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2/2）
《国家兴衰探源-美-曼库尔.奥尔森》作者：国家兴衰探源-美-曼库尔.奥尔森 2017-04-13 12:07
沃德的结论是否正确，以下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对非自愿失业程度的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劳动力市场内的利益集团状况的考察，即使作为初次近似也不行。作者在前面讨论非自愿失业问题时由分析劳动力市场内卡特尔行为入手，仅仅是为了使问题简化，而并不认为这种卡特尔一定是非自愿失业的最主要根源；为了对非自愿失业及其他资源的不充分利用作出满意的分析，必须考虑全部市场内各种形式的卡特尔与院外活动集团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意外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所阐明的那样，当这种通货膨胀或重大的外部有利事件（如重要的技术进步或资源的发现）发生时，经济上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由于在重大变革中暂时减弱了由分利集团垄断造成的损失，经济可能兴旺起来，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投资机会，这将导致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直到分利集团经过缓慢的重新调整取得新的垄断地位为止。
现在我们已经对于各种分利机构相当僵化的社会中所出现的景气循环或实际产出水平的经常波动作出较满意的解释。这种方法——作者暂时称之为克劳尔－奥尔森方法——与任何正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毫无相悖之处。
（十二）
由于上述论断是在普遍均衡条件下得出的，现在还必须考察一下某些价格不受分利集团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情况，后者甚至在相当僵化的社会中也会存在；在大多数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的部门，也同时存在着价格长期处于均衡状态下而仅有短暂波动的部门。如果市场不受政治因素或卡特尔的控制，则那些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以致工资高过市场结清水平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具有柔性价格的部门而找到工作。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认真思索一下，某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可以导致充分就业。他们可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使在高度卡特尔化和被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经济中，只要有对所有人开放的经济部门存在，就不会发生非自愿失业。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一在于：它忽视了资源由一部门流入另一部门所需的时间。由于受组织控制部门中的价格与工资具有黏性，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柔性价格”部门在意外通货紧缩开始阶段将承受其全部冲击，从而使卡特尔化或受垄断集团控制的那些部门中相对价格显得比过去更高。这种总需求下降与相对价格更高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会使那些由垄断组织控制部门内的商品及劳动力需求大幅度下降。于是必须有相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柔性价格部门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时会有一些拥有闲置资源的所有者认为：在政府干预或均衡力量的作用下，衰退或萧条很可能是暂时的，因而将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不一定有利。此外，这种资源转移往往还会伴随着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例如要在柔性价格的商品生产较多的农村找到职业，就必须将家庭迁往乡间。不仅如此，如果将已投入刚性价格部门（或不均衡部门）的许多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其价格往往只剩下原价值的几分之一；例如，厂房与设备往往是为了专门用途设计与建造的，而且拥有从事某种工业的熟练技工，如转入其他部门也往往只能暂时当非熟练工人使用。有人甚至认为：新转入某一职业若职位远远低于原来水平，其实与失业没有什么区别。同时，他们可能因年龄过大而无法再通过学习、训练或实践而取得与过去所从事工作同样的技巧水平。这种不愿转行的思想还可能来自许多中老年工人的保守心理，但这种情况确实普遍存在；正因如此，只好等到这些工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正如凯恩斯风趣地说过那样：最后我们全部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即便我们不考虑宏观经济在时间上的波动，并忽略资源由总需求不足的刚性价格部门转入柔性价格（均衡）部门所需的代价，还会发现必有柔性价格部门存在的事实有时并不一定能保证充分就业。这就是所谓“街头小贩”现象——而忽视这一点正是下结论过于匆忙的均衡论经济学家的第二个错误。
虽然我们都为失业工人沦为街头小贩的现象惋惜，但如果承认经济是一种普遍均衡系统的经济学家没有让感情淹没理智，他就会同意街头小贩的出现正是在经济衰退中一种有助于恢复均衡的响应。如果有许多失业工人在当街头小贩，就反映这种贩卖部门是无组织的，而且价格具有柔性。于是，失业工人从事小贩活动正是有助于资源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一种运动，同时也表明同样会有资源转入其他部门。作者认为，这种“街头小贩有助论”并不是一种讽刺，而是对问题某一侧面的正确表述：在经济衰退时期，如果禁止从事街头贩卖活动，无论对消费者或对工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失。
在此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分利集团普遍存在而且意外的通货紧缩又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果阻碍资源重新分配的上述种种障碍已被克服，则必须转移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与该部门的规模相比过大，以致该部门内原已受到影响的价格还要进一步大幅度下降。这时该柔性价格部门内与其他刚性价格部门内的价格之比变得极其不合理，而投入柔性价格部门中资源的收益率极低。在繁荣时期，街头小贩的投资收益率与其他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的正常收益率相同；但在意外的大衰退中，其收益率变得如此之低，以致从事这种职业的境遇之悲惨与失业无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由于侈谈大萧条期间街头小贩大发横财的谬论而被指责为感情上冷漠与政治上的愚蠢；从我们的上述分析看来，他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萧条时期在街头小贩身上发生的情况正和一般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在30年代的美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历史潮流已经逆转，成批失业者涌向农村。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达到上述目的，但当时农产品价格如此之低而且总需求如此之小，以致与工业品的价格及工资相比显得极不正常。因此，当时美国国内开展了广泛而有力的政治活动支持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法律限定了一部分土地与其他资源不许投入农业生产，才保持住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种法律限制一直执行到农产品价格恢复历史上的“公平”地位为止。也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但作者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并非错误（在许多其他国家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一般而论，当发生这类相对价格大混乱时，政府总是要进行干预以限制柔性价格市场内的价格暴跌。
在一种经济中，当被卡特尔控制和由院外活动集团影响的价格比重足够大时，总需求的明显下降必将导致部分资源的闲置。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资源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新分配；另一部分是由于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相对于该部门的规模来说比重过大，以致要素报酬极低，几乎与失业或闲置无异。有时政府不得不出面限制柔性价格部门的产出或生产要素的投入，以保护投入该部门资源的收益率。（在大萧条期间，柔性价格部门容纳其他部门失业人口的后果之一，就是引起了这些部门本身的收缩。）在一个充满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体系中，大萧条期间的那些街头小贩或在均衡部门内工作的工人报酬非常之低，以致这些人即使按本章前述严格定义不能称之为非自愿失业，也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非自愿的半失业”。在这段时期内，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到非均衡或刚性价格部门谋求职业；排队寻职的现象剧增：由于这种现象完全是人为地使同样的资源在不同部门获得不同的工资与价格所造成的，因此应当看作纯属非自愿失业范畴。
（十三）
本章所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未涉及货币供应数量变化与财政政策何者对于支出或名义需求的影响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排斥以下的任何一种论断：或者主张货币供应数量是决定名义收入的唯一因素，或者主张财政政策也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由于本书所涉及范围已经过于广泛，所以在此不拟讨论究竟何者决定了名义支出水平，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予以暂时搁置。作者愿意将支出的决定因素以及影响上述论点完整性的另一些问题留在另一本专著中去讨论，以便有更多的篇幅去处理许多技术性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希望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理论或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作者本人不属此列），能发现本书所述的理论值得进一步引申或在形式上完善化；如果能有更多的专家参加这项工作，则这方面的进展将大得多。必须指出，当本理论未能包括对于决定总支出诸因素的分析之前，尚不足以解释某一历史时期宏观经济行为的全部特征。它目前确实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比较30年代与60、7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本理论无法说明为何30年代初期执行的是不够稳定的、基本上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60年代末与70年代则执行比较稳定的、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政策。
然而，用以上理论已足以解释非自愿失业，而且此论据与已知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及个人决策的动力均无矛盾之处。这一点是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主义理论所未能做到的。显然，如果能找到本理论与其他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其他推论并用事实验证就更好了。如果本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可验证的推论而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不能，这将更有力地表明本理论以及本书中全部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种极为合适的经验校核方法，既适用于本理论，也适用于上述所有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通论》、货币主义、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都一致声称他们的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的货币化经济，或者至少他们并未说明各自的理论企图解释何种具体的经济类型。凯恩斯甚至连书名也叫做《通论》，意思是可以用它说明一切经济现象，甚至毫不迟疑地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及其政策赋予了新的解释，尽管那种欠发达的重商主义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的西方经济有很大不同。同样地，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乐于用其论点解释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的各种经济中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往往作出非常武断的结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eidman）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货币主义学者这种普遍化结论的一例。如果有人怀疑，作者指责现有各种理论过分强调其普遍性是否有点言过其实，他们至少应当承认：没有一种现有的理论曾经公开声明：宏观经济学或货币理论是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历史时期内有显著区别的。这种过分强调普遍性与缺乏对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经济之间区别的现象，无疑地反映了多数现代经济学中那种潜在的非历史、非进化、相对静态和不区分具体制度的偏向。
与上述理论相对照，本书中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则预言不同的社会中宏观经济的问题性质也各不相同。以上分析表明：如果某一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控制了少数不能结清的市场，则由此种市场扭曲而引起的问题显然只是某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性质的或局部的问题。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虽然会使问题恶化，但由于其影响局限于少数经济部门，还不致于发生普遍衰退或造成宏观经济的灾难。这种非预期紧缩的后果并不严重的原因还在于：其危害限于少数几个部门，而且这些部门中的资源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到为数众多的柔性价格部门中去，而后者的容量相对比较大，故不致于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虽然会影响价格或名义收入，但不一定会导致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也不致于明显地或持续地影响实际产出水平。换句话说，若一种经济内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引起的冗长立法程序及其他手续，则该经济的行为将遵循一般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所有经济体系内均普遍适用的模式。
另一方面，按照本书的理论，当某一经济体系内特殊利益集团业已普遍建立，从而刚性价格部门比柔性价格部门庞大得多，则其宏观经济行为与以上所述大不相同。此时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将在广大范围内造成损失，包括：发生资源由刚性价格部门向柔性价格部门强制性的转移，柔性价格部门内价格的暴跌，不能或不愿转移的人口中大量失业，排队寻职的代价剧增，同时，实际需求的显著下降又进一步使局势恶化，因为此时相对价格比通货收缩前更不合理，而其偏离理想价格体系的程度愈加严重。这种眼光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布的经济体系，在通货收缩或紧缩时期，更容易出现衰退或滞胀现象。因此，本书的理论完全可以说明：为何有些社会或某些历史时期不会由于意外的通货收编或紧缩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出的骤减，而另一些社会则相反，会遭受重大损失。此外，本理论还预言，凡疆域不变而且长期稳定的社会，将由上述前一种状态逐渐转入后一状态。
（十四）
不幸的是，作者对于近代世界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不足以如愿地进行广泛的横向校验，只能限于对几个最大国家及一个典型小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但即使如此，也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由于超出本理论范围之外的政治事件或其他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内）采取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在作者的模型中，实际产出水平的波动幅度以及非自愿失业的范围不仅取决于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数目增长所需的时间，而且还取决于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以及其所受外部冲击的剧烈程度。这样，某一社会（或历史时期）即使有较多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可能只有较小幅度的经济波动与较少的非自愿失业存在；反之，另一个组织上并不太僵化的社会却可能出现货币与财政上的高度不稳定性。至少是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本理论在进行部门间或国际间比较时，其校验的结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
不过，在70年代西方发生的滞胀现象中，日本与西德（较差些）的失业水平就比美国、尤其是英国低。不同国家的失业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很难相互比较；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各国所统计的失业率一般比美国统计的为低。然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已将几个主要国家的失业率按美国的可比标准进行了换算。这些数字表明，1975－1976年英国的失业率为5％，而同年美国为8％，同期内西德失业率为4.5％，而日本仅为2％。作者未能获得更近年份的比较数字，但最近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9％以上，而英国未经调整的数字则超过12％。
