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2/2）
《极端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作者：极端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 2017-04-13 12:05
Orissa）、阿萨姆（Assam）局势一片混乱，“全国各地许多的伊斯兰教民众，境况恶劣，心情甚为沉重。”（Cmd
1586，1922，P．13）从此时断时续，印度政局开始进入难于控制的局面。到最后印度一地终于得以保全，不致坠入群众无法无天、四处叛乱起事的野蛮黑暗局面，恐怕多亏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国大党多数领袖的保留，因为他们不愿往毁灭之路走去。也许正因如此，加上领袖们对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们始终相信英国政府真心想帮助印度改革的诚意——这份信念虽然受到动摇，却不曾完全消除——终于才保全了英国人统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于“平民不合作”运动已经导致某地村庄屠杀的缘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这项运动。从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转而仰仗甘地的居中调节，远超过军警手段的力量。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在英国本土，虽然还有一群主张帝国主义的死硬派，丘吉尔便自命该派的发言人。但自1919年以后，英国统治阶级真正通行的看法却认为，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某种形式的印度自治，已属大势所趋必然发展的方向了。同时认为，若想保全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前途，必须与印度精英阶级达成协议，包括民族主义人士在内。英国在印度的单方面统治，最终必将结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印度一地既是整个不列颠帝国的核心，因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目前看来不免岌岌可危。唯一的例外，只剩下非洲地区，以及散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的几处岛屿。在那里，帝国大家长的统治地位，所幸尚未受到挑战。英国在全球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在两次大战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在此同时，英国统治者对其维持原有老大帝国霸权的信心，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二战之后，英国持续称霸的地位显然不再，对各地殖民地纷纷瓦解和自治风潮，基本上都不进行任何抗拒，主要原因正出于此。恐怕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945年之后，其他各大帝国，尤以法国为著——也包括荷兰在内——却依然试图以武力维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帝国，并未为大战所动摇。唯一令法国头痛的问题是尚未完全征服摩洛哥。可是北非阿特拉斯（Atlas）山间，那好战的柏柏尔族（Berber），基本上只属一件待解决的军事麻烦，而非政治问题。事实上柏柏尔人的问题，对摩洛哥当地西班牙殖民政权威胁的严重性，远比对法国为大。1923年，一位柏柏尔族的知识分子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宣布在高地成立里夫（Rif）共和国，受到法国**及其他左派人士热烈的支持。在法国政府协助之下，该派于1926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击溃。从此，高山上的柏柏尔人重操旧业，在海外回到法西两国的殖民军队中为其作战效命，在家乡则抗拒任何一种中央政府形式的存在。至于法属的伊斯兰教殖民地区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一带，追求现代化的反殖民运动一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真正出现。只有突尼斯一地，曾经有过小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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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摇动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男女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付出，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1900年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工原本向海边城市移民的涓滴，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ancha），却已经在辩论到底哪一个全国性党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
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方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遵奉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Negri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
1954）。依赖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介。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立即性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孤立的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劳工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甚至不乏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劳工组织。此外，并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赖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卡萨布兰卡的人口自开埠成为现代港市之后不到30年的时光里，便增长为25万人之众（Bairoch，1985，pp．527
525）。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赖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交叠，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赖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开罗、仰光、雅加达——即荷属时期旧称的巴达维亚（Batavia）——各地学生纷纷动乱。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为眼前的萧条，已经将以往支持殖民主义的心态一扫而空，其父母一代对殖民主义的接受度至此荡然无存。”（Holland
