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下）（2/2）
《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作者：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2017-04-13 12:06
，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非**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所有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构的压力。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官方宣传中谈到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为营的反革命活动“，多少真实地描述了生活目标前进的过程)。在社会觉醒后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会环境。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当他们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我说的是许多支持“反教条主义“改革的**人，长期以来已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政权已被斯大林**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捍卫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未受影响。政权的直接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等)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化。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政上的变化。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经济改革方案相当大刀阔斧。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经权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因此，也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有理由认为如此)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苏联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和波兰，1970年和1976年在波兰均发生过动乱)。这些动乱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问题)。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无法永远不受全世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难以想像这种言行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或者有发展的能力)，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势施加影响。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关于是否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这个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技术——现代科学之子(现代科学乃是现代形而上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人类别无出路：我们既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我们亲手制造的那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离(譬如将我们从广义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环境中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对这种情形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通过东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对人类和为人类整体负责)。这是一个绝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准备期望“而已。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我们拿不出什么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与我们国家相比)，危机就隐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统治无所不在。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发现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我们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给人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虽然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根本表现得以落实。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没有一个“干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
二十一
那么，现在该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够拯救我们。当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强调应该重视活生生的人生，这也并不是说我就对结构上变化的可能性漠不关心。相反，第一项已经说到了，第二项也应该论及。但我只想谈几点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相信这样的机构：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这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的积累(自动化的特点之一)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组织制度。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这样比把各种各样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环境中接受考验，而不能产生于被赋予的职位。他们应该获得高度的信任，靠这种信任也应该有高度的立法权力。这似乎是摆脱传统民主组织典型的软弱无能的唯一途经。传统组织常常看起来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责任感而是集体性的不负责任。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结果，这些机构自然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它们的力量来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断对话、交流。一旦生活的这些真正需要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内部组织原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规章。“自我组建“的根本标准，是这样一些组织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些不断出现、不断消失的生机勃勃的组织进行形式多样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许是实现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经：工人阶级真正(非形式的)参予经济决策，从而产生对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真正责任感。控制和约束的原则应该摈弃，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原则取而代之。
从上面如此简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带来的制度上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传统议会式民主的范畴。为了便于讨论，我提出了“后极权主义“一词。也许现在应该把刚才所描述的暂时称为“后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景。
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我觉得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脱节。无论如何，“后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事实，是从生活直接产生的一种过程，来自新的环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导演，而是一个向导)。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就对其组织、结构上的表现加以臆测，未免流于主观武断。
二十二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种不断的感觉让我这样做，我也许略去前面整节更适合于个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觉可能会显得相当武断，因此，我想把它作为问题来提出：“后民主“结构的想法，是不是让我们回想起某个“不同政见“的小组和某些个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通过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各种小团体，受着共同的磨难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是不是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有特别的“人性内容“的政治关系和纽带呢?这些团体(是团体而不是大的组织机关)的活动动机主要是对它们的使命的深远意义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会。
官方机构中司空见惯的公式化、仪式化的纽带，由团结和友爱的真情实意而取而代之。这些团体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团结在一起的吗?“后民主“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产生的个人的、非正式的权益。这种人际关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验到的困难吗?这些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摆脱了空洞的传统的负担，而来自生活具体、真实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会中，努力创造“在真实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责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吗?换言之，这些由信息灵通、无官僚气、生机勃勃、开放的团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难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义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雏形，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模型吗?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为美好的社会的基石的。
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胁的结果，也许一旦这个威胁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帮助创造的气氛就会随之消逝(然而威胁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胁者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受威胁团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这样作所花的精力简直叫人吃惊)。
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摆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作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对极权社会的思考是正确的，人类在不断捍卫他们的自我，发展了内部的组织，那么我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恰如其分的。我的问题别无它意，目的只是引起人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诉求(也许我们对此并无自觉)，超越它们明显的局限；想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战还没有得到解释，还在静候着被诠释，被掌握的时机。
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已经早来到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中间的未来，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注：①扬·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
