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2/2）
《极端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作者：极端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 2017-04-13 12:05
纪90年代为高。只有到了20世纪80和90年代，工人阶级的数字才开始出现大量萎缩的现象。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会产生劳动阶级正日趋解体的错误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而非由于工人人数实际的大量减少。如今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的旧工业已经渐走下坡，当时这些工业代表着一切工业活动的综合，给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败落的现象愈发显著。以煤矿工人为例，一度号称以数十万计，在英国更以百万计，如今却比大学生的人数更为稀少。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而一些传统工业即使未曾消失，也由旧工业重镇移往新兴的工业国家——纺织、成衣、制鞋等工业均出现大量外迁的现象。西德境内，纺织及成衣业的工人人数，在1960-1984年之间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国成衣业每雇100名德国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过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却还不到3名。至于钢铁和造船工业，根本便从早期工业国的土地上消失，纷纷转移地盘，改在巴西、韩国、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列尼亚等国冒了出来。旧有的工业带，如今变成了“生锈带”（rust
belts）——这个名词首先发明于1970年的美国——而原本与旧工业如同一体的老工业国家，如英国，多数却走了工业解体的路，工厂旧地，不是变成现身说法的活博物馆，就是快要垂垂欲死，记录着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商场上的新兴冒险家借此招徕游客，生意还颇为兴隆，在南威尔士一地，二战之初原有13万人以采煤为生，当最后一处煤矿在此地消失，硕果仅存的老煤矿工人开始充当导游，带着观光客下坑一窥他们当年工作的黑暗深渊。
于是新兴工兴取代了旧有工业，两者的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现的地点经常有异，在结构上也往往大异其趣。80年代的流行术语，如“后福特时代”，便透露了其中玄机。由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工业老祖宗的“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劳工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的汽车业联合工会（United
AutoWorkers）和钢铁业工会（Steel Workers unions）的兴起，是由1937年的大罢工而发初。于是旧工业进入90年代继续存活下来，只是如今均已进入自动化，并有其他一些改变。相反的，新型工业与旧工业却完全不同。在标准的“后福特”工业地带——如中北意大利一带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等地——均不见旧工业特有的大型工业城市，独霸一方的厂家，或巨大工厂的踪影。这些新工业地区，往往是由散布乡内及镇上的厂家组成，其网络从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极不起眼（却属高科技）的工厂到处都是。某家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即曾问过博洛尼亚（Bologna）市长，可否愿意考虑让该公司一大工厂进驻该市。对此建议，市长很有礼貌，却断然地敬谢不敏。他表示，他的博洛尼亚，繁荣进步——刚巧也属**的治下——很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以农业性工业为主的社会及经济：还是让都灵米兰这些大城，去担心它们这类工业大城必有的问题吧。
于是工人终于成为新科技之下的牺牲品——进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产线上缺乏特殊技术及半技术的男女工人，更难逃这个命运；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轻易便可取代他们的地位。随着50和60年代全球大繁荣进入尾声，70和80年代便成为世界普遍不景气的年代。回想当年极盛时，生产作业虽然愈来愈节省人力，工人人数却不断膨胀（见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40年不见的大量失业状况重现人间，至少在欧洲尤为严重。
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国家来说，一场工业大屠杀于此开始。1980-1984年仅仅5年时光，英国制造工业损失了25％。欧洲六大老牌工业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1973年到80年代后期之间，减少达700万之众，几乎等于四分之一；其中半数在1979－1983年间消失。到80年代末期，旧工业国的劳工阶级更见减少，新工业国却日渐兴起。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就业总人口当中，从事制造业者只占四分之一；美国损失更重，已不到20％（Bairoch
1988）。原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里，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势必日趋工人阶级化，以至绝大多数都将成为（体力劳动）工人。这种臆想，与事实的发展变化相去多远！其实除了英国是最显著的一大例外之外，从事工业的劳动阶级始终在各国居于劳动人口的少数。然而，至此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已出现，在旧工业世界尤为严重。它的败象，远在其问题趋于严重，转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现。
这个危机不是阶级本身的危机，却属阶级意识的危机。在19世纪末叶（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的已开发国家中，各行各业工人大众在出卖自己的力气以求糊口之余，发现众人原来可以结成一个工人阶级。他们也发现，原来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他们生而为人，在社会上求生存奋斗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至少，他们当中有相当数目的人得出这个结论，便起而支持以工人为主体的党派及运动（这些党派及运动的意向宗旨，从其名称即可一览无遗——如工党等），数年之间，便成为声势浩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工人们不但结合在一双双为劳动弄脏的粗手及微薄的工资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更属于完全缺乏经济安全感的贫苦大众。虽然劳工运动的主干人物并不至于苦到贫无立锥之地，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朴素的，离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远。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与耐用消费品的享用完全沾不上边，即使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也只有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地的工人享有这个福气。英国**的一名党员曾于战时被派往考文垂（Coventry）的兵工厂进行考察。只见考文垂军火生意兴隆，市面繁荣。这位同志回去之后，张大着嘴巴对伦敦友人——作者本人正在其中——惊讶地道：“你想得到吗？在那里，连同志们也有车子呢！”
工人阶级之所以自成一体，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大量隔离所致。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人生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与白领阶级相比，虽然后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感到拮据，在社会的阶梯上却享有较大的流动性。工人子女从未想进入大学深造，事实上也鲜有人跻身学府，一旦达到停学的最低年龄（通常为14岁），多数便不打算继续求学。实行君主制的尼德兰，在战前10至19岁的年龄层中，过此年纪继续进入中等学校者只占4％。至于实行民主的瑞典和丹麦，比例甚至更低。工人的生活、工人的住家、工人的预期寿命，均与他人不同。当50年代工人阶级与众不同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之际，最早几位由（英国）工人家庭出身，有幸获得大学学位的少数幸运儿当中的一位，曾如此表示：“这一类人的住家往往有一定模式，……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往往是租房子住。”（Hoggart，1958，p.8）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劳工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隘，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囚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家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困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数幸运国家的妇女有此福气。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质的小聚会之外，各种形式的娱乐都是以公众的方式——在某些贫穷国家里，早年连电视也放在公共场所供民众共同观赏。于是从足球大赛、政治集会，一直到假日出游，生活中的娱乐，往往均以众人“共襄盛举”的方式进行。
