能和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谐的表现。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那种对人的道德理想漠不关心的无情的历史力量，而在他的小说中托尔斯泰又是坚定地坚持存在这种历史力量的。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相信存在这种人格化的无情的历史力量与确信“本然的人”的道德善性之间有一种基本的永恒的冲突。俄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思想家都感到这种冲突是如此巨大以至很难长久地坚持这种观点，于是倾向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解决它，认为历史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因此赋予它一种道德权威性，这样历史必然性和道德责任就合而为一了。以道德理想的名义反对历史必然性，或者坚持不可替代的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就被讥笑为是“贵格会教徒的素食主义者的喋喋不休”，如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这种抽象的全人类的利益，当它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时，就替代了对具体个人和他们特殊的命运的关注。即使在那些最初热衷于个人自由的思想家（如费希特）那里，也能发现这种观点。这就导致了一种为了想象的某种先定的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倾向，这一点正是二十世纪政治盲从主义的突出特征。
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观点支持把对人类由继承和自我创造而形成的特性的关注转移到对抽象的人性的研究。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特别是在启蒙运动的变体形式中，它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期望人类最终会趋同于一种普遍的文明。这种可以被叫做是“特殊神宠论””的期望与伯林的维科主义的人性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伯林看来，人性只能被认作是自我创造的形式，文化的差异性就是人类最本质最普遍的东西的一种表现；虽然人的特性是复杂多元的，是由于每一代人特殊的历史性的叙述和重述构成的，但它总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关于世界主义文明的理想，抛弃了这种特殊的东西或将之边缘化，并认为随着文化差异的消失人性中原本具有不可通约的多种发展可能性都能找到自己的实现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伯林的明确拒绝。这种境界并不是伯林的多元论所设想的或向往的能够达到的境界。
总之，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把历史解释为类似于单个个人和机体的成熟过程，或通向人的全面实现中的一系列的阶段，在孔多塞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也能发现这些思想，错误地把人性当作是某种实体化或人格化的东西，所有这些观点都为伯林所坚决反对。汉普郡指出了伯林反对启蒙运动这种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观的理由，他写道：“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用接近于基督教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替代基督教的理论，并声称这是关于整个人类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关乎人类命运即人类发展中存在着异化和堕落但随着政治和社会的改善人类将得到最终拯救的理论。从自然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综观人类历史上的事实，这种从错误的物种形成和错误的人本主义得出的理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这个词，或者被当作是一种具有可塑的智力和不可预定的前途的特殊的动物物种的名称，或者看作是根据上帝的特殊意图创造出来的一种存在的名字，当然有时也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被使用。如果不考虑人是上帝创造物的这种超自然的主张，那么就没有充分的经验理由相信整个人类是历史地发展的，除非是准备搞一部人类的自然进化史。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只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盛衰消长、彼此的交互作用和没有任何共同发展模式的相互展示。用老一点的历史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在某一阶段一定的人群繁茂了起来变得强盛了，尔后又衰落下去变得相对的虚弱；历史学家们能够理性地发现造成这种强盛和虚弱的原因。但是，即使能够发现这种一般的原因，那也不能说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发展的秩序。”
如果剔除了汉普郡思想中的休谟主义的自然主义因素，那可以说这种历史观与伯林的历史观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休谟主义的自然主义方法一方面怀疑对人性的本质主义观点另一方面要求用经验的观察取代对人类的先验理论，这与伯林的思想也是有共同之处的。然而，伯林的历史观所强调的东西，也是休谟主义、汉普郡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自己构成和规定自己的特殊性质的观点，对于这一点，汉普郡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曾提到过，比如他说：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人类的特性的时候为什么不提自然语言的多样性，不提带有自己特有的禁忌和戒律的各种宗教，不提不同群落的居民对自己独立而特殊的历史及其疆土的依恋呢？难道不是正借助于这些东西一定的社会群体和人群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特质吗？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些种族间的分裂以及导致独立和彼此冲突的特性看作是人区别于所有动物的一个特征呢？”
