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2/2）

起的新观念作出积极的贡献。与其简单地照搬美国的思潮和观念，英国不如成为一座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沟通之桥。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未曾像英国那样有过如此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执政。不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造成了别的什么影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震动了英国社会。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在自由市场的旗帜下，她攻击既存的组织与精英；与此同时，她的政策更进一步推进了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的变迁。工党及其理论立场的同情者对此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重申老左派的观点。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在选举上遭受的挫折，又促使它转变自己的取向。因此，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阵营中产生的观点相比，在英国开展的政治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思路。在英国产生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讨论是可以有直接的相关性的，而它们却是针对不同的背景而展开的。

    这本书源于我与伊安·哈格里夫（Ian Hargreaves）和杰夫·马尔干（Geoff

    Mulgan）所进行的非正式的晚间讨论，我想对他们两人表示感谢。起初，我们想合编一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文献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我从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得到了许多启发。我必须特别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Held），他细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和好几份修改稿，他的评论对于最后形成的文本是关键性的。其他对我帮助甚大的人士还包括：马丁·阿尔布罗（Martin

    Albrow）、尤里奇·贝克（Ulrich Beck）、艾里森·齐弗斯（Alison Cheevers）、密里安·克拉克（MiriamClarke）、阿曼达·古德尔（Amanda

    Goodall）、斐欧纳·格拉姆（Fiona Gra－ham）、约翰·格雷（J0hn Gray）、史蒂夫·希尔（Steve

    Hill）、朱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戴维·米利班（DavidMiliband）、亨利塔·摩尔（Henrietta

    Moore）和安妮·波尔（Anne Power）。我还想对阿丽娜·勒德内瓦（Alena Ledene－va）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不仅对全书的问世贡献良多，而且，每当我感到沮丧——这是常有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