当然，这里可能包含着许多因素。但只要稍为审视一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发现事实并不支持如下的两种观点：即所谓扩张性（即膨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消灭失业；或者如某些货币主义者所断言：“通货膨胀引起经济衰退”及高的失业率。由1972到1979年，英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15％；美国的其次，为9％。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反，该两国均存在着极高的失业率。西德通货膨胀的最高记录为5．5％，此数字正如其失业率一样比英美低。然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并非实现充分就业的最重要条件：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名列第二的（10．6％），而其失业率则最低。
不仅如此，正如本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更加关心‘社会契约”与“收入分配政策”，而且比其他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按照作者的论断，在英国这种有着强大而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中，对这类社会契约的过分。奢望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西德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为数较少，而且各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面也比较广泛；这两个特点都有助于说明其通货膨胀及失业率为何不那样严重。
在上述四个国家内，都存在着影响前述结论的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西德雇佣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他们失业之后往往就被遣送回原籍，因而不进入失业统计之中。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德与日本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因为它们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美国虽然进口部分石油，但它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之一；而英国则万分幸运，恰好在此关键时刻转变为一个石油出口国。但此处我们所讨论的仍然局限于几个大国的极端情况，因此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
我们固然没有可能去研究所有国家的情况，但在此可以指出有一个小地区非常典型，值得特别注意。正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已指出那样，中国台湾省（与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可以注意到，在日本统治时期，压制了台湾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因此它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与本书理论相符合的。如果本章的论断正确，则台湾省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或反膨胀期间，由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应当能保持大致充分的就业及满负荷的生产。由分析统计数字可知，台湾省确曾经历了相当严重的反通货膨胀时期而实际产出的损失较小。凡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的专家几乎都观察到了这一点。
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写道：
“台湾省在战后时期，开始时1946-1949年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增长10倍，1949－1950年期间增长500％。直到1950-1951年，通货膨胀率仍然失控．每年约为80－100％。最有兴趣的问题是：1952年如何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而又使经济没有陷入衰退或经济增长严重受挫的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如何能够在1952-1960年间将相当高的通货膨胀率（每年7-8％）压低到货币价值相当稳定——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数每年上升2-3％——而且波动极小。这一成就不能仅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得到解释”。
（十五）
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显然还算不上以确定的事实检验了本理论。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对短期内的变化情况。由于货币主义者一般都比凯恩斯主义者更加反对把结构变化与体制改变也看作是战后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因此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不妨再由较严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此点。
卡甘考察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的价格与产出变化的数据。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物价下跌的趋势随时间而减弱。他观察到：
每次由景气期间到继之而来的衰退期间，价格变化率降低的趋势愈来愈小，以致在最近的两次景气循环中，价格变化率的变化甚至变为正值，即在衰退期间物价的上涨率超过了景气期间的上涨率，从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循环特点。
战后通货膨胀的特点不在于景气时期的物价上升得更快——过去很多景气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比战后时期的更高——而在于在衰退期间物价不但不降低，而且反而上升，甚至升得更快……。1970年的衰退并未能遏制通货膨胀，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并非什么新奇的现象，它不过是战后持续发展过程中新的一步。……这种新发展就是：在疲软的市场中物价反而上涨变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这些循环中，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幅度较小，其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降低，而这一现象应部分地归功于改善经济稳定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发现，除了总支出的周期性收缩幅度较小外，价格对同等幅度收缩的响应也大为减弱，因而总支出收缩的后果更明显地反映在总产出按比例下降上。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也用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肯定了卡甘的上述发现。
虽然以后被泛称为“滞胀”的上述发现已成了老生常谈，但卡甘的发现中有两点是值得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他认为这一现象是渐变的。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譬如说，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成本推动论就预示了70年代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本世纪上半叶或前几世纪从来没有出现过。
卡甘的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价格行为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减少愈来愈多地反映为实际产出的减少。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直接观察表明：在其他几个国家内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恰好是本书理论所预言必然发生的，而其他任何非进化论的与不考虑结构影响的宏观经济理论则无法加以解释。
（十六）
当我们由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考察上述问题时，可以发现：意外通货收缩或反膨胀所造成的失业与实际产出减少的严重程度与日俱增。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前几世纪的可靠数据来对当时宏观经济与货币情况作出确切的判断，但已有记载的定性证据以及零散的数据已足以使经济史学家就某些粗线条的历史经验取得一致意见。在凯恩斯或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却并未考虑这些经济史学家所熟知的重要历史经验。
可能在全部宏观经济历史中最令人注目的趋势就是：无论原因如何，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内总需求的下降对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一情况至少在18世纪已初见端倪。当时开始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度（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或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没有引起大规模失业或实际产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溯到较此更早的时期，经济活动还局限在狭小的地区之内，当时存在着如第五章所描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因此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具体到重商主义经济时期，特别是英国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仅存在很少量的贸易障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很容易发生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当实现了这种管辖区的统一以及17世纪发生内战与政治上的动乱之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于英国就业与实际产出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很小，甚至是短暂的。同样，美国由建国伊始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它能够而且确实发生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但这些现象对于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样很小。
虽然1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但由1812年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直到1896年价格水平降到最低点，这一段历史仍能说明以上论点。在这一时期内，英国的物价水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美国的下跌尤多。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内，英国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进行，美国经济也显著地增长与繁荣。简而言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人均收入长期地稳定增长，但它正好发生在物价一直下跌的时期。在19世纪末，景气循环的最低潮年代中，失业增加了，但与20世纪相比，经济衰退阶段所引起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却不大。
当然，甚至在19世纪初期，就曾发生过多次“恐慌”及“危机”。当物价下跌时，借款者自然很难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要支付比物价稳定时高得多的实际利率。正如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在物价较高时借钱的人肯定不喜欢通货紧缩。当物价下跌时，有些公司偿还不起它们的债务，于是它们可能陷入破产；特别是由于当时银行系统很不稳固（尤其在美国），这样就导致了银行的倒闭。这些恐慌及危机使人们丧失对前途的信心，于是引起了失业与实际产出的某种下降。但与本世纪30年代的经验相比，或者按同等的物价暴跌对今日经济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当时这种失业与产出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甚小，而且为期颇为短暂。
表7．1
1839－1843年与1929－1933年的比较（按百分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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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843
1929一1933
货币存量变化
－34
－27
价格变化
－42
－32
银行数目变化
－23
－42
实际总投资额变化
－23
－91
实际消费额变化
＋21
－19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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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39－1843年的变化量是最高峰数字与最低谷数字的比较，但各项的统计日期稍有不同。货币与银行的数据系由1838年末到1842年末；而价格变化的数据则取1839全年与1843全年平均值；国民生产总值等则取1839统计年度（1839年5月底止）及1843年统计年度的值。
来源：1839－1843年度取自表3.2，3.3，5.2［彼得·特明：《杰克逊的民主》（纽约W．W．Norton出版，1969，1975）」；加里曼，私人通讯；《美国历史统计》，第624页，1929－1933；上引书，第116、143、624、646页。
将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的数据与美国过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紧缩相比较，可以最有力地说明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声称：“要找到美国历史上能与1929－1933年货币崩溃相比较的事件，必须上溯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前，即1839－1843年的通货紧缩”。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述，1839－1843年的货币供应紧缩比1929－1933年更为严重，价格水平大幅度下跌：1929－1933年为－31％，而1839－1843年为－42％。但按实际消费的减少计算，1929－1933年减少19％，而1839－1843年反而增加21％。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减少了30％，而在1839－1843年却增长了16％。（见表7．1，此表由特明的《杰克逊的民主》一书转录。）正如特明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很恰当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在由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所发生的失业规模与各种资源的闲置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1929年开始的经济收缩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历史学家曾用19世纪40年代的收缩与本世纪30年代相比较，其结果恰好足以说明后一时期的严重程度。在19世纪的大衰退中，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过银行倒闭、通货紧缩以及企业破产。但却没有发生像本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资源不充分利用——即劳工失业及其他资源闲置。
“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跌落了几乎一半。在进行价格修正之后，实际生产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失业人数达到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投资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这是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崩溃。”
19世纪与20世纪的这种宏观经济行为性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在日常用语中发现。虽然有些作家酷爱标新立异，可是像“失业”这样时髦的词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见诸文字。《牛津英语词典》中说明：“失业”一词在1895年以后才开始通用，但E．P．汤普森（Thompson）指出该词早在1820到183O年间已偶见于欧文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著作之中。早期考察失业问题的专家喜欢采取较为婉转的用语如“待业”或“非自愿赋闲”。德文中“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词在1890年前很少见到使用。法语“失业”（chomage）一词虽在中世纪就出现，但该词另有“休息”之意，如在某日或假日无事休息可称为“un
jour de chome”。如果在19世纪初的物价下跌曾经引起大量失业或生产资料的闲置，那么至少在所有这类国家内的日常用语中肯定会普遍出现“失业”这个重要的词汇，更不用说由于它是生活悲剧的根源，肯定会引起作家们加油添醋地描写了。
导致生产资源闲置与实际产出下降的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应与总需求波动的幅度相区别。正如卡甘所指出：部分地由于经济学家及政府已经掌握了使经济稳定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份里，从历史的标准看，各国的经济是相当稳定的。但由我们引证的事实表明，由于价格的刚性随时间而不断增加，即使在稳定的经济中，由于总需求的某种减少，也会引起更多的失业与产出水平的下降。