其实，在亚里土多德、休谟和马克思那里，不仅缺乏文化差别的观念，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正是人自我表现的样式，只有从它们之中才能提取出构成人的特征的要素，这些东西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在汉普郡最近发表的论述中，他批评了这么一种信念，即认为民族性的特点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性的副现象，“实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实证主义者相信，由于现代工业和经济导致的对理性的、科学的经验方法的需要，使得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将逐渐抛弃他们的传统而隶属于超民族的力量。这是一种古老的在十九世纪广泛传播的信念，它相信各个民族都必然会一步一步地会聚和认同自由的价值，亦即‘我们的价值’。我们现在知道，根本不存在这种‘必然’，所有这些人类历史的理论在预见未来方面的价值几乎都是零，它们都不过是柏拉图式的最终的理性和谐信念的不同版本。”实证主义关于所有民族文明都会聚为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文明和只存在一种人的发展的形式的幻想，是伯林根本不能接受的。按照伯林所持的维科主义的和赫尔德主义的观点，即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观点，人的特性只能是地方性的和特殊的；伯林的这种观点与西方主流传统和欧洲启蒙运动的精华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伯林对启蒙运动关于文化多样性只是历史发展中的副现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观念的拒绝，连同他对把历史力量人格化并赋予其道德权威性的做法的批判，以及他对历史不可避免性的否定，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在他1939年出版的早期著作也是其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中，伯林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依赖于一种无法辩护的形而上学假设，尽管马克思本人试图对他的历史理论给出一种系统的经验证明。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伯林评论道，“历史规律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抓住这个事实需要带有形而上特征的直觉——，但是这种规律是什么却必须根据经验事实的证据才能确定。马克思的理论系统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所涉及的任何东西都须符合一种预先确立的范型，尽管这些东西是根据观察和经验得出来的。”在这本书中，伯林反复重申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对形而上学假定的依赖性，他写道：
“在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中保留着黑格尔的核心概念，虽然它被转译成半经验的语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不是如同先前的唯物主义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外部环境或人自身不可改变的因素制约影响人的过程，甚至也不是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历史的本质是要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由于人们总是自然王国的一分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这种自然王国），人要努力实现自己就得尽量摆脱被神秘的专断的和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所奴役的状态，这即是成为异己力量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也即是获得自由。人对世界的征服不是依靠增加从沉思中获得的知识，如亚里土多德设想的那样，而是靠人的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和自身的实践，靠劳动……。劳动形成了人的世界，在活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人自身。在人的需要中一些需要比其他需要更为基本——单纯生存的需要是更加复杂的需要的基础。虽然人和动物在一些必需的**需要方面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人具有创造的天赋使得人区别于动物，并因此也改变了人的需要和人的本性，使人摆脱了动物的后代对前代的周期性重复，这种在动物身上出现的周期性重复是多少年保持不变的，因此动物没有历史。社会历史是创造性的劳动改变人，改变人的需要、习惯和观点，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己的**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正是在历史中人实现着**的和技术的新陈代谢。”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伯林所反对的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对形而上学假设的依赖，包括对人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在上述这一段和伯林著作中相似的段落中，伯林认定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发现这是一种很著名的也是似乎很有道理的看法，对此，除了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明确反对这种看法的外，我这里不做任何考察或评论。伯林和马克思之间除了这些差别，在他们的观点中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也是有趣的相似和相同之处，他们都把人看作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存在，都认为人的需要随着自我理解的变化而改变，都认为人不是偶然的才形成自己的历史（如一些唯物主义者和康德关于人的概念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历史。在确认人性是历史性形成的方面，伯林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伯林反对历史目的论和世界目的论的观念，他认为马克思也属于这一类思想家。伯林说：
“认为历史服从一定的规律，无论是自然的规律还是超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是必然过程中一个因素，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根源；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加深了这种观念，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这种目的论世界观的根子可以追溯到人类思想的开端阶段……在这种宇宙观看来，人的世界（在一些人那里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等级性结构，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每一个因素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出现，会成为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具有它现在的这种作用，即是说能够解释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距离自己目的的实现还有多远，这些多种多样的追求一定目的的实体连同它们各自的目的在它们共同形成的和谐的金字塔结构中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或是从属的关系。如果现实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对个人、群体、民族和人类的历史作用的解释，如任何其他的解释形式一样，就必然与他们在一个普遍的模式中的地位相一致。”
