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国家兴衰探源-美-曼库尔.奥尔森》作者：国家兴衰探源-美-曼库尔.奥尔森 2017-04-13 12:07
（一）
作者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前人与当代作家在本领域内的贡献，注明本理论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并阐明无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积累性或继承性。作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凡过分自夸本人研究成果的新颖性与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独创性的。如果这种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须批评与此相反的态度。作者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洪门、甚至一点儿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当时代风尚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因此，作者在本章内将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继续引用与推荐前人的某些贡献；但这种方法在本章内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作者将要讨论先前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该议题的固有的困难。本章的叙述不可能太简单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样很少采用术语。因此，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但作者竭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坚持阅读到底。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后这一章内阐述：其中含有对本书理论的最有力证明，以及它在现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可能最为重要的应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既然已能够坚持读完前面几章，必定聪明过人，能够由阅读全书最**的这一章得到极大的乐趣。作者承认这种用词未免有奉承部分读者之嫌，同时也不适当地间接地抬高了本书的身价。但作者真诚地认为，无论根据学术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二）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无一不是复杂现实中的简单抽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有用的理论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每种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比之于其他所说明的现实材料完全是随机选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应用而言——例如现时美国等国选择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有些理论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点。如果一种理论它是由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非常本质的部分抽象出来，那么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不全面性。本章将着重阐述：虽然所有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各有其深刻与重要的含义，但由上述观点看来，都嫌过于简单——或者说，每种理论的核心部分都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那么宏观经济理论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都达不到现时目的。即使其中某一理论具有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那样强大的说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对。但各种为人所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没有被该领域内的第一流科学家所排斥。当科学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一般都是由于尚未找到正确的方法。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处于空前兴旺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三）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有时也将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种理论，或许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因为支持两者之一的人，大多数也赞同另一种理论。同样，非均衡理论往往也被看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较现代形态。然而，为了某种目的，指出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种**型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况正是如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或派别，在报纸上或政治性的辩论中，时常有人提到它们，但它们在学术刊物中并未受到重视。在此，我们将不讨论这些理论或派别，因为它们过于空洞或肤浅，无助于研究我们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辩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对应于某种经济总产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支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对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名义收入水平变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质的根源；而凯恩斯理论还认为政府预算的赤字或盈余以及财政政策一般也对决定经济的总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虽然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必须牢记的是，凯恩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他的理论的实质部分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即很大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组价格受到需求变化，而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从抨击下述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假设是：“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所付工资的效用等于此种劳动力雇佣量的边际负效用。”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如下的论点：即如果一批工人通过工会商定达不到规定的工资水平就不去上班，于是这一工资水平就造成了失业，而这种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相反它是工人们自己的集体选择。而凯恩斯正好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
“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将导致目前受雇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如此。这是由于：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将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由于物介上升（即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工资贬值也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某种最低的货币工资额，而非最低的实际工资量……。而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的限度内，劳动力的价格是以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来规定的，这种状况是现实存在的正常情况，而绝非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在工资的总额发生变化时，可以发现，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两者往往同时变化，而且通常向相反方向变化。这就是说，当货币工资提高时，往往可以发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或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却提高了……。
“为提高货币工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主要影响不同的劳动集团之间实际总工资的重新分配，而并不影响每一劳动力平均的实际工资……。一群工人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实际工资的相对份额。”
在凯恩斯的著作“货币工资的变化”一章中，他强调指出了“黏性”（变化很慢的）工资的主要作用，以及引起这种“黏性”的一种制度：
“由于没有任何方法能同时按比例减少所有工业部门中的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人都力图抵制他们自己部门工资的下降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实际上，每当处在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总是采取集体行动自动地减低其工资要求，从而使货币需求量下降并使利率也降低以便达到充分就业。这无异于工会实际上代替了银行支配着货币供应，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当然，凯恩斯对于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的解释并不限于黏性工资这一假设；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理论已将不充分就业的原因归之于超过现实许可的工资水平，而凯恩斯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有别于前已存在的理论。事实上，凯恩斯解释了为何降低货币工资不一定导致充分就业；而且证明，如果导致充分就业，就无异于“工会支配了货币供应”。如所周知，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还有许多新概念，它们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虽然强调有效总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政府预算的盈亏进行调节，并宣称完全能由需求方面来解释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但它仍然基于如下的假设：即存在多种影响工资的力量，在一定范围以及至少在某一时期内它们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对此不能由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或个人对劳动与休息时间的抉择来加以解释的。
不幸的是，凯恩斯并未解释工资为何呈黏性的真正原因，也未说明工资为何停留在这一水平而非另一水平上，及其停留时间的长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黏性正好与经济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时通常观察的有意识或优化的行为不一致。凯恩斯理论的这种缺陷——即其理论建筑在一种与其他经济理论相违背的特定的假设上——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反凯恩斯学派）束手无策。作者还认为，这种缺陷也是70年代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之一。
在非均衡理论或以研究某些市场不能结清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也由于无法解释一定工资与价格水平的黏性而处于类似的困境。所谓市场不能结清，系指市场上不能使所有愿意在现行价格下进行交易的人都可以自由交易，因而产生持续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在这一领域内，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及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中，曾以科学而直率的态度强调了这种困境：
“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疏忽引起了特别的麻烦而应当引起直接的关注。虽然讨论中已强调了在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下进行交易的涵义，但却无法提出一种市场结清过程本身的理论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从企业与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角度分析工资与价格的调整过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解释清楚市场为何不能结清，而且我们对工资与价格的动态分析也是建立在特定调节方程的基础上。”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主观臆想假设基础上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一度被誉为凯恩斯非均衡反革命领袖的著作家们，在以后的著作中印联合从凯恩斯经济学撤退。
（四）
货币主义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们完全避开了那种工资“黏性”或“难以下降”这类无法解释的假设。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专家们假设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引起比例大体相同的名义收入变化，因为价格水平可以迅速地随之而调整，而实际产出则受到资源获取、技术、以及其他非货币或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而变化缓慢。
工资与价格可以稳定在任何水平上的这种假设并不是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所提出的，但这类理论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以及大量的长期性失业这一类问题。诚然，近年来有些货币主义者和其他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论点，可以多少说明一些就业水平变化的问题。例如，他们发展了一种“寻职”模型，它能够解释在工人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用全部时间寻求更合适的职业时所发生的某些失业。还有货币主义的“加速”（或“减速”）模型可用于解释短期内的失业与衰退现象：如果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低于预期值，则建立在原来不正确预测值基础上的各种决策就会由于种种滞后现象（它们未能很好地得到具体说明和解释）而带来暂时性的失业和实际产出的下降。
新接触宏观经济学的读者可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理论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派胡言。他们的结论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由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愿失业与经济衰退！虽然作者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结论，但在此却要吁请读者们耐心读下去，因为这些均衡理论家很巧妙地由此发展出一种非常有用的极精确模型［例如，可参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的名著］。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在本章后面证明，可以在这种完全理论化的基础上得到十分深刻的推论，而且可将后者应用于别的理论上，它能使原来认为上述均衡理论简直莫名其妙的读者也为之叹服。这种深刻的推论之一就是均衡理论家最自我欣赏的“理性预期”概念。对理性预期所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在此处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人们在决策时将考虑他自己认为值得考虑的全部可得信息：从经济上说，这种意义上的理性预期完全等同于微观经济理论中通常所隐含的假设。
