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极权主义（2/2）
《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作者：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2017-04-13 12:06
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其他的威胁将失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一一在捷克不可能有这么多。
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权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着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盾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人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权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
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
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
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和终结它自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
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和自然的多元化，竞争的生产者和他们的中介人的观念也将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供求关系的互相作用，劳动和商品市场，自愿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甚至还有对创造的刺激及其衍生的危机，经济上成功和失败的戏剧。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们不再是经济故事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变成一个工具。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国家是经济真理和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每一个人都埋葬在集体经济上的“无故事”的匿名性当中。
当经济上的多元化消失，消费品市场竞争的动力也随之消失。中央权力嘴上说说“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是非多元化经济的压力迫使它恰好做相反的事：使产品一体化，使商品标准化和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这种人为的经济世界中，差异仅仅是一种麻烦。
不仅是消费者不得不几乎依赖（像所有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日用品，并且他们也没有不同的日用品之间的选择，不可能甚至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表现他们的个性。他们全部拥有的是垄断的生产者所配给的：配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
一套组合家具的设计者也许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却是无意识地意识到其虚无化要求的人。他所具有的影响比五个政府的部长加起来还要大。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而将他们的生活围困在他的家具之内。
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过火一点。如果仅仅是同一种类型的预制板的生产，那么，一种中央指挥的生产制度或许是最大的进步，从其中同一种类型的住宅将被建造出来，这些楼依次配有同一种式样的门，门的把手，窗户，盥洗室，脸盆等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创造根据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发展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唯一一种住房类型，毫无变化的风景和令人遗憾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当然，在每一套公寓中，同样型号的电视机上演着同样的节目。）
难以觉察但是不可抵抗，并非故意然而不可避免地，每一件事情开始与其他每一件事情相类似；楼房，衣服，工作场所，公共装潢，公共运输，娱乐形式，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在他们自己家中的行为方式。
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标准化对生活及生活的节奏产生整齐一律的影响，将人们愿望与厌恶、感觉经验和趣味的范围弄窄。它使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光泽。
在这样一种不幸中，故事变成可以替换的。
当一个有抱负的记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呆在黎巴嫩，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一个公民想去国外旅游，找一份新的工作，换一换他的住宅或温室，组织一次业余活动，他通常不得不从事一个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进军，到各种官方机构为了那些必要的允许，执照，介绍，他必须经常降低身份或保持沉默。这是一项累人的、枯燥和令人虚脱的事情。许多人处于厌恶，或担心这将把他们拖垮，很快放弃了他们大多数的个人计划。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故事。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却开始于微不足道的理由。
因此显然，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细节中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其虚无化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工具。在这里公共事务以一种十分“日常”但又是十分固执的方式渗透到私人生话中去。我们每天所屈服的大量微小的压力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关闭了我们被判为在其中呼吸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这还不足以令我们窒息而死，那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故事。
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极权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生活的方式。