伯林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态度根本就是反经验的态度”
从这些引证和一些相似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伯林反对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认为它们依赖于一种先验的假设因而是无法予以经验地辩护的，他对马克思的反对不过是把这种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上而已。他还认为马克思重蹈了赋予历史必然性以道德权威性的覆辙，他写道：
“这种目的论观点所表现的唯一意义就是根据符合或违背历史进程——人的集体性的进步的活动——把一些事物分成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有助于历史进步的将具有生命力，阻碍历史进步的则必然要灭亡。在人类复杂的但却是历史地决定的上升性运动中，一定事物会永久地消失或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它是坏的和错误的，坏和错误这些语词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来构成的。”
可是，说马克思给予道德语词一种描述的意义，犯了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这一点为马克思的捍卫者如G·A·柯亨（Cohen）所否认。柯亨指出，在自然主义谬误中没有考虑或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而在马克思著作的一些段落中，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区别的。伯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就是它包含了一种历史目的论，而对此是无法进行经验的辩护的，也是无法坚持的，这恰恰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说是致命的。
在我看来，伯林反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最深层的东西——即反对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的内容——却是伯林做得最不明确最显薄弱的一个地方。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差别只是一种历史的副现象，并且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这种文化差别也将从人类生活中消失；或者，即使这种差别还存在，那也是一种边缘性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因此，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到在**社会中民族文化将消失这个观点，但在他所写的许多著作中，包括在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中，都表明这个观点是他所赞同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即使还存在民族文化，那也是以一种如同我们今天社会中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那样的东西，根本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保留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差别，保留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话，它也不会成为战争、革命或其他深刻的社会分裂的原因。
在赞同消解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少在消解其政治重要性和不将之作为社会分裂的原因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而伯林所反对的自然主义人类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尽管伯林在某些方面同意自然主义人类学的观点，比如与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原始形式正相对立、它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的观点，就是伯林所赞同的。伯林反对自然主义人类学，是因为它依赖于先验的前提，据此认为人的本质是入或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其内容就是合作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观点奠定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伦理学的最终基础。相反，按照伯林的观点，同时也是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如果存在这种本质的话——最好被看作是文化差别性的表现，是对不同于单向度发展概念的多样性生活方式中某种样式的偏好。在伯林和赫尔德看来，任何一种向度的发展的观念——比如马克思的通过合作和创造性劳动达到的自我实现观念——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或者最突出地体现了人的本质。人类可能发现这种通过合作性劳动实现自己潜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类发展的真正范例，但它也仅仅只是一种文化形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体现了人的另一方面本质的文化形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种历史哲学的支持下突出某一种发展样式，认为只有它才体现了人的本质。这种构成了启蒙运动和古典西方传统的核心观念，正是伯林要集中地重点地批判的。因此，伯林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伯林所反对的启蒙运动人类学的一支，并且即使不是最似乎有道理的也是最大胆最直率的一支。与马克思相反，伯林认为正是具有暂时性的文化差异性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伯林价值多元论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观点。
伯林和赫尔德关于文化形式的表现主义观点与休谟和马克思的自然主义观点之间的距离在语言观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伯林把这种新语言观的创立归功于赫尔德，他自己只是大力赞同而已。这种语言观与以往的指称论的语言观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从培根和洛克到霍布斯和休谟，以及到我们今天的罗素和艾耶尔的英国经验论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按照指称论的观点，语言是一种传达独立产生的观念的工具，或者是反映描述外部独立存在的世界的工具；而按照表现主义的观点，我们的思想和活动一开始就已经是语言化的，也可以说思想和活动本质上就渗透着语言，要把语言和世界分开实在是一件毫无希望取得成果的工作。换句话说，根据表现主义的观点，把语言当作是一种中性的媒介借助于它前语言的现实才能被抓住或传达这种工具论的观点，简而言之，这种指称论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对语言的误解。恰恰相反，语言本身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伯林赞同的赫尔德的表现主义看来，这些生活方式在内容上总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这就是所谓文化。据我估计，这种文化的观念在休谟那里是找不到的，但它的出现也不会太早于表现主义的语言观。