正如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前述各国相互比较的事实一样，它们也不能解释上述历史事实。对于意外的通货紧缩与反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何有些社会在某些时期遭受最严重的失业与产出损失的问题，这些理论却不置一词。它们强调其理论的普遍性，结果给人以这种印象：好像在所有货币化经济中，执行错误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后果都应当一样。与此相反，本书的理论则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在稳定的社会中那些随时间逐渐变化的现象。
（十七）
本书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凯恩斯本人在发展其光辉理论所处的时代与国家，适用于研究世界上变为正统主义的地区，也适用于解释大衰退的实质。凯恩斯是在本世纪20到30年代的英国作出他的精辟论断的。他所描写的社会是当时特殊利益集团与组织发展得最多的社会。在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经济所面临的出口及其他商品需求结构与战前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而英国工业原有的有利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因此，英国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对工资与价格体系，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分配其资源。然而，在当时的英国，价格与工资缺乏弹性，而且存在着阻止资源自由进入各部门的种种障碍，因此其资源的重新分配进展迟缓：结果有大量的资源闲置无用。由于邱吉尔在20年代中不适当地将英镑升值，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如果当时工资与价格相应地下跌到足够的程度，英国的各种资源仍然有可能充分利用起来。但英国的各种制度结构早已发展到僵化的程度，相应的工资与价格不可能在短期内跌落，有些甚至在一段时期之后仍不下降。当然，在足够长时间之后，这种工资与价格终久会调整的，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那样，到那时英国人口的一大部分早已饿死了。因此，凯恩斯的名著《通论》确实是天才的和富于启发性的，但绝不是真正“通用”的理论。如果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把所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清除得干干净净，那么凯恩斯大概不会写出他那本巨著了。
在凯恩斯构思其《通论》及《货币论》的时期，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被第一次大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一股国家主义及辖区分立化的逆流所加剧了。庞大的奥匈帝国被凡尔赛条约分割为许多小国。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很自然是国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苏联与外部世界几乎断绝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其他地区也十分盛行：甚至英国和大英帝国成员之间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尤有甚者，一系列的失当行为，如欧洲协约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美国对其战时盟国提出不切实际的还债要求，以及许多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对邻国拼命榨取和采取愚蠢的汇率政策等等，更加把世界经济搅得一团糟。在世界经济中由此而引起的贸易上有形与无形的损失确实大得惊人。根据本书前述逻辑，这种损失使各国对实际产出的需求普遍下降，特别是出口的需求急剧减少。
如果当时强大而繁荣的美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本来有可能从这场国际困境中脱身而避免一场灾难。但美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别的错误之外，美国参加了限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大合唱；它突然对移民数量施行前所未有的限制，而且通过了福德尼-
麦孔勃尔（Fordney－Macomber）和其后更高的斯莫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从当时情况看，制订这些政策并不合理。譬如说，虽然美国工会赞赏并参与了限制移民的立法，但应当看到，从现代的美国标准看，当时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还非常之低。虽然有些雇主们为了避免本厂工人加入工会而宁可采用工会制订的工资标准，而且工会集中在几个最惹人注目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从而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其会员人数所占比例；但在本世纪20年代中，工会会员人数却在减少。
正如前面第三条推论所述：小型集团可能最先组织成功，而且由企业组成的小型集团似乎是许多问题的策源地。正如莱斯特·V．钱德勒（Lester
V．Chandler）很是恰当地描述那样：“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贸易协会运动。在当时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大力赞助下，实际上在所有主要的工业与许多次要的工业中都建立了这种贸易协会……多数（也可能是绝大多数）贸易协会限制了自由竞争。”在当时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还能得到广泛支持的美国，竟能如此成功地通过增加关税法案，足见这种贸易协会运动的声势是如何强大；这一点也已为若干政治科学界权威人士的研究工作所证实。这种关税制度是各种组织和合谋的温床，由此对企业的卡特尔化及寡头集团的普遍形成大开绿灯。而这类集团的建立又进一步使得有关价格的协商与决策程序迟缓化，特别在工业部门尤其如此。
当时美国由于银行系统的极度不稳定性、某些部门投资已达饱和、外国关税壁垒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限制、股票市场崩溃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等种种因素，导致了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在发生了以上这一切之后，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制造部门）并未随需求的减少而迅速下跌或按比例降低。事实上，以上讨论过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农产品价格与其他弹性价格大幅度下降，但有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集中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商品价格）下降缓慢而且幅度较小。由于价格体系失效，贸易收入比过去大为减少，实际收入及对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时，这些因素与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倾向递减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对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骤降。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造成了远远比其本身所受影响严重得多的后果。
然而，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失业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与长期化。当时由于街头小贩这一类柔性价格市场内的物价不成比例地暴跌以及投资回收率极低而怨声载道。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显然崩溃与保守的柯列芝（Coolidge）及胡佛当局为阻止衰退所作努力的失败，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已失去信心。（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听其自然，则一切都会好转；在某些情况下，也主张政府对于外国的竞争采取保护政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旨在干预市场的政策，它们规定将价格与工资冻结在“公平”、“合理”或“不亏本”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对于已牢固占领市场的企业及工人有利，但却不利于雇佣更多工人并销售更多的产品，而后一行动对于摆脱危机复兴经济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系列错误政策都由胡佛当局开始提出。例如，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法案，其中即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建设项目的承包或分包商，如果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工部长规定的当地合理工资，要受到法律制裁；而所谓的当地合理工资一般均相当于工会力量最强的建筑部门内由工会规定的工资。又如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地亚（Norris－La
Guardia）法案终止了法院限制合并垄断劳动市场的权力。
其后，在1933年成立了国家复兴局。它不仅允许而且竭力鼓励每种工业都建立自己的“公平竞争法规”和一个执行法规的“执法权威机构”。这类“公平竞争法规”一般都要求各企业在产量、产品价格、各种贸易价格方面采取“公平”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实行“公平”的工资、工作时间、集体谈判权等等。据估计此类法规涉及到当时工业中95％的雇员。虽然国家复兴局也规定所谓“最低”工资与禁止削减工资，但它对企业贸易协会的利益似乎更为重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所描述那样：“作为国家复兴局政策的各种法规均来自工业企业本身提出的建议。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建议都是由至少一个或更多的贸易协会提出的。国家复兴同给予工业以自治的机会，从而许多长期销声匿迹的贸易协会又恢复了青春，而且许多原来没有贸易协会的工业也急急忙忙把协会建立起来。”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国家复兴局不合宪法。然而，它的某些活动都转移给了其他政府机构，并且先后通过了各种法案〔如1935年的美国劳工关系法及1937年的瓦格纳（Wagner）法案］以维持工资水平并促进工会组织的扩大。这种“工会化”发展迅速，并无疑地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工资政策，这些企业都害怕被孤立在工会化运动之外，到1934年春季，全部工业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已建立本厂工会的工厂内工作，而这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一次罢工后组织起的，或通过独立工会的活动而建立。独立工会本身的会员也由1932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38年的800万人。
总之，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使得政府当局手忙脚乱，慌张地去促进企业之间与劳工之间的种种组合，并颁布一个又一个的法令，而这些措施实际上进一步阻碍了企业与失业的工人以及闲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合同：即愈来愈多的工人、消费者及企业被禁止进行那些本来可以填补图1内所示三角形区域内的交易。不仅如此，还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及其他的立法，固定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并强行禁止在大片土地上种植或动用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以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局面，而实际上却阻止了闲置的资源转入农业领域。
在上述情况下，像凯恩斯所建议的那种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政策自然就很起作用了。由于此项政策可以停止通货紧缩与提高价格，因此通过缓慢行动决定的名义价格以及冗长的立法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就不那样明显，从而其危害也较轻。由于利率已经过低，有些人宁愿囤积货币，因此无怪乎凯恩斯会认为增加货币发行量还不够，进而主张政府实行赤字预算。作者无法确切了解美国执行“新政”时期每一具体政策或措施究竟对提高总需求有多大贡献。当时政府确曾购入黄金与增发货币，但最著名的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赤字预算，后者曾经是有争议的政策。显然·罗斯福总统的需求膨胀政策，加上采用联邦存款保险手段增强了银行系统的信用，实行某些货币扩张政策，同时将某些卡特尔规定的高物价与高工资逐渐调低，这些措施的综合效应超过了由于建立新卡特尔以及由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与工资所引起的失业与资源闲置的消极作用。到1940年，失业率比罗斯福开始执政的1933年有所减少，实际产出也有所提高。
因此，凯恩斯理论对于美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它对于所有英语国家都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因为后者大部分都经历了特别长的政治稳定时期，从而建立了众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由这一角度看来，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在战后对凯恩斯理论不那么欣赏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英语国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数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好几倍，从而其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被凯恩斯微妙与精湛的巨著所折服而加以赞美。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虽然在经济衰退中采用凯恩斯所主张的增加总需求的措施有时可以抵消特殊利益集团及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对于非自愿失业而言，总需求水平这一因素最多只有第二位的和暂时的影响。非自愿失业只能由以下原因来解释：某种利益或政策阻碍了自愿出卖劳动力（或其他商品）以及有意由购买这些劳动力或商品中获利者双方互利的交易。总需求水平偏低或下降，既不是非自愿失业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其充分条件。不仅从理论上看，而且由本章前面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明，总需求水平的低落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或自愿失业。
反之，在总需求水平较高或增长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非自愿失业。这可以由以下事实说明：无论特殊利益集团所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为何，它们倾向于制订更高的实际价格与工资水平，以阻止在该集团之外进行互利的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无法结清。在此情况下，甚至当闲置的生产资源最终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并得到利用后，仍然会有一些非自愿失业存在。这是由于：前面所描述的情况造成了同等的资源在不同部门中毫无理由地有着不同的报酬，这样就会引起额外的排队与寻职损失。最近发生的滞胀现象同样可以证明：在较高的或增长着的总需求水平下，仍然会产生非自愿失业；在某些年份中，尽管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同样也发生了高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支出必然增加，否则，较高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就不会被购买，但非自愿失业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可能增加。
由于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或最终的）根源，因此经常地、及时地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似乎毫无意义。这不仅因为，像其他作者所指出那样，我们的知识不够，无法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而且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需求调节都不可能成为主要杠杆。当1933年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时，通货膨胀已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害作用，而且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正准备将其垄断价格降低到1929年的水平以下，没有人预计价格会再上升；因此，用一切手段来增加总需求，借以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维持高价的有害影响，这种想法确乎是极为重要的。额外的支出可以弥补由于失业及垄断价格所造成的需求减少，而且有助于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从而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相对价格过高的有害作用。但如果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习惯于对付需求管理，并采用制订更高价格的方法来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作用，那么上述需求管理方法不仅起不了预期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正如作者在另一著作中所指出：有时由于货币政策（可能财政政策也如此）改变起来比特殊利益集团调整其价格的速度更快，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在大多数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各自的垄断价格之后，通过改变政策实现需求管理，可以使实际产出上升。但这种多变的和不可预知的政策也将付出代价，因此并非一种长期解决办法。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凯恩斯并未解释各种工资与价格为何产生刚性，也没有指出此种解释恰恰就是所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因此他的某些追随者竟假定这些工资及价格在不同程度上是人为地任意规定的。凯恩斯多次提到通货膨胀率的“核心”——即变化较慢的那些价格与工资的增长率——，但他的理论中并未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哪些价格与工资属于这种“核心”，以及什么力量使它们发生变化呢？如果这些构成核心的价格与工资可以随意选定，或者是指令性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则没有理由设想它们会受到总需求增长的深刻影响。由于对上述问题未能回答，因此，当某些凯恩斯主义者在70年代曾建议政府采用更大胆的扩张政策来消除失业时，结果徒然加剧了通货膨胀，而失业率却并未减少。