肃清政治上的多元化剥夺了社会自我建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阻碍了多种利益、观点和传统的存在。对精神上多元化严厉的剥夺使得一个人选择其与存在、世界和他自身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来自中央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控制将人们借此成熟的眼界弄得狭窄，无条件忠诚的要求迫使人们变成其空洞仪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扮演者，人们不再是自发地和自信地参加集体的生活，而变成核心人物自我实现所利用的工具。随时惩罚任何有创见的表达迫使人谨慎地越过那些潜在的危险，一个空洞的、令人疲劳不堪的过程。极权主义控制之罗网影响了每一件事，从个人上学到职业的选择到旅游的可能性，能否进行创造的限制，完全是个人拥有的范围和方式。所有这些削减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行动的空间。中央权力的绝对要求——仅仅在某个既定时刻为了实用的目的欺骗自身时才尊重这些范围——创造了一种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没有人能够确信他所站立的土地，或者他可以冒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将发生什么。这种权力的控制超越了立法机关和法院系统行政上的权威，和事实上全能的警察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人们的不安全。管理机构的狂妄虚荣，它的匿名性质，在这个不露面的伪责任的制度中个人责任的消灭（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提供任何借口，或为任何事受罚，因为中心化的权力其意志不认可任何与个人争端时的仲裁人）创造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和削弱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意志。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更微妙的——居住在我们气喘病的背后。
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每一件事情正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人们工作、说笑话、**、死亡。在这个表面之下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正在蔓延消耗。
“当那人死时打电话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会死。然而，隐瞒他的病等于促使它的传播。
近几年，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几部很好的喜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有两部甚至还获得奥斯卡提名。
然而不管我如何欣赏这些影片，我不可能受这种感情的震动，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美国观众，他们没有受害于这儿流行的每日的气喘病，因此看不出来其中的问题。
这些电影共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所讲的故事缺乏历史背景，不管这些影片运用怎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技巧暗示某个特殊的地点和瞬间，它们看起来像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它们所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极权主义压制取消历史真实性有两种方法：直接的——通过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两者都发展出一种对可能获得生活的历史尺度的任何事情的老于世故的敏感；非直接的——通过生活本身中历史真实性的毁灭。当然，每一种全球性的对历史的概念的抨击正在发生，要抓住其一瞬间的历史品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讲述失去故事的故事，气喘病的故事。
这双重压力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力转向私人生活。但是，如我已经讲过的——在今天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极权主义之下）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像两个连接起来的容器，如果一个遭到否定时，另一个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表象和一个谎言。
实际上，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一种虚构的谎言，一种从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个性中编造出来的杜撰。在这样的描述中，连最私人的生活也古怪地遭到歪曲，有时候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种对于逼真的麻痹了的要求变成难以置信的离奇古怪和自相矛盾。这种要求之所以这么强烈：潜意识中要求对其对立面——真实——的缺席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的悲剧性和伟大，它的问题。所有表面的特征漫画化得越精彩，这部作品便越失去其要害。通过模仿生活而歪曲了它。个人的笔迹代替了素描。
在我说的这些影片中，我未曾看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政治细节的缺乏。来自政治现实的某些细节仍然有，有时候对作品很有效。我没有看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主题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想象一部分仅仅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电影，但在那儿这种自由不一定缺少。
在纳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出品了几部流行的喜剧电影。它们在无历史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真实上是很显著的。这里再次不是主题哪儿出了问题：我发现缺少的不是来自集中营的景象。我未看到的是一种内在自由，并且让人感到它们的幽默只是将必须做的事情弄得像是出于好心的一种圆滑的方式。
你最后总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今天捷克喜剧电影在国内的成功有疑问的一面。人们在其中发现一种古怪的安慰：他们的幻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气喘病并不真正存在，但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是存在的，他们可以和它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也并不重要；并且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在某个坏的瞬间看起来那样遭到破坏。这是抚慰。
这些电影讲的是罕见的故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展示，在虚无化压力的背景之下，这些故事被带进生活。人们激动地发现故事仍然存在。他们欢欣鼓舞，结果是自己骗自己：他们忘记了这故事仅仅在银幕上，那并不是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种艾滋病病毒。
然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逃脱的地方，没有余地，没有人可以免受虚无化病毒的侵害。