均衡理论家主要根据人们自愿选择——在最有利时刻享受闲暇、受教育或放弃有收入的职业，以便能用全部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来解释景气循环过程中失业率的明显变化。但这些论点都非常复杂，以致作者只能打破本书一直沿用的体例，不惜花费较多的篇幅在此作一扼要介绍。均衡理论的关键是非常清楚的：其假定的前提为经济体系内的各种集团对未来的信息或预期各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尽管有自己的理性预期，在短期内完全可能得到错误的实际工资或实际利率的信息。假如该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于是他可能认为与付给他的货币工资相当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要少。由于工人同时衡量休息与货币收入两个因素，他可能由于上述错误的判断而决定呆在家中失业，直到他得到一个实际工资额与他预期相符的新工作为止。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对物价水平的变化方向判断有误，则根据这一理论，他也将保持失业状态直至发现自己对物价水平的估计的错误为止。另一种可能是工人对未来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测导致其低估了实际利润率，以致他在这段时间内花费了过多的收入于教育及其他的人力投资上。这些论点的前提是雇主和决定继续受雇的工人对于未来价格水平变化的估计不同于失业的工人。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解释有时发生的长期高失业率现象，则还需要假设实际工资的相对微小改变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度变化。
以上这类模型甚至不能为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了。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现：“这些假设很难令人信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赞同这种理论。”但这些理论确曾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视；作者认为他们可能有一种直觉的预感，即这类模型最终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找到更好的解释。
虽然上述“寻职”模型、加速／减速模型、或者均衡理论（它们以最系统的方式将宏观经济行为归因于错误的预期）能够解释就业水平与其他资源利用率方面的一些变化，但却不足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那种长时期的高失业率现象。如果像上述模型可预期那样，经济经常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只有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值时才是例外，那么，怎样会出现美国由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长时期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现象呢？英国一直采用一种低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率从未降到10％以内。
按照上述理论，只有一种假设可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这种现象：即人们在经济大萧条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致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工资或价格水平，除非后者远远超过目前的数值、或远高于结清当前市场的水平。然而，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说，这种解释是“可疑”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美国长达十几年而英国更长达20年的情况下，居然绝大多数人会一直坚持上述那种错误的判断！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失业救济远不如今日、从而整个家庭全靠工人劳动来维持生活，居然自然失业率会长期高达全部劳动力的10％到25％之间！
“寻职”模型、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既然都不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长期严重失业现象，这就表明它们有很大的缺陷。这类预期理论的某些主要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承认它们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现象。
在其他科学的历史上可能也发生过与货币主义及均衡理论相类似的问题。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内所提出并在全书内贯彻始终的那样，必须避免主观猜测式的假设，而且应尽量采用经过事实检验的理论来解释失业与景气循环现象。但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及均衡理论家拒绝打破常规经济学的界限，并且不愿意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种态度实在值得商榷。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不应当死抱住“均衡”的概念不放，甚至在两次大战间那样严重萧条与大量失业的风暴中还侈谈什么“均衡”！其实只有承认有“不均衡”存在，“均衡”才有意义。如果不管客观上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萧条与经济衰退，都不愿接受不均衡的事实，而盲目坚持在任何情况下经济都非处于或接近均衡状态不可，那么，还有什么现象或实际观测能对这种理论挑战呢？这种均衡理论有点像19世纪物理学家坚持的“以太”理论，后者被认为充满宇宙、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所有物体与生物之中。爱因斯坦与其他物理学家以后的研究工作使“以太”这一毫无必要的概念寿终正寝。科学史上另外一个坚持偏见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他与当代的许多天文学家为了使观察到的行星轨道与他所坚信的“地球中心”学说相符合，不惜挖空心思构筑了复杂的“周转圆”。但即使有了这些圆圈，愈来愈多的新观察到的现象不断要求构筑新的周转圆，而结果使得整个体系的各部分都漏洞百出。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经过凯普勒与牛顿的发展为天文学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简单很多但说服力更强的概念。与此相似，如果我们企图用工人们出于希望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自愿”失业的理论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与美国发生的严重失业现象，必将在分析劳动供求关系的数量经济学研究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迄今为止，这类研究的结果还无法解释为何当实际工资发生微小变化时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极大波动。
（五）
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上述致命缺点很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宁愿暂时采用凯恩斯的理论，而容忍那种无法解释的工资“黏性”假设。然而，凯恩斯模型却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一样，无法解释后来发生滞胀现象。所谓滞胀，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凯恩斯的模型无法解释70年代中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也陷入了同样困境。某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观察到的工资与价格增长与失业率增长成反比的现象）来解释近年来英、美等国的宏观经济行为。我们在此无需引用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因为这一“曲线”不过只是探索理论过程中在某一时期内统计数列的一种发现。显然，如果无法说明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出现负的或正的斜率？而且，如果说该曲线的斜率有改变的话，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那么，所谓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现象就是因果倒置，不成其为一种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必须由个体决策者的利益与其所受制约来解释。正是由于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或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该曲线为何在短期内向上变化，而且在长期通货膨胀后其曲线更陡——，近年来对凯恩斯学说的怀疑大为增加。（用鲍罗夫爵士不无夸张但显然一针见血的话说：“反凯恩斯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行业。”）
“默契合同”理论是企图在不违背凯恩斯主义的前提下解释近期滞胀现象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曾被用于说明如下一些问题，如：极长期的雇佣关系，工资水平不变条件下雇员努力程度的暂时波动，以及其他最适于说明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回答如何产生大量失业的问题，更难于解释为何通货膨胀会与失业并存。实际上，在默契合同理论与滞胀以及失业有关的范围内，这种理论解释现象的范围更有可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从本质上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默契合同与明文合同并无两样，只有双方都认为有利时，合同才能成立。正如默契合同的理论中正确地假设那样，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的风险愈小愈好；所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他们将乐于达成能减少解雇可能性的合同。根据默契或明文协定，工人们少拿一点工资，而雇主将做出努力维持对工人的雇佣。雇主由于与工人签订具有固定工资规定或其他条件的合同而得不到收益，那么解雇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固定工资束缚了雇主，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潜在收益。实际上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最有利的默契合同应该让工资浮动，使得双方共同努力，协调雇员选择休闲或选择工作的价值，使雇主所要求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极大化。这些因素经常在变化之中，因此只有柔性的工资制度才能与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的满意就业量相一致。当然，事实上工资的柔性并不很大，但正如我们以下将阐述那样，其原因不在于默契合同本身。
由于只有工人自己才可能明白他的休闲时间价值如何，而只有雇主才可能判断一定量的劳动能为他创造多少收入，因此很难订出一个完全成功地使工人与雇主双方收益都极大化的长期合同。事实上，雇主与工人也无法准确地找到何种工资与就业水平能在长期内使双方共同的收益为最大。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商定，一旦获得各方面的完全信息，工人的劳动时数低于应有的劳动时数的状况将终止。但如果将大量失业的原因归之于这种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签订这种合同造成的损失很大，则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将毫无兴趣签订长期合同，而宁可在劳动市场上进行“现货”交易。因此，默契合同理论无法解释大量失业现象，而从总体上讲这种合同几乎肯定会减少失业。在签订默契合同后最常遇见的情况是：公司努力在所有情况下（包括营业萧条时）保持工人数目不变，而工人则在生意兴隆时加班加点而不拿额外报酬，这样必然使失业减少。
还可以用“成本推动”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及滞胀现象，这种理论认为：带垄断性的公司与工会提高价格与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与滞胀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其他作者过去早已指出的那样，典型的“成本推动”学说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以及为何某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时期。这一理论也无法说明为何这些垄断性组织一旦掌握垄断权之后，不去选取对其最有利的价格与工资水平；后面将指出，与完全竞争的组织比它没有更多的理由提高工资或价格水平。如果“成本推动”理论不能适当地解释为何垄断性组织在取得垄断权后不利用这种权力，以及为何垄断的程度会随着通货膨胀或滞胀的加剧而增大，则这种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仅如此，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它还应当能够说明：为何在所谓的成本推动导致工资与价格上涨之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对策是设法扩大需求，致使这种成本推动继续影响通货膨胀而不是影响失业？（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本书内所提出的理论及某些其他概念构筑一种与成本推动学说多少有点相仿但较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过成本推动学说的若干论点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混乱，所以在此不拟再加以引申，以避免得不偿失。）
（六）
在我们能找到一种至少是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对这种宏观经济理论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一理论必须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的并经过验证的假说推论出来：即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违反已确立的微观经济理论。这就意味着：此种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包含主观臆测的或无法解释的任何假设（包括像工资与价格的“劲性”或“刚性”等等）；只有在能用有理性的个人行为或有理性的企业、组织、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行为（当然后者又必须能以个人理性行为作基础）进行解释的前提下，才允许采用“刚性”这样的概念。作者认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论其赞成何种宏观经济理论，都会同意，任何正确的宏观理论必须在微观层次上也应能成立。这也正是所有学派都支持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研究工作［例如，可参看埃德蒙·费尔泼斯（Edmund
Phelps）著名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巨著〕”。
其次，正确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又能说明自愿失业，既能解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也能说明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当然，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是自愿地放弃有收入的工作的（例如自愿退休者、游手好闲的富翁、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乞丐、全部时间用来照顾子女的家庭妇女等）；而且，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法，这些人数也是包括在失业统计之中的。然而，事实上千百万人的日常实践与体验以及生活常识都告诉我们：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而且这远远不是一种孤立的或罕见的现象。像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这种实际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不用非自愿失业与其他资源的被迫闲置就无法进行解释。经济大萧条是举世皆知的一场灾难，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内的政治与文化生活都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上恐怕只有疯人——或死抱住教条不放的书呆子式的“经济学家”——才会拒不承认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事实。前面提出对宏观经济学的第一项要求表明：只有当每个人和每个公司或其他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其行为是理性的，这种“非自愿失业”现象才能得以适当解释；对于变动着的不断产生着的非自愿失业以及它对利益的直接与间接作用等问题必须加以阐明。
