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军事制度（2/2）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德-威廉·魏特林》作者：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德-威廉·魏特林 2017-04-13 12:06
一切可怕的刑罚，原是想用威吓和恐怖把人造成一架没有意志的机器。但是这个计划却永远不能实现，这是我们三十余年来所亲眼看到的。在哈劳曾经有整个一营人拒绝向人民开火；又有一次在汉诺威，整个一旅人违反他们军官的命令，不但不对起义者镇压，而且和起义者并肩走向一条道路；还有一次在果尔利茨，一部分普鲁士国防军拒绝向波兰边境进军；另有四百名入普鲁士籍的波兰人，调往一个普鲁士碉堡驻守，在半路折回，各自回家。还有乌屯堡的军事叛变，当时，监狱里填满了这次叛变的牺牲者！这件事对于旧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但是那个时代缺乏懂得利用它的人物。在整个参加运动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处于确切的领导地位的人，而在那些比较突出的人之中，又没有人敢于去发动他们去做一樁对于德国以及人类的命运可能有深远影响的事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行动得比较有力。在那里有一些普通的士兵曾经好几次起来实行根本的政治性的革命。有一次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少尉带着五百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高级军官据守一座邮政大厦作掩护，和全部卫戍军对垒。又有一次，在马德里附近担任保卫一座王宫的一个团的士兵和它的下级军官行动起来，迫使女皇宣誓立宪。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把高级军官先都囚禁起来。起事成功了，结果叛变的人全部都提升了军级。假如不成功，人们就会枪毙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任何停顿都要造成失败。这里，谁要走了第一步，就必须立即把第二步走下去。
谁又知道，在最近的下一阶段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危机的日子里，一个单独的人，无论他怎样平凡，没有口才，简单，都能够干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业来，只要他有胆量和镇定的精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对于它来说起义和革命还是全新的事物。
谁又知道，这三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青年们的头脑里酝酿着一些什么思想，谁又知道未来会提供怎样一些机会给他们，来满足他们的事业心。2）
上面关于军事制度的不法的和野蛮的行为，我特别举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例，但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它在奥地利是很通行的，在这里，我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不谈一谈，因为也许除我而外没有人肯找这个麻烦去引起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的注意。
我在维也纳有一个同伴，一个布拉格人；他接到一份通知书，要他到兵役站去报到。他不大高兴去当兵，所以探听有什么办法。人们告诉他说：“你必须去找一个兵役站的医官，让他给你开一份证明书，说你不适合服兵役就行了，我想，这大概要花五十块钱”，好啦，这个人就去打听，并且找到了一个兵役站医官，这个医官立刻告诉他，这样一份证明书要多少钱。第二天，那个老经验的人问他：“怎么样，你找到人了吗？”他说：“找是找到了，不过他要多少多少钱”。——“呵，这样！”那个老经验回答说：“那么，你去找某人某人吧，他要的价低些”。呀！我心里想，在那里对官员的行贿原来比做估衣买卖还公开哩！那个布拉格人果然去找那被新推荐的医官，并且想要和他讲一下价钱。“不行”，那医生说：“我是不能随便减价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合伙，我、兵役站的少尉和还有那个”——我也记不清他说的是谁了，反正也是一个这一类的人吧——“如果他们”，那医生继续说，“肯对你减低他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我也可以答应照办。”那布拉格人看到不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一份假证明，只好把钱付给了他，并且立刻得到了一张证书；那医生并且嘱咐他，在遇到上面检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说，在检查这部分或那部肢体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做。
对于这种公开讲价钱的流氓诈骗，我几乎难以相信我的眼睛，那个可怜人物，我的同伴，他那如此辛苦地一角一角挣来的钱，竟就在这样可耻的方式下投入了皇家官员们的血盆大口。
但是“为什么”？我不禁问，“这些官员们就这样敢于轻易冒这个被告发的危险呢”？“因为只有行贿的人才能告发”，人们回答我：“而这样一来那行贿的人就要受法律惩罚！”
常备军给贫困的、被吸干了膏血的人民加上了一个怎样可怕的重大的负担，并且由于这个军队而丧失了一些怎样的东西！
最优秀的力量，最壮实的人手从社会里抽走了，把他们在一种对于公共福利最有害的作用下为了保障我们暴君的特权而浪费掉了。
如果把全欧洲各种各样的军队加起来，它的总数约在二百万人左右。
而这个由最强壮的人组成的大军，不但不生产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且其余那些比较不强壮的人还不能不为这专门从事破坏生命、工作和财产的二百万人，提供生活必需。
如果说贫困日益可怕地蔓延扩大，这也何足为怪！人民必须供应一大群懒猪和大肚汉的生活；这还不够，人们又从社会的有益劳动里抽调出整队整队最强壮的青年，强迫他们去保卫这种压迫制度，而人民则必须供给这整个大军的衣、食、住。