在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比处于其中受其害的人更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气喘病的症状。它就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面孔。我们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这张面孔，但是一个外来的访问者将更受其震动。
登上布拉格地铁的自动电梯，观察从对面走过来的人群的面孔。这趟旅行是平常激烈的竞争生活的一个停顿，是生活的突然中断，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地展示我们自身的一个凝固的时刻。也许这是那些“真理的瞬间”之一，一个人突然超脱于所有联系之中。他在公众当中，又和他自己在一起。走过去的流动的面孔是空洞的，紧张的，几乎是呆板的，没有希望，没有期盼。那上面的眼睛是毫无生气的。
或者去观察在商店里、在办公室、在电车上人们怎样互相对待的方式。他们倾向于阴郁、自私、粗暴和不通融；对收款员来说，顾客常常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们一边提供服务一边互相交谈。当被问及一个问题时，他们厌恶地回答（如果他们还知道一个答案）。司机们互相咆哮，人们用胳膊肘推着往前走并互相厉声地说话，官僚们从来不在乎多少人等着要见他们，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他们经常说好一个约会又不遵守。从帮助别人中他们得不到乐趣，而不能帮助也不遗憾。他们能对一个恳求者的脸“砰”地把门关上，半途打断他的谈话，如果这些官员不是这样经常地永远延误，将不会这样压抑。
或者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们：他们大多数行色匆匆，脸上布满忧虑，对周围的事情漫不经心。安宁的、欣喜的和出于自然的感觉已经从街上消失。傍晚或者夜晚街上空空荡荡，如果你碰巧看到一小群松弛、高兴的人们，他们多是外国人。
温暖、敞开、善良、谦虚的友谊，从日常的公共交往中消失。每个人的头脑中仿佛只有一件事：去什么地方发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冷漠和粗鲁四处蔓延，甚至在餐馆里人们好像也缄默不语。为了留心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低声说话，检查证实有没有其他人在听。最普通的餐馆是自然的友谊最后的绿洲，它们如今更情愿在郊区而不是城里，这些是一个人在牢里回忆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到那里去纯粹是为了喝醉。
在所有这些事的底部潜伏着一个不是明朗的但却是问题的关键：人们不是神经过敏，忧虑，恼怒，就是冷漠。他们看上去好像在等待从一个意外地方来的打击，镇静和坚定被侵犯行为所替代。
这就是生活在一种连续的威胁之下的人们的问题所在。
这就是生活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人们的问题所在。
是一个不被允许生活在历史之内的社会的问题所在。被裸露在极权主义核放射之下人们的问题所在。
当然，生活在继续。它以许多方式抵制操纵，改写它或者寻找对付它的途径。为了能够发展，缝隙总被发现。在可能的地方生话的质量在提高，甚至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总有将自己进入故事的道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以我们的行动书写我们的故事。
我并不是在描述类似人类末日的东西，而是试图对生活反对虚无每天展开的难以觉察和无法预料的战争引起注意。
我试图想说故事和历史抵制虚无化的斗争正是它自身之内的一个故事，并且属于历史。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讲述它，因为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也不知道支配我们的变形故事的法则。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或什么东西是故事的主要反面人物（这肯定不是那权力中心之内的少数人：他们也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牺牲品，就像我们）。
这是显然的，我们必须讲述我们气喘病的故事，不仅是人们正在从中死去的事实，而且是他们还没有死去的事实。
剩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做。
（崔卫平 译）
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权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着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盾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人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权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
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
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
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和终结它自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
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和自然的多元化，竞争的生产者和他们的中介人的观念也将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供求关系的互相作用，劳动和商品市场，自愿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甚至还有对创造的刺激及其衍生的危机，经济上成功和失败的戏剧。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们不再是经济故事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变成一个工具。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国家是经济真理和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每一个人都埋葬在集体经济上的“无故事”的匿名性当中。
当经济上的多元化消失，消费品市场竞争的动力也随之消失。中央权力嘴上说说“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是非多元化经济的压力迫使它恰好做相反的事：使产品一体化，使商品标准化和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这种人为的经济世界中，差异仅仅是一种麻烦。
不仅是消费者不得不几乎依赖（像所有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日用品，并且他们也没有不同的日用品之间的选择，不可能甚至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表现他们的个性。他们全部拥有的是垄断的生产者所配给的：配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
一套组合家具的设计者也许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却是无意识地意识到其虚无化要求的人。他所具有的影响比五个政府的部长加起来还要大。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而将他们的生活围困在他的家具之内。
