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202条（2/2）
《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作者：哈维尔文集-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2017-04-13 12:06
一切通往哪里？这里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幽灵，它劝人们“放现实点”，包括交出一个人的自尊和荣誉，接受相当于一种法定道德戒律：“不要引火上身”（我的一个朋友被判扰乱治安罪是因为掴了侮辱他女朋友的一个人的耳光）。
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当他们感到要掴人耳光时但不能这么做。这就是我在第
202
项条款中发现的可疑之点。不久前，我曾经和一名律师谈及此事，他告诉我这是“从东方输入的”。在这个国家，以前没有这种法律上的先例。这并不是一项政治法律，然而是一种统治方法的产儿。
在任何意义上，它有与政治法律有某些共同之处。一、它是有弹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有人声称他受到了冒犯，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称之为扰乱治安——一个告密者的天堂。二、这项条款的使用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精神的氛围。如果是在1963年，伊凡·希罗斯②（Ivan
Jirows）再行为出轨（当时他首次演出吉瑞·拉塞温的作品），也不会以扰乱治安罪将他逮捕，但事情发生在1977年（他演出了吉瑞·拉塞温的最新作品），于是他们那样做了。三、它或许很容易和经常地用于政治压迫。你需要将某些不落俗套的乐队尽快抓起来吗？去指控他们犯了扰乱治安罪好了。你想要制止一群年轻人在某个人家聚会吗？以扰乱治安为名将主人拘留起来好了；你总是能找到某些证据，很容易地发现“违法”的证明。你想要某人因为在《七七宪章》上的一个签名令其生活陷入不幸，那么好吧，等到你稍微喝多了点并倒在空荡荡的电车上——这便是你的扰乱治安了。如果这种法律也被运用于他们自身，那么在我们现今政治机构中会有多少“扰乱治安”的行为？四、指控与否完全根据权威们的兴致所至。例如，如果是布拉格一个重要工厂的某位头头在威塞拉斯广场狂呼乱叫，我感到十分义愤，想要指控他，但检察官可能对此一笑了之，或者更可能把我的诉讼直接送至马丁诺夫斯基③那里，他会将其归至清算我的一系列文件之中。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是那个狂呼乱叫的人，而工厂的头头去报告，我也许便会认为犯了扰乱治安罪。五、这很容易并经常用来进行个人报复。如果拥有一个不错位置的Ａ先生，他有一个仇人Ｂ先生，据称，他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是因为遭到Ｂ先生的伤害，那么Ｂ先生便被加诸了第
202
项条款，而他实际的所做的不过是抱怨一下头头或“形势”，或者用了一个脏字，或穿着与众不同，或有着不同的脾性，或在楼房天井里唱歌，甚至有一只叫得太响的狗。
每件事情都表明，宪法第
202 项条款是由集中制的权威——最初是沙皇式的，现在显然是我们捷克人自己的——将人们置于持续控制之下的无数手段之一。人们并不是十分了解这项条款，但他们感到它存在于周围空气之中却无能为力。这项法律是这样一种权力忠实的镜子：人们不要过多地有什么社交往来（除非权威们组织的和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不要过于经常地外出，而一旦出门，也要表现得十分安静、不引人注目和怀着恰当的谦卑。它使得人们的互相监督和互相恐惧变得很方便。这样一种权力视社会为恭顺的羔羊，其责任则在于为其已有的东西表达感激。
我很想知道目前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第
202
项条款而获罪，以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当中不会有人被看作政治犯，关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人们毫无所知。运用这项条款的具体事例，也许比那些公开运用政治法律的广为人知的事例，更能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形势和权力的本质。我们知道多少关于这种公民怨愤小小的表达很快和很容易遭此项法律的报复？有多少个人的恩怨，在这种奴隶般驯服的面具下得到了结？有多少无权无助的人他们的生活毁在做某些愚蠢的事情上，而有权的人则可以经常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却不受惩罚？那些被关在牢里的人究竟有多少是运用此项专横的权力的牺牲品？此外还有：如何判断法律在促使生活变得平均一致、麻木乏味方面起到的作用？它是如何鼓励告密、发展自私的顺从、导致冷漠、普遍的胆怯，以及怎样将生活贬低为本能的享乐？以及它怎样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体氛围的一部分？
我再次声明：一个人不应该去踢酒吧的门，每个社会都有权制止滋事和野蛮破坏的行动。这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并富有弹性的第202
项条款，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运用到任何人身上——尤其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这是另外一回事。
政治审判是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容易造成风波。实际上人们也不相信其结果。第202
项条款则更为可行：说到底，谁想去为某些粗暴的滋事之徒辩护？同时，其可能性是无边的：也许有一天，一阵难以察觉的嘲笑、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喊叫、一个猜疑的幻想的瞬间、一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就构成触犯某项条款。
它肯定是伴随着一种未来的一项法律。你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法律。这是“一九八四”的法律。在1977年底，我踢了酒吧的门，还能够勉强逃脱，虽然付出了令人沮丧的代价。然而到了“1984”年我是否还能侥幸走掉？
1978年1月
注：①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Ladislav
Hajd anek,1927——)哲学家、随笔作家，两度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之一。