在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漏洞，它们未能说明这种核心在何处。这些理论很少或根本没有阐述某些价格或工资变化较小的根源，因此它们也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成因。凯恩斯与货币主义两个学派中的许多经济学家往往把黏性工资与失业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最低工资律和工会组织等等，但仅仅指出这几个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理论并未说明这类黏性价格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如果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最重要的一些现象——如造成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波动的原因等，那么这种理论就名不副实，正像没有丹麦王子头衔的另一位哈姆雷特先生一样。
（十八）
虽然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很不完善，而且这种缺陷导致根本性的错误，但我们并不否定他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凯恩斯强调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财产，强调投资水平比消费水平更易于发生波动，以及人们的期望对于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等，这些观点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及货币问题的认识。在他的巨著《通论》出版之前问世的大部分有关货币及景气循环的理论，现在看起来都显得十分原始。凯恩斯在希克斯的协助下还提出了将货币供求关系与储蓄和投资意向结合起来考虑的光辉思想。凯恩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毫无理由责备他未能提出如本书所讨论的供应－价格一类问题的理论。但他本应指出这种忽略所造成的潜在危险与局限性，而且不应当宣称自己的理论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如果凯恩斯能更重视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都立足于前人贡献的积累而更少强调一点他与前人的不同，则从长远看他的名声可能会更大一些。
作者认为，在此应更加强调指出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分析与论战中的贡献。其理由之一在于：在许多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著作中，除了有价值的部分之外，几乎无例外地都有一种迷信，似乎只要是反对凯恩斯所作结论的论点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有时甚至弄到将辩论的取胜者得重于真正的创造性贡献的地步。作者的这种印象也可能失之于片面，若果真如此，作者于可在此致歉。但作者要反问：为何针对凯恩斯所进行的如此浩瀚的精彩评论中，竟很少甚至完全不提非自愿失业理论，或者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不能将其生产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失败不置一词呢？更有甚者，经历过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年代的劫后余生中有数百万尚在人世，他们无一不能为当时那种饿浮遍地的可怕失业情景作证，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严重的非自愿失业与长期萧条事实，而宁愿将其理论建立在如“以太”学说一般空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上呢？为什么这些理论家一面大声诅咒那种由于迅速扩大的政府干预与工会势力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一面却又将其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在基本摆脱了政府或卡特尔规定的价格体系、甚至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呢？
作者希望对凯恩斯的争论最好尽早留给经济思想史学家去研究，从而使所有经济学派的天才巨匠们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博采各家之长，以发展更完善的宏观模型：继承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家所坚持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宏观模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同时继承凯恩斯所承认的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承认，在稳定的社会内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不可能在持久地、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下的生产。也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之所以坚持宏观经济学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恰好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缘故；但作者却愿意听取有哪一位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能够说明：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当满足上述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这种理论不应当满足本章一开始就提出的所有那些条件？）
（十九）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内作者并未充分论述本理论对于经济政策的涵义。这一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另写一本专著来探讨本理论与众所周知的微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能得出的各种推论。另外，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首先应致力于使本理论更加正确，而将探讨其政策上涵义的工作留待以后进行。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地将理论自封为“正确”就急于应用，而掩盖了理论本身的缺陷。然而，在本章结束之前，可能仍有必要在本理论的推论方面略述几点初步的意见。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论就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同时是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一种开放的与自由竞争的环境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种组织控制了市场而且政府经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进行干预，则不可能找出一种能将经济理顺的宏观经济政策。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蒙·费尔泼斯的极有价值的但容易被误解的语言说：就是“自然失业率”必然是很高的——即预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发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率必然很高。至于具备较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必要性，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一句最令人信服的话表示出来，他说：“自然失业率必定高得出奇。”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至少可以适用于美国。
第二条政策推论也不是由作者首先提出的，这就是：目前在许多国家内必须推行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稳重的与渐进的政策，同时必须是坚定的与有信用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预期”的作用，有时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能使公众确信政府或中央银行有决心执行一项真正能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只要实施一项短期的激烈的紧缩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政策只能在特殊利益集团很少的社会中奏效，而不适用于布满了这种集团的社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这就使它们不能迅速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无论它们如何深信政府的决心，也无论短期措施如何有力，它们都无法及时作出响应。试再以第三章所述丹麦的卡特尔为例，虽然它属于一种极端情况，但这个卡特尔终究花费了十年时间才调整了它过了时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对该卡特尔早已无利益可言。与此同时，大量事实也表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发现实际情况变化后，最终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企业濒临破产时，工会有时也会接受削减工资的条件。
在此处要提到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有关宏观政策的推论就是：如果为了降低自然失业率而设置的税收及补贴与有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虽然可能只有短期的影响，在某些社会中也会发生重大作用。当自然失业率非常高时，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即对那些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企业课以附加税。反之，也可以采用政治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种方法，即对一般企业实行补贴，而取消那些提高了工资的企业的补贴。这两种政策都将鼓励企业与工人通过谈判降低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在实现了这一目的之后，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使失业人数减少。这种政策的一个缺点是：它可能阻碍企业不断提高工人的素质以达到最优的技术结构，因而损失一些经济效率。这正是我们认为此类政策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原因，而不像有些人认为它是理想的手段或万能的良药。作者推荐此种政策至少已有十年之久，”而亨利·沃利希（Henry
Wallich）与西德尼·文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首先提出此方案者）则呼吁的时间更长。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一行列，但迄今在政治上仍未获得起码的成功。然而，作者坚信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将它与补偿由此而受到损害的那些集团利益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对高级工人实行更好的职业保险税），则它将为更多的人所乐于接受。这种税法也可以用作抑制大企业提高价格的手段，虽然这样做会在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根据同样原则提出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工资补贴，即向那些从失业最严重的阶层中扩大招收工人的企业发放补贴。但这些政策都不可以强调过分；因为它们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也不能取代良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和健全的微观经济政策与制度。
（二十）
正如作者在本章开如时所述，如果某种宏观经济理论只能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本身，而不能解释任何别种现象，则宏观经济学家未免感到遗憾；反之，如果该理论不仅适用于特定的宏观经济情况，而且可以解释其他现象，则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信心更强。当然，这一条件是与第一章内所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即该理论应能解释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现象，而同时又应当十分简洁。这样，我们又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应切合的标准”问题上来了。
作者希望，仍然主张对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变化应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的研究者，检查一下，那些理论能在保持其简单的形式下解释多少种不同的问题。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是相当简单的，至少用作者所专长的领域内的标准来衡量确实是如此。
本书提出的理论与西德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成长事实相符合，与英国近年来增长缓慢与失控的现象也相符合，而同时又能说明英国在早些时候为何曾居于最迅速发展的国家之列。本理论还与美国国内的情况相一致，用它可以说明为何美国的东北部及古老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迟缓，而南部与西部则发展迅速——而且对整个48州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解释。
本书理论也与以下的事实相符合，其中包括组成西欧共同体市场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整个一百年间的迅速发展，以及德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速增长等等。本理论能够解释近代史初期英国、荷兰及法国（较不明显）的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由一度落后走向兴盛过程中的作用。它还能解释这些迅速发展中国家内的古老城市为何衰落，以及分散的、交易活跃的生产体系的兴起。本理论还可阐明南朝鲜、台湾地区、香港及新加坡在二次大战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开始受到欧洲压迫时由于行会控制所表现的长期社会停滞，更不说印度的类似的停滞状况了。最后，本理论还能说明许多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内的不平等状况及其贸易政策，以及许多其他的现象。
当然，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表明，本理论在解释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南非强烈的种族歧视的特点与发展过程等方面可能成功到什么程度。当许多问题没有足够完整的定量数据或历史资料时，最好还是对理论的应用持谨慎态度。然而，本理论对上述诸问题的解释显然优于其他任何理论。
以简练形式解释了上述诸问题的本理论，只稍加补充，同样适用于阐明非自愿失业、经济衰退、滞胀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现象，丝毫不借助于任何主观臆测的或违背个人行为常理的特殊假设。而且表明本理论正确性的更有力证据是：它能够解释宏观经济行为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其他任何宏观理论均不能。当我们考虑了所有上述特点之后，可以认为，这一理论是强有力的、首尾一致的与简洁的。如果它完全错误或基本上不正确，很难设想它能如此简洁地解释这么多性质上差别很大的现象。
然而，即使本理论出乎意外地完全正确，它也仍然只考虑了作者试图解释的、对现象产生影响的许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有时也可能是极端重要，这一点也许可以由以下推想中看出：假定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的发现与本理论的预言相符，所有有关专家也适时地信服作者的论点，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再进一步设想，本书的论点通过教育系统与宣传工具传播给公众，使大多数人相信本书理论是正确的。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来解决本书提出的问题。
只有按如上推想统一了认识的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最明确与有远见的补救措施：它可能简单地废除所有反映特殊利益的立法或法规，同时对各种卡特尔或特殊利益集团实施反托拉斯法，以制止这些集团利用权力制订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与工资。通过这种手段，社会才可能免受特殊利益集团之害。采取这一补救措施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公共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因此不需要在观念与政策上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变革。但这一情景也恰好足以表明：如果本书的论断与其他具有类似重要性的论断，竟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由本书理论推出的预言就会是错误的了。
显然，在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将反抗废止代表其利益的立法与阻止实施反托拉斯政策，因为这样做就会使他们丧失其垄断的利益。过去经济教育的效果极为有限，甚至对于专家们早有一致意见的问题也难于实施，从这些情况看来，恰恰能说明特殊利益集团在斗争中往往是胜利者。当凯恩斯写下“世界是被观念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统治的”这句名言时，他似乎是走得太远了。但由他的著作对公共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最近对他的批评所造成的冲击看，观念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有理由预期：如果特殊利益集团确实如作者所述有害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有害于开明的政府、平等的机会和社会的活力，那么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会不会逐渐地认识到这一点呢？这种觉醒将来会不会逐步扩展到人民中的大多数中去呢？随着人民觉悟的提高，会不会大大地限制由特殊利益集团所造成的损失呢？作者对此寄予厚望，至少在探索着这样一种乐观的前景。