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过火一点。如果仅仅是同一种类型的预制板的生产，那么，一种中央指挥的生产制度或许是最大的进步，从其中同一种类型的住宅将被建造出来，这些楼依次配有同一种式样的门，门的把手，窗户，盥洗室，脸盆等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创造根据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发展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唯一一种住房类型，毫无变化的风景和令人遗憾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当然，在每一套公寓中，同样型号的电视机上演着同样的节目。）
难以觉察但是不可抵抗，并非故意然而不可避免地，每一件事情开始与其他每一件事情相类似；楼房，衣服，工作场所，公共装潢，公共运输，娱乐形式，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在他们自己家中的行为方式。
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标准化对生活及生活的节奏产生整齐一律的影响，将人们愿望与厌恶、感觉经验和趣味的范围弄窄。它使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光泽。
在这样一种不幸中，故事变成可以替换的。
当一个有抱负的记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呆在黎巴嫩，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一个公民想去国外旅游，找一份新的工作，换一换他的住宅或温室，组织一次业余活动，他通常不得不从事一个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进军，到各种官方机构为了那些必要的允许，执照，介绍，他必须经常降低身份或保持沉默。这是一项累人的、枯燥和令人虚脱的事情。许多人处于厌恶，或担心这将把他们拖垮，很快放弃了他们大多数的个人计划。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故事。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却开始于微不足道的理由。
因此显然，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细节中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其虚无化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工具。在这里公共事务以一种十分“日常”但又是十分固执的方式渗透到私人生话中去。我们每天所屈服的大量微小的压力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关闭了我们被判为在其中呼吸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这还不足以令我们窒息而死，那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故事。
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极权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生活的方式。
肃清政治上的多元化剥夺了社会自我建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阻碍了多种利益、观点和传统的存在。对精神上多元化严厉的剥夺使得一个人选择其与存在、世界和他自身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来自中央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控制将人们借此成熟的眼界弄得狭窄，无条件忠诚的要求迫使人们变成其空洞仪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扮演者，人们不再是自发地和自信地参加集体的生活，而变成核心人物自我实现所利用的工具。随时惩罚任何有创见的表达迫使人谨慎地越过那些潜在的危险，一个空洞的、令人疲劳不堪的过程。极权主义控制之罗网影响了每一件事，从个人上学到职业的选择到旅游的可能性，能否进行创造的限制，完全是个人拥有的范围和方式。所有这些削减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行动的空间。中央权力的绝对要求——仅仅在某个既定时刻为了实用的目的欺骗自身时才尊重这些范围——创造了一种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没有人能够确信他所站立的土地，或者他可以冒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将发生什么。这种权力的控制超越了立法机关和法院系统行政上的权威，和事实上全能的警察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人们的不安全。管理机构的狂妄虚荣，它的匿名性质，在这个不露面的伪责任的制度中个人责任的消灭（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提供任何借口，或为任何事受罚，因为中心化的权力其意志不认可任何与个人争端时的仲裁人）创造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和削弱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意志。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更微妙的——居住在我们气喘病的背后。
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每一件事情正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人们工作、说笑话、**、死亡。在这个表面之下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正在蔓延消耗。
“当那人死时打电话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会死。然而，隐瞒他的病等于促使它的传播。
近几年，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几部很好的喜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有两部甚至还获得奥斯卡提名。
然而不管我如何欣赏这些影片，我不可能受这种感情的震动，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美国观众，他们没有受害于这儿流行的每日的气喘病，因此看不出来其中的问题。
这些电影共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所讲的故事缺乏历史背景，不管这些影片运用怎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技巧暗示某个特殊的地点和瞬间，它们看起来像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它们所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极权主义压制取消历史真实性有两种方法：直接的——通过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两者都发展出一种对可能获得生活的历史尺度的任何事情的老于世故的敏感；非直接的——通过生活本身中历史真实性的毁灭。当然，每一种全球性的对历史的概念的抨击正在发生，要抓住其一瞬间的历史品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讲述失去故事的故事，气喘病的故事。
这双重压力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力转向私人生活。但是，如我已经讲过的——在今天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极权主义之下）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像两个连接起来的容器，如果一个遭到否定时，另一个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表象和一个谎言。
