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69）（2/2）
《中国历代帝王故事》作者：周天 2017-04-13 12:08
，我不忍做这种事。”称病辞官，汉灵帝不允。只得欠着卖官钱上任，走到盂津时，司马直写了一封上书，极论古今祸败之戒和当世政治之失，反对收卖官钱，上书后，立即服毒自杀。汉灵帝读了这封奏书、又听到司马直自杀的消息后，这才暂停收取助军修宫钱之事。
因为张让、赵忠给汉灵帝出了这样一个卖官的好主意，所以，汉灵帝说：“张常侍是我公（翁），赵常侍是我母。”
那些花钱买了官的州郡刺史、太守和县令长，自然再去残酷割剥百姓，不久，就发生了有名的黄巾起义。
（取材自《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宦者列传》、《后汉书·崔驷列传》、《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汉书．五行志》、《资洽通鉴·汉纪·灵帝光和元年》、《八家后汉书辑注》）
139．“天子不当登高”
汉灵帝本人如此贪钱卖官，宦官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搜括钱财，搜刮来后，大起府第，规格都同皇宫差不多。
汉灵帝常常到永安宫登台览望，宦官们害怕汉灵帝登高以后，看到他们的阔绰的住宅，于是，唆使中大人尚但谏劝汉灵帝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中大人是宫女当中的一种官职，一般都由皇后、太后的亲信官婢选任，平时处于皇帝、皇后身边，所以颇有权势。汉灵帝自此不敢再登台游览。
这则故事，后代人常以其和赵高对秦二世的“指鹿为马”的做事相类比。
（取材自《后汉书·宦者列传》）
140．鸿都文人嘴脸
汉灵帝光和三年冬，决定增建毕圭灵琨苑。
司徒杨赐上书谏劝说：“臣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先帝园苑的制度，左开鸿陂池，右作上林苑，不奢不俭、正好适中。如今陛下规划城郊之地，以为苑囿，坏沃野，废田园，驱赶居人，畜养禽兽，这不合古人教导的爱民的道理。如今城外已有五六个苑囿，足够陛下四时游览了。深望思念夏禹住卑低的宫室、文帝不造露台的道理，以减轻下民的负担。”
汉灵帝得到杨赐的奏书后，起先打算停建毕圭灵琨苑，再问侍中任芝、乐松，乐松等人说：“过去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王之囿五里，人以为大。陛下造苑，和百姓同享用，无害于政。”汉灵帝大为高兴，便下令筑苑。
按，乐松所用的典故出自《孟子》中的一段话：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孟子对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斫草）者往焉，雉菟（猎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这一对比，可以看出，所谓“文王之囿百里、”“齐宣王之囿五里”云云，是把典故用错了。但乐松这段话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正好与孟子的原意相反。孟子强调的是国君要与民同乐，而汉灵帝筑毕圭灵琨苑，是在原来百姓的家园、田地中把百姓赶走后，建造园苑。所以引用孟子的话来赞成汉灵帝建园苑，这就不免过于卑劣无耻了。
任芝、乐松等就是所谓鸿都门文人。原来，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儒生们和朝廷在情绪上极为对立。为了抵销这种对立情绪，于是，汉灵帝集中了一批能为文赋、书法、绘画的人，聚于鸿都门下，又称鸿都太学，给这些人以高官，以至出守州郡。汉灵帝甚至下令为鸿都文士三十二人画像题赞辞，这很明显地是为了对抗前面所述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党人的做法。汉灵帝本人，大约也有些文艺修养，曾经写过《皇义篇））五十章。这种做法，对提倡文艺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原有一套为玫和人品上的完整而系统的理论，这类以书画辞赋为特长的文人，没有受过儒家的那一套训练，突然提拔为高官，自然要坏事。乐松等人支持汉灵帝造毕圭灵琨苑，只不过是其一例而已。
（取材自《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杨震列传》、《后汉书·蔡邕列传》、《后汉书·酷吏列传》）
因为张让、赵忠给汉灵帝出了这样一个卖官的好主意，所以，汉灵帝说：“张常侍是我公（翁），赵常侍是我母。”
那些花钱买了官的州郡刺史、太守和县令长，自然再去残酷割剥百姓，不久，就发生了有名的黄巾起义。
（取材自《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宦者列传》、《后汉书·崔驷列传》、《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汉书．五行志》、《资洽通鉴·汉纪·灵帝光和元年》、《八家后汉书辑注》）
139．“天子不当登高”
汉灵帝本人如此贪钱卖官，宦官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搜括钱财，搜刮来后，大起府第，规格都同皇宫差不多。
汉灵帝常常到永安宫登台览望，宦官们害怕汉灵帝登高以后，看到他们的阔绰的住宅，于是，唆使中大人尚但谏劝汉灵帝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中大人是宫女当中的一种官职，一般都由皇后、太后的亲信官婢选任，平时处于皇帝、皇后身边，所以颇有权势。汉灵帝自此不敢再登台游览。
这则故事，后代人常以其和赵高对秦二世的“指鹿为马”的做事相类比。
（取材自《后汉书·宦者列传》）
140．鸿都文人嘴脸
汉灵帝光和三年冬，决定增建毕圭灵琨苑。
司徒杨赐上书谏劝说：“臣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先帝园苑的制度，左开鸿陂池，右作上林苑，不奢不俭、正好适中。如今陛下规划城郊之地，以为苑囿，坏沃野，废田园，驱赶居人，畜养禽兽，这不合古人教导的爱民的道理。如今城外已有五六个苑囿，足够陛下四时游览了。深望思念夏禹住卑低的宫室、文帝不造露台的道理，以减轻下民的负担。”
汉灵帝得到杨赐的奏书后，起先打算停建毕圭灵琨苑，再问侍中任芝、乐松，乐松等人说：“过去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王之囿五里，人以为大。陛下造苑，和百姓同享用，无害于政。”汉灵帝大为高兴，便下令筑苑。
按，乐松所用的典故出自《孟子》中的一段话：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孟子对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斫草）者往焉，雉菟（猎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这一对比，可以看出，所谓“文王之囿百里、”“齐宣王之囿五里”云云，是把典故用错了。但乐松这段话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正好与孟子的原意相反。孟子强调的是国君要与民同乐，而汉灵帝筑毕圭灵琨苑，是在原来百姓的家园、田地中把百姓赶走后，建造园苑。所以引用孟子的话来赞成汉灵帝建园苑，这就不免过于卑劣无耻了。
任芝、乐松等就是所谓鸿都门文人。原来，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儒生们和朝廷在情绪上极为对立。为了抵销这种对立情绪，于是，汉灵帝集中了一批能为文赋、书法、绘画的人，聚于鸿都门下，又称鸿都太学，给这些人以高官，以至出守州郡。汉灵帝甚至下令为鸿都文士三十二人画像题赞辞，这很明显地是为了对抗前面所述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党人的做法。汉灵帝本人，大约也有些文艺修养，曾经写过《皇义篇））五十章。这种做法，对提倡文艺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原有一套为玫和人品上的完整而系统的理论，这类以书画辞赋为特长的文人，没有受过儒家的那一套训练，突然提拔为高官，自然要坏事。乐松等人支持汉灵帝造毕圭灵琨苑，只不过是其一例而已。
（取材自《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杨震列传》、《后汉书·蔡邕列传》、《后汉书·酷吏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