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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4)(2/2)

中国历代帝王故事作者:周天 2017-04-13 12:08
者地位的人们,不断发展其错误和片面性,直至走向极端而无从纠正,最终则是害了批判者自己。现在我们并不想讨论大批判的是非,其害处是早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我们在这里,只想就历史而言,对读书做官论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如前所述,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读书,对于一个皇帝的成为明君,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大臣或任何做官的人之需要读书,就是不问可知的了。读书,特别是读史,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中为官者的基本训练。诸子百家中,大约除了道家中的少部分人以外,其余一切人的读书,大致都是为了在政治上找出路;汉代自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了不读经就不能做官的风习,“六经皆史”,在当时而言,读经就是读史;而自从唐太宗重视自己和大臣们的读史,并且终于把对史书的熟悉和理解引进策试,从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应该说是良好的政治气氛:不读史的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能进入封建官僚的行列。这一多年沿袭下来的社会风习,应该说,对封建文官制度的成熟,是起了催化作用的。因为只有以史为鉴,才能知道,怎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利的,怎样做又是有害的,历史上的好坏榜样、好坏事例,使后人有所承传、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所以,至少在过去的封建时代里,读书做官,其实是一条规律,是一条不能违反的规律。本书中的《刘秀缓称帝号》一则故事里,写到更始帝进长安后,使用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完全没有文化的人们为官,结果政事一塌糊涂.很快就垮了台,并且留下了“败材伤锦”的著名成语,则是从反面证明了,违反了读书做官的规律,其垮台是立等可待的。资本主义下的文官制度,官僚们需经相当严格的训练,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另一方面,只有在读书者有较好出路的情况下,才能逐步提高全社会的水准而利于社会进步;倘若与此相反,读书愈多而出路愈差、收入愈低,缺乏文化的人反而出路很好、收入很高,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全社会的文化水准总体上趋向于不断降低,这种情况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十分可怕的。明、清之季,整个社会流行读书做官论,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口越来越增长,读书人的绝对数量越来越增多,而能够进入官场的人数却是有限的,于是,相当一部分进不了官场的读书人转入商业,成为儒商,这就是《聊斋志异》等类书籍中,一反传统观点而对商人持肯定态度的历史背景。这类儒商,用儒学的一整套思想从事商业,以至从事萌芽的工业,并且取得了成功,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儒学传统的特色,后来为流散到各国的华侨所继承,据某些海外学者的分析,华侨的成功实与儒学传统有密切关系。那么,明、清之际由于读书做官的思想影响,不但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的提高有利,并且还惠及后代、流泽海外,这些事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并且也应该联想到,如果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发生了不重视读书的倾向,其对后代所产生的负作用,也将可能是十分深远的。至于从每个读书者的个人修养而言,古来读书人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做官、寻找出路,而是有一个高得多的利民利国利天下的崇高理想,孔子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不义而宫且贵,于我如浮云。”即使是宋代读书人,不也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我们还是说回皇帝。皇帝居于万人之上,这一地位,是一登帝位就已铁定了的,而且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里,一切人都自愿承认的事实。因此,要一个做皇帝的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万能的,而是一个应该主动接受各种限制和制约的人,大约的确是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别的渠道能使他这样做。而且,也并不是任何书都能使皇帝认识到这一点,而大致只有旧图书分类法中经、史两大类书,才能教育皇帝们在这方面头脑清醒。尤其是史书,记载各代帝王的善恶得失,记载帝王们不同行为的不同后果,事实俱在,一目了然。为什么唐太宗和宋太宗这两个主动要求臣下限制自己、主动建立制约自己的制度的皇帝,恰恰又都是嗜史成癖、读史入迷的皇帝,这当中的规律,这其间的因果关系,难道还不清楚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