从各种层面综合来看，在已开发资格较久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澳新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无须再亲临球场看比赛；有了电视和录像机，不必再挤进电影院看电影；有了电话，不用上广场或市场也可以与朋友闲扯淡。在过去，工会会员或政党成员往往好出席支部会议或政治集会，因为开会时除了讨论正事以外，也是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如今娱乐方式都变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极端好勇斗狠者外，众人开始把时间转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与民众面对面的接触，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这种活动之所以继续实行，只是基于传统，并为了给愈来愈趋少有的党团活跃分子打气而已）。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解体的缘由，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面目难以辨别——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下一章将介绍的新兴青少年文化，其独特之处，不论服饰音乐，都是向工人阶级学的（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真正原因，在于富裕如今已是多数人能力可及之事。说起来，拥有一辆“甲壳虫”大众轿车，比之拥有一辆奔驰轿车，两车车主的差异，显然远胜有车无车的分野——更何况就理论而言，甚至连昂贵轿车，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进入婚姻生活，必须把开支全用在柴米油盐之前的最后单身阶段里，也可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对这个现象，60年代兴起的时装和美容用品工业立刻做出反应，紧抓住这个趋势不放。于是在新开发出来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场上，从最高价位到最低价位，其间的距离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如最贵的哈苏（hasselblad）相机，与最便宜的奥林帕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机之间，两种都能拍出相片，不同处只在地位象征而已。总之，从电视打先锋开始，以往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的个人用品及服务，如今在最普通人家里也可见到。简单地说，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量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
更有甚者，当时尚有其他几项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部门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现象，要到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结束，在70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在新自由主义向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施压之际，方才转趋明显。此前工人阶级中较弱的一环，已经在福利政策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庇护。一旦经济景气转劣，工人阶级中的最上一层——即技术工人及领班管理阶级——往往比较容易适应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事业。他们所在的地位，事实上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自由化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尽管另一群运气比较不佳的兄弟，却从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若将最下层五分之一工人群众的生活与其他工人比较，相去之远竟比一个世纪以前还要严重。英国的例子虽然极端，也可见其转变之一斑。而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而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关心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劳工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度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级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更何况传统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极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加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劳工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劳工一族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与此同时，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心里潜存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然而，除去纯粹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传统上——甚至于19世纪——外来的劳工移民很少引起工人阶级里不同族裔之间的直接冲突。因为各个特定的移民群在整个经济中都有其特有的专门行业，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进一步扩大势力，甚而有独霸之势。多数西方国家里的犹太移民，均大量从事于制衣业，却从来不曾进入——比方说——汽车制造业。再举遍及世界的印度菜为例，其从业人员来源集中特殊之处更为罕见。伦敦和纽约两地，以及全球各处印度餐馆里的人手，多数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区域的移民圈锡尔赫特地区（Sylhet）；这种现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独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区隔化的劳工市场”之中（套句时髦的流行行话），个别族裔工人内部便油然产生坚强的团结意识，并得以长期维系。既然族裔团体之间没有竞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本身境况的好坏自然难以归罪于他族他群。
但是时移势迁，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加上战后西欧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导，以应付劳工匮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开始进入移居国原居民从事的行业，并拥有同等同样的工作权益。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官方特意将外来劳工与本国工人正式隔离，使前者自成一级，作为短期且地位也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压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权利劣于他人的外来男女工人，对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与那些享有优惠地位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两国的本地工人，一方面虽然不介意与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岛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并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绝不愿意看见这些外国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认为集体上先天便属于劣等的国籍之人——升级加薪，爬到自己的头上指挥。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存在，虽然他们都共同憎恨着移居国对外来者的态度。
简言之，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劳工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在使得前此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松动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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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响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社会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妇女的角色为最——不啻为革命性的新现象。这方面的改变实在惊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为有夫有家的已婚妇女。到1980年，却已超过半数，仅在1950－1970年间便已倍增。不过女性进入劳工市场人数日增的现象，自然绝非自今世起始。自19世纪末叶开始，女性便已大批进入办公室、店铺，以及其他某些服务业——如电话接线员、看护性职业等等。这一类工作形成所谓“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扩张，相对他便侵蚀到作为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农工业，并将对前二类产业造成绝对性的损害；事实上第三产业的兴起，正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趋势。至于女性就业人数在制造业方面的演变，则发展不一。在旧有的工业国家里，传统上拥有女性就业人口大量集中的劳动密集工业——如纺织及制农业——此时已衰退。在新近变成“生锈带”的国家及地区里，那些向由男性为主的机械工业，更别说充满着男性意象的其他行业——如矿业、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此时也同样步上衰途。反之，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增长中的制造中心里面，对女工求之若渴的劳动密集工业则开始兴旺（女工在传统上不但工资较低，也较男工易于管理）。于是女性在当地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过非洲毛里求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跃而过60％的例子也是绝无仅有。至于在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增减，则依各国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务业为主。事实上女性无论在制造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其工作性质并无多大分别，因为她们多数是充任次要的职位。而某些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行业，也有极为强大的工会组织，尤以公众及社会服务单位为主。
此外，女性也以极为惊人的比例追求更高的教育；因为时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条迈向高级专业之门的坦途。二战刚结束时，在多数发达国家之中的女学生比例，仅为全体学生总数的15％～30％，只有芬兰例外——这个女性解放的国度——当时该国女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学生在欧美两地从未超过半数，唯一的例外为保加利亚——这是另一个较不为人知的亲女性国度（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求学较为积极，如东德的增长速度便胜过西德）——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长女性福祉的项目上的成就则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国、加拿大及6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东德和保加利亚占鳌头——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学生已为女性。此时全欧只有4国的女性学生不及总数的四成（希腊、瑞士、土耳其和英国）。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如今已与男子一样普遍。