在休谟那里还完全找不到作为人类特性的积淀的文化形式观念，而在费希特那里，伯林发现，文化形式作为人类意志的结晶才出现了。伯林与休谟，事实上也是与马克思的深刻分歧，在于伯林把人自我进化的动力归结为选择活动，在这一方面他与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是一致的，当然他也有相当明确的保留。很显然，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理论和唯意志论强化了伯林的多元论，使得在一些方面必然要瓦解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学。即使伯林的表现主义和唯意志论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伯林竞争的自由主义试图保留启蒙运动对人类解放的信念，他确实也必须放弃他们在历史上创立的这种虚妄的人类学。
现在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启蒙运动的这些对人类解放的信念，在其基础即被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哲学家如马克思以多种方式予以巩固的哲学人类学被毁坏之后，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呢？如果人类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创造物，他的生活方式、价值和特性就必然是多元的，那么是什么东西把自由理性的生活——即选择的和自我批判的生活——提升为高于其他生活的生活方式呢？如果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通约的，那么对于一般的通常价值选择来说这一点也是真理吗？如果像不可通约性观念标示的那样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冲突，那么根据否定的自由，在政治上相竞争的几种善之中哪一种善能够被证明是具有优先权呢？我们已经看到——伯林自己也坦率地承认——马基雅弗利没有从他的美德多元论和伦理多元论观点中得出自由道德的结论，这似乎与他坚持的自由观不是否定的自由而是肯定的自由，与他坚持集体自治的标准并没有什么关联（如奎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指出的那样），那么即使自由主义被赋予优先权又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果呢？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这种哲学人类学和历史观（它们是前者的基础）被抛弃之后，启蒙运动对知识增长和人类解放的信念能够存在下去吗？然而，在这些问题被考虑之前，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一下伯林否定启蒙运动的人性论和历史观的理由。正是人们对文化差异性的普遍倾向奠定了伯林反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在伯林的政治观点中这种倾向被具体化为特殊的文化自我同一性——哲学上把这设定为人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片段，而伯林则把它看作是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相信存在这种人格化的无情的历史力量与确信“本然的人”的道德善性之间有一种基本的永恒的冲突。俄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思想家都感到这种冲突是如此巨大以至很难长久地坚持这种观点，于是倾向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解决它，认为历史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因此赋予它一种道德权威性，这样历史必然性和道德责任就合而为一了。以道德理想的名义反对历史必然性，或者坚持不可替代的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就被讥笑为是“贵格会教徒的素食主义者的喋喋不休”，如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这种抽象的全人类的利益，当它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时，就替代了对具体个人和他们特殊的命运的关注。即使在那些最初热衷于个人自由的思想家（如费希特）那里，也能发现这种观点。这就导致了一种为了想象的某种先定的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倾向，这一点正是二十世纪政治盲从主义的突出特征。
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观点支持把对人类由继承和自我创造而形成的特性的关注转移到对抽象的人性的研究。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特别是在启蒙运动的变体形式中，它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期望人类最终会趋同于一种普遍的文明。这种可以被叫做是“特殊神宠论””的期望与伯林的维科主义的人性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伯林看来，人性只能被认作是自我创造的形式，文化的差异性就是人类最本质最普遍的东西的一种表现；虽然人的特性是复杂多元的，是由于每一代人特殊的历史性的叙述和重述构成的，但它总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关于世界主义文明的理想，抛弃了这种特殊的东西或将之边缘化，并认为随着文化差异的消失人性中原本具有不可通约的多种发展可能性都能找到自己的实现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伯林的明确拒绝。这种境界并不是伯林的多元论所设想的或向往的能够达到的境界。