第三，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何非熟练工人失业比例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工人等。乍看起来，似乎只有对经济学未入门的人才需要解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实际上许多流行的理论都无法正确地预言这种明显的失业者结构特征。例如：“寻职”模型（所谓“不协调性失业”）曾预言，在雇佣与受雇双方人数最少的“稀缺”市场内造成失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此种情况下失业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到对他合适的雇主。一般地讲，专业人员与熟练工人被专门限于在这种“稀缺”市场中活动，因此，根据“寻职”模型，这些人的失业率应当最高。与此相反，非熟练工人的市场最广大，从而寻职造成的失业率应当最低。
第四，正确的理论必须既能解释均衡状态又能说明非均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此两种状态在实际经济中是并存的。
第五，正确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景气现象又能说明衰退现象，即必须能够解释一般统称的“景气循环”。当然后面这个名词有点不太确切，不如改称“经济涨落”，因为景气与衰退的时间长短与幅度大小都无规律可言。换句话说，正如肯尼思·阿罗所指出，该理论必须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符，即无论生产的衰退或其充分就业都不会无限持续下去，而是交替发生的。
第六，此理论应能客观地、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地解释不同时期内与不同社会制度下宏观经济的明显差异。如果大学经济系中普遍讲授经济史，这一要求早就不言自明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似乎已将经济史排挤甚至贬到大学之外。
第七，一种理论若能解释更广泛的现象，说明其正确程度较高；确实如此，这种宏观经济理论，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态下它应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宏观经济之外的现象。当然这并非必不可少的要求，但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我们总有些担心。作者必须重申，由于我们所探讨的理论不一定是单一因果关系的，因此很可能有不少超越经济之外的因素对宏观经济以及其他问题同样十分重要。
第八，正如第一章内已指出的：这种理论应当是相对简单而明了的。
作者认为：本书以下提出的理论，当它与本章前述四种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若干众所熟知并且明白无误的原理结合起来，再加上本书前几章内所阐明的推论，完全可以满足以上八项要求。部分地由于强调这一理论的简明性（特别是与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宏观经济理论相对比），部分地由于要适应学生与决策者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只应用最基本的与最简单的理论工具来进行推导。
（七）
根据上述第一条要求，本节首先说明工人非自愿失业的一个根源。虽然我们很自然地由最简单与最明显易见的一种非自愿失业形式或根源入手，但决不能将此点与以后的论点割裂开来。在衰退或萧条之中还存在着其他多种形式的失业与其他各种资本或设备的闲置或未充分利用；虽然后者都不一定表现为如像工人的非自愿失业这种痛苦的形式；但这种闲置同样导致生产力的浪费，而且由此也可能加剧工人失业的痛苦。因为闲置的资本意味着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使就业率与工资水平都将进一步下降。由于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地取决于企业出售其产品的市场状况，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才能决定工人非自愿失业的数量。
根据工人的所谓习惯趋势以及他们的选择结果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来解释非自愿失业，也许是比较容易的，但却无助于说明问题。因此作者假设理性预期情况，即当事人考虑了全部对他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说，他预期所获得的信息价值均高于获取信息的成本。
此外，我们必须对“非自愿失业”一词下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各种失业情况都泛称为非自愿失业，或许可能更容易得出一些解释，不过同样地与事无补。具体地说，必须确信将所有自愿失业情况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很容易用工人对休闲的偏好或家庭生产收入高于受雇劳动收入等原因来解释。作者用图1来说明非自愿失业。图内用劳动力供给曲线MC（边际成本）表示工人以其休闲、家庭生产或其他机会形式所考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曲线MRP（边际生产收益）由在各工业厂商各自的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曲线上的各点构成，各厂商有着不同的劳动力类型需求。为了使非经济学家易于阅读本章，作者拟在此指出劳动力边际成本曲线是随时间而上升的；这是因为当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时，必须支付工资才能吸引不急于求职的工人参加工作，而且每一工人的工资也因工作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曲线则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报酬递减定律表明：同类的劳动投入愈多，由消耗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出也愈少。
图中在两曲线相交的右方各点处，如B点，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此处工人的休闲或其他可选择机会的价值高于B点，因而无人愿意在相应于B点的工资条件下受雇工作；同时，若雇主已在B点条件下雇用了工人，则也会发现他所获得的利益低于他所支出的工资。按本章开始时引用凯恩斯的说法，此时B点必须向左移动到两曲线的交点上，然后“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量的负效用”。同样，如工人要求在A点的条件下受雇，则由于A点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收益高得多，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不过此时雇主将认为工人不是想得一份工作而是想享受一份赠款，因为雇主所得到的收益远低于其支出。在C点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此时工资低于以其他方式支配时间的价值，从而无人愿意按C点的工资受雇工作。
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类劳动力的情况，此时MRP曲线永远位于MC曲线之下，如图中MRP所示。在此情况下，此类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以致没有雇主从雇佣这类劳动力中获得收益；当然，由于该处的工资也低于MC曲线，也没有任何工人愿意受雇。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比非自愿失业更加悲惨，但它却并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范畴。我们都知道当病人住院时并不劳动，但也不属于失业之列；因为当人们没有生产能力，或其生产力如此之低，以致用极少的工资也无人愿意雇用他们，这就属于一个非生产性资源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性资源未被利用的问题——因此根本不涉及任何生产力的闲置。
只有在近似于三角形的区域MNO内存在非自愿失业问题。按此处的严格定义，只有受雇工人的劳动为雇主创造的收益大于工人所花费时间（计入包括闲暇在内的所有机会）的价值，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
同样地，若工人由于相信辞去较差的职业而抢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好的职业对他更为有利，这样造成的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但所有人的经验都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已有职业的人更容易找到另一个职业，因此这种先失业再寻找职业的做法实属罕见。但无论此种“寻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认为该情况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这时工人是为了使长期收入更高以便获得更大的满足而支出其时间。如果禁止这种自愿失业，则从长远看国民产出及福利肯定会下降；因为可以假定只有工人自己才最清楚他本身的利益与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社会机构或公共政策使寻职所需的时间及成本增加，则这种额外的寻职活动是社会机构或政策所造成的，从而不再是一种产生社会收益的投资；因此，任何额外寻职造成的失业就属于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列。
设想在图1内仅有OX个劳动力受雇佣，此时按严格的定义将有XQ个劳动力非自愿失业；因为在OQ数量以内的劳动力都能创造超过劳动成本的边际收益。现在考察小三角形RVO，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但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曲线的区域。这一区域的面积代表社会损失：因为在此区域内工人劳动的成本低于其创造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此区域之内，失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协议；即在两曲线之间的工资条件下签订雇佣合同，将对双方均带来好处。因此，若存在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则一般有可能签订对双方均有利的雇佣合同。
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中，这种就业合同的签订同样会对工人及雇主双方均有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合同的数量会愈来愈多，从而“失业均衡”事实上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凯恩斯当时真正谈到了非自愿失业。现在所遇到的难题是，事实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作者愿指出更早发现凯恩斯这一弱点的其他作家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他们一般采用其他方法分析这个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寻求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或者找出另一种宏观理论来代替它。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提出对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理论的满意解释，至于非均衡理论也同样如此。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雇主都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即使达成了协议，他们有时也许弄不清他们各自可能取得何种利益。这样，有些工人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可能失业。他们与雇主同样需要花费时间去寻找，以便取得双方均认为合适的利益。但此时不一定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因为工人可以一面从事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一面寻找新的职业；或者决定停止工作而把全部时间用于寻找新职业。我们前已指出，这种投入全部时间寻职的做法，与投入时间接受教育一样，不能算是非自愿失业。有些均衡理论家把雇主与工人对MRP与MC曲线有不同的估计，由于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同；但这只是一种随意的难以置信的经验性回答。因为这种对环境的不同估计决不会像第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那样延续20年之久；也不可能像1929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的美国那样欺骗如此大量的工人。为此，我们必须找出更为可信的与持久的原因，来说明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希望雇工的雇主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
（八）
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会问道：在政府或其他机构中什么人有兴趣阻碍非自愿失业者与雇主之间互利的交换？总统与执政党显然无法从这种阻挡行为中得到任何的直接刮益，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要甘冒失去工人与雇主双方选票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权者都愿意宣传“和平与繁荣”或“形势空前大好”的政绩来争取重新当选。广大群众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也不会阻碍这种互利的交易，而企业界则由于有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存在也愿意雇佣更多工人。
对阻碍失业工人与雇主达成互利交易感兴趣的主要集团可能是具有同样的或相互竞争的技巧的工人。他们在阻止达成这种协议的行为中会取得相当大的利益，因为当更多的工人进入同一领域从事劳动，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下降，从而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现有工人阻止这种相互有利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组织成为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某种方式非正式地施加集体行动的压力。也具有同样利益的另一唯一集团可能是雇主垄断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它蓄意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于使工资保持在竞争工资之下。无视维持失业状况的动机的非自愿失业模型或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能令人满意。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上论述只限于集中分析劳动市场，暂时假设在经济领域内没有其他卡特尔或政府的干预，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充分灵活的。这些假设保证了雇主能售出其产品。当然，同样的论断也可应用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些市场中，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表示生产边际成本的供应曲线则向右上方倾斜。如果某一因素（例如某种价格过高）导致生产能力有所闲置，则在两曲线形成的三角形范围有取得对双方有利协议的可能性。再次指出，对阻碍买主与销售者之间达成互利交易可能感兴趣的唯一团体是那些从非竞争价格中获利的企业；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组织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进行非正式的幕后策划才能实现此目的。
正如埃德蒙·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论家所证明那样，在产品市场内不能使市场结清（所谓结清是指进行了全部可能的互利交易）的价格，同样会引起其他产品市场中劳动力的失业或生产能力闲置。在本章的后一部分，作者将讨论分利集团同时影响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时的综合效应。根据非均衡理论家及作者在本章以下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能孤立应用，而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及产品市场的类似分析结合起来处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形成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的院外活动与卡特尔活动愈加广泛，则对同类工人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就愈大。这种变化愈大，为追求更高回报率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这种额外追寻并不是一种用于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会支出，这种花费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所引起的，因此也会产生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出现，致使工人寻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非自愿失业。
（九）
我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把上述方法应用到普遍均衡体系之内，将能得出相当重要的与可以验证的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第三章内的第六条推论。该推论表明：分利集团引起决策的延迟、议事日程的拥挤与协商议题杂乱无章。我们还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认为调节产量比控制价格更为有利。