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工市场——多数均兼母职——及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展，为6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力复苏（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此）提供了发展背景。事实上若不考虑这两大因素，妇运将无法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女性已在欧洲北美一带众多的地区，争取到了投票权及平等民权等莫大成就（见《帝国的年代》第八章）。可是从此之后，虽然法西斯及反动政权一时的甚嚣尘上，也未尝破坏她们已有的成就，但女性运动却从阳光之下移入阴影之处。其后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以及东欧和东亚部分地区革命的成功，1917年以来争得的权利终于普及世上多数国家。其中尤以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终获投票权一事最引人注目，事实上此时在所有的新兴**国家、拉丁美洲（战后10年），以及除了极为少数的前殖民地外，妇女均开始获得这项权利。到60年代时，但凡有选举之地，妇女们均已获得投票权利，只有某些伊斯兰国家，以及——说也奇怪——瑞士是个例外。但是，女性运动却始终未从阴影中重新走出。
因为以上种种改变，并非由于女性主义者的压力，对于妇女权利地位的伸张也无任何直接的重大影响，即使在投票确有其政治效果的少数国家之内也不例外。然而60年代起情况开始改观，首先由美国发难，紧接着便迅速普及西方其他富裕国家，并延伸入第三世界受过教育的高级妇女圈内——不过一开始，社会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却未受到影响——女性主义再度出现惊人的苏醒。这一类运动现象，虽然基本上属于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产阶层，但是进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趋势却在酝酿进行之中，成就之大远非第一波女性主义所可比拟。新一波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却遍及女性大众的全体。事实上作为一个族群，如今妇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最早也是最惊人的范例，首推罗马天主教国家内传统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们起来抗争教廷不再受人拥戴的教条限制，最显著的事例即意大利公民投票赞成离婚（1974年）及较为开放的堕胎法（1981年）。其后又有虔诚的爱尔兰共和国选出一介女子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就任总统。罗宾逊原为律师，与罗马教会道德教条的解放（1990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到90年代初期，两性之间政治意见的分歧愈发显著，此事由多国举办的政治民意调查结果可见一斑。政客们开始追逐讨好这股新女性自然不足为奇，其中尤以左派为著，因为工人阶级意识的衰退，已经使左翼党派的传统选票大量流失。
女性新意识及其利益的影响甚广，单就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就业角色的改变一事并不足涵盖全面。这场社会革命造成的改变，不仅限于妇女本身在社会上活动的性质，更重要的变化，却包括她们扮演的角色，即传统对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们在公众事业中的地位及成就。因为纵有众多重大的改变，如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工市场，却不一定会有预期中随之而来的其他转变——如在苏联就是。在20年代初期革命乌托邦的热情理想幻灭之后，俄国已婚妇女发现自己一肩双挑，不但得负起挣取收入的新职责，还要照常操作原有的旧家务，可是公私两面的两性关系及地位却毫无改变。总之，妇女虽然大量涌入受薪工作，一般而言却与她们对本身社会地位及权利看法的改变并无一定关系。真正的推动原因，也许是出于贫穷的需要，或许出于雇主对女工的偏好（因为她们不但比男工便宜也比他们听话），又或许纯系由于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数目大量增加所致。本国及本地的男子大批移往外地求生，如南非乡下人纷纷进城，亚非地区男性不断涌进波斯湾国家皆是。最后，不可避免留下女性单独持家，独力支撑一家经济所需。此外，我们也不可忘却几次大战造成男性大量惨遭杀戮的可怕后果，1945年后的俄罗斯一地，便因此变成五女对三男的不平衡局面。
然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确实也起了莫大的变化。她们对本身角色的期待，以及世界对她们的看法，都有了重大甚至革命性的改变，此中事实俱在无可否认。然而，某些妇女在政治上获得的新成就，固然有目皆睹，不过这个现象却不能用来直接衡量该国妇女在整体上的地位。以由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拉丁美洲为例，80年代中，拉丁美洲妇女被选入各国国会的比例为11％，远胜于妇女地位更为“解放”的北美。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里，也有相当数目的妇女开始执掌国家及政治的领导职位，但是其权力来源，却袭自家庭中的男性，如印度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1984）、巴基斯坦的贝·布托（Benazir
Bhutto，1988-1990；1994），以及要不是军方否决，将已出任缅甸领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们都是因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获这份地位。至于以遗孀资格执掌国事的女性，则有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宾的克拉松·阿基诺（Corazon
Acquin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这些新一代女强人的接班掌权，在意义上与多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和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分别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颠帝国的宝座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国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度里，女领袖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其国中妇女所受的压制正成鲜明对比，大大表现出女领袖的出现非属常态。
但是话虽如此，若回到二战前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共和国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国家领导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属不可想象的。可是1945年后却开始全然改观——1960年，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女总理——到1990年，先后已有16国由女性担任或曾经担任政治首脑（World’s
Women，p．32）。90年代，非托父荫或夫荫之赐，却由本身职业政途身份跃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女性，虽属少数，也开始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前后有以色列（1969年）、冰岛（1980年）、挪威（1981年）、立陶宛（1990年）、法国（1991年），英国更不在话下（1979年）；此外更有与女性主义距离无比遥远的日本，竟然有女性出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的党魁。虽然女性在政治团体中的地位——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内也不例外——仍多属象征性的（最少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压力的群体），但是政治世界的面目，的确在急速变化。
尽管有此改变，世界各地妇女变化的脚步却不一致。不论是公众生活，或是相关的妇女运动政治目标，在第三世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世界三者之间，仅可做勉强的比较。在第三世界里，犹如当年沙皇治下的俄罗斯，纵然正在发展或已经造就出一批少数格外解放和“先进”的妇女（正如沙皇时代女性的知识分子及行动家，多数是固有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妻女），但是从西方的角度而言，低下阶层教育贫乏的妇女大众却依然排斥在公众生涯的门外。像前述这一类稀有的少数妇女精英层级，即使在殖民帝国时代的印度便已存在；甚至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势力再度将妇女推回不具面目的地位之前，连几处宗教限制较不严的伊斯兰国家也有她们的踪影出现——其中尤以埃及、伊朗、黎巴嫩、西北部非洲阿特拉斯山地的马格里布一带为著。对这些获得解放的少数而言，本国的上层社会有一块可供她们活动的公众生活天地。在那里，她们可以悠然行动与感受，一如她们（或她们在西方的妇女姊妹）在欧洲北美的生活一般。唯一的不同，也许在她们对其文化中传统性别习俗及家庭义务方面，放弃的速度不及西方女性，至少不及西方非天主教的女性为快。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化”第三世界里已经获得解放之妇女的条件，就远比非社会主义的远东国家为优越。远东国家传统力量深重，连上层的特殊妇女也得依然屈从。日韩两国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在解放的西方里生活一段时日，往往对回归故国文化的拘束深感畏惧。在她们固有的文化里面，妇女隶从男子的社会意识此时方才稍有动摇。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情况，则有诸多矛盾之处。就事实而言，东欧的妇女已一律进入领薪的就业人口，至少就业男女两性的数目相当（各为九成），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为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向热烈地视女性的平等地位及解放为己任，而其主张的层面更是无所不包，——列宁及其妻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是少数几位特别赞成男女分担家务的革命者。更有甚者，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到马克思派的革命运动，始终热情洋溢欢迎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加入——更为她们提供了格外宽广的活动空间。这种现象，到70年代依然显著，由左派恐怖主义运动里妇女成员之多可见一斑。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如罗莎·卢森堡、菲舍尔（RuthFischer）、波克尔（Anna