②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1944——)艺术批评家、诗人、“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艺术指导。《七七宪章》的缘起与伊凡·希罗斯和他的朋友被捕有关。
③马丁诺夫斯基(Martinovsky)专门管哈维尔案子的秘密警察官员。
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当他们感到要掴人耳光时但不能这么做。这就是我在第
202
项条款中发现的可疑之点。不久前，我曾经和一名律师谈及此事，他告诉我这是“从东方输入的”。在这个国家，以前没有这种法律上的先例。这并不是一项政治法律，然而是一种统治方法的产儿。
在任何意义上，它有与政治法律有某些共同之处。一、它是有弹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有人声称他受到了冒犯，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称之为扰乱治安——一个告密者的天堂。二、这项条款的使用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精神的氛围。如果是在1963年，伊凡·希罗斯②（Ivan
Jirows）再行为出轨（当时他首次演出吉瑞·拉塞温的作品），也不会以扰乱治安罪将他逮捕，但事情发生在1977年（他演出了吉瑞·拉塞温的最新作品），于是他们那样做了。三、它或许很容易和经常地用于政治压迫。你需要将某些不落俗套的乐队尽快抓起来吗？去指控他们犯了扰乱治安罪好了。你想要制止一群年轻人在某个人家聚会吗？以扰乱治安为名将主人拘留起来好了；你总是能找到某些证据，很容易地发现“违法”的证明。你想要某人因为在《七七宪章》上的一个签名令其生活陷入不幸，那么好吧，等到你稍微喝多了点并倒在空荡荡的电车上——这便是你的扰乱治安了。如果这种法律也被运用于他们自身，那么在我们现今政治机构中会有多少“扰乱治安”的行为？四、指控与否完全根据权威们的兴致所至。例如，如果是布拉格一个重要工厂的某位头头在威塞拉斯广场狂呼乱叫，我感到十分义愤，想要指控他，但检察官可能对此一笑了之，或者更可能把我的诉讼直接送至马丁诺夫斯基③那里，他会将其归至清算我的一系列文件之中。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是那个狂呼乱叫的人，而工厂的头头去报告，我也许便会认为犯了扰乱治安罪。五、这很容易并经常用来进行个人报复。如果拥有一个不错位置的Ａ先生，他有一个仇人Ｂ先生，据称，他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是因为遭到Ｂ先生的伤害，那么Ｂ先生便被加诸了第
202
项条款，而他实际的所做的不过是抱怨一下头头或“形势”，或者用了一个脏字，或穿着与众不同，或有着不同的脾性，或在楼房天井里唱歌，甚至有一只叫得太响的狗。
每件事情都表明，宪法第
202 项条款是由集中制的权威——最初是沙皇式的，现在显然是我们捷克人自己的——将人们置于持续控制之下的无数手段之一。人们并不是十分了解这项条款，但他们感到它存在于周围空气之中却无能为力。这项法律是这样一种权力忠实的镜子：人们不要过多地有什么社交往来（除非权威们组织的和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不要过于经常地外出，而一旦出门，也要表现得十分安静、不引人注目和怀着恰当的谦卑。它使得人们的互相监督和互相恐惧变得很方便。这样一种权力视社会为恭顺的羔羊，其责任则在于为其已有的东西表达感激。
我很想知道目前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第
202
项条款而获罪，以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当中不会有人被看作政治犯，关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人们毫无所知。运用这项条款的具体事例，也许比那些公开运用政治法律的广为人知的事例，更能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形势和权力的本质。我们知道多少关于这种公民怨愤小小的表达很快和很容易遭此项法律的报复？有多少个人的恩怨，在这种奴隶般驯服的面具下得到了结？有多少无权无助的人他们的生活毁在做某些愚蠢的事情上，而有权的人则可以经常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却不受惩罚？那些被关在牢里的人究竟有多少是运用此项专横的权力的牺牲品？此外还有：如何判断法律在促使生活变得平均一致、麻木乏味方面起到的作用？它是如何鼓励告密、发展自私的顺从、导致冷漠、普遍的胆怯，以及怎样将生活贬低为本能的享乐？以及它怎样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体氛围的一部分？
我再次声明：一个人不应该去踢酒吧的门，每个社会都有权制止滋事和野蛮破坏的行动。这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并富有弹性的第202
项条款，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运用到任何人身上——尤其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这是另外一回事。
政治审判是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容易造成风波。实际上人们也不相信其结果。第202
项条款则更为可行：说到底，谁想去为某些粗暴的滋事之徒辩护？同时，其可能性是无边的：也许有一天，一阵难以察觉的嘲笑、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喊叫、一个猜疑的幻想的瞬间、一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就构成触犯某项条款。
它肯定是伴随着一种未来的一项法律。你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法律。这是“一九八四”的法律。在1977年底，我踢了酒吧的门，还能够勉强逃脱，虽然付出了令人沮丧的代价。然而到了“1984”年我是否还能侥幸走掉？
1978年1月
注：①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Ladislav
Hajd anek,1927——)哲学家、随笔作家，两度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之一。
②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1944——)艺术批评家、诗人、“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艺术指导。《七七宪章》的缘起与伊凡·希罗斯和他的朋友被捕有关。
③马丁诺夫斯基(Martinovsky)专门管哈维尔案子的秘密警察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