这一推论可用于解释在某些社会中为何价格与工资均带“黏性”。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一致通过协议和据以决策的法律程序。由于这种集团的全部重要问题都必须按此程序决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拥挤。由于分利集团往往还要进行院外活动或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它还可能遇到议事日程同样拥挤的其他组织或机构，这样一来，交易日程表被挤得满满的。因此，受院外集团和卡特尔影响并决定的价格和工资，其变化过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项价格或工资被决定之后，它们不可能很快改变，即使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价格和工资对该集团是最优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团引起了工资与价格的黏性。
许多事实证明，价格与工资向下变化比向上变化更缺乏灵活性。例如，马林沃德曾谈到：“普遍相信的一种特性，即价格下降的黏性大于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响的滞胀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据此种假设的。但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决策者，无论已获得多大程度的垄断权，都应当采用对其最优的价格；无论价格偏高或偏低，对决策者都同样不利。按此推理，如果价格对于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变化都应当是缓慢的。固然每个方向都观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观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系统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的决策迟缓，因此它们在提高或降低价格问题上进行决策时都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可能由他们在向上与向下各个方向调整价格和工资的决策过程将是同等缓慢。
由以上得出推论六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如果卡特尔内某一成员将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协议价格之下，则此行动将损害所有的成员，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被迫削价。如果反之，该成员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则其他成员并不受其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需求下降的情况，卡特尔可能宁愿选取一个稍低的价格以保持最大利润，但由于前述第六条推论所讲的原因，降低价格的决策将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实现。如果需求在均衡状态基础上略有增加，则每一企业均将稍微增加其销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虽然这样做不如及时将价格调高后所能得到的利润那样多。现在再假设需求意外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此时每一企业均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其产品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没有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将价格提高到卡特尔所协商的价格之上，因为谁都不会在这种膨胀的市场内遭受损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以上论点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垄断性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为普遍，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有一种可用来检验比理论的推论是：在买方垄断的卡特尔中，出现的将是与上述相反的现象。
不同的工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理论的论断相吻合。本理论认为，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工业部门，其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据第三条推论，凡企业总数很少的工业部门，由于容易达成协议，其价格的灵活性会小于企业数目众多的工业部门，因为后者若无选择性刺激手段就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其决策过程甚至更为迟缓。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工资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临时性的劳动市场内，如季节性零工、顾问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劳动组织存在，从而其工资的灵活性特别大。同样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如农产品价格的灵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而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后一现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实际情况的货币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货币主义者的权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对此现象作过明确而客观的总结：
“虽然制造业的价格有时会大起大落，例如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业萧条时期那样，但它们一般都很稳定。更准确些说，公开取得的价格数据并不反映在市场上不景气时暗中给的折扣与虚报的价格，所以实际成交的价格无疑比公开引用的价格波动的大。这两种价格间的差别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十）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于市场结清价格，而且非自愿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理论，可以解释一般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社会内，意外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失业与增加实际产出，而意外的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增加失业与减少实际产出。虽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内（其中并未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曾经证明过“货币是中性的”，即通货膨胀并不改变相对价格而且不影响实际产出，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结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上的多数社会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水平（正如有几个国家内已发生的那样），而且未来的前景还难以预测，则特殊利益集团很自然地会致力于通过院外活动或谈判把产品价格或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作者未曾研究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可以设想在远高出预期通货膨胀率或远低于预期通货紧缩率的情况下，物价指数的不准确性对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结果影响颇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类物价指数也是相当脱离实际的。严格说来，由于每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种类与数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对每人都订出不同的物价指数，才能真正通过指数化措施抵消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但特殊利益集团能否为其成员找出一个理想的物价指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统计数字最完备的国家中，总的物价指数误差也大得惊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早已无人相信。这一指数中的某些误差是人为地造成的，如果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阻碍物价指数的核实，则这类误差比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误差则实际上无法消除。例如，无法衡量商品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涨价最多的商品销售量减少，从而它在消费品中的份额下降，而按原来的份额计算指数就会失之过高。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如此难以解决，以致在本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当美国实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明显时，一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还在认真地辩论美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只有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情况下，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才会在指数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十一）
现在，进一步考虑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不同的行业或部门。我们必须将上述理论推广到这种复杂情况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普遍均衡的环境中应用这一理论。
为了在普遍均衡环境内理解上述理论，我们将引用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很重要但未受足够重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可由前面图1中看出。我们在该处曾指出：除非双方互利的交易能将图内的三角形区域消除掉，否则总要损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当最后一个劳动力出售时的价格相当于MRP与MC（需求与供应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时，才能获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那种价格，或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实现，则失业工人与雇主双方的收入均将减少。当我们讨论产品市场中的卡特尔行为时，显然可发现同样观点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确的价格（至少最后一件商品应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实现，则供需双方的收益均将减少。如果像克劳尔那样考虑一个完全达到普遍均衡的系统，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场内均恰好采用正确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样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统内没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价格体系，则整个经济的收益将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即整个经济内未能全部实现对供需双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着对总产出的需求低于采用正确价格体系时的数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这样，克劳尔求得一个基本上能反映此种经济内总产出整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克劳尔的上述重要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后，非均衡理论家曾利用过这种观点，但其中有一些人被无法解释的市场不能结清的难题吓退，另一些人则摆脱不了凯恩斯的思维方式，所以采用该观点的人愈来愈少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如果某普遍均衡的市场内出现了一组错误的价格信号，人们立即会从改正价格导向的交易活动中获利，从而该经济系统将很快恢复到全部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这样，克劳尔的观点似乎毫无意义了。但作者认为，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轻视克劳尔的观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存在着故意阻碍互利交易的力量；因此他们误认为，即使互利交易暂时受到阻碍，过一段时间以后照样会恢复，因此他们认为克劳尔的观点最多也只在过渡状态下有效。
但如果作者在本书内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可以发现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由阻碍互利交易中谋取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社会中，他们组成集团以达到此目的，而且往往是经常如此。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人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因此，对互利交易的阻碍不仅不能逐步消除，反而还会与日俱增。由特殊利益集团引起的经济效率减退可能是很严重的，而且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需求水平。当然，如作者曾指出那样，如果这种阻碍是逐步加强的，因此不致引起宏观经济的明显波动。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或石油价格的猛涨，或其他的急剧变化，以致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格体系，才能使经济返回最有效的运行状态，或者恢复其正常的实际产出水平。正如前面讨论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时已指出那样，在一个满布分利集团的社会中，此时发生的交易条件变化总是对有组织的部门有利。但按第六条推论所述，由于组织起来的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进行调整需要一定时间，而不像约翰·希克斯爵士所说的“柔性价格”部门那样迅速作出响应。这种迟缓调整的后果是：社会上的垄断程度加深与无法结清的市场中失业和排队寻职的人数增加；社会的总收入由此而减少，实际需求也随之下降。换句话说，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议事日程拥挤与谈判事项繁多而导致决策迟缓，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能形成一种与过去同样好的新价格体系。结果将造成社会对于商品、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需求下降：即出现经济衰退或萧条。
由分利集团在意外通货紧缩或冲击之前制订的垄断性及高于市场结清水平的价格体系将变得更高，其原因不仅是由于通货紧缩或其他冲击的直接影响，同时，正如克劳尔及其他非均衡理论家所指出的，还由于普遍均衡效应所引起的实际需求下降。这样就进一步导致长期投资的更大风险，从而使投资额也迅速下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也会逐渐调整其价格体系以适应新情况，并最终恢复实际产出，但上述每一种因素的发展都使其他因素随之恶化，从而导致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
虽然马林沃德与其他非均衡理论家仅仅作了某种市杨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简单假设，他们对上述过程的分析却与本书非常相似。最有用的一点是，马林沃德曾指出：在此情况下既存在着凯恩斯式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着古典经济学所述的非自愿失业。笼统地说，前一种非自愿失业是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体系引起商品销售量下降，致使这些商品的生产厂对劳动力需求下降，从而引起额外的失业，而且，由于市场结不清时的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时的水平，使得就业损失产生乘数效应。后一种失业则属于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由于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水平（但其他商品价格仍为市场结清水平）所引起的非自愿失业。马林沃德认为凯恩斯定义的失业比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失业更为常见。