Pauker）、拉帕修娜莉亚（LaPasionaria）、蒙塞妮（Federica
Montseny）——女性在党内最高层中却依旧无闻，有时甚至毫无踪影。在新成立由**统治的国度里，她们的地位甚至更不显眼，事实上妇女们在领导班子中似乎于革命成功后完全失踪。虽然偶尔也有一两个国家，如保加利亚和东德，的确也为妇女同胞提供了如高等教育等格外良好的机会，帮助其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可是就整体而言，**国家妇女的地位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即或有一些重大改变，益处也不见得随之而来。每当妇女涌入某些对她们开放的行业之后——如以俄国为例，在女医生成为多数之后——该行业的地位及收入却也同时降低。苏联妇女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一般，长久以来习惯于工作，如今却梦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须担负一项责任的“奢侈”生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转变两性关系为目标，希望能够从此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制度与习俗。可是这个理想一如沙上城堡般瞬间消散，甚至连认真追寻它的国度也不能幸免——如早年的苏联。一般而言，1944年后成立的欧洲**新政权，根本从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在落后国家里——事实上多数**政权都建立于落后国家之内——提升女性地位，改变两性关系的尝试，往往为传统人口以被动不合作的态度包围。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些人都坚决认定女性的地位就该比男子低。不过女性解放活动中的种种英勇事迹，当然也非全然徒劳。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权利，教育及职业门径的开放，甚至包括揭开面纱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在内，种种解放妇女的成就绝非小可。此中差异之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治国或复活的国家相比较，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甚至在某些妇女实际地位远不及理论允诺程度的**国家里；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将妇女定位为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时（30年代的苏联即是），光看新体制赐予她们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性行为的选择自由在内，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举，远比新政权成立以前为大。真正限制此中理想彻底体现的原因，不全在法律或风俗习惯的抵制，却出于物质上的短缺，如避孕药物的不足。诸如此类的妇科需要，往往不是计划经济考虑的重点生产，其供应量往往微不足道到稀有的地步。
社会主义世界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上，纵有其成功失败之处，却始终不曾造成特定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事实上仅看**国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动，若非由政府发起势不可能成气候的情况而定，即可得出女性主义自然也无法生存的结论。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将这项考虑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运动关心的话题，事实上也难以引起社会主义妇女的认同与回应。
一开始，西方女性，尤其是开女性复苏风气之先的美国妇女，她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中产阶级女性息息相关的议题，至少是那些在形式上影响她们的事物——在美国尤为显著。美国是女性主义者夺城破寨，首先施压获得突破性成功的第一站，美国女性的就业状况，便大大反映了这番努力的程度。1981年之前，美国女性不但将男子由非管理性质的办公室及白领工作中扫地出门（不过这些职务虽然受人尊重，地位甚低却是事实），同时更大举进攻房地产经纪人要塞（几乎达半数），以及约为40％的银行和财务经理的职衔。至于在知识性的专业方面，传统的医药和法律业，则依然将女性限制于桥头堡一带活动；但是她们的收获虽然不尽理想，却也不容忽视。此外，尚有30％的大专院校教职员，25％以上的电脑专业人员，22％左右的自然科学从业人员，如今是由女性担任。然而在男性独霸的劳动性职业方面，无论技术性或非技术的工作，女性却始终没造成任何显著的突破：仅有2．7％的卡车司机、1．6％的电气工人，以及0．6％的汽车修理工是女性。这些行业对女性攻势的抗拒之强，不下于男医生和男律师的作风，后者仅挪出14％的空间让与女医生和律师。不过女性对这一类男性独占的行业攻势甚强，其全力以赴之势绝对不可小觑。
我们只消将几本有关60年代新女性主义先锋的著作随意测览一下，即可发现女性问题背后潜在的阶级意味（Friedan，1963；Degler，1987）。这些问题主要围绕着同样一个主题，那就是“女性该如何兼顾事业与婚姻家庭”。但是只有拥有这种机会的女性，才会面临这种困扰；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妇女，以及所有的贫穷女子，却没有这种机遇。这一类议题的宗旨为男女平等，而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American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为防止种族歧视，但从加入“性别”一词后，平等观念便成为促进西方妇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可是“平等”一词与“平等待遇”或“机会均等”不同，前者假定不论在社会或其他方面，男女之间毫无差异。可是从世界绝大多数妇女，尤其在贫穷女子的眼中看来，女人在社会上之所以居于劣势的理由，主要就是由于性别差异——她们不是男子之故——因此，“性别的问题”要用“性别的手段”来解决——比方对怀孕和母职的特殊照顾及保障，或保护妇女不担心受到另一性的暴力攻击等等。然而，对于如产假一类与工人阶级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美国的女性主义却迟迟不曾顾及。虽然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期阶段，也开始注意到“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两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权运动者在强调带有自由主义精神抽象个人主义，并使用“平权”法律以为武器之余，一时之间，却难与“男女之间不必完全相同”的观念相协调。
更有甚者，50和60年代女性要求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的呼声，事实上在经济状况良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女性中间，还带有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意识动机，是其他阶级妇女所没有的。因为对于前者而言，其中的心理因素与经济动机无关。反之，贫穷人家或家计拮据的已婚妇女，在1945年后出外工作的原因没别的，残酷一点来说，则是因为如今儿童不再工作了。童工现象如今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相反的，让儿女接受教育，因而改良其人生发展机会的期望却为为人父母者带来比以前为重的财务负担。简单地说，“在过去，儿童必须工作，使母亲待在家中负起持家育儿的责任。而如今呢，当家中需要额外收入贴补家用之际，出外工作者则是母亲而非儿童。”（Tilly／Scott，1987，p．219）新一代妇女虽有家用电器助一臂之力（洗衣机功劳尤大），并有各色现成食品解决炊事之苦，但出外工作一事，若非子女数减少势无实现可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而言，丈夫已有了适合其身份地位的可观收入，妻子再出外工作，其实对家用并无太大助益。只看一项事实便知：在当时开放给女性从事的工作里面，女性所得的待遇往往比男人低许多。尤其当妻子出外之际，还得另雇人手代劳家务并照顾子女（如清扫女工；在欧洲，则有帮忙家事以交换食宿和学习语文的外籍女学生）。扣除这项开支之后，所余之数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在这些中产阶级圈子里面，妇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动机便出于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已婚妇女要有自己的地位，她不要只作丈夫及家庭的附属品，她要世界将她当作一个个人看待，而非只是某一族类的一员（“只不过是人妻人母而已”）。至于收入的重要性，则不在实质的经济意义，却在其中代表的独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这笔钱或将之储存，无须再请示丈夫。但是随着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增加，家中预算自然也开始建立在两份收入之上。而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的现象日趋普遍，父母为子女提供财务帮助的时段也愈长，可能一直延长到25岁以上甚至更久。至此中产阶级已婚妇女的职业便不再是宣示独立的象征，转而与穷人的需求相同，成为一项贴补家用的经济来源。但是与此同时，工作代表的解放意义依然存在，从“通勤式婚姻”（commuting
marriage）事例的增多即可见其中一斑。夫妻二人在遥远两地工作的代价甚高（不只是财务上的代价），但在交通和传播革命的帮助下，如今这种相隔两地的婚姻在专业界如学术圈中，自70年代始却日益普遍。在过去，中产阶级的妇女往往毫无二话，一定会随从丈夫工作的调动而迁移（不过子女一旦超过某个年龄，却不见得跟随父亲搬家）。如今则不然，妻子的事业，妻子对自己事业地点的决定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至少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圈内如此。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男女之间，最后总算平等相对待了。
