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2/2）
《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作者：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2017-04-13 12:06
党员一样，他发现这是一个始终不断的困难。在西班牙，党贬斥他的无畏斗争，在50年代，他受到迫害，1969年他被开除，并冷酷无情地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能够显示其全部没有道德的，是没有为他安排一个尊贵的葬礼。
但是，尽管有这每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他面对在他的信念和自己的人类天性之间悲剧性的裂隙，是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赋予**制度以人性，令其可能最终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相符合。但是，甚至是这种妥协也保留其悲剧性的矛盾：说到底，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组织？
当我阅读克瑞杰多年以前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时，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悲哀所压倒，它们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无可救药地包裹在一种政治偏见之中，充满着当时的流行术语，和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在相信能够进行某种制度方面的改革，而这些东西其内在的目标是排除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广泛的探索，并非引人注目的活动，包含这样的危机并从未具体地实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机会主义和个人野心的行为。
多年以来，弗朗蒂塞克从内心真正地相信，将更为人性的东西注入一种非人性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最终，严峻的历史教训和无数深深的失望有力地转变和弄窄了他的政治信念释放的范围。逐渐地，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信仰中许多陈腐的教条和意识到他原以为极神圣的东西中阴暗的方面。借助他的正义感和灵魂的正直，他一度追寻的那种意识形态体系其粗野和令人反感的性质逐渐地对他显露出来。
这是怎样一个悲剧性的过程！一个人曾经以如此热情坚持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付出这样多的牺牲，却必须与之断交，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据我所知，克瑞杰从来没有表露过他的烦恼、失望、疑虑和绝望。他将痛苦咽在肚里，像一个男人。在他的同伴中，他总是激励的来源，并且从来不要求任何安慰以作为回报。他对此足以自豪。这也许使得他内心所发生的更加难以忍受。
当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信仰：他将全部生命都献身于社会主义，至死都相信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变成什么样，至少在它的列宁主义变种中，它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什么东西：通过国家作为所有劳动人民的雇主和剥削者所实行的全面统治，对生活所有方面的中心控制，和最拙劣的资本家所能想到的那些。一种从起初就宣称它将逐渐废除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果是造成了自古以来最强有力的国家：极权主义国家。“被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最终只能是对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享有权力的同伴投去嫉妒的一瞥。
这个意识到他的信仰的全部内容的人，在他使命的晚年，哪种社会主义适合于他？在所有这些惨痛的经验之后，这个词能对他产生什么想像？一种由绝大多数人经济自主的统一体？由其雇员所拥有的企业？经济上的自治？市场调节？合作的和小范围的私人企业？他肯定意识到如果没有不受到限制的政治上多元化，要想实现经济上真正的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眼中，这样一个概念怎样与社会主义一致起来？说到底，就**所关心的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服务于权力垄断的一个符号（对他来说，任何威胁过去是，现在也仍然被说成“借助反社会主义势力摧毁社会主义”）。他是否赞同其他的概念如社会主义民主，而放弃传统的**的社会主义概念。
我不知道，我只是盼望能就所有这些问题和他进行一次坦率深入的谈话。甚至我在鲁兹纳监狱（某日天亮不久他们叫醒我把我带到我父亲的葬礼上）我仍然打算，一旦我出去，我就要邀请他和他的妻子诺娃，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但这没有实现：在我们上诉审理的一个间隙，我的被告同伴奥特卡·别德纳诺娃低声告诉我，他已在最近去世。
现在我所能知道的全部只能是推测。我有这种感觉，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像我和那些因为语义上的含混早已放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许多人一样，具有组织起社会最好途径的那种概念。尽管他从前没有放弃过这个词。为什么？我感到惊讶。在他生命的终点，难道又重新回到他的起点——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然而是以某种方式重新设想过的？或者“社会主义”这个词，像其他的词如“同志”一样，是富有魔力的象征，是他发现不能与之分离的一种东西？他依恋它是作为他生活中道德上贯穿一致的一种象征？如此说来，或许是他先前的理想和激情，他早年的斗争，他历史的证明的一个纪念品？它是他用来和西方他的欧州**者朋友之间的一个联结，这些幸运的无辜者没有这种经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有关未来的一个温馨芬芳的词？或者对他来说恰恰正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称？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个性、成就和命运中存在悲剧矛盾不只是他个人独有的、甚至不仅仅是**者才有的。它们浓缩和象征着许多更深的矛盾，也许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矛盾。
我将借助指出这样一些问题间接地涉及到它们。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吗？还是他们总是必须，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从属于那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样接受各种教条和胡言乱语？对他们来说，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够？还是也必须相信某些不再是纯粹和单纯的东西，诸如他们自己的政党？在这样一个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现实”、追逐权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反抗的——简言之——现代文明的喧嚣的世界上，那些内心纯粹的人们，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能否达到权力的顶峰？在这些领域中这样的人能成功吗？还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妥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暂时看来符合他们的良心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可能转而反对他们的东西？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完全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政治家——甚至是**的政治家——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们，尽管其命运经常是悲剧性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像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国家领导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义者，说着僵尸般的语言，他们坐在开得飞快的轿车里驶过大街，或者偶尔在电视里念那种绝少承担真实生活的冗长乏味的陈词滥调。值得为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写一本真实、令人信服的书，不仅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好处，也不仅是保留一个杰出人物的记忆，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对他们的前辈为什么这么做有更好的了解，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问题、理想、想像、成就和失败。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意识到，并且最终，可以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政治家并不必然是嘲笑的对象，也可以是令人尊敬的对象。