根据作者提出的理论，必须研究分利集团在各部门间的分布状况，才能对上述结论作出判断；而这种答案则是随时间与地点而异的。不过，无论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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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前人与当代作家在本领域内的贡献，注明本理论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并阐明无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积累性或继承性。作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凡过分自夸本人研究成果的新颖性与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独创性的。如果这种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须批评与此相反的态度。作者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洪门、甚至一点儿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当时代风尚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因此，作者在本章内将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继续引用与推荐前人的某些贡献；但这种方法在本章内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作者将要讨论先前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该议题的固有的困难。本章的叙述不可能太简单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样很少采用术语。因此，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但作者竭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坚持阅读到底。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后这一章内阐述：其中含有对本书理论的最有力证明，以及它在现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可能最为重要的应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既然已能够坚持读完前面几章，必定聪明过人，能够由阅读全书最**的这一章得到极大的乐趣。作者承认这种用词未免有奉承部分读者之嫌，同时也不适当地间接地抬高了本书的身价。但作者真诚地认为，无论根据学术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二）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无一不是复杂现实中的简单抽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有用的理论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每种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比之于其他所说明的现实材料完全是随机选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应用而言——例如现时美国等国选择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有些理论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点。如果一种理论它是由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非常本质的部分抽象出来，那么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不全面性。本章将着重阐述：虽然所有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各有其深刻与重要的含义，但由上述观点看来，都嫌过于简单——或者说，每种理论的核心部分都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那么宏观经济理论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都达不到现时目的。即使其中某一理论具有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那样强大的说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对。但各种为人所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没有被该领域内的第一流科学家所排斥。当科学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一般都是由于尚未找到正确的方法。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处于空前兴旺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三）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有时也将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种理论，或许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因为支持两者之一的人，大多数也赞同另一种理论。同样，非均衡理论往往也被看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较现代形态。然而，为了某种目的，指出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种**型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况正是如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或派别，在报纸上或政治性的辩论中，时常有人提到它们，但它们在学术刊物中并未受到重视。在此，我们将不讨论这些理论或派别，因为它们过于空洞或肤浅，无助于研究我们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辩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对应于某种经济总产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支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对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名义收入水平变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质的根源；而凯恩斯理论还认为政府预算的赤字或盈余以及财政政策一般也对决定经济的总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虽然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必须牢记的是，凯恩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他的理论的实质部分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即很大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组价格受到需求变化，而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从抨击下述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假设是：“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所付工资的效用等于此种劳动力雇佣量的边际负效用。”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如下的论点：即如果一批工人通过工会商定达不到规定的工资水平就不去上班，于是这一工资水平就造成了失业，而这种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相反它是工人们自己的集体选择。而凯恩斯正好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
“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将导致目前受雇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如此。这是由于：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将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由于物介上升（即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工资贬值也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某种最低的货币工资额，而非最低的实际工资量……。而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的限度内，劳动力的价格是以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来规定的，这种状况是现实存在的正常情况，而绝非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在工资的总额发生变化时，可以发现，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两者往往同时变化，而且通常向相反方向变化。这就是说，当货币工资提高时，往往可以发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或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却提高了……。
“为提高货币工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主要影响不同的劳动集团之间实际总工资的重新分配，而并不影响每一劳动力平均的实际工资……。一群工人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实际工资的相对份额。”
在凯恩斯的著作“货币工资的变化”一章中，他强调指出了“黏性”（变化很慢的）工资的主要作用，以及引起这种“黏性”的一种制度：
“由于没有任何方法能同时按比例减少所有工业部门中的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人都力图抵制他们自己部门工资的下降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实际上，每当处在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总是采取集体行动自动地减低其工资要求，从而使货币需求量下降并使利率也降低以便达到充分就业。这无异于工会实际上代替了银行支配着货币供应，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当然，凯恩斯对于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的解释并不限于黏性工资这一假设；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理论已将不充分就业的原因归之于超过现实许可的工资水平，而凯恩斯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有别于前已存在的理论。事实上，凯恩斯解释了为何降低货币工资不一定导致充分就业；而且证明，如果导致充分就业，就无异于“工会支配了货币供应”。如所周知，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还有许多新概念，它们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虽然强调有效总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政府预算的盈亏进行调节，并宣称完全能由需求方面来解释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但它仍然基于如下的假设：即存在多种影响工资的力量，在一定范围以及至少在某一时期内它们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对此不能由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或个人对劳动与休息时间的抉择来加以解释的。
不幸的是，凯恩斯并未解释工资为何呈黏性的真正原因，也未说明工资为何停留在这一水平而非另一水平上，及其停留时间的长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黏性正好与经济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时通常观察的有意识或优化的行为不一致。凯恩斯理论的这种缺陷——即其理论建筑在一种与其他经济理论相违背的特定的假设上——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反凯恩斯学派）束手无策。作者还认为，这种缺陷也是70年代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之一。
在非均衡理论或以研究某些市场不能结清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也由于无法解释一定工资与价格水平的黏性而处于类似的困境。所谓市场不能结清，系指市场上不能使所有愿意在现行价格下进行交易的人都可以自由交易，因而产生持续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在这一领域内，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及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中，曾以科学而直率的态度强调了这种困境：
“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疏忽引起了特别的麻烦而应当引起直接的关注。虽然讨论中已强调了在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下进行交易的涵义，但却无法提出一种市场结清过程本身的理论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从企业与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角度分析工资与价格的调整过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解释清楚市场为何不能结清，而且我们对工资与价格的动态分析也是建立在特定调节方程的基础上。”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主观臆想假设基础上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一度被誉为凯恩斯非均衡反革命领袖的著作家们，在以后的著作中印联合从凯恩斯经济学撤退。
（四）
货币主义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们完全避开了那种工资“黏性”或“难以下降”这类无法解释的假设。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专家们假设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引起比例大体相同的名义收入变化，因为价格水平可以迅速地随之而调整，而实际产出则受到资源获取、技术、以及其他非货币或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而变化缓慢。
工资与价格可以稳定在任何水平上的这种假设并不是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所提出的，但这类理论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以及大量的长期性失业这一类问题。诚然，近年来有些货币主义者和其他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论点，可以多少说明一些就业水平变化的问题。例如，他们发展了一种“寻职”模型，它能够解释在工人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用全部时间寻求更合适的职业时所发生的某些失业。还有货币主义的“加速”（或“减速”）模型可用于解释短期内的失业与衰退现象：如果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低于预期值，则建立在原来不正确预测值基础上的各种决策就会由于种种滞后现象（它们未能很好地得到具体说明和解释）而带来暂时性的失业和实际产出的下降。
新接触宏观经济学的读者可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理论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派胡言。他们的结论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由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愿失业与经济衰退！虽然作者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结论，但在此却要吁请读者们耐心读下去，因为这些均衡理论家很巧妙地由此发展出一种非常有用的极精确模型［例如，可参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的名著］。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在本章后面证明，可以在这种完全理论化的基础上得到十分深刻的推论，而且可将后者应用于别的理论上，它能使原来认为上述均衡理论简直莫名其妙的读者也为之叹服。这种深刻的推论之一就是均衡理论家最自我欣赏的“理性预期”概念。对理性预期所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在此处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人们在决策时将考虑他自己认为值得考虑的全部可得信息：从经济上说，这种意义上的理性预期完全等同于微观经济理论中通常所隐含的假设。