正如前面分析意外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所阐明的那样，当这种通货膨胀或重大的外部有利事件（如重要的技术进步或资源的发现）发生时，经济上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由于在重大变革中暂时减弱了由分利集团垄断造成的损失，经济可能兴旺起来，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投资机会，这将导致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直到分利集团经过缓慢的重新调整取得新的垄断地位为止。
现在我们已经对于各种分利机构相当僵化的社会中所出现的景气循环或实际产出水平的经常波动作出较满意的解释。这种方法——作者暂时称之为克劳尔－奥尔森方法——与任何正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毫无相悖之处。
（十二）
由于上述论断是在普遍均衡条件下得出的，现在还必须考察一下某些价格不受分利集团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情况，后者甚至在相当僵化的社会中也会存在；在大多数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的部门，也同时存在着价格长期处于均衡状态下而仅有短暂波动的部门。如果市场不受政治因素或卡特尔的控制，则那些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以致工资高过市场结清水平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具有柔性价格的部门而找到工作。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认真思索一下，某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可以导致充分就业。他们可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使在高度卡特尔化和被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经济中，只要有对所有人开放的经济部门存在，就不会发生非自愿失业。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一在于：它忽视了资源由一部门流入另一部门所需的时间。由于受组织控制部门中的价格与工资具有黏性，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柔性价格”部门在意外通货紧缩开始阶段将承受其全部冲击，从而使卡特尔化或受垄断集团控制的那些部门中相对价格显得比过去更高。这种总需求下降与相对价格更高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会使那些由垄断组织控制部门内的商品及劳动力需求大幅度下降。于是必须有相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柔性价格部门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时会有一些拥有闲置资源的所有者认为：在政府干预或均衡力量的作用下，衰退或萧条很可能是暂时的，因而将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不一定有利。此外，这种资源转移往往还会伴随着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例如要在柔性价格的商品生产较多的农村找到职业，就必须将家庭迁往乡间。不仅如此，如果将已投入刚性价格部门（或不均衡部门）的许多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其价格往往只剩下原价值的几分之一；例如，厂房与设备往往是为了专门用途设计与建造的，而且拥有从事某种工业的熟练技工，如转入其他部门也往往只能暂时当非熟练工人使用。有人甚至认为：新转入某一职业若职位远远低于原来水平，其实与失业没有什么区别。同时，他们可能因年龄过大而无法再通过学习、训练或实践而取得与过去所从事工作同样的技巧水平。这种不愿转行的思想还可能来自许多中老年工人的保守心理，但这种情况确实普遍存在；正因如此，只好等到这些工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正如凯恩斯风趣地说过那样：最后我们全部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即便我们不考虑宏观经济在时间上的波动，并忽略资源由总需求不足的刚性价格部门转入柔性价格（均衡）部门所需的代价，还会发现必有柔性价格部门存在的事实有时并不一定能保证充分就业。这就是所谓“街头小贩”现象——而忽视这一点正是下结论过于匆忙的均衡论经济学家的第二个错误。
虽然我们都为失业工人沦为街头小贩的现象惋惜，但如果承认经济是一种普遍均衡系统的经济学家没有让感情淹没理智，他就会同意街头小贩的出现正是在经济衰退中一种有助于恢复均衡的响应。如果有许多失业工人在当街头小贩，就反映这种贩卖部门是无组织的，而且价格具有柔性。于是，失业工人从事小贩活动正是有助于资源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一种运动，同时也表明同样会有资源转入其他部门。作者认为，这种“街头小贩有助论”并不是一种讽刺，而是对问题某一侧面的正确表述：在经济衰退时期，如果禁止从事街头贩卖活动，无论对消费者或对工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失。
在此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分利集团普遍存在而且意外的通货紧缩又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果阻碍资源重新分配的上述种种障碍已被克服，则必须转移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与该部门的规模相比过大，以致该部门内原已受到影响的价格还要进一步大幅度下降。这时该柔性价格部门内与其他刚性价格部门内的价格之比变得极其不合理，而投入柔性价格部门中资源的收益率极低。在繁荣时期，街头小贩的投资收益率与其他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的正常收益率相同；但在意外的大衰退中，其收益率变得如此之低，以致从事这种职业的境遇之悲惨与失业无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由于侈谈大萧条期间街头小贩大发横财的谬论而被指责为感情上冷漠与政治上的愚蠢；从我们的上述分析看来，他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萧条时期在街头小贩身上发生的情况正和一般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在30年代的美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历史潮流已经逆转，成批失业者涌向农村。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达到上述目的，但当时农产品价格如此之低而且总需求如此之小，以致与工业品的价格及工资相比显得极不正常。因此，当时美国国内开展了广泛而有力的政治活动支持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法律限定了一部分土地与其他资源不许投入农业生产，才保持住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种法律限制一直执行到农产品价格恢复历史上的“公平”地位为止。也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但作者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并非错误（在许多其他国家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一般而论，当发生这类相对价格大混乱时，政府总是要进行干预以限制柔性价格市场内的价格暴跌。
在一种经济中，当被卡特尔控制和由院外活动集团影响的价格比重足够大时，总需求的明显下降必将导致部分资源的闲置。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资源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新分配；另一部分是由于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相对于该部门的规模来说比重过大，以致要素报酬极低，几乎与失业或闲置无异。有时政府不得不出面限制柔性价格部门的产出或生产要素的投入，以保护投入该部门资源的收益率。（在大萧条期间，柔性价格部门容纳其他部门失业人口的后果之一，就是引起了这些部门本身的收缩。）在一个充满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体系中，大萧条期间的那些街头小贩或在均衡部门内工作的工人报酬非常之低，以致这些人即使按本章前述严格定义不能称之为非自愿失业，也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非自愿的半失业”。在这段时期内，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到非均衡或刚性价格部门谋求职业；排队寻职的现象剧增：由于这种现象完全是人为地使同样的资源在不同部门获得不同的工资与价格所造成的，因此应当看作纯属非自愿失业范畴。
（十三）
本章所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未涉及货币供应数量变化与财政政策何者对于支出或名义需求的影响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排斥以下的任何一种论断：或者主张货币供应数量是决定名义收入的唯一因素，或者主张财政政策也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由于本书所涉及范围已经过于广泛，所以在此不拟讨论究竟何者决定了名义支出水平，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予以暂时搁置。作者愿意将支出的决定因素以及影响上述论点完整性的另一些问题留在另一本专著中去讨论，以便有更多的篇幅去处理许多技术性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希望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理论或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作者本人不属此列），能发现本书所述的理论值得进一步引申或在形式上完善化；如果能有更多的专家参加这项工作，则这方面的进展将大得多。必须指出，当本理论未能包括对于决定总支出诸因素的分析之前，尚不足以解释某一历史时期宏观经济行为的全部特征。它目前确实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比较30年代与60、7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本理论无法说明为何30年代初期执行的是不够稳定的、基本上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60年代末与70年代则执行比较稳定的、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政策。
然而，用以上理论已足以解释非自愿失业，而且此论据与已知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及个人决策的动力均无矛盾之处。这一点是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主义理论所未能做到的。显然，如果能找到本理论与其他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其他推论并用事实验证就更好了。如果本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可验证的推论而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不能，这将更有力地表明本理论以及本书中全部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种极为合适的经验校核方法，既适用于本理论，也适用于上述所有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通论》、货币主义、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都一致声称他们的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的货币化经济，或者至少他们并未说明各自的理论企图解释何种具体的经济类型。凯恩斯甚至连书名也叫做《通论》，意思是可以用它说明一切经济现象，甚至毫不迟疑地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及其政策赋予了新的解释，尽管那种欠发达的重商主义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的西方经济有很大不同。同样地，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乐于用其论点解释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的各种经济中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往往作出非常武断的结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eidman）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货币主义学者这种普遍化结论的一例。如果有人怀疑，作者指责现有各种理论过分强调其普遍性是否有点言过其实，他们至少应当承认：没有一种现有的理论曾经公开声明：宏观经济学或货币理论是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历史时期内有显著区别的。这种过分强调普遍性与缺乏对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经济之间区别的现象，无疑地反映了多数现代经济学中那种潜在的非历史、非进化、相对静态和不区分具体制度的偏向。
与上述理论相对照，本书中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则预言不同的社会中宏观经济的问题性质也各不相同。以上分析表明：如果某一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控制了少数不能结清的市场，则由此种市场扭曲而引起的问题显然只是某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性质的或局部的问题。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虽然会使问题恶化，但由于其影响局限于少数经济部门，还不致于发生普遍衰退或造成宏观经济的灾难。这种非预期紧缩的后果并不严重的原因还在于：其危害限于少数几个部门，而且这些部门中的资源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到为数众多的柔性价格部门中去，而后者的容量相对比较大，故不致于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虽然会影响价格或名义收入，但不一定会导致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也不致于明显地或持续地影响实际产出水平。换句话说，若一种经济内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引起的冗长立法程序及其他手续，则该经济的行为将遵循一般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所有经济体系内均普遍适用的模式。
另一方面，按照本书的理论，当某一经济体系内特殊利益集团业已普遍建立，从而刚性价格部门比柔性价格部门庞大得多，则其宏观经济行为与以上所述大不相同。此时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将在广大范围内造成损失，包括：发生资源由刚性价格部门向柔性价格部门强制性的转移，柔性价格部门内价格的暴跌，不能或不愿转移的人口中大量失业，排队寻职的代价剧增，同时，实际需求的显著下降又进一步使局势恶化，因为此时相对价格比通货收缩前更不合理，而其偏离理想价格体系的程度愈加严重。这种眼光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布的经济体系，在通货收缩或紧缩时期，更容易出现衰退或滞胀现象。因此，本书的理论完全可以说明：为何有些社会或某些历史时期不会由于意外的通货收编或紧缩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出的骤减，而另一些社会则相反，会遭受重大损失。此外，本理论还预言，凡疆域不变而且长期稳定的社会，将由上述前一种状态逐渐转入后一状态。
（十四）
不幸的是，作者对于近代世界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不足以如愿地进行广泛的横向校验，只能限于对几个最大国家及一个典型小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但即使如此，也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由于超出本理论范围之外的政治事件或其他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内）采取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在作者的模型中，实际产出水平的波动幅度以及非自愿失业的范围不仅取决于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数目增长所需的时间，而且还取决于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以及其所受外部冲击的剧烈程度。这样，某一社会（或历史时期）即使有较多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可能只有较小幅度的经济波动与较少的非自愿失业存在；反之，另一个组织上并不太僵化的社会却可能出现货币与财政上的高度不稳定性。至少是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本理论在进行部门间或国际间比较时，其校验的结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
不过，在70年代西方发生的滞胀现象中，日本与西德（较差些）的失业水平就比美国、尤其是英国低。不同国家的失业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很难相互比较；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各国所统计的失业率一般比美国统计的为低。然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已将几个主要国家的失业率按美国的可比标准进行了换算。这些数字表明，1975－1976年英国的失业率为5％，而同年美国为8％，同期内西德失业率为4.5％，而日本仅为2％。作者未能获得更近年份的比较数字，但最近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9％以上，而英国未经调整的数字则超过12％。