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理论的创始人。
1978年10月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非**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所有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构的压力。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官方宣传中谈到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为营的反革命活动“，多少真实地描述了生活目标前进的过程)。在社会觉醒后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会环境。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当他们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我说的是许多支持“反教条主义“改革的**人，长期以来已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政权已被斯大林**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捍卫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未受影响。政权的直接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等)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化。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政上的变化。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经济改革方案相当大刀阔斧。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经权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因此，也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有理由认为如此)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苏联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和波兰，1970年和1976年在波兰均发生过动乱)。这些动乱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问题)。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无法永远不受全世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难以想像这种言行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或者有发展的能力)，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势施加影响。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关于是否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这个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技术——现代科学之子(现代科学乃是现代形而上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人类别无出路：我们既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我们亲手制造的那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离(譬如将我们从广义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环境中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对这种情形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通过东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对人类和为人类整体负责)。这是一个绝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准备期望“而已。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我们拿不出什么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与我们国家相比)，危机就隐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统治无所不在。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发现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我们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给人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虽然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根本表现得以落实。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没有一个“干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
二十一
那么，现在该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够拯救我们。当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强调应该重视活生生的人生，这也并不是说我就对结构上变化的可能性漠不关心。相反，第一项已经说到了，第二项也应该论及。但我只想谈几点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相信这样的机构：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这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的积累(自动化的特点之一)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组织制度。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这样比把各种各样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环境中接受考验，而不能产生于被赋予的职位。他们应该获得高度的信任，靠这种信任也应该有高度的立法权力。这似乎是摆脱传统民主组织典型的软弱无能的唯一途经。传统组织常常看起来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责任感而是集体性的不负责任。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结果，这些机构自然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它们的力量来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断对话、交流。一旦生活的这些真正需要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内部组织原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规章。“自我组建“的根本标准，是这样一些组织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些不断出现、不断消失的生机勃勃的组织进行形式多样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许是实现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经：工人阶级真正(非形式的)参予经济决策，从而产生对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真正责任感。控制和约束的原则应该摈弃，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原则取而代之。
从上面如此简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带来的制度上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传统议会式民主的范畴。为了便于讨论，我提出了“后极权主义“一词。也许现在应该把刚才所描述的暂时称为“后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景。
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我觉得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脱节。无论如何，“后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事实，是从生活直接产生的一种过程，来自新的环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导演，而是一个向导)。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就对其组织、结构上的表现加以臆测，未免流于主观武断。
二十二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种不断的感觉让我这样做，我也许略去前面整节更适合于个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觉可能会显得相当武断，因此，我想把它作为问题来提出：“后民主“结构的想法，是不是让我们回想起某个“不同政见“的小组和某些个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通过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各种小团体，受着共同的磨难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是不是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有特别的“人性内容“的政治关系和纽带呢?这些团体(是团体而不是大的组织机关)的活动动机主要是对它们的使命的深远意义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会。
官方机构中司空见惯的公式化、仪式化的纽带，由团结和友爱的真情实意而取而代之。这些团体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团结在一起的吗?“后民主“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产生的个人的、非正式的权益。这种人际关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验到的困难吗?这些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摆脱了空洞的传统的负担，而来自生活具体、真实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会中，努力创造“在真实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责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吗?换言之，这些由信息灵通、无官僚气、生机勃勃、开放的团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难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义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雏形，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模型吗?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为美好的社会的基石的。
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胁的结果，也许一旦这个威胁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帮助创造的气氛就会随之消逝(然而威胁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胁者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受威胁团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这样作所花的精力简直叫人吃惊)。
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摆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作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对极权社会的思考是正确的，人类在不断捍卫他们的自我，发展了内部的组织，那么我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恰如其分的。我的问题别无它意，目的只是引起人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诉求(也许我们对此并无自觉)，超越它们明显的局限；想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战还没有得到解释，还在静候着被诠释，被掌握的时机。
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已经早来到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中间的未来，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注：①扬·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
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理论的创始人。
1978年10月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