在发达国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对象的女权运动，最终开始向外扩散，成为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呼声，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至少是“妇女自我认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对象面纵然狭窄，有时并不能直触西方社会上其余女性关心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为所有女性提出了她们共同关心的议题。社会的动荡，触发了种种道德、文化上的大革命，造成许多社会及个人行为习俗的大变革，妇女课题也随之变得日益紧急。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革命中，妇女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着，并标志着传统家庭形式定义的变化。而妇女，一向就是家庭最中心的成员。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会产生劳动阶级正日趋解体的错误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而非由于工人人数实际的大量减少。如今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的旧工业已经渐走下坡，当时这些工业代表着一切工业活动的综合，给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败落的现象愈发显著。以煤矿工人为例，一度号称以数十万计，在英国更以百万计，如今却比大学生的人数更为稀少。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而一些传统工业即使未曾消失，也由旧工业重镇移往新兴的工业国家——纺织、成衣、制鞋等工业均出现大量外迁的现象。西德境内，纺织及成衣业的工人人数，在1960-1984年之间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国成衣业每雇100名德国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过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却还不到3名。至于钢铁和造船工业，根本便从早期工业国的土地上消失，纷纷转移地盘，改在巴西、韩国、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列尼亚等国冒了出来。旧有的工业带，如今变成了“生锈带”（rust
belts）——这个名词首先发明于1970年的美国——而原本与旧工业如同一体的老工业国家，如英国，多数却走了工业解体的路，工厂旧地，不是变成现身说法的活博物馆，就是快要垂垂欲死，记录着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商场上的新兴冒险家借此招徕游客，生意还颇为兴隆，在南威尔士一地，二战之初原有13万人以采煤为生，当最后一处煤矿在此地消失，硕果仅存的老煤矿工人开始充当导游，带着观光客下坑一窥他们当年工作的黑暗深渊。
于是新兴工兴取代了旧有工业，两者的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现的地点经常有异，在结构上也往往大异其趣。80年代的流行术语，如“后福特时代”，便透露了其中玄机。由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工业老祖宗的“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劳工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的汽车业联合工会（United
AutoWorkers）和钢铁业工会（Steel Workers unions）的兴起，是由1937年的大罢工而发初。于是旧工业进入90年代继续存活下来，只是如今均已进入自动化，并有其他一些改变。相反的，新型工业与旧工业却完全不同。在标准的“后福特”工业地带——如中北意大利一带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等地——均不见旧工业特有的大型工业城市，独霸一方的厂家，或巨大工厂的踪影。这些新工业地区，往往是由散布乡内及镇上的厂家组成，其网络从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极不起眼（却属高科技）的工厂到处都是。某家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即曾问过博洛尼亚（Bologna）市长，可否愿意考虑让该公司一大工厂进驻该市。对此建议，市长很有礼貌，却断然地敬谢不敏。他表示，他的博洛尼亚，繁荣进步——刚巧也属**的治下——很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以农业性工业为主的社会及经济：还是让都灵米兰这些大城，去担心它们这类工业大城必有的问题吧。
于是工人终于成为新科技之下的牺牲品——进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产线上缺乏特殊技术及半技术的男女工人，更难逃这个命运；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轻易便可取代他们的地位。随着50和60年代全球大繁荣进入尾声，70和80年代便成为世界普遍不景气的年代。回想当年极盛时，生产作业虽然愈来愈节省人力，工人人数却不断膨胀（见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40年不见的大量失业状况重现人间，至少在欧洲尤为严重。
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国家来说，一场工业大屠杀于此开始。1980-1984年仅仅5年时光，英国制造工业损失了25％。欧洲六大老牌工业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1973年到80年代后期之间，减少达700万之众，几乎等于四分之一；其中半数在1979－1983年间消失。到80年代末期，旧工业国的劳工阶级更见减少，新工业国却日渐兴起。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就业总人口当中，从事制造业者只占四分之一；美国损失更重，已不到20％（Bairoch
1988）。原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里，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势必日趋工人阶级化，以至绝大多数都将成为（体力劳动）工人。这种臆想，与事实的发展变化相去多远！其实除了英国是最显著的一大例外之外，从事工业的劳动阶级始终在各国居于劳动人口的少数。然而，至此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已出现，在旧工业世界尤为严重。它的败象，远在其问题趋于严重，转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现。
这个危机不是阶级本身的危机，却属阶级意识的危机。在19世纪末叶（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的已开发国家中，各行各业工人大众在出卖自己的力气以求糊口之余，发现众人原来可以结成一个工人阶级。他们也发现，原来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他们生而为人，在社会上求生存奋斗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至少，他们当中有相当数目的人得出这个结论，便起而支持以工人为主体的党派及运动（这些党派及运动的意向宗旨，从其名称即可一览无遗——如工党等），数年之间，便成为声势浩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工人们不但结合在一双双为劳动弄脏的粗手及微薄的工资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更属于完全缺乏经济安全感的贫苦大众。虽然劳工运动的主干人物并不至于苦到贫无立锥之地，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朴素的，离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远。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与耐用消费品的享用完全沾不上边，即使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也只有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地的工人享有这个福气。英国**的一名党员曾于战时被派往考文垂（Coventry）的兵工厂进行考察。只见考文垂军火生意兴隆，市面繁荣。这位同志回去之后，张大着嘴巴对伦敦友人——作者本人正在其中——惊讶地道：“你想得到吗？在那里，连同志们也有车子呢！”
工人阶级之所以自成一体，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大量隔离所致。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人生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与白领阶级相比，虽然后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感到拮据，在社会的阶梯上却享有较大的流动性。工人子女从未想进入大学深造，事实上也鲜有人跻身学府，一旦达到停学的最低年龄（通常为14岁），多数便不打算继续求学。实行君主制的尼德兰，在战前10至19岁的年龄层中，过此年纪继续进入中等学校者只占4％。至于实行民主的瑞典和丹麦，比例甚至更低。工人的生活、工人的住家、工人的预期寿命，均与他人不同。当50年代工人阶级与众不同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之际，最早几位由（英国）工人家庭出身，有幸获得大学学位的少数幸运儿当中的一位，曾如此表示：“这一类人的住家往往有一定模式，……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往往是租房子住。”（Hoggart，1958，p.8）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劳工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隘，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囚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家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困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数幸运国家的妇女有此福气。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质的小聚会之外，各种形式的娱乐都是以公众的方式——在某些贫穷国家里，早年连电视也放在公共场所供民众共同观赏。于是从足球大赛、政治集会，一直到假日出游，生活中的娱乐，往往均以众人“共襄盛举”的方式进行。
从各种层面综合来看，在已开发资格较久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澳新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无须再亲临球场看比赛；有了电视和录像机，不必再挤进电影院看电影；有了电话，不用上广场或市场也可以与朋友闲扯淡。在过去，工会会员或政党成员往往好出席支部会议或政治集会，因为开会时除了讨论正事以外，也是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如今娱乐方式都变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极端好勇斗狠者外，众人开始把时间转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与民众面对面的接触，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这种活动之所以继续实行，只是基于传统，并为了给愈来愈趋少有的党团活跃分子打气而已）。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解体的缘由，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面目难以辨别——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下一章将介绍的新兴青少年文化，其独特之处，不论服饰音乐，都是向工人阶级学的（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真正原因，在于富裕如今已是多数人能力可及之事。说起来，拥有一辆“甲壳虫”大众轿车，比之拥有一辆奔驰轿车，两车车主的差异，显然远胜有车无车的分野——更何况就理论而言，甚至连昂贵轿车，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进入婚姻生活，必须把开支全用在柴米油盐之前的最后单身阶段里，也可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对这个现象，60年代兴起的时装和美容用品工业立刻做出反应，紧抓住这个趋势不放。于是在新开发出来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场上，从最高价位到最低价位，其间的距离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如最贵的哈苏（hasselblad）相机，与最便宜的奥林帕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机之间，两种都能拍出相片，不同处只在地位象征而已。总之，从电视打先锋开始，以往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的个人用品及服务，如今在最普通人家里也可见到。简单地说，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量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