当然，这里可能包含着许多因素。但只要稍为审视一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发现事实并不支持如下的两种观点：即所谓扩张性（即膨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消灭失业；或者如某些货币主义者所断言：“通货膨胀引起经济衰退”及高的失业率。由1972到1979年，英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15％；美国的其次，为9％。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反，该两国均存在着极高的失业率。西德通货膨胀的最高记录为5．5％，此数字正如其失业率一样比英美低。然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并非实现充分就业的最重要条件：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名列第二的（10．6％），而其失业率则最低。
不仅如此，正如本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更加关心‘社会契约”与“收入分配政策”，而且比其他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按照作者的论断，在英国这种有着强大而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中，对这类社会契约的过分。奢望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西德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为数较少，而且各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面也比较广泛；这两个特点都有助于说明其通货膨胀及失业率为何不那样严重。
在上述四个国家内，都存在着影响前述结论的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西德雇佣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他们失业之后往往就被遣送回原籍，因而不进入失业统计之中。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德与日本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因为它们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美国虽然进口部分石油，但它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之一；而英国则万分幸运，恰好在此关键时刻转变为一个石油出口国。但此处我们所讨论的仍然局限于几个大国的极端情况，因此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
我们固然没有可能去研究所有国家的情况，但在此可以指出有一个小地区非常典型，值得特别注意。正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已指出那样，中国台湾省（与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可以注意到，在日本统治时期，压制了台湾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因此它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与本书理论相符合的。如果本章的论断正确，则台湾省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或反膨胀期间，由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应当能保持大致充分的就业及满负荷的生产。由分析统计数字可知，台湾省确曾经历了相当严重的反通货膨胀时期而实际产出的损失较小。凡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的专家几乎都观察到了这一点。
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写道：
“台湾省在战后时期，开始时1946-1949年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增长10倍，1949－1950年期间增长500％。直到1950-1951年，通货膨胀率仍然失控．每年约为80－100％。最有兴趣的问题是：1952年如何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而又使经济没有陷入衰退或经济增长严重受挫的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如何能够在1952-1960年间将相当高的通货膨胀率（每年7-8％）压低到货币价值相当稳定——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数每年上升2-3％——而且波动极小。这一成就不能仅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得到解释”。
（十五）
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显然还算不上以确定的事实检验了本理论。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对短期内的变化情况。由于货币主义者一般都比凯恩斯主义者更加反对把结构变化与体制改变也看作是战后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因此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不妨再由较严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此点。
卡甘考察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的价格与产出变化的数据。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物价下跌的趋势随时间而减弱。他观察到：
每次由景气期间到继之而来的衰退期间，价格变化率降低的趋势愈来愈小，以致在最近的两次景气循环中，价格变化率的变化甚至变为正值，即在衰退期间物价的上涨率超过了景气期间的上涨率，从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循环特点。
战后通货膨胀的特点不在于景气时期的物价上升得更快——过去很多景气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比战后时期的更高——而在于在衰退期间物价不但不降低，而且反而上升，甚至升得更快……。1970年的衰退并未能遏制通货膨胀，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并非什么新奇的现象，它不过是战后持续发展过程中新的一步。……这种新发展就是：在疲软的市场中物价反而上涨变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这些循环中，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幅度较小，其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降低，而这一现象应部分地归功于改善经济稳定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发现，除了总支出的周期性收缩幅度较小外，价格对同等幅度收缩的响应也大为减弱，因而总支出收缩的后果更明显地反映在总产出按比例下降上。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也用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肯定了卡甘的上述发现。
虽然以后被泛称为“滞胀”的上述发现已成了老生常谈，但卡甘的发现中有两点是值得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他认为这一现象是渐变的。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譬如说，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成本推动论就预示了70年代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本世纪上半叶或前几世纪从来没有出现过。
卡甘的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价格行为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减少愈来愈多地反映为实际产出的减少。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直接观察表明：在其他几个国家内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恰好是本书理论所预言必然发生的，而其他任何非进化论的与不考虑结构影响的宏观经济理论则无法加以解释。
（十六）
当我们由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考察上述问题时，可以发现：意外通货收缩或反膨胀所造成的失业与实际产出减少的严重程度与日俱增。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前几世纪的可靠数据来对当时宏观经济与货币情况作出确切的判断，但已有记载的定性证据以及零散的数据已足以使经济史学家就某些粗线条的历史经验取得一致意见。在凯恩斯或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却并未考虑这些经济史学家所熟知的重要历史经验。
可能在全部宏观经济历史中最令人注目的趋势就是：无论原因如何，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内总需求的下降对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一情况至少在18世纪已初见端倪。当时开始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度（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或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没有引起大规模失业或实际产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溯到较此更早的时期，经济活动还局限在狭小的地区之内，当时存在着如第五章所描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因此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具体到重商主义经济时期，特别是英国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仅存在很少量的贸易障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很容易发生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当实现了这种管辖区的统一以及17世纪发生内战与政治上的动乱之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于英国就业与实际产出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很小，甚至是短暂的。同样，美国由建国伊始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它能够而且确实发生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但这些现象对于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样很小。
虽然1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但由1812年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直到1896年价格水平降到最低点，这一段历史仍能说明以上论点。在这一时期内，英国的物价水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美国的下跌尤多。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内，英国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进行，美国经济也显著地增长与繁荣。简而言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人均收入长期地稳定增长，但它正好发生在物价一直下跌的时期。在19世纪末，景气循环的最低潮年代中，失业增加了，但与20世纪相比，经济衰退阶段所引起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却不大。
当然，甚至在19世纪初期，就曾发生过多次“恐慌”及“危机”。当物价下跌时，借款者自然很难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要支付比物价稳定时高得多的实际利率。正如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在物价较高时借钱的人肯定不喜欢通货紧缩。当物价下跌时，有些公司偿还不起它们的债务，于是它们可能陷入破产；特别是由于当时银行系统很不稳固（尤其在美国），这样就导致了银行的倒闭。这些恐慌及危机使人们丧失对前途的信心，于是引起了失业与实际产出的某种下降。但与本世纪30年代的经验相比，或者按同等的物价暴跌对今日经济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当时这种失业与产出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甚小，而且为期颇为短暂。
表7．1
1839－1843年与1929－1933年的比较（按百分比计）
—————————————————————————
1839－1843
1929一1933
货币存量变化
－34
－27
价格变化
－42
－32
银行数目变化
－23
－42
实际总投资额变化
－23
－91
实际消费额变化
＋21
－19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
＋15
－30
——————————————————————————
注：1839－1843年的变化量是最高峰数字与最低谷数字的比较，但各项的统计日期稍有不同。货币与银行的数据系由1838年末到1842年末；而价格变化的数据则取1839全年与1843全年平均值；国民生产总值等则取1839统计年度（1839年5月底止）及1843年统计年度的值。
来源：1839－1843年度取自表3.2，3.3，5.2［彼得·特明：《杰克逊的民主》（纽约W．W．Norton出版，1969，1975）」；加里曼，私人通讯；《美国历史统计》，第624页，1929－1933；上引书，第116、143、624、646页。
将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的数据与美国过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紧缩相比较，可以最有力地说明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声称：“要找到美国历史上能与1929－1933年货币崩溃相比较的事件，必须上溯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前，即1839－1843年的通货紧缩”。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述，1839－1843年的货币供应紧缩比1929－1933年更为严重，价格水平大幅度下跌：1929－1933年为－31％，而1839－1843年为－42％。但按实际消费的减少计算，1929－1933年减少19％，而1839－1843年反而增加21％。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减少了30％，而在1839－1843年却增长了16％。（见表7．1，此表由特明的《杰克逊的民主》一书转录。）正如特明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很恰当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在由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所发生的失业规模与各种资源的闲置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1929年开始的经济收缩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历史学家曾用19世纪40年代的收缩与本世纪30年代相比较，其结果恰好足以说明后一时期的严重程度。在19世纪的大衰退中，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过银行倒闭、通货紧缩以及企业破产。但却没有发生像本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资源不充分利用——即劳工失业及其他资源闲置。
“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跌落了几乎一半。在进行价格修正之后，实际生产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失业人数达到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投资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这是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崩溃。”
19世纪与20世纪的这种宏观经济行为性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在日常用语中发现。虽然有些作家酷爱标新立异，可是像“失业”这样时髦的词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见诸文字。《牛津英语词典》中说明：“失业”一词在1895年以后才开始通用，但E．P．汤普森（Thompson）指出该词早在1820到183O年间已偶见于欧文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著作之中。早期考察失业问题的专家喜欢采取较为婉转的用语如“待业”或“非自愿赋闲”。德文中“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词在1890年前很少见到使用。法语“失业”（chomage）一词虽在中世纪就出现，但该词另有“休息”之意，如在某日或假日无事休息可称为“un
jour de chome”。如果在19世纪初的物价下跌曾经引起大量失业或生产资料的闲置，那么至少在所有这类国家内的日常用语中肯定会普遍出现“失业”这个重要的词汇，更不用说由于它是生活悲剧的根源，肯定会引起作家们加油添醋地描写了。
导致生产资源闲置与实际产出下降的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应与总需求波动的幅度相区别。正如卡甘所指出：部分地由于经济学家及政府已经掌握了使经济稳定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份里，从历史的标准看，各国的经济是相当稳定的。但由我们引证的事实表明，由于价格的刚性随时间而不断增加，即使在稳定的经济中，由于总需求的某种减少，也会引起更多的失业与产出水平的下降。
正如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前述各国相互比较的事实一样，它们也不能解释上述历史事实。对于意外的通货紧缩与反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何有些社会在某些时期遭受最严重的失业与产出损失的问题，这些理论却不置一词。它们强调其理论的普遍性，结果给人以这种印象：好像在所有货币化经济中，执行错误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后果都应当一样。与此相反，本书的理论则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在稳定的社会中那些随时间逐渐变化的现象。
（十七）