均衡理论家主要根据人们自愿选择——在最有利时刻享受闲暇、受教育或放弃有收入的职业，以便能用全部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来解释景气循环过程中失业率的明显变化。但这些论点都非常复杂，以致作者只能打破本书一直沿用的体例，不惜花费较多的篇幅在此作一扼要介绍。均衡理论的关键是非常清楚的：其假定的前提为经济体系内的各种集团对未来的信息或预期各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尽管有自己的理性预期，在短期内完全可能得到错误的实际工资或实际利率的信息。假如该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于是他可能认为与付给他的货币工资相当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要少。由于工人同时衡量休息与货币收入两个因素，他可能由于上述错误的判断而决定呆在家中失业，直到他得到一个实际工资额与他预期相符的新工作为止。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对物价水平的变化方向判断有误，则根据这一理论，他也将保持失业状态直至发现自己对物价水平的估计的错误为止。另一种可能是工人对未来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测导致其低估了实际利润率，以致他在这段时间内花费了过多的收入于教育及其他的人力投资上。这些论点的前提是雇主和决定继续受雇的工人对于未来价格水平变化的估计不同于失业的工人。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解释有时发生的长期高失业率现象，则还需要假设实际工资的相对微小改变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度变化。
以上这类模型甚至不能为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了。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现：“这些假设很难令人信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赞同这种理论。”但这些理论确曾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视；作者认为他们可能有一种直觉的预感，即这类模型最终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找到更好的解释。
虽然上述“寻职”模型、加速／减速模型、或者均衡理论（它们以最系统的方式将宏观经济行为归因于错误的预期）能够解释就业水平与其他资源利用率方面的一些变化，但却不足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那种长时期的高失业率现象。如果像上述模型可预期那样，经济经常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只有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值时才是例外，那么，怎样会出现美国由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长时期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现象呢？英国一直采用一种低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率从未降到10％以内。
按照上述理论，只有一种假设可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这种现象：即人们在经济大萧条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致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工资或价格水平，除非后者远远超过目前的数值、或远高于结清当前市场的水平。然而，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说，这种解释是“可疑”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美国长达十几年而英国更长达20年的情况下，居然绝大多数人会一直坚持上述那种错误的判断！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失业救济远不如今日、从而整个家庭全靠工人劳动来维持生活，居然自然失业率会长期高达全部劳动力的10％到25％之间！
“寻职”模型、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既然都不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长期严重失业现象，这就表明它们有很大的缺陷。这类预期理论的某些主要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承认它们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现象。
在其他科学的历史上可能也发生过与货币主义及均衡理论相类似的问题。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内所提出并在全书内贯彻始终的那样，必须避免主观猜测式的假设，而且应尽量采用经过事实检验的理论来解释失业与景气循环现象。但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及均衡理论家拒绝打破常规经济学的界限，并且不愿意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种态度实在值得商榷。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不应当死抱住“均衡”的概念不放，甚至在两次大战间那样严重萧条与大量失业的风暴中还侈谈什么“均衡”！其实只有承认有“不均衡”存在，“均衡”才有意义。如果不管客观上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萧条与经济衰退，都不愿接受不均衡的事实，而盲目坚持在任何情况下经济都非处于或接近均衡状态不可，那么，还有什么现象或实际观测能对这种理论挑战呢？这种均衡理论有点像19世纪物理学家坚持的“以太”理论，后者被认为充满宇宙、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所有物体与生物之中。爱因斯坦与其他物理学家以后的研究工作使“以太”这一毫无必要的概念寿终正寝。科学史上另外一个坚持偏见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他与当代的许多天文学家为了使观察到的行星轨道与他所坚信的“地球中心”学说相符合，不惜挖空心思构筑了复杂的“周转圆”。但即使有了这些圆圈，愈来愈多的新观察到的现象不断要求构筑新的周转圆，而结果使得整个体系的各部分都漏洞百出。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经过凯普勒与牛顿的发展为天文学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简单很多但说服力更强的概念。与此相似，如果我们企图用工人们出于希望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自愿”失业的理论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与美国发生的严重失业现象，必将在分析劳动供求关系的数量经济学研究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迄今为止，这类研究的结果还无法解释为何当实际工资发生微小变化时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极大波动。
（五）
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上述致命缺点很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宁愿暂时采用凯恩斯的理论，而容忍那种无法解释的工资“黏性”假设。然而，凯恩斯模型却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一样，无法解释后来发生滞胀现象。所谓滞胀，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凯恩斯的模型无法解释70年代中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也陷入了同样困境。某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观察到的工资与价格增长与失业率增长成反比的现象）来解释近年来英、美等国的宏观经济行为。我们在此无需引用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因为这一“曲线”不过只是探索理论过程中在某一时期内统计数列的一种发现。显然，如果无法说明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出现负的或正的斜率？而且，如果说该曲线的斜率有改变的话，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那么，所谓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现象就是因果倒置，不成其为一种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必须由个体决策者的利益与其所受制约来解释。正是由于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或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该曲线为何在短期内向上变化，而且在长期通货膨胀后其曲线更陡——，近年来对凯恩斯学说的怀疑大为增加。（用鲍罗夫爵士不无夸张但显然一针见血的话说：“反凯恩斯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行业。”）
“默契合同”理论是企图在不违背凯恩斯主义的前提下解释近期滞胀现象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曾被用于说明如下一些问题，如：极长期的雇佣关系，工资水平不变条件下雇员努力程度的暂时波动，以及其他最适于说明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回答如何产生大量失业的问题，更难于解释为何通货膨胀会与失业并存。实际上，在默契合同理论与滞胀以及失业有关的范围内，这种理论解释现象的范围更有可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从本质上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默契合同与明文合同并无两样，只有双方都认为有利时，合同才能成立。正如默契合同的理论中正确地假设那样，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的风险愈小愈好；所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他们将乐于达成能减少解雇可能性的合同。根据默契或明文协定，工人们少拿一点工资，而雇主将做出努力维持对工人的雇佣。雇主由于与工人签订具有固定工资规定或其他条件的合同而得不到收益，那么解雇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固定工资束缚了雇主，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潜在收益。实际上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最有利的默契合同应该让工资浮动，使得双方共同努力，协调雇员选择休闲或选择工作的价值，使雇主所要求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极大化。这些因素经常在变化之中，因此只有柔性的工资制度才能与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的满意就业量相一致。当然，事实上工资的柔性并不很大，但正如我们以下将阐述那样，其原因不在于默契合同本身。
由于只有工人自己才可能明白他的休闲时间价值如何，而只有雇主才可能判断一定量的劳动能为他创造多少收入，因此很难订出一个完全成功地使工人与雇主双方收益都极大化的长期合同。事实上，雇主与工人也无法准确地找到何种工资与就业水平能在长期内使双方共同的收益为最大。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商定，一旦获得各方面的完全信息，工人的劳动时数低于应有的劳动时数的状况将终止。但如果将大量失业的原因归之于这种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签订这种合同造成的损失很大，则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将毫无兴趣签订长期合同，而宁可在劳动市场上进行“现货”交易。因此，默契合同理论无法解释大量失业现象，而从总体上讲这种合同几乎肯定会减少失业。在签订默契合同后最常遇见的情况是：公司努力在所有情况下（包括营业萧条时）保持工人数目不变，而工人则在生意兴隆时加班加点而不拿额外报酬，这样必然使失业减少。
还可以用“成本推动”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及滞胀现象，这种理论认为：带垄断性的公司与工会提高价格与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与滞胀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其他作者过去早已指出的那样，典型的“成本推动”学说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以及为何某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时期。这一理论也无法说明为何这些垄断性组织一旦掌握垄断权之后，不去选取对其最有利的价格与工资水平；后面将指出，与完全竞争的组织比它没有更多的理由提高工资或价格水平。如果“成本推动”理论不能适当地解释为何垄断性组织在取得垄断权后不利用这种权力，以及为何垄断的程度会随着通货膨胀或滞胀的加剧而增大，则这种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仅如此，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它还应当能够说明：为何在所谓的成本推动导致工资与价格上涨之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对策是设法扩大需求，致使这种成本推动继续影响通货膨胀而不是影响失业？（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本书内所提出的理论及某些其他概念构筑一种与成本推动学说多少有点相仿但较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过成本推动学说的若干论点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混乱，所以在此不拟再加以引申，以避免得不偿失。）
（六）
在我们能找到一种至少是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对这种宏观经济理论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一理论必须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的并经过验证的假说推论出来：即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违反已确立的微观经济理论。这就意味着：此种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包含主观臆测的或无法解释的任何假设（包括像工资与价格的“劲性”或“刚性”等等）；只有在能用有理性的个人行为或有理性的企业、组织、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行为（当然后者又必须能以个人理性行为作基础）进行解释的前提下，才允许采用“刚性”这样的概念。作者认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论其赞成何种宏观经济理论，都会同意，任何正确的宏观理论必须在微观层次上也应能成立。这也正是所有学派都支持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研究工作［例如，可参看埃德蒙·费尔泼斯（Edmund
Phelps）著名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巨著〕”。
其次，正确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又能说明自愿失业，既能解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也能说明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当然，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是自愿地放弃有收入的工作的（例如自愿退休者、游手好闲的富翁、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乞丐、全部时间用来照顾子女的家庭妇女等）；而且，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法，这些人数也是包括在失业统计之中的。然而，事实上千百万人的日常实践与体验以及生活常识都告诉我们：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而且这远远不是一种孤立的或罕见的现象。像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这种实际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不用非自愿失业与其他资源的被迫闲置就无法进行解释。经济大萧条是举世皆知的一场灾难，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内的政治与文化生活都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上恐怕只有疯人——或死抱住教条不放的书呆子式的“经济学家”——才会拒不承认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事实。前面提出对宏观经济学的第一项要求表明：只有当每个人和每个公司或其他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其行为是理性的，这种“非自愿失业”现象才能得以适当解释；对于变动着的不断产生着的非自愿失业以及它对利益的直接与间接作用等问题必须加以阐明。
第三，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何非熟练工人失业比例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工人等。乍看起来，似乎只有对经济学未入门的人才需要解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实际上许多流行的理论都无法正确地预言这种明显的失业者结构特征。例如：“寻职”模型（所谓“不协调性失业”）曾预言，在雇佣与受雇双方人数最少的“稀缺”市场内造成失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此种情况下失业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到对他合适的雇主。一般地讲，专业人员与熟练工人被专门限于在这种“稀缺”市场中活动，因此，根据“寻职”模型，这些人的失业率应当最高。与此相反，非熟练工人的市场最广大，从而寻职造成的失业率应当最低。