更有甚者，当时尚有其他几项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部门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现象，要到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结束，在70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在新自由主义向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施压之际，方才转趋明显。此前工人阶级中较弱的一环，已经在福利政策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庇护。一旦经济景气转劣，工人阶级中的最上一层——即技术工人及领班管理阶级——往往比较容易适应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事业。他们所在的地位，事实上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自由化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尽管另一群运气比较不佳的兄弟，却从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若将最下层五分之一工人群众的生活与其他工人比较，相去之远竟比一个世纪以前还要严重。英国的例子虽然极端，也可见其转变之一斑。而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而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关心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劳工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度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级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更何况传统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极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加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劳工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劳工一族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与此同时，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心里潜存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然而，除去纯粹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传统上——甚至于19世纪——外来的劳工移民很少引起工人阶级里不同族裔之间的直接冲突。因为各个特定的移民群在整个经济中都有其特有的专门行业，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进一步扩大势力，甚而有独霸之势。多数西方国家里的犹太移民，均大量从事于制衣业，却从来不曾进入——比方说——汽车制造业。再举遍及世界的印度菜为例，其从业人员来源集中特殊之处更为罕见。伦敦和纽约两地，以及全球各处印度餐馆里的人手，多数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区域的移民圈锡尔赫特地区（Sylhet）；这种现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独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区隔化的劳工市场”之中（套句时髦的流行行话），个别族裔工人内部便油然产生坚强的团结意识，并得以长期维系。既然族裔团体之间没有竞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本身境况的好坏自然难以归罪于他族他群。
但是时移势迁，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加上战后西欧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导，以应付劳工匮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开始进入移居国原居民从事的行业，并拥有同等同样的工作权益。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官方特意将外来劳工与本国工人正式隔离，使前者自成一级，作为短期且地位也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压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权利劣于他人的外来男女工人，对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与那些享有优惠地位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两国的本地工人，一方面虽然不介意与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岛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并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绝不愿意看见这些外国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认为集体上先天便属于劣等的国籍之人——升级加薪，爬到自己的头上指挥。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存在，虽然他们都共同憎恨着移居国对外来者的态度。
简言之，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劳工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在使得前此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松动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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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响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社会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妇女的角色为最——不啻为革命性的新现象。这方面的改变实在惊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为有夫有家的已婚妇女。到1980年，却已超过半数，仅在1950－1970年间便已倍增。不过女性进入劳工市场人数日增的现象，自然绝非自今世起始。自19世纪末叶开始，女性便已大批进入办公室、店铺，以及其他某些服务业——如电话接线员、看护性职业等等。这一类工作形成所谓“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扩张，相对他便侵蚀到作为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农工业，并将对前二类产业造成绝对性的损害；事实上第三产业的兴起，正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趋势。至于女性就业人数在制造业方面的演变，则发展不一。在旧有的工业国家里，传统上拥有女性就业人口大量集中的劳动密集工业——如纺织及制农业——此时已衰退。在新近变成“生锈带”的国家及地区里，那些向由男性为主的机械工业，更别说充满着男性意象的其他行业——如矿业、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此时也同样步上衰途。反之，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增长中的制造中心里面，对女工求之若渴的劳动密集工业则开始兴旺（女工在传统上不但工资较低，也较男工易于管理）。于是女性在当地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过非洲毛里求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跃而过60％的例子也是绝无仅有。至于在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增减，则依各国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务业为主。事实上女性无论在制造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其工作性质并无多大分别，因为她们多数是充任次要的职位。而某些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行业，也有极为强大的工会组织，尤以公众及社会服务单位为主。
此外，女性也以极为惊人的比例追求更高的教育；因为时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条迈向高级专业之门的坦途。二战刚结束时，在多数发达国家之中的女学生比例，仅为全体学生总数的15％～30％，只有芬兰例外——这个女性解放的国度——当时该国女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学生在欧美两地从未超过半数，唯一的例外为保加利亚——这是另一个较不为人知的亲女性国度（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求学较为积极，如东德的增长速度便胜过西德）——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长女性福祉的项目上的成就则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国、加拿大及6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东德和保加利亚占鳌头——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学生已为女性。此时全欧只有4国的女性学生不及总数的四成（希腊、瑞士、土耳其和英国）。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如今已与男子一样普遍。