本书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凯恩斯本人在发展其光辉理论所处的时代与国家，适用于研究世界上变为正统主义的地区，也适用于解释大衰退的实质。凯恩斯是在本世纪20到30年代的英国作出他的精辟论断的。他所描写的社会是当时特殊利益集团与组织发展得最多的社会。在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经济所面临的出口及其他商品需求结构与战前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而英国工业原有的有利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因此，英国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对工资与价格体系，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分配其资源。然而，在当时的英国，价格与工资缺乏弹性，而且存在着阻止资源自由进入各部门的种种障碍，因此其资源的重新分配进展迟缓：结果有大量的资源闲置无用。由于邱吉尔在20年代中不适当地将英镑升值，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如果当时工资与价格相应地下跌到足够的程度，英国的各种资源仍然有可能充分利用起来。但英国的各种制度结构早已发展到僵化的程度，相应的工资与价格不可能在短期内跌落，有些甚至在一段时期之后仍不下降。当然，在足够长时间之后，这种工资与价格终久会调整的，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那样，到那时英国人口的一大部分早已饿死了。因此，凯恩斯的名著《通论》确实是天才的和富于启发性的，但绝不是真正“通用”的理论。如果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把所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清除得干干净净，那么凯恩斯大概不会写出他那本巨著了。
在凯恩斯构思其《通论》及《货币论》的时期，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被第一次大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一股国家主义及辖区分立化的逆流所加剧了。庞大的奥匈帝国被凡尔赛条约分割为许多小国。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很自然是国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苏联与外部世界几乎断绝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其他地区也十分盛行：甚至英国和大英帝国成员之间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尤有甚者，一系列的失当行为，如欧洲协约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美国对其战时盟国提出不切实际的还债要求，以及许多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对邻国拼命榨取和采取愚蠢的汇率政策等等，更加把世界经济搅得一团糟。在世界经济中由此而引起的贸易上有形与无形的损失确实大得惊人。根据本书前述逻辑，这种损失使各国对实际产出的需求普遍下降，特别是出口的需求急剧减少。
如果当时强大而繁荣的美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本来有可能从这场国际困境中脱身而避免一场灾难。但美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别的错误之外，美国参加了限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大合唱；它突然对移民数量施行前所未有的限制，而且通过了福德尼-
麦孔勃尔（Fordney－Macomber）和其后更高的斯莫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从当时情况看，制订这些政策并不合理。譬如说，虽然美国工会赞赏并参与了限制移民的立法，但应当看到，从现代的美国标准看，当时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还非常之低。虽然有些雇主们为了避免本厂工人加入工会而宁可采用工会制订的工资标准，而且工会集中在几个最惹人注目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从而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其会员人数所占比例；但在本世纪20年代中，工会会员人数却在减少。
正如前面第三条推论所述：小型集团可能最先组织成功，而且由企业组成的小型集团似乎是许多问题的策源地。正如莱斯特·V．钱德勒（Lester
V．Chandler）很是恰当地描述那样：“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贸易协会运动。在当时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大力赞助下，实际上在所有主要的工业与许多次要的工业中都建立了这种贸易协会……多数（也可能是绝大多数）贸易协会限制了自由竞争。”在当时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还能得到广泛支持的美国，竟能如此成功地通过增加关税法案，足见这种贸易协会运动的声势是如何强大；这一点也已为若干政治科学界权威人士的研究工作所证实。这种关税制度是各种组织和合谋的温床，由此对企业的卡特尔化及寡头集团的普遍形成大开绿灯。而这类集团的建立又进一步使得有关价格的协商与决策程序迟缓化，特别在工业部门尤其如此。
当时美国由于银行系统的极度不稳定性、某些部门投资已达饱和、外国关税壁垒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限制、股票市场崩溃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等种种因素，导致了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在发生了以上这一切之后，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制造部门）并未随需求的减少而迅速下跌或按比例降低。事实上，以上讨论过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农产品价格与其他弹性价格大幅度下降，但有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集中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商品价格）下降缓慢而且幅度较小。由于价格体系失效，贸易收入比过去大为减少，实际收入及对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时，这些因素与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倾向递减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对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骤降。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造成了远远比其本身所受影响严重得多的后果。
然而，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失业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与长期化。当时由于街头小贩这一类柔性价格市场内的物价不成比例地暴跌以及投资回收率极低而怨声载道。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显然崩溃与保守的柯列芝（Coolidge）及胡佛当局为阻止衰退所作努力的失败，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已失去信心。（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听其自然，则一切都会好转；在某些情况下，也主张政府对于外国的竞争采取保护政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旨在干预市场的政策，它们规定将价格与工资冻结在“公平”、“合理”或“不亏本”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对于已牢固占领市场的企业及工人有利，但却不利于雇佣更多工人并销售更多的产品，而后一行动对于摆脱危机复兴经济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系列错误政策都由胡佛当局开始提出。例如，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法案，其中即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建设项目的承包或分包商，如果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工部长规定的当地合理工资，要受到法律制裁；而所谓的当地合理工资一般均相当于工会力量最强的建筑部门内由工会规定的工资。又如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地亚（Norris－La
Guardia）法案终止了法院限制合并垄断劳动市场的权力。
其后，在1933年成立了国家复兴局。它不仅允许而且竭力鼓励每种工业都建立自己的“公平竞争法规”和一个执行法规的“执法权威机构”。这类“公平竞争法规”一般都要求各企业在产量、产品价格、各种贸易价格方面采取“公平”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实行“公平”的工资、工作时间、集体谈判权等等。据估计此类法规涉及到当时工业中95％的雇员。虽然国家复兴局也规定所谓“最低”工资与禁止削减工资，但它对企业贸易协会的利益似乎更为重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所描述那样：“作为国家复兴局政策的各种法规均来自工业企业本身提出的建议。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建议都是由至少一个或更多的贸易协会提出的。国家复兴同给予工业以自治的机会，从而许多长期销声匿迹的贸易协会又恢复了青春，而且许多原来没有贸易协会的工业也急急忙忙把协会建立起来。”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国家复兴局不合宪法。然而，它的某些活动都转移给了其他政府机构，并且先后通过了各种法案〔如1935年的美国劳工关系法及1937年的瓦格纳（Wagner）法案］以维持工资水平并促进工会组织的扩大。这种“工会化”发展迅速，并无疑地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工资政策，这些企业都害怕被孤立在工会化运动之外，到1934年春季，全部工业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已建立本厂工会的工厂内工作，而这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一次罢工后组织起的，或通过独立工会的活动而建立。独立工会本身的会员也由1932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38年的800万人。
总之，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使得政府当局手忙脚乱，慌张地去促进企业之间与劳工之间的种种组合，并颁布一个又一个的法令，而这些措施实际上进一步阻碍了企业与失业的工人以及闲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合同：即愈来愈多的工人、消费者及企业被禁止进行那些本来可以填补图1内所示三角形区域内的交易。不仅如此，还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及其他的立法，固定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并强行禁止在大片土地上种植或动用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以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局面，而实际上却阻止了闲置的资源转入农业领域。
在上述情况下，像凯恩斯所建议的那种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政策自然就很起作用了。由于此项政策可以停止通货紧缩与提高价格，因此通过缓慢行动决定的名义价格以及冗长的立法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就不那样明显，从而其危害也较轻。由于利率已经过低，有些人宁愿囤积货币，因此无怪乎凯恩斯会认为增加货币发行量还不够，进而主张政府实行赤字预算。作者无法确切了解美国执行“新政”时期每一具体政策或措施究竟对提高总需求有多大贡献。当时政府确曾购入黄金与增发货币，但最著名的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赤字预算，后者曾经是有争议的政策。显然·罗斯福总统的需求膨胀政策，加上采用联邦存款保险手段增强了银行系统的信用，实行某些货币扩张政策，同时将某些卡特尔规定的高物价与高工资逐渐调低，这些措施的综合效应超过了由于建立新卡特尔以及由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与工资所引起的失业与资源闲置的消极作用。到1940年，失业率比罗斯福开始执政的1933年有所减少，实际产出也有所提高。
因此，凯恩斯理论对于美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它对于所有英语国家都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因为后者大部分都经历了特别长的政治稳定时期，从而建立了众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由这一角度看来，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在战后对凯恩斯理论不那么欣赏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英语国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数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好几倍，从而其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被凯恩斯微妙与精湛的巨著所折服而加以赞美。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虽然在经济衰退中采用凯恩斯所主张的增加总需求的措施有时可以抵消特殊利益集团及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对于非自愿失业而言，总需求水平这一因素最多只有第二位的和暂时的影响。非自愿失业只能由以下原因来解释：某种利益或政策阻碍了自愿出卖劳动力（或其他商品）以及有意由购买这些劳动力或商品中获利者双方互利的交易。总需求水平偏低或下降，既不是非自愿失业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其充分条件。不仅从理论上看，而且由本章前面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明，总需求水平的低落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或自愿失业。
反之，在总需求水平较高或增长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非自愿失业。这可以由以下事实说明：无论特殊利益集团所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为何，它们倾向于制订更高的实际价格与工资水平，以阻止在该集团之外进行互利的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无法结清。在此情况下，甚至当闲置的生产资源最终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并得到利用后，仍然会有一些非自愿失业存在。这是由于：前面所描述的情况造成了同等的资源在不同部门中毫无理由地有着不同的报酬，这样就会引起额外的排队与寻职损失。最近发生的滞胀现象同样可以证明：在较高的或增长着的总需求水平下，仍然会产生非自愿失业；在某些年份中，尽管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同样也发生了高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支出必然增加，否则，较高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就不会被购买，但非自愿失业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可能增加。
由于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或最终的）根源，因此经常地、及时地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似乎毫无意义。这不仅因为，像其他作者所指出那样，我们的知识不够，无法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而且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需求调节都不可能成为主要杠杆。当1933年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时，通货膨胀已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害作用，而且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正准备将其垄断价格降低到1929年的水平以下，没有人预计价格会再上升；因此，用一切手段来增加总需求，借以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维持高价的有害影响，这种想法确乎是极为重要的。额外的支出可以弥补由于失业及垄断价格所造成的需求减少，而且有助于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从而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相对价格过高的有害作用。但如果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习惯于对付需求管理，并采用制订更高价格的方法来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作用，那么上述需求管理方法不仅起不了预期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正如作者在另一著作中所指出：有时由于货币政策（可能财政政策也如此）改变起来比特殊利益集团调整其价格的速度更快，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在大多数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各自的垄断价格之后，通过改变政策实现需求管理，可以使实际产出上升。但这种多变的和不可预知的政策也将付出代价，因此并非一种长期解决办法。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凯恩斯并未解释各种工资与价格为何产生刚性，也没有指出此种解释恰恰就是所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因此他的某些追随者竟假定这些工资及价格在不同程度上是人为地任意规定的。凯恩斯多次提到通货膨胀率的“核心”——即变化较慢的那些价格与工资的增长率——，但他的理论中并未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哪些价格与工资属于这种“核心”，以及什么力量使它们发生变化呢？如果这些构成核心的价格与工资可以随意选定，或者是指令性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则没有理由设想它们会受到总需求增长的深刻影响。由于对上述问题未能回答，因此，当某些凯恩斯主义者在70年代曾建议政府采用更大胆的扩张政策来消除失业时，结果徒然加剧了通货膨胀，而失业率却并未减少。