第四，正确的理论必须既能解释均衡状态又能说明非均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此两种状态在实际经济中是并存的。
第五，正确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景气现象又能说明衰退现象，即必须能够解释一般统称的“景气循环”。当然后面这个名词有点不太确切，不如改称“经济涨落”，因为景气与衰退的时间长短与幅度大小都无规律可言。换句话说，正如肯尼思·阿罗所指出，该理论必须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符，即无论生产的衰退或其充分就业都不会无限持续下去，而是交替发生的。
第六，此理论应能客观地、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地解释不同时期内与不同社会制度下宏观经济的明显差异。如果大学经济系中普遍讲授经济史，这一要求早就不言自明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似乎已将经济史排挤甚至贬到大学之外。
第七，一种理论若能解释更广泛的现象，说明其正确程度较高；确实如此，这种宏观经济理论，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态下它应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宏观经济之外的现象。当然这并非必不可少的要求，但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我们总有些担心。作者必须重申，由于我们所探讨的理论不一定是单一因果关系的，因此很可能有不少超越经济之外的因素对宏观经济以及其他问题同样十分重要。
第八，正如第一章内已指出的：这种理论应当是相对简单而明了的。
作者认为：本书以下提出的理论，当它与本章前述四种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若干众所熟知并且明白无误的原理结合起来，再加上本书前几章内所阐明的推论，完全可以满足以上八项要求。部分地由于强调这一理论的简明性（特别是与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宏观经济理论相对比），部分地由于要适应学生与决策者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只应用最基本的与最简单的理论工具来进行推导。
（七）
根据上述第一条要求，本节首先说明工人非自愿失业的一个根源。虽然我们很自然地由最简单与最明显易见的一种非自愿失业形式或根源入手，但决不能将此点与以后的论点割裂开来。在衰退或萧条之中还存在着其他多种形式的失业与其他各种资本或设备的闲置或未充分利用；虽然后者都不一定表现为如像工人的非自愿失业这种痛苦的形式；但这种闲置同样导致生产力的浪费，而且由此也可能加剧工人失业的痛苦。因为闲置的资本意味着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使就业率与工资水平都将进一步下降。由于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地取决于企业出售其产品的市场状况，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才能决定工人非自愿失业的数量。
根据工人的所谓习惯趋势以及他们的选择结果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来解释非自愿失业，也许是比较容易的，但却无助于说明问题。因此作者假设理性预期情况，即当事人考虑了全部对他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说，他预期所获得的信息价值均高于获取信息的成本。
此外，我们必须对“非自愿失业”一词下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各种失业情况都泛称为非自愿失业，或许可能更容易得出一些解释，不过同样地与事无补。具体地说，必须确信将所有自愿失业情况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很容易用工人对休闲的偏好或家庭生产收入高于受雇劳动收入等原因来解释。作者用图1来说明非自愿失业。图内用劳动力供给曲线MC（边际成本）表示工人以其休闲、家庭生产或其他机会形式所考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曲线MRP（边际生产收益）由在各工业厂商各自的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曲线上的各点构成，各厂商有着不同的劳动力类型需求。为了使非经济学家易于阅读本章，作者拟在此指出劳动力边际成本曲线是随时间而上升的；这是因为当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时，必须支付工资才能吸引不急于求职的工人参加工作，而且每一工人的工资也因工作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曲线则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报酬递减定律表明：同类的劳动投入愈多，由消耗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出也愈少。
图中在两曲线相交的右方各点处，如B点，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此处工人的休闲或其他可选择机会的价值高于B点，因而无人愿意在相应于B点的工资条件下受雇工作；同时，若雇主已在B点条件下雇用了工人，则也会发现他所获得的利益低于他所支出的工资。按本章开始时引用凯恩斯的说法，此时B点必须向左移动到两曲线的交点上，然后“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量的负效用”。同样，如工人要求在A点的条件下受雇，则由于A点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收益高得多，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不过此时雇主将认为工人不是想得一份工作而是想享受一份赠款，因为雇主所得到的收益远低于其支出。在C点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此时工资低于以其他方式支配时间的价值，从而无人愿意按C点的工资受雇工作。
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类劳动力的情况，此时MRP曲线永远位于MC曲线之下，如图中MRP所示。在此情况下，此类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以致没有雇主从雇佣这类劳动力中获得收益；当然，由于该处的工资也低于MC曲线，也没有任何工人愿意受雇。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比非自愿失业更加悲惨，但它却并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范畴。我们都知道当病人住院时并不劳动，但也不属于失业之列；因为当人们没有生产能力，或其生产力如此之低，以致用极少的工资也无人愿意雇用他们，这就属于一个非生产性资源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性资源未被利用的问题——因此根本不涉及任何生产力的闲置。
只有在近似于三角形的区域MNO内存在非自愿失业问题。按此处的严格定义，只有受雇工人的劳动为雇主创造的收益大于工人所花费时间（计入包括闲暇在内的所有机会）的价值，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
同样地，若工人由于相信辞去较差的职业而抢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好的职业对他更为有利，这样造成的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但所有人的经验都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已有职业的人更容易找到另一个职业，因此这种先失业再寻找职业的做法实属罕见。但无论此种“寻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认为该情况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这时工人是为了使长期收入更高以便获得更大的满足而支出其时间。如果禁止这种自愿失业，则从长远看国民产出及福利肯定会下降；因为可以假定只有工人自己才最清楚他本身的利益与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社会机构或公共政策使寻职所需的时间及成本增加，则这种额外的寻职活动是社会机构或政策所造成的，从而不再是一种产生社会收益的投资；因此，任何额外寻职造成的失业就属于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列。
设想在图1内仅有OX个劳动力受雇佣，此时按严格的定义将有XQ个劳动力非自愿失业；因为在OQ数量以内的劳动力都能创造超过劳动成本的边际收益。现在考察小三角形RVO，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但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曲线的区域。这一区域的面积代表社会损失：因为在此区域内工人劳动的成本低于其创造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此区域之内，失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协议；即在两曲线之间的工资条件下签订雇佣合同，将对双方均带来好处。因此，若存在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则一般有可能签订对双方均有利的雇佣合同。
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中，这种就业合同的签订同样会对工人及雇主双方均有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合同的数量会愈来愈多，从而“失业均衡”事实上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凯恩斯当时真正谈到了非自愿失业。现在所遇到的难题是，事实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作者愿指出更早发现凯恩斯这一弱点的其他作家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他们一般采用其他方法分析这个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寻求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或者找出另一种宏观理论来代替它。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提出对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理论的满意解释，至于非均衡理论也同样如此。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雇主都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即使达成了协议，他们有时也许弄不清他们各自可能取得何种利益。这样，有些工人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可能失业。他们与雇主同样需要花费时间去寻找，以便取得双方均认为合适的利益。但此时不一定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因为工人可以一面从事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一面寻找新的职业；或者决定停止工作而把全部时间用于寻找新职业。我们前已指出，这种投入全部时间寻职的做法，与投入时间接受教育一样，不能算是非自愿失业。有些均衡理论家把雇主与工人对MRP与MC曲线有不同的估计，由于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同；但这只是一种随意的难以置信的经验性回答。因为这种对环境的不同估计决不会像第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那样延续20年之久；也不可能像1929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的美国那样欺骗如此大量的工人。为此，我们必须找出更为可信的与持久的原因，来说明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希望雇工的雇主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
（八）
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会问道：在政府或其他机构中什么人有兴趣阻碍非自愿失业者与雇主之间互利的交换？总统与执政党显然无法从这种阻挡行为中得到任何的直接刮益，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要甘冒失去工人与雇主双方选票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权者都愿意宣传“和平与繁荣”或“形势空前大好”的政绩来争取重新当选。广大群众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也不会阻碍这种互利的交易，而企业界则由于有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存在也愿意雇佣更多工人。
对阻碍失业工人与雇主达成互利交易感兴趣的主要集团可能是具有同样的或相互竞争的技巧的工人。他们在阻止达成这种协议的行为中会取得相当大的利益，因为当更多的工人进入同一领域从事劳动，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下降，从而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现有工人阻止这种相互有利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组织成为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某种方式非正式地施加集体行动的压力。也具有同样利益的另一唯一集团可能是雇主垄断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它蓄意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于使工资保持在竞争工资之下。无视维持失业状况的动机的非自愿失业模型或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能令人满意。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上论述只限于集中分析劳动市场，暂时假设在经济领域内没有其他卡特尔或政府的干预，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充分灵活的。这些假设保证了雇主能售出其产品。当然，同样的论断也可应用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些市场中，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表示生产边际成本的供应曲线则向右上方倾斜。如果某一因素（例如某种价格过高）导致生产能力有所闲置，则在两曲线形成的三角形范围有取得对双方有利协议的可能性。再次指出，对阻碍买主与销售者之间达成互利交易可能感兴趣的唯一团体是那些从非竞争价格中获利的企业；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组织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进行非正式的幕后策划才能实现此目的。
正如埃德蒙·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论家所证明那样，在产品市场内不能使市场结清（所谓结清是指进行了全部可能的互利交易）的价格，同样会引起其他产品市场中劳动力的失业或生产能力闲置。在本章的后一部分，作者将讨论分利集团同时影响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时的综合效应。根据非均衡理论家及作者在本章以下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能孤立应用，而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及产品市场的类似分析结合起来处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形成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的院外活动与卡特尔活动愈加广泛，则对同类工人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就愈大。这种变化愈大，为追求更高回报率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这种额外追寻并不是一种用于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会支出，这种花费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所引起的，因此也会产生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出现，致使工人寻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非自愿失业。
（九）
我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把上述方法应用到普遍均衡体系之内，将能得出相当重要的与可以验证的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第三章内的第六条推论。该推论表明：分利集团引起决策的延迟、议事日程的拥挤与协商议题杂乱无章。我们还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认为调节产量比控制价格更为有利。