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工市场——多数均兼母职——及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展，为6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力复苏（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此）提供了发展背景。事实上若不考虑这两大因素，妇运将无法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女性已在欧洲北美一带众多的地区，争取到了投票权及平等民权等莫大成就（见《帝国的年代》第八章）。可是从此之后，虽然法西斯及反动政权一时的甚嚣尘上，也未尝破坏她们已有的成就，但女性运动却从阳光之下移入阴影之处。其后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以及东欧和东亚部分地区革命的成功，1917年以来争得的权利终于普及世上多数国家。其中尤以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终获投票权一事最引人注目，事实上此时在所有的新兴**国家、拉丁美洲（战后10年），以及除了极为少数的前殖民地外，妇女均开始获得这项权利。到60年代时，但凡有选举之地，妇女们均已获得投票权利，只有某些伊斯兰国家，以及——说也奇怪——瑞士是个例外。但是，女性运动却始终未从阴影中重新走出。
因为以上种种改变，并非由于女性主义者的压力，对于妇女权利地位的伸张也无任何直接的重大影响，即使在投票确有其政治效果的少数国家之内也不例外。然而60年代起情况开始改观，首先由美国发难，紧接着便迅速普及西方其他富裕国家，并延伸入第三世界受过教育的高级妇女圈内——不过一开始，社会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却未受到影响——女性主义再度出现惊人的苏醒。这一类运动现象，虽然基本上属于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产阶层，但是进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趋势却在酝酿进行之中，成就之大远非第一波女性主义所可比拟。新一波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却遍及女性大众的全体。事实上作为一个族群，如今妇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最早也是最惊人的范例，首推罗马天主教国家内传统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们起来抗争教廷不再受人拥戴的教条限制，最显著的事例即意大利公民投票赞成离婚（1974年）及较为开放的堕胎法（1981年）。其后又有虔诚的爱尔兰共和国选出一介女子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就任总统。罗宾逊原为律师，与罗马教会道德教条的解放（1990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到90年代初期，两性之间政治意见的分歧愈发显著，此事由多国举办的政治民意调查结果可见一斑。政客们开始追逐讨好这股新女性自然不足为奇，其中尤以左派为著，因为工人阶级意识的衰退，已经使左翼党派的传统选票大量流失。
女性新意识及其利益的影响甚广，单就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就业角色的改变一事并不足涵盖全面。这场社会革命造成的改变，不仅限于妇女本身在社会上活动的性质，更重要的变化，却包括她们扮演的角色，即传统对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们在公众事业中的地位及成就。因为纵有众多重大的改变，如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工市场，却不一定会有预期中随之而来的其他转变——如在苏联就是。在20年代初期革命乌托邦的热情理想幻灭之后，俄国已婚妇女发现自己一肩双挑，不但得负起挣取收入的新职责，还要照常操作原有的旧家务，可是公私两面的两性关系及地位却毫无改变。总之，妇女虽然大量涌入受薪工作，一般而言却与她们对本身社会地位及权利看法的改变并无一定关系。真正的推动原因，也许是出于贫穷的需要，或许出于雇主对女工的偏好（因为她们不但比男工便宜也比他们听话），又或许纯系由于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数目大量增加所致。本国及本地的男子大批移往外地求生，如南非乡下人纷纷进城，亚非地区男性不断涌进波斯湾国家皆是。最后，不可避免留下女性单独持家，独力支撑一家经济所需。此外，我们也不可忘却几次大战造成男性大量惨遭杀戮的可怕后果，1945年后的俄罗斯一地，便因此变成五女对三男的不平衡局面。
然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确实也起了莫大的变化。她们对本身角色的期待，以及世界对她们的看法，都有了重大甚至革命性的改变，此中事实俱在无可否认。然而，某些妇女在政治上获得的新成就，固然有目皆睹，不过这个现象却不能用来直接衡量该国妇女在整体上的地位。以由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拉丁美洲为例，80年代中，拉丁美洲妇女被选入各国国会的比例为11％，远胜于妇女地位更为“解放”的北美。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里，也有相当数目的妇女开始执掌国家及政治的领导职位，但是其权力来源，却袭自家庭中的男性，如印度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1984）、巴基斯坦的贝·布托（Benazir
Bhutto，1988-1990；1994），以及要不是军方否决，将已出任缅甸领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们都是因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获这份地位。至于以遗孀资格执掌国事的女性，则有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宾的克拉松·阿基诺（Corazon
Acquin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这些新一代女强人的接班掌权，在意义上与多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和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分别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颠帝国的宝座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国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度里，女领袖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其国中妇女所受的压制正成鲜明对比，大大表现出女领袖的出现非属常态。
但是话虽如此，若回到二战前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共和国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国家领导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属不可想象的。可是1945年后却开始全然改观——1960年，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女总理——到1990年，先后已有16国由女性担任或曾经担任政治首脑（World’s
Women，p．32）。90年代，非托父荫或夫荫之赐，却由本身职业政途身份跃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女性，虽属少数，也开始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前后有以色列（1969年）、冰岛（1980年）、挪威（1981年）、立陶宛（1990年）、法国（1991年），英国更不在话下（1979年）；此外更有与女性主义距离无比遥远的日本，竟然有女性出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的党魁。虽然女性在政治团体中的地位——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内也不例外——仍多属象征性的（最少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压力的群体），但是政治世界的面目，的确在急速变化。
尽管有此改变，世界各地妇女变化的脚步却不一致。不论是公众生活，或是相关的妇女运动政治目标，在第三世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世界三者之间，仅可做勉强的比较。在第三世界里，犹如当年沙皇治下的俄罗斯，纵然正在发展或已经造就出一批少数格外解放和“先进”的妇女（正如沙皇时代女性的知识分子及行动家，多数是固有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妻女），但是从西方的角度而言，低下阶层教育贫乏的妇女大众却依然排斥在公众生涯的门外。像前述这一类稀有的少数妇女精英层级，即使在殖民帝国时代的印度便已存在；甚至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势力再度将妇女推回不具面目的地位之前，连几处宗教限制较不严的伊斯兰国家也有她们的踪影出现——其中尤以埃及、伊朗、黎巴嫩、西北部非洲阿特拉斯山地的马格里布一带为著。对这些获得解放的少数而言，本国的上层社会有一块可供她们活动的公众生活天地。在那里，她们可以悠然行动与感受，一如她们（或她们在西方的妇女姊妹）在欧洲北美的生活一般。唯一的不同，也许在她们对其文化中传统性别习俗及家庭义务方面，放弃的速度不及西方女性，至少不及西方非天主教的女性为快。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化”第三世界里已经获得解放之妇女的条件，就远比非社会主义的远东国家为优越。远东国家传统力量深重，连上层的特殊妇女也得依然屈从。日韩两国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在解放的西方里生活一段时日，往往对回归故国文化的拘束深感畏惧。在她们固有的文化里面，妇女隶从男子的社会意识此时方才稍有动摇。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情况，则有诸多矛盾之处。就事实而言，东欧的妇女已一律进入领薪的就业人口，至少就业男女两性的数目相当（各为九成），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为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向热烈地视女性的平等地位及解放为己任，而其主张的层面更是无所不包，——列宁及其妻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是少数几位特别赞成男女分担家务的革命者。更有甚者，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到马克思派的革命运动，始终热情洋溢欢迎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加入——更为她们提供了格外宽广的活动空间。这种现象，到70年代依然显著，由左派恐怖主义运动里妇女成员之多可见一斑。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如罗莎·卢森堡、菲舍尔（RuthFischer）、波克尔（Anna