在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漏洞，它们未能说明这种核心在何处。这些理论很少或根本没有阐述某些价格或工资变化较小的根源，因此它们也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成因。凯恩斯与货币主义两个学派中的许多经济学家往往把黏性工资与失业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最低工资律和工会组织等等，但仅仅指出这几个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理论并未说明这类黏性价格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如果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最重要的一些现象——如造成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波动的原因等，那么这种理论就名不副实，正像没有丹麦王子头衔的另一位哈姆雷特先生一样。
（十八）
虽然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很不完善，而且这种缺陷导致根本性的错误，但我们并不否定他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凯恩斯强调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财产，强调投资水平比消费水平更易于发生波动，以及人们的期望对于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等，这些观点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及货币问题的认识。在他的巨著《通论》出版之前问世的大部分有关货币及景气循环的理论，现在看起来都显得十分原始。凯恩斯在希克斯的协助下还提出了将货币供求关系与储蓄和投资意向结合起来考虑的光辉思想。凯恩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毫无理由责备他未能提出如本书所讨论的供应－价格一类问题的理论。但他本应指出这种忽略所造成的潜在危险与局限性，而且不应当宣称自己的理论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如果凯恩斯能更重视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都立足于前人贡献的积累而更少强调一点他与前人的不同，则从长远看他的名声可能会更大一些。
作者认为，在此应更加强调指出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分析与论战中的贡献。其理由之一在于：在许多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著作中，除了有价值的部分之外，几乎无例外地都有一种迷信，似乎只要是反对凯恩斯所作结论的论点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有时甚至弄到将辩论的取胜者得重于真正的创造性贡献的地步。作者的这种印象也可能失之于片面，若果真如此，作者于可在此致歉。但作者要反问：为何针对凯恩斯所进行的如此浩瀚的精彩评论中，竟很少甚至完全不提非自愿失业理论，或者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不能将其生产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失败不置一词呢？更有甚者，经历过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年代的劫后余生中有数百万尚在人世，他们无一不能为当时那种饿浮遍地的可怕失业情景作证，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严重的非自愿失业与长期萧条事实，而宁愿将其理论建立在如“以太”学说一般空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上呢？为什么这些理论家一面大声诅咒那种由于迅速扩大的政府干预与工会势力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一面却又将其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在基本摆脱了政府或卡特尔规定的价格体系、甚至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呢？
作者希望对凯恩斯的争论最好尽早留给经济思想史学家去研究，从而使所有经济学派的天才巨匠们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博采各家之长，以发展更完善的宏观模型：继承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家所坚持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宏观模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同时继承凯恩斯所承认的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承认，在稳定的社会内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不可能在持久地、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下的生产。也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之所以坚持宏观经济学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恰好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缘故；但作者却愿意听取有哪一位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能够说明：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当满足上述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这种理论不应当满足本章一开始就提出的所有那些条件？）
（十九）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内作者并未充分论述本理论对于经济政策的涵义。这一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另写一本专著来探讨本理论与众所周知的微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能得出的各种推论。另外，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首先应致力于使本理论更加正确，而将探讨其政策上涵义的工作留待以后进行。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地将理论自封为“正确”就急于应用，而掩盖了理论本身的缺陷。然而，在本章结束之前，可能仍有必要在本理论的推论方面略述几点初步的意见。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论就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同时是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一种开放的与自由竞争的环境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种组织控制了市场而且政府经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进行干预，则不可能找出一种能将经济理顺的宏观经济政策。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蒙·费尔泼斯的极有价值的但容易被误解的语言说：就是“自然失业率”必然是很高的——即预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发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率必然很高。至于具备较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必要性，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一句最令人信服的话表示出来，他说：“自然失业率必定高得出奇。”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至少可以适用于美国。
第二条政策推论也不是由作者首先提出的，这就是：目前在许多国家内必须推行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稳重的与渐进的政策，同时必须是坚定的与有信用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预期”的作用，有时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能使公众确信政府或中央银行有决心执行一项真正能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只要实施一项短期的激烈的紧缩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政策只能在特殊利益集团很少的社会中奏效，而不适用于布满了这种集团的社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这就使它们不能迅速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无论它们如何深信政府的决心，也无论短期措施如何有力，它们都无法及时作出响应。试再以第三章所述丹麦的卡特尔为例，虽然它属于一种极端情况，但这个卡特尔终究花费了十年时间才调整了它过了时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对该卡特尔早已无利益可言。与此同时，大量事实也表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发现实际情况变化后，最终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企业濒临破产时，工会有时也会接受削减工资的条件。
在此处要提到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有关宏观政策的推论就是：如果为了降低自然失业率而设置的税收及补贴与有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虽然可能只有短期的影响，在某些社会中也会发生重大作用。当自然失业率非常高时，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即对那些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企业课以附加税。反之，也可以采用政治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种方法，即对一般企业实行补贴，而取消那些提高了工资的企业的补贴。这两种政策都将鼓励企业与工人通过谈判降低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在实现了这一目的之后，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使失业人数减少。这种政策的一个缺点是：它可能阻碍企业不断提高工人的素质以达到最优的技术结构，因而损失一些经济效率。这正是我们认为此类政策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原因，而不像有些人认为它是理想的手段或万能的良药。作者推荐此种政策至少已有十年之久，”而亨利·沃利希（Henry
Wallich）与西德尼·文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首先提出此方案者）则呼吁的时间更长。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一行列，但迄今在政治上仍未获得起码的成功。然而，作者坚信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将它与补偿由此而受到损害的那些集团利益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对高级工人实行更好的职业保险税），则它将为更多的人所乐于接受。这种税法也可以用作抑制大企业提高价格的手段，虽然这样做会在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根据同样原则提出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工资补贴，即向那些从失业最严重的阶层中扩大招收工人的企业发放补贴。但这些政策都不可以强调过分；因为它们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也不能取代良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和健全的微观经济政策与制度。
（二十）
正如作者在本章开如时所述，如果某种宏观经济理论只能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本身，而不能解释任何别种现象，则宏观经济学家未免感到遗憾；反之，如果该理论不仅适用于特定的宏观经济情况，而且可以解释其他现象，则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信心更强。当然，这一条件是与第一章内所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即该理论应能解释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现象，而同时又应当十分简洁。这样，我们又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应切合的标准”问题上来了。
作者希望，仍然主张对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变化应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的研究者，检查一下，那些理论能在保持其简单的形式下解释多少种不同的问题。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是相当简单的，至少用作者所专长的领域内的标准来衡量确实是如此。
本书提出的理论与西德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成长事实相符合，与英国近年来增长缓慢与失控的现象也相符合，而同时又能说明英国在早些时候为何曾居于最迅速发展的国家之列。本理论还与美国国内的情况相一致，用它可以说明为何美国的东北部及古老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迟缓，而南部与西部则发展迅速——而且对整个48州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解释。
本书理论也与以下的事实相符合，其中包括组成西欧共同体市场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整个一百年间的迅速发展，以及德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速增长等等。本理论能够解释近代史初期英国、荷兰及法国（较不明显）的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由一度落后走向兴盛过程中的作用。它还能解释这些迅速发展中国家内的古老城市为何衰落，以及分散的、交易活跃的生产体系的兴起。本理论还可阐明南朝鲜、台湾地区、香港及新加坡在二次大战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开始受到欧洲压迫时由于行会控制所表现的长期社会停滞，更不说印度的类似的停滞状况了。最后，本理论还能说明许多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内的不平等状况及其贸易政策，以及许多其他的现象。
当然，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表明，本理论在解释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南非强烈的种族歧视的特点与发展过程等方面可能成功到什么程度。当许多问题没有足够完整的定量数据或历史资料时，最好还是对理论的应用持谨慎态度。然而，本理论对上述诸问题的解释显然优于其他任何理论。
以简练形式解释了上述诸问题的本理论，只稍加补充，同样适用于阐明非自愿失业、经济衰退、滞胀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现象，丝毫不借助于任何主观臆测的或违背个人行为常理的特殊假设。而且表明本理论正确性的更有力证据是：它能够解释宏观经济行为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其他任何宏观理论均不能。当我们考虑了所有上述特点之后，可以认为，这一理论是强有力的、首尾一致的与简洁的。如果它完全错误或基本上不正确，很难设想它能如此简洁地解释这么多性质上差别很大的现象。
然而，即使本理论出乎意外地完全正确，它也仍然只考虑了作者试图解释的、对现象产生影响的许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有时也可能是极端重要，这一点也许可以由以下推想中看出：假定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的发现与本理论的预言相符，所有有关专家也适时地信服作者的论点，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再进一步设想，本书的论点通过教育系统与宣传工具传播给公众，使大多数人相信本书理论是正确的。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来解决本书提出的问题。
只有按如上推想统一了认识的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最明确与有远见的补救措施：它可能简单地废除所有反映特殊利益的立法或法规，同时对各种卡特尔或特殊利益集团实施反托拉斯法，以制止这些集团利用权力制订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与工资。通过这种手段，社会才可能免受特殊利益集团之害。采取这一补救措施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公共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因此不需要在观念与政策上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变革。但这一情景也恰好足以表明：如果本书的论断与其他具有类似重要性的论断，竟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由本书理论推出的预言就会是错误的了。
显然，在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将反抗废止代表其利益的立法与阻止实施反托拉斯政策，因为这样做就会使他们丧失其垄断的利益。过去经济教育的效果极为有限，甚至对于专家们早有一致意见的问题也难于实施，从这些情况看来，恰恰能说明特殊利益集团在斗争中往往是胜利者。当凯恩斯写下“世界是被观念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统治的”这句名言时，他似乎是走得太远了。但由他的著作对公共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最近对他的批评所造成的冲击看，观念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有理由预期：如果特殊利益集团确实如作者所述有害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有害于开明的政府、平等的机会和社会的活力，那么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会不会逐渐地认识到这一点呢？这种觉醒将来会不会逐步扩展到人民中的大多数中去呢？随着人民觉悟的提高，会不会大大地限制由特殊利益集团所造成的损失呢？作者对此寄予厚望，至少在探索着这样一种乐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