这一推论可用于解释在某些社会中为何价格与工资均带“黏性”。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一致通过协议和据以决策的法律程序。由于这种集团的全部重要问题都必须按此程序决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拥挤。由于分利集团往往还要进行院外活动或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它还可能遇到议事日程同样拥挤的其他组织或机构，这样一来，交易日程表被挤得满满的。因此，受院外集团和卡特尔影响并决定的价格和工资，其变化过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项价格或工资被决定之后，它们不可能很快改变，即使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价格和工资对该集团是最优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团引起了工资与价格的黏性。
许多事实证明，价格与工资向下变化比向上变化更缺乏灵活性。例如，马林沃德曾谈到：“普遍相信的一种特性，即价格下降的黏性大于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响的滞胀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据此种假设的。但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决策者，无论已获得多大程度的垄断权，都应当采用对其最优的价格；无论价格偏高或偏低，对决策者都同样不利。按此推理，如果价格对于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变化都应当是缓慢的。固然每个方向都观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观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系统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的决策迟缓，因此它们在提高或降低价格问题上进行决策时都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可能由他们在向上与向下各个方向调整价格和工资的决策过程将是同等缓慢。
由以上得出推论六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如果卡特尔内某一成员将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协议价格之下，则此行动将损害所有的成员，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被迫削价。如果反之，该成员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则其他成员并不受其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需求下降的情况，卡特尔可能宁愿选取一个稍低的价格以保持最大利润，但由于前述第六条推论所讲的原因，降低价格的决策将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实现。如果需求在均衡状态基础上略有增加，则每一企业均将稍微增加其销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虽然这样做不如及时将价格调高后所能得到的利润那样多。现在再假设需求意外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此时每一企业均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其产品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没有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将价格提高到卡特尔所协商的价格之上，因为谁都不会在这种膨胀的市场内遭受损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以上论点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垄断性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为普遍，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有一种可用来检验比理论的推论是：在买方垄断的卡特尔中，出现的将是与上述相反的现象。
不同的工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理论的论断相吻合。本理论认为，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工业部门，其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据第三条推论，凡企业总数很少的工业部门，由于容易达成协议，其价格的灵活性会小于企业数目众多的工业部门，因为后者若无选择性刺激手段就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其决策过程甚至更为迟缓。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工资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临时性的劳动市场内，如季节性零工、顾问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劳动组织存在，从而其工资的灵活性特别大。同样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如农产品价格的灵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而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后一现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实际情况的货币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货币主义者的权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对此现象作过明确而客观的总结：
“虽然制造业的价格有时会大起大落，例如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业萧条时期那样，但它们一般都很稳定。更准确些说，公开取得的价格数据并不反映在市场上不景气时暗中给的折扣与虚报的价格，所以实际成交的价格无疑比公开引用的价格波动的大。这两种价格间的差别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十）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于市场结清价格，而且非自愿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理论，可以解释一般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社会内，意外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失业与增加实际产出，而意外的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增加失业与减少实际产出。虽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内（其中并未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曾经证明过“货币是中性的”，即通货膨胀并不改变相对价格而且不影响实际产出，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结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上的多数社会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水平（正如有几个国家内已发生的那样），而且未来的前景还难以预测，则特殊利益集团很自然地会致力于通过院外活动或谈判把产品价格或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作者未曾研究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可以设想在远高出预期通货膨胀率或远低于预期通货紧缩率的情况下，物价指数的不准确性对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结果影响颇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类物价指数也是相当脱离实际的。严格说来，由于每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种类与数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对每人都订出不同的物价指数，才能真正通过指数化措施抵消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但特殊利益集团能否为其成员找出一个理想的物价指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统计数字最完备的国家中，总的物价指数误差也大得惊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早已无人相信。这一指数中的某些误差是人为地造成的，如果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阻碍物价指数的核实，则这类误差比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误差则实际上无法消除。例如，无法衡量商品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涨价最多的商品销售量减少，从而它在消费品中的份额下降，而按原来的份额计算指数就会失之过高。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如此难以解决，以致在本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当美国实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明显时，一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还在认真地辩论美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只有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情况下，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才会在指数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十一）
现在，进一步考虑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不同的行业或部门。我们必须将上述理论推广到这种复杂情况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普遍均衡的环境中应用这一理论。
为了在普遍均衡环境内理解上述理论，我们将引用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很重要但未受足够重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可由前面图1中看出。我们在该处曾指出：除非双方互利的交易能将图内的三角形区域消除掉，否则总要损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当最后一个劳动力出售时的价格相当于MRP与MC（需求与供应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时，才能获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那种价格，或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实现，则失业工人与雇主双方的收入均将减少。当我们讨论产品市场中的卡特尔行为时，显然可发现同样观点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确的价格（至少最后一件商品应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实现，则供需双方的收益均将减少。如果像克劳尔那样考虑一个完全达到普遍均衡的系统，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场内均恰好采用正确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样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统内没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价格体系，则整个经济的收益将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即整个经济内未能全部实现对供需双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着对总产出的需求低于采用正确价格体系时的数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这样，克劳尔求得一个基本上能反映此种经济内总产出整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克劳尔的上述重要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后，非均衡理论家曾利用过这种观点，但其中有一些人被无法解释的市场不能结清的难题吓退，另一些人则摆脱不了凯恩斯的思维方式，所以采用该观点的人愈来愈少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如果某普遍均衡的市场内出现了一组错误的价格信号，人们立即会从改正价格导向的交易活动中获利，从而该经济系统将很快恢复到全部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这样，克劳尔的观点似乎毫无意义了。但作者认为，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轻视克劳尔的观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存在着故意阻碍互利交易的力量；因此他们误认为，即使互利交易暂时受到阻碍，过一段时间以后照样会恢复，因此他们认为克劳尔的观点最多也只在过渡状态下有效。
但如果作者在本书内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可以发现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由阻碍互利交易中谋取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社会中，他们组成集团以达到此目的，而且往往是经常如此。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人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因此，对互利交易的阻碍不仅不能逐步消除，反而还会与日俱增。由特殊利益集团引起的经济效率减退可能是很严重的，而且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需求水平。当然，如作者曾指出那样，如果这种阻碍是逐步加强的，因此不致引起宏观经济的明显波动。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或石油价格的猛涨，或其他的急剧变化，以致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格体系，才能使经济返回最有效的运行状态，或者恢复其正常的实际产出水平。正如前面讨论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时已指出那样，在一个满布分利集团的社会中，此时发生的交易条件变化总是对有组织的部门有利。但按第六条推论所述，由于组织起来的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进行调整需要一定时间，而不像约翰·希克斯爵士所说的“柔性价格”部门那样迅速作出响应。这种迟缓调整的后果是：社会上的垄断程度加深与无法结清的市场中失业和排队寻职的人数增加；社会的总收入由此而减少，实际需求也随之下降。换句话说，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议事日程拥挤与谈判事项繁多而导致决策迟缓，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能形成一种与过去同样好的新价格体系。结果将造成社会对于商品、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需求下降：即出现经济衰退或萧条。
由分利集团在意外通货紧缩或冲击之前制订的垄断性及高于市场结清水平的价格体系将变得更高，其原因不仅是由于通货紧缩或其他冲击的直接影响，同时，正如克劳尔及其他非均衡理论家所指出的，还由于普遍均衡效应所引起的实际需求下降。这样就进一步导致长期投资的更大风险，从而使投资额也迅速下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也会逐渐调整其价格体系以适应新情况，并最终恢复实际产出，但上述每一种因素的发展都使其他因素随之恶化，从而导致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
虽然马林沃德与其他非均衡理论家仅仅作了某种市杨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简单假设，他们对上述过程的分析却与本书非常相似。最有用的一点是，马林沃德曾指出：在此情况下既存在着凯恩斯式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着古典经济学所述的非自愿失业。笼统地说，前一种非自愿失业是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体系引起商品销售量下降，致使这些商品的生产厂对劳动力需求下降，从而引起额外的失业，而且，由于市场结不清时的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时的水平，使得就业损失产生乘数效应。后一种失业则属于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由于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水平（但其他商品价格仍为市场结清水平）所引起的非自愿失业。马林沃德认为凯恩斯定义的失业比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失业更为常见。
根据作者提出的理论，必须研究分利集团在各部门间的分布状况，才能对上述结论作出判断；而这种答案则是随时间与地点而异的。不过，无论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