或者只能是令人笑死，或者只能是令人发疯，人们对此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敢生气了。各种不同的军队被各种不同的当权者派出去从事战争，而在他们背后教士们在神坛前和讲台上大声疾呼：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正义事业！在混乱里还要拖出那可爱的上帝来！任何一个暴君的事业，上帝都必须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个事业的胜利；上帝必须管这些无聊闲事，例如：国王、国境、语言、祖国、等等；这些无聊的东西，并不是上帝，而是人和人的分化，他们的顽固、愚蠢和统治欲所造成的。
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上帝大人也拖来做他们那些蠢事的同谋，并从而好使这些蠢事在受迷惑的人民面前神圣化起来。
这种喜剧还要演多久呢？——这真是到时候了，该结束这种蠢事了。
谁又知道，在最近的下一阶段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危机的日子里，一个单独的人，无论他怎样平凡，没有口才，简单，都能够干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业来，只要他有胆量和镇定的精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对于它来说起义和革命还是全新的事物。
谁又知道，这三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青年们的头脑里酝酿着一些什么思想，谁又知道未来会提供怎样一些机会给他们，来满足他们的事业心。2）
上面关于军事制度的不法的和野蛮的行为，我特别举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例，但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它在奥地利是很通行的，在这里，我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不谈一谈，因为也许除我而外没有人肯找这个麻烦去引起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的注意。
我在维也纳有一个同伴，一个布拉格人；他接到一份通知书，要他到兵役站去报到。他不大高兴去当兵，所以探听有什么办法。人们告诉他说：“你必须去找一个兵役站的医官，让他给你开一份证明书，说你不适合服兵役就行了，我想，这大概要花五十块钱”，好啦，这个人就去打听，并且找到了一个兵役站医官，这个医官立刻告诉他，这样一份证明书要多少钱。第二天，那个老经验的人问他：“怎么样，你找到人了吗？”他说：“找是找到了，不过他要多少多少钱”。——“呵，这样！”那个老经验回答说：“那么，你去找某人某人吧，他要的价低些”。呀！我心里想，在那里对官员的行贿原来比做估衣买卖还公开哩！那个布拉格人果然去找那被新推荐的医官，并且想要和他讲一下价钱。“不行”，那医生说：“我是不能随便减价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合伙，我、兵役站的少尉和还有那个”——我也记不清他说的是谁了，反正也是一个这一类的人吧——“如果他们”，那医生继续说，“肯对你减低他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我也可以答应照办。”那布拉格人看到不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一份假证明，只好把钱付给了他，并且立刻得到了一张证书；那医生并且嘱咐他，在遇到上面检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说，在检查这部分或那部肢体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做。
对于这种公开讲价钱的流氓诈骗，我几乎难以相信我的眼睛，那个可怜人物，我的同伴，他那如此辛苦地一角一角挣来的钱，竟就在这样可耻的方式下投入了皇家官员们的血盆大口。
但是“为什么”？我不禁问，“这些官员们就这样敢于轻易冒这个被告发的危险呢”？“因为只有行贿的人才能告发”，人们回答我：“而这样一来那行贿的人就要受法律惩罚！”
常备军给贫困的、被吸干了膏血的人民加上了一个怎样可怕的重大的负担，并且由于这个军队而丧失了一些怎样的东西！
最优秀的力量，最壮实的人手从社会里抽走了，把他们在一种对于公共福利最有害的作用下为了保障我们暴君的特权而浪费掉了。
如果把全欧洲各种各样的军队加起来，它的总数约在二百万人左右。
而这个由最强壮的人组成的大军，不但不生产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且其余那些比较不强壮的人还不能不为这专门从事破坏生命、工作和财产的二百万人，提供生活必需。
如果说贫困日益可怕地蔓延扩大，这也何足为怪！人民必须供应一大群懒猪和大肚汉的生活；这还不够，人们又从社会的有益劳动里抽调出整队整队最强壮的青年，强迫他们去保卫这种压迫制度，而人民则必须供给这整个大军的衣、食、住。
或者只能是令人笑死，或者只能是令人发疯，人们对此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敢生气了。各种不同的军队被各种不同的当权者派出去从事战争，而在他们背后教士们在神坛前和讲台上大声疾呼：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正义事业！在混乱里还要拖出那可爱的上帝来！任何一个暴君的事业，上帝都必须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个事业的胜利；上帝必须管这些无聊闲事，例如：国王、国境、语言、祖国、等等；这些无聊的东西，并不是上帝，而是人和人的分化，他们的顽固、愚蠢和统治欲所造成的。
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上帝大人也拖来做他们那些蠢事的同谋，并从而好使这些蠢事在受迷惑的人民面前神圣化起来。
这种喜剧还要演多久呢？——这真是到时候了，该结束这种蠢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