1988年1月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医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1979年去世。
（崔卫平 译）
但是，尽管有这每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他面对在他的信念和自己的人类天性之间悲剧性的裂隙，是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赋予**制度以人性，令其可能最终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相符合。但是，甚至是这种妥协也保留其悲剧性的矛盾：说到底，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组织？
当我阅读克瑞杰多年以前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时，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悲哀所压倒，它们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无可救药地包裹在一种政治偏见之中，充满着当时的流行术语，和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在相信能够进行某种制度方面的改革，而这些东西其内在的目标是排除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广泛的探索，并非引人注目的活动，包含这样的危机并从未具体地实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机会主义和个人野心的行为。
多年以来，弗朗蒂塞克从内心真正地相信，将更为人性的东西注入一种非人性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最终，严峻的历史教训和无数深深的失望有力地转变和弄窄了他的政治信念释放的范围。逐渐地，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信仰中许多陈腐的教条和意识到他原以为极神圣的东西中阴暗的方面。借助他的正义感和灵魂的正直，他一度追寻的那种意识形态体系其粗野和令人反感的性质逐渐地对他显露出来。
这是怎样一个悲剧性的过程！一个人曾经以如此热情坚持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付出这样多的牺牲，却必须与之断交，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据我所知，克瑞杰从来没有表露过他的烦恼、失望、疑虑和绝望。他将痛苦咽在肚里，像一个男人。在他的同伴中，他总是激励的来源，并且从来不要求任何安慰以作为回报。他对此足以自豪。这也许使得他内心所发生的更加难以忍受。
当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信仰：他将全部生命都献身于社会主义，至死都相信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变成什么样，至少在它的列宁主义变种中，它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什么东西：通过国家作为所有劳动人民的雇主和剥削者所实行的全面统治，对生活所有方面的中心控制，和最拙劣的资本家所能想到的那些。一种从起初就宣称它将逐渐废除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果是造成了自古以来最强有力的国家：极权主义国家。“被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最终只能是对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享有权力的同伴投去嫉妒的一瞥。
这个意识到他的信仰的全部内容的人，在他使命的晚年，哪种社会主义适合于他？在所有这些惨痛的经验之后，这个词能对他产生什么想像？一种由绝大多数人经济自主的统一体？由其雇员所拥有的企业？经济上的自治？市场调节？合作的和小范围的私人企业？他肯定意识到如果没有不受到限制的政治上多元化，要想实现经济上真正的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眼中，这样一个概念怎样与社会主义一致起来？说到底，就**所关心的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服务于权力垄断的一个符号（对他来说，任何威胁过去是，现在也仍然被说成“借助反社会主义势力摧毁社会主义”）。他是否赞同其他的概念如社会主义民主，而放弃传统的**的社会主义概念。
我不知道，我只是盼望能就所有这些问题和他进行一次坦率深入的谈话。甚至我在鲁兹纳监狱（某日天亮不久他们叫醒我把我带到我父亲的葬礼上）我仍然打算，一旦我出去，我就要邀请他和他的妻子诺娃，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但这没有实现：在我们上诉审理的一个间隙，我的被告同伴奥特卡·别德纳诺娃低声告诉我，他已在最近去世。
现在我所能知道的全部只能是推测。我有这种感觉，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像我和那些因为语义上的含混早已放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许多人一样，具有组织起社会最好途径的那种概念。尽管他从前没有放弃过这个词。为什么？我感到惊讶。在他生命的终点，难道又重新回到他的起点——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然而是以某种方式重新设想过的？或者“社会主义”这个词，像其他的词如“同志”一样，是富有魔力的象征，是他发现不能与之分离的一种东西？他依恋它是作为他生活中道德上贯穿一致的一种象征？如此说来，或许是他先前的理想和激情，他早年的斗争，他历史的证明的一个纪念品？它是他用来和西方他的欧州**者朋友之间的一个联结，这些幸运的无辜者没有这种经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有关未来的一个温馨芬芳的词？或者对他来说恰恰正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称？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个性、成就和命运中存在悲剧矛盾不只是他个人独有的、甚至不仅仅是**者才有的。它们浓缩和象征着许多更深的矛盾，也许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矛盾。
我将借助指出这样一些问题间接地涉及到它们。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吗？还是他们总是必须，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从属于那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样接受各种教条和胡言乱语？对他们来说，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够？还是也必须相信某些不再是纯粹和单纯的东西，诸如他们自己的政党？在这样一个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现实”、追逐权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反抗的——简言之——现代文明的喧嚣的世界上，那些内心纯粹的人们，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能否达到权力的顶峰？在这些领域中这样的人能成功吗？还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妥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暂时看来符合他们的良心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可能转而反对他们的东西？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完全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政治家——甚至是**的政治家——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们，尽管其命运经常是悲剧性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像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国家领导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义者，说着僵尸般的语言，他们坐在开得飞快的轿车里驶过大街，或者偶尔在电视里念那种绝少承担真实生活的冗长乏味的陈词滥调。值得为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写一本真实、令人信服的书，不仅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好处，也不仅是保留一个杰出人物的记忆，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对他们的前辈为什么这么做有更好的了解，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问题、理想、想像、成就和失败。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意识到，并且最终，可以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政治家并不必然是嘲笑的对象，也可以是令人尊敬的对象。
1988年1月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医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1979年去世。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