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良心（2/2）
《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作者：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2017-04-13 12:06
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三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之上、使得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
SS-20
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尼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四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五
当受审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会感激那些声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
我相信在“苏联阵营”中称之为“持有不同政见者”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权力堡垒下的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达给有幸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因此我们有机会以某些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意义去帮助它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为：我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的，尽管本质上它无法事先计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虑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但显然我以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风呼啸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和“本来的世界”来反抗非个人的权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当扬·巴托契卡写《七七宪章》时，他用了一个概念：“无权者的团结”这个词语。他想到的是那些运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自己的人性——来反抗和面对非个人化的权力。这种“无权者的团结”将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的樊篱，超出传统政治的高级游戏，不去追求头衔和职位，从被权术家嘲笑的对象——人类良心——中创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关未来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1984年2月
（崔卫平 译）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三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之上、使得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
SS-20
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尼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四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五
当受审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会感激那些声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
我相信在“苏联阵营”中称之为“持有不同政见者”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权力堡垒下的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达给有幸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因此我们有机会以某些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意义去帮助它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为：我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的，尽管本质上它无法事先计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虑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但显然我以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风呼啸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和“本来的世界”来反抗非个人的权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当扬·巴托契卡写《七七宪章》时，他用了一个概念：“无权者的团结”这个词语。他想到的是那些运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自己的人性——来反抗和面对非个人化的权力。这种“无权者的团结”将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的樊篱，超出传统政治的高级游戏，不去追求头衔和职位，从被权术家嘲笑的对象——人类良心——中创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关未来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1984年2月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