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赠与（2/2）

uptias）②，这种赠与含有默示条件，即必须以后婚姻成立，赠与始生效力。其所以称婚前者，因为赠与只能发生在婚姻以前，而从来不在婚礼举行之后，但是既然准许在婚后增加嫁资，所以先帝查士丁③最先制定宪令，规定遇有增加嫁资的情形时，亦得在婚姻期间增加婚前赠与。不过仍保持婚前赠与这一名词，这一名词已经不适当了，因为增加是发生在婚后。因此为了改进在这一问题上的法律，并使名实相符，朕规定这种赠与不但得在婚姻期间增加，而且得在婚姻期间初次成立。朕又把婚前（ante

    nuptlas）改称由于婚姻（propter nuptias），而且在下列涵义上与嫁资等同，即嫁资不仅在婚姻期间可予增加，而且可以初次成立，同样，婚姻赠与（donatio

    propter nuptias）不但可以发生在婚姻以前，而且也可在婚姻后增加或初次成立。

    ①

    查帝的宪令中列举忘恩负义的事如下重大虐待，对赠与人的人身侵害，用欺诈手段造成赠与人财产上的重大损失，谋害赠与人和不履行赠与条件等。

    ②

    这是丈夫在婚前向他未婚妻所为的赠与，帝国后期始相沿成习。从共和国末期以来，禁止配偶间互为赠与。公元206年元老院通过决议，原则上虽仍禁止这种赠与，但规定如一方在临终前不予撤销，其赠与为有效。

    ③ Justinus，统治年代公元518—527年。

    4.过去，市民法还承认另一种取得财产的方法，即通过添加而取得。例如某人和铁提共有一个奴隶。他单独释放了奴隶，不问采取法官隆重宣告的方式或遗嘱方式。此时他丧失了他那部分所有权，而共有人的权利则相应添加。但这是很坏的趋向的一个例子，因为一方面，奴隶未享受到自由，较人道的主人也蒙受损失，另一方面，较严酷的主人则获得利益。所以朕认为有必要通过宪令，对这种十分可惜的现象予以仁慈的补救并已制定办法使释放者、共有人和被释放的奴隶都得到好处。这一办法是：奴隶切实获得自由（古时立法者往往为了促进其自由，显然违反普通的法律规则而作出规定），给予这种自由的人欣然看到自由得到维护，至于共有人则得到本皇帝宪令所规定的，相当于他对奴隶的权益部分的价金，作为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