总之，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把历史解释为类似于单个个人和机体的成熟过程，或通向人的全面实现中的一系列的阶段，在孔多塞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也能发现这些思想，错误地把人性当作是某种实体化或人格化的东西，所有这些观点都为伯林所坚决反对。汉普郡指出了伯林反对启蒙运动这种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观的理由，他写道：“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用接近于基督教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替代基督教的理论，并声称这是关于整个人类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关乎人类命运即人类发展中存在着异化和堕落但随着政治和社会的改善人类将得到最终拯救的理论。从自然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综观人类历史上的事实，这种从错误的物种形成和错误的人本主义得出的理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这个词，或者被当作是一种具有可塑的智力和不可预定的前途的特殊的动物物种的名称，或者看作是根据上帝的特殊意图创造出来的一种存在的名字，当然有时也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被使用。如果不考虑人是上帝创造物的这种超自然的主张，那么就没有充分的经验理由相信整个人类是历史地发展的，除非是准备搞一部人类的自然进化史。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只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盛衰消长、彼此的交互作用和没有任何共同发展模式的相互展示。用老一点的历史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在某一阶段一定的人群繁茂了起来变得强盛了，尔后又衰落下去变得相对的虚弱；历史学家们能够理性地发现造成这种强盛和虚弱的原因。但是，即使能够发现这种一般的原因，那也不能说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发展的秩序。”
如果剔除了汉普郡思想中的休谟主义的自然主义因素，那可以说这种历史观与伯林的历史观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休谟主义的自然主义方法一方面怀疑对人性的本质主义观点另一方面要求用经验的观察取代对人类的先验理论，这与伯林的思想也是有共同之处的。然而，伯林的历史观所强调的东西，也是休谟主义、汉普郡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自己构成和规定自己的特殊性质的观点，对于这一点，汉普郡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曾提到过，比如他说：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人类的特性的时候为什么不提自然语言的多样性，不提带有自己特有的禁忌和戒律的各种宗教，不提不同群落的居民对自己独立而特殊的历史及其疆土的依恋呢？难道不是正借助于这些东西一定的社会群体和人群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特质吗？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些种族间的分裂以及导致独立和彼此冲突的特性看作是人区别于所有动物的一个特征呢？”
其实，在亚里土多德、休谟和马克思那里，不仅缺乏文化差别的观念，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正是人自我表现的样式，只有从它们之中才能提取出构成人的特征的要素，这些东西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在汉普郡最近发表的论述中，他批评了这么一种信念，即认为民族性的特点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性的副现象，“实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实证主义者相信，由于现代工业和经济导致的对理性的、科学的经验方法的需要，使得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将逐渐抛弃他们的传统而隶属于超民族的力量。这是一种古老的在十九世纪广泛传播的信念，它相信各个民族都必然会一步一步地会聚和认同自由的价值，亦即‘我们的价值’。我们现在知道，根本不存在这种‘必然’，所有这些人类历史的理论在预见未来方面的价值几乎都是零，它们都不过是柏拉图式的最终的理性和谐信念的不同版本。”实证主义关于所有民族文明都会聚为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文明和只存在一种人的发展的形式的幻想，是伯林根本不能接受的。按照伯林所持的维科主义的和赫尔德主义的观点，即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观点，人的特性只能是地方性的和特殊的；伯林的这种观点与西方主流传统和欧洲启蒙运动的精华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伯林对启蒙运动关于文化多样性只是历史发展中的副现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观念的拒绝，连同他对把历史力量人格化并赋予其道德权威性的做法的批判，以及他对历史不可避免性的否定，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在他1939年出版的早期著作也是其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中，伯林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依赖于一种无法辩护的形而上学假设，尽管马克思本人试图对他的历史理论给出一种系统的经验证明。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伯林评论道，“历史规律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抓住这个事实需要带有形而上特征的直觉——，但是这种规律是什么却必须根据经验事实的证据才能确定。马克思的理论系统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所涉及的任何东西都须符合一种预先确立的范型，尽管这些东西是根据观察和经验得出来的。”在这本书中，伯林反复重申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对形而上学假定的依赖性，他写道：
“在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中保留着黑格尔的核心概念，虽然它被转译成半经验的语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不是如同先前的唯物主义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外部环境或人自身不可改变的因素制约影响人的过程，甚至也不是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历史的本质是要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由于人们总是自然王国的一分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这种自然王国），人要努力实现自己就得尽量摆脱被神秘的专断的和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所奴役的状态，这即是成为异己力量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也即是获得自由。人对世界的征服不是依靠增加从沉思中获得的知识，如亚里土多德设想的那样，而是靠人的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和自身的实践，靠劳动……。劳动形成了人的世界，在活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人自身。在人的需要中一些需要比其他需要更为基本——单纯生存的需要是更加复杂的需要的基础。