实际上，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一种虚构的谎言，一种从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个性中编造出来的杜撰。在这样的描述中，连最私人的生活也古怪地遭到歪曲，有时候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种对于逼真的麻痹了的要求变成难以置信的离奇古怪和自相矛盾。这种要求之所以这么强烈：潜意识中要求对其对立面——真实——的缺席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的悲剧性和伟大，它的问题。所有表面的特征漫画化得越精彩，这部作品便越失去其要害。通过模仿生活而歪曲了它。个人的笔迹代替了素描。
在我说的这些影片中，我未曾看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政治细节的缺乏。来自政治现实的某些细节仍然有，有时候对作品很有效。我没有看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主题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想象一部分仅仅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电影，但在那儿这种自由不一定缺少。
在纳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出品了几部流行的喜剧电影。它们在无历史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真实上是很显著的。这里再次不是主题哪儿出了问题：我发现缺少的不是来自集中营的景象。我未看到的是一种内在自由，并且让人感到它们的幽默只是将必须做的事情弄得像是出于好心的一种圆滑的方式。
你最后总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今天捷克喜剧电影在国内的成功有疑问的一面。人们在其中发现一种古怪的安慰：他们的幻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气喘病并不真正存在，但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是存在的，他们可以和它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也并不重要；并且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在某个坏的瞬间看起来那样遭到破坏。这是抚慰。
这些电影讲的是罕见的故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展示，在虚无化压力的背景之下，这些故事被带进生活。人们激动地发现故事仍然存在。他们欢欣鼓舞，结果是自己骗自己：他们忘记了这故事仅仅在银幕上，那并不是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种艾滋病病毒。
然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逃脱的地方，没有余地，没有人可以免受虚无化病毒的侵害。
在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比处于其中受其害的人更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气喘病的症状。它就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面孔。我们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这张面孔，但是一个外来的访问者将更受其震动。
登上布拉格地铁的自动电梯，观察从对面走过来的人群的面孔。这趟旅行是平常激烈的竞争生活的一个停顿，是生活的突然中断，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地展示我们自身的一个凝固的时刻。也许这是那些“真理的瞬间”之一，一个人突然超脱于所有联系之中。他在公众当中，又和他自己在一起。走过去的流动的面孔是空洞的，紧张的，几乎是呆板的，没有希望，没有期盼。那上面的眼睛是毫无生气的。
或者去观察在商店里、在办公室、在电车上人们怎样互相对待的方式。他们倾向于阴郁、自私、粗暴和不通融；对收款员来说，顾客常常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们一边提供服务一边互相交谈。当被问及一个问题时，他们厌恶地回答（如果他们还知道一个答案）。司机们互相咆哮，人们用胳膊肘推着往前走并互相厉声地说话，官僚们从来不在乎多少人等着要见他们，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他们经常说好一个约会又不遵守。从帮助别人中他们得不到乐趣，而不能帮助也不遗憾。他们能对一个恳求者的脸“砰”地把门关上，半途打断他的谈话，如果这些官员不是这样经常地永远延误，将不会这样压抑。
或者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们：他们大多数行色匆匆，脸上布满忧虑，对周围的事情漫不经心。安宁的、欣喜的和出于自然的感觉已经从街上消失。傍晚或者夜晚街上空空荡荡，如果你碰巧看到一小群松弛、高兴的人们，他们多是外国人。
温暖、敞开、善良、谦虚的友谊，从日常的公共交往中消失。每个人的头脑中仿佛只有一件事：去什么地方发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冷漠和粗鲁四处蔓延，甚至在餐馆里人们好像也缄默不语。为了留心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低声说话，检查证实有没有其他人在听。最普通的餐馆是自然的友谊最后的绿洲，它们如今更情愿在郊区而不是城里，这些是一个人在牢里回忆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到那里去纯粹是为了喝醉。
在所有这些事的底部潜伏着一个不是明朗的但却是问题的关键：人们不是神经过敏，忧虑，恼怒，就是冷漠。他们看上去好像在等待从一个意外地方来的打击，镇静和坚定被侵犯行为所替代。
这就是生活在一种连续的威胁之下的人们的问题所在。
这就是生活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人们的问题所在。
是一个不被允许生活在历史之内的社会的问题所在。被裸露在极权主义核放射之下人们的问题所在。
当然，生活在继续。它以许多方式抵制操纵，改写它或者寻找对付它的途径。为了能够发展，缝隙总被发现。在可能的地方生话的质量在提高，甚至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总有将自己进入故事的道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以我们的行动书写我们的故事。
我并不是在描述类似人类末日的东西，而是试图对生活反对虚无每天展开的难以觉察和无法预料的战争引起注意。
我试图想说故事和历史抵制虚无化的斗争正是它自身之内的一个故事，并且属于历史。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讲述它，因为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也不知道支配我们的变形故事的法则。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或什么东西是故事的主要反面人物（这肯定不是那权力中心之内的少数人：他们也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牺牲品，就像我们）。
这是显然的，我们必须讲述我们气喘病的故事，不仅是人们正在从中死去的事实，而且是他们还没有死去的事实。
剩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做。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