Pauker）、拉帕修娜莉亚（LaPasionaria）、蒙塞妮（Federica
Montseny）——女性在党内最高层中却依旧无闻，有时甚至毫无踪影。在新成立由**统治的国度里，她们的地位甚至更不显眼，事实上妇女们在领导班子中似乎于革命成功后完全失踪。虽然偶尔也有一两个国家，如保加利亚和东德，的确也为妇女同胞提供了如高等教育等格外良好的机会，帮助其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可是就整体而言，**国家妇女的地位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即或有一些重大改变，益处也不见得随之而来。每当妇女涌入某些对她们开放的行业之后——如以俄国为例，在女医生成为多数之后——该行业的地位及收入却也同时降低。苏联妇女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一般，长久以来习惯于工作，如今却梦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须担负一项责任的“奢侈”生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转变两性关系为目标，希望能够从此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制度与习俗。可是这个理想一如沙上城堡般瞬间消散，甚至连认真追寻它的国度也不能幸免——如早年的苏联。一般而言，1944年后成立的欧洲**新政权，根本从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在落后国家里——事实上多数**政权都建立于落后国家之内——提升女性地位，改变两性关系的尝试，往往为传统人口以被动不合作的态度包围。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些人都坚决认定女性的地位就该比男子低。不过女性解放活动中的种种英勇事迹，当然也非全然徒劳。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权利，教育及职业门径的开放，甚至包括揭开面纱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在内，种种解放妇女的成就绝非小可。此中差异之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治国或复活的国家相比较，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甚至在某些妇女实际地位远不及理论允诺程度的**国家里；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将妇女定位为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时（30年代的苏联即是），光看新体制赐予她们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性行为的选择自由在内，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举，远比新政权成立以前为大。真正限制此中理想彻底体现的原因，不全在法律或风俗习惯的抵制，却出于物质上的短缺，如避孕药物的不足。诸如此类的妇科需要，往往不是计划经济考虑的重点生产，其供应量往往微不足道到稀有的地步。
社会主义世界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上，纵有其成功失败之处，却始终不曾造成特定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事实上仅看**国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动，若非由政府发起势不可能成气候的情况而定，即可得出女性主义自然也无法生存的结论。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将这项考虑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运动关心的话题，事实上也难以引起社会主义妇女的认同与回应。
一开始，西方女性，尤其是开女性复苏风气之先的美国妇女，她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中产阶级女性息息相关的议题，至少是那些在形式上影响她们的事物——在美国尤为显著。美国是女性主义者夺城破寨，首先施压获得突破性成功的第一站，美国女性的就业状况，便大大反映了这番努力的程度。1981年之前，美国女性不但将男子由非管理性质的办公室及白领工作中扫地出门（不过这些职务虽然受人尊重，地位甚低却是事实），同时更大举进攻房地产经纪人要塞（几乎达半数），以及约为40％的银行和财务经理的职衔。至于在知识性的专业方面，传统的医药和法律业，则依然将女性限制于桥头堡一带活动；但是她们的收获虽然不尽理想，却也不容忽视。此外，尚有30％的大专院校教职员，25％以上的电脑专业人员，22％左右的自然科学从业人员，如今是由女性担任。然而在男性独霸的劳动性职业方面，无论技术性或非技术的工作，女性却始终没造成任何显著的突破：仅有2．7％的卡车司机、1．6％的电气工人，以及0．6％的汽车修理工是女性。这些行业对女性攻势的抗拒之强，不下于男医生和男律师的作风，后者仅挪出14％的空间让与女医生和律师。不过女性对这一类男性独占的行业攻势甚强，其全力以赴之势绝对不可小觑。
我们只消将几本有关60年代新女性主义先锋的著作随意测览一下，即可发现女性问题背后潜在的阶级意味（Friedan，1963；Degler，1987）。这些问题主要围绕着同样一个主题，那就是“女性该如何兼顾事业与婚姻家庭”。但是只有拥有这种机会的女性，才会面临这种困扰；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妇女，以及所有的贫穷女子，却没有这种机遇。这一类议题的宗旨为男女平等，而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American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为防止种族歧视，但从加入“性别”一词后，平等观念便成为促进西方妇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可是“平等”一词与“平等待遇”或“机会均等”不同，前者假定不论在社会或其他方面，男女之间毫无差异。可是从世界绝大多数妇女，尤其在贫穷女子的眼中看来，女人在社会上之所以居于劣势的理由，主要就是由于性别差异——她们不是男子之故——因此，“性别的问题”要用“性别的手段”来解决——比方对怀孕和母职的特殊照顾及保障，或保护妇女不担心受到另一性的暴力攻击等等。然而，对于如产假一类与工人阶级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美国的女性主义却迟迟不曾顾及。虽然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期阶段，也开始注意到“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两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权运动者在强调带有自由主义精神抽象个人主义，并使用“平权”法律以为武器之余，一时之间，却难与“男女之间不必完全相同”的观念相协调。
更有甚者，50和60年代女性要求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的呼声，事实上在经济状况良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女性中间，还带有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意识动机，是其他阶级妇女所没有的。因为对于前者而言，其中的心理因素与经济动机无关。反之，贫穷人家或家计拮据的已婚妇女，在1945年后出外工作的原因没别的，残酷一点来说，则是因为如今儿童不再工作了。童工现象如今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相反的，让儿女接受教育，因而改良其人生发展机会的期望却为为人父母者带来比以前为重的财务负担。简单地说，“在过去，儿童必须工作，使母亲待在家中负起持家育儿的责任。而如今呢，当家中需要额外收入贴补家用之际，出外工作者则是母亲而非儿童。”（Tilly／Scott，1987，p．219）新一代妇女虽有家用电器助一臂之力（洗衣机功劳尤大），并有各色现成食品解决炊事之苦，但出外工作一事，若非子女数减少势无实现可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而言，丈夫已有了适合其身份地位的可观收入，妻子再出外工作，其实对家用并无太大助益。只看一项事实便知：在当时开放给女性从事的工作里面，女性所得的待遇往往比男人低许多。尤其当妻子出外之际，还得另雇人手代劳家务并照顾子女（如清扫女工；在欧洲，则有帮忙家事以交换食宿和学习语文的外籍女学生）。扣除这项开支之后，所余之数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在这些中产阶级圈子里面，妇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动机便出于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已婚妇女要有自己的地位，她不要只作丈夫及家庭的附属品，她要世界将她当作一个个人看待，而非只是某一族类的一员（“只不过是人妻人母而已”）。至于收入的重要性，则不在实质的经济意义，却在其中代表的独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这笔钱或将之储存，无须再请示丈夫。但是随着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增加，家中预算自然也开始建立在两份收入之上。而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的现象日趋普遍，父母为子女提供财务帮助的时段也愈长，可能一直延长到25岁以上甚至更久。至此中产阶级已婚妇女的职业便不再是宣示独立的象征，转而与穷人的需求相同，成为一项贴补家用的经济来源。但是与此同时，工作代表的解放意义依然存在，从“通勤式婚姻”（commuting
marriage）事例的增多即可见其中一斑。夫妻二人在遥远两地工作的代价甚高（不只是财务上的代价），但在交通和传播革命的帮助下，如今这种相隔两地的婚姻在专业界如学术圈中，自70年代始却日益普遍。在过去，中产阶级的妇女往往毫无二话，一定会随从丈夫工作的调动而迁移（不过子女一旦超过某个年龄，却不见得跟随父亲搬家）。如今则不然，妻子的事业，妻子对自己事业地点的决定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至少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圈内如此。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男女之间，最后总算平等相对待了。
在发达国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对象的女权运动，最终开始向外扩散，成为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呼声，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至少是“妇女自我认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对象面纵然狭窄，有时并不能直触西方社会上其余女性关心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为所有女性提出了她们共同关心的议题。社会的动荡，触发了种种道德、文化上的大革命，造成许多社会及个人行为习俗的大变革，妇女课题也随之变得日益紧急。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革命中，妇女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着，并标志着传统家庭形式定义的变化。而妇女，一向就是家庭最中心的成员。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