虽然人和动物在一些必需的**需要方面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人具有创造的天赋使得人区别于动物，并因此也改变了人的需要和人的本性，使人摆脱了动物的后代对前代的周期性重复，这种在动物身上出现的周期性重复是多少年保持不变的，因此动物没有历史。社会历史是创造性的劳动改变人，改变人的需要、习惯和观点，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己的**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正是在历史中人实现着**的和技术的新陈代谢。”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伯林所反对的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对形而上学假设的依赖，包括对人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在上述这一段和伯林著作中相似的段落中，伯林认定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发现这是一种很著名的也是似乎很有道理的看法，对此，除了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明确反对这种看法的外，我这里不做任何考察或评论。伯林和马克思之间除了这些差别，在他们的观点中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也是有趣的相似和相同之处，他们都把人看作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存在，都认为人的需要随着自我理解的变化而改变，都认为人不是偶然的才形成自己的历史（如一些唯物主义者和康德关于人的概念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历史。在确认人性是历史性形成的方面，伯林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伯林反对历史目的论和世界目的论的观念，他认为马克思也属于这一类思想家。伯林说：
“认为历史服从一定的规律，无论是自然的规律还是超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是必然过程中一个因素，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根源；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加深了这种观念，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这种目的论世界观的根子可以追溯到人类思想的开端阶段……在这种宇宙观看来，人的世界（在一些人那里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等级性结构，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每一个因素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出现，会成为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具有它现在的这种作用，即是说能够解释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距离自己目的的实现还有多远，这些多种多样的追求一定目的的实体连同它们各自的目的在它们共同形成的和谐的金字塔结构中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或是从属的关系。如果现实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对个人、群体、民族和人类的历史作用的解释，如任何其他的解释形式一样，就必然与他们在一个普遍的模式中的地位相一致。”
伯林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态度根本就是反经验的态度”
从这些引证和一些相似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伯林反对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认为它们依赖于一种先验的假设因而是无法予以经验地辩护的，他对马克思的反对不过是把这种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上而已。他还认为马克思重蹈了赋予历史必然性以道德权威性的覆辙，他写道：
“这种目的论观点所表现的唯一意义就是根据符合或违背历史进程——人的集体性的进步的活动——把一些事物分成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有助于历史进步的将具有生命力，阻碍历史进步的则必然要灭亡。在人类复杂的但却是历史地决定的上升性运动中，一定事物会永久地消失或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它是坏的和错误的，坏和错误这些语词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来构成的。”
可是，说马克思给予道德语词一种描述的意义，犯了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这一点为马克思的捍卫者如G·A·柯亨（Cohen）所否认。柯亨指出，在自然主义谬误中没有考虑或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而在马克思著作的一些段落中，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区别的。伯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就是它包含了一种历史目的论，而对此是无法进行经验的辩护的，也是无法坚持的，这恰恰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说是致命的。
在我看来，伯林反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最深层的东西——即反对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的内容——却是伯林做得最不明确最显薄弱的一个地方。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差别只是一种历史的副现象，并且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这种文化差别也将从人类生活中消失；或者，即使这种差别还存在，那也是一种边缘性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因此，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到在**社会中民族文化将消失这个观点，但在他所写的许多著作中，包括在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中，都表明这个观点是他所赞同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即使还存在民族文化，那也是以一种如同我们今天社会中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那样的东西，根本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保留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差别，保留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话，它也不会成为战争、革命或其他深刻的社会分裂的原因。
在赞同消解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少在消解其政治重要性和不将之作为社会分裂的原因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而伯林所反对的自然主义人类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尽管伯林在某些方面同意自然主义人类学的观点，比如与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原始形式正相对立、它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的观点，就是伯林所赞同的。伯林反对自然主义人类学，是因为它依赖于先验的前提，据此认为人的本质是入或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其内容就是合作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观点奠定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伦理学的最终基础。相反，按照伯林的观点，同时也是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如果存在这种本质的话——最好被看作是文化差别性的表现，是对不同于单向度发展概念的多样性生活方式中某种样式的偏好。在伯林和赫尔德看来，任何一种向度的发展的观念——比如马克思的通过合作和创造性劳动达到的自我实现观念——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或者最突出地体现了人的本质。人类可能发现这种通过合作性劳动实现自己潜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类发展的真正范例，但它也仅仅只是一种文化形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体现了人的另一方面本质的文化形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种历史哲学的支持下突出某一种发展样式，认为只有它才体现了人的本质。这种构成了启蒙运动和古典西方传统的核心观念，正是伯林要集中地重点地批判的。因此，伯林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伯林所反对的启蒙运动人类学的一支，并且即使不是最似乎有道理的也是最大胆最直率的一支。与马克思相反，伯林认为正是具有暂时性的文化差异性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伯林价值多元论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观点。
伯林和赫尔德关于文化形式的表现主义观点与休谟和马克思的自然主义观点之间的距离在语言观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伯林把这种新语言观的创立归功于赫尔德，他自己只是大力赞同而已。这种语言观与以往的指称论的语言观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从培根和洛克到霍布斯和休谟，以及到我们今天的罗素和艾耶尔的英国经验论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按照指称论的观点，语言是一种传达独立产生的观念的工具，或者是反映描述外部独立存在的世界的工具；而按照表现主义的观点，我们的思想和活动一开始就已经是语言化的，也可以说思想和活动本质上就渗透着语言，要把语言和世界分开实在是一件毫无希望取得成果的工作。换句话说，根据表现主义的观点，把语言当作是一种中性的媒介借助于它前语言的现实才能被抓住或传达这种工具论的观点，简而言之，这种指称论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对语言的误解。恰恰相反，语言本身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伯林赞同的赫尔德的表现主义看来，这些生活方式在内容上总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这就是所谓文化。据我估计，这种文化的观念在休谟那里是找不到的，但它的出现也不会太早于表现主义的语言观。
在休谟那里还完全找不到作为人类特性的积淀的文化形式观念，而在费希特那里，伯林发现，文化形式作为人类意志的结晶才出现了。伯林与休谟，事实上也是与马克思的深刻分歧，在于伯林把人自我进化的动力归结为选择活动，在这一方面他与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是一致的，当然他也有相当明确的保留。很显然，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理论和唯意志论强化了伯林的多元论，使得在一些方面必然要瓦解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学。即使伯林的表现主义和唯意志论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伯林竞争的自由主义试图保留启蒙运动对人类解放的信念，他确实也必须放弃他们在历史上创立的这种虚妄的人类学。
现在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启蒙运动的这些对人类解放的信念，在其基础即被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哲学家如马克思以多种方式予以巩固的哲学人类学被毁坏之后，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呢？如果人类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创造物，他的生活方式、价值和特性就必然是多元的，那么是什么东西把自由理性的生活——即选择的和自我批判的生活——提升为高于其他生活的生活方式呢？如果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通约的，那么对于一般的通常价值选择来说这一点也是真理吗？如果像不可通约性观念标示的那样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冲突，那么根据否定的自由，在政治上相竞争的几种善之中哪一种善能够被证明是具有优先权呢？我们已经看到——伯林自己也坦率地承认——马基雅弗利没有从他的美德多元论和伦理多元论观点中得出自由道德的结论，这似乎与他坚持的自由观不是否定的自由而是肯定的自由，与他坚持集体自治的标准并没有什么关联（如奎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指出的那样），那么即使自由主义被赋予优先权又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果呢？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这种哲学人类学和历史观（它们是前者的基础）被抛弃之后，启蒙运动对知识增长和人类解放的信念能够存在下去吗？然而，在这些问题被考虑之前，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一下伯林否定启蒙运动的人性论和历史观的理由。正是人们对文化差异性的普遍倾向奠定了伯林反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在伯林的政治观点中这种倾向被具体化为特殊的文化自我同一性——哲学上把这设定为人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片段，而伯林则把它看作是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