1985，p．12）其实其中原因不止于此：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灾以外的大震撼（战争时期除外）。这种灾害，非祈祷可以解决，只有抗议一条路。于是，政治动员的广大基础自此成形，在农民生活广受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摆布的地区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是。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将依赖地区的国内外政局，造成极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20世纪30年代是第三世界关键性的10年。主要原因，并不全在萧条导致政治走上激进的方向。却更在萧条为政治化的少数人与本国一般人民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接触面。这种情况，在印度等地已经有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民众的国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广大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同意颁布一部妥协性的宪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举行省级选举，国大党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在心脏地区恒河（Gange）一地，其党员人数便由1935年的6万余人，暴增为30年代末期的150余万（Tomlinson，1976，P．86）。这种现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广大动员过的国家里更为显著。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现形。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少在马来亚一地，萧条的年月从此打断了殖民统治当局与小农大众的结合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挪出一片空间。
到30年代结束，殖民主义的危机，已经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国。虽然其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二国，当时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前者刚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后者则正力图征服中国）——不过它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久。至于1935年时颁布的印度新宪法，原为英方殖民政府勉强与势力甚嚣尘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妥协的产物，此时却因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的全面胜利，成为英国向印度民族主义一大让步的象征。在法属北非地区，严肃的政治运动首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兴起——甚至连摩洛哥也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事件——而法属的印度支那，在正统的**鼓动之下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变得严重。在印尼，荷兰也力图维持控制，而印尼“对于近年来发生于东方各种运动的感应，一向与其他国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处，倒不在它比别人格外安静；而在当地各种的反抗势力——伊斯兰、**，以及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内部分歧不断，彼此之间也冲突频频。甚至在一向被殖民当局看作昏昏欲睡的加勒比海地区，特利尼达（Trinidad）的油田地带也兴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而牙买加的农林垦殖区及城市，也于1935-1938年间转变为暴乱不断遍及全岛的冲突之地，暴露出这以前从未见过的民众不满情绪。
在这段骚动不安的年月里，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一片死寂。然而在1935年后，萧条的年月却也为这片沉默不语的大地带来了罢工。罢工的怒火，由中非的产铜带点燃。伦敦当局从中认识到一个事实：农村男子由乡间大量移往矿区的情况，对社会、对政治，都有着不安定的破坏力量。于是，它呼吁殖民政府改革现状，要他们筹设劳工部门，着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以稳定劳工阶级。1935年至40年代兴起的罢工风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却不具任何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味。除非我们把当时以黑人为对象的非洲教会及预言家迅速扩张的现象，以及如产铜带兴起的千禧年了望运动（Watchtower，源自美国）等反对世俗政府运动的流行，也算作政治性的产物。殖民政府开始首次寻思反省，反省经济变化对非洲农业社会带来的不安后果——事实上当时非洲社会正度过一段相当繁荣的增长时期——并且开始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这一题目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就政治角度而言，当时的非洲殖民当局似乎大可高枕无忧。在广大的非洲乡间，此时正是白人行政官僚的黄金时期。不论当地有无唯唯是诺的土著“头目”居间协调，一切都是那么顺畅快意。有时为了便于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还特意设置“头目”一职以便管理。至于非洲的城市知识阶级，则受过新式教育，对现况日渐不满。到了30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足以维持一个极为兴旺的政治性报业的存在，如黄金海岸[Gold
Coast，即今加纳（Ghanan）]的《非洲晨邮报》（African
Morning Post）、尼日利亚的《西非导航报》（West
African Pilot），以及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象牙海岸斥候报》（Eclaireur
de la Cote d,Ivoive）。［《斥候报》曾带动一场运动与高级军官及警方对抗，要求政府采取手段重整社会，并为遭受经济重创的失业人士及非洲农民争取福利。］（Hodgkin，1961，P．32）非洲当地倡导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此时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受到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影响，受到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影响，甚至受到**运动的影响。这些思潮在伦敦的西非学生联盟（West
AfricanStudents Union）中开始流传。日后非洲各共和国的总统之中，有几位也于此时登上舞台——如肯尼亚的首任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1889-1978），以及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总统的阿齐克韦医生（Namdi
Azikiwe）。不过当时，以上各位都还不曾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当局带来过任何辗转失眠的夜晚。
殖民帝国在全球的终结，于1939年时虽有可能出现，但是否真的已经迫在眉睫，就作者记忆所及，并不尽然。回想那一年，在某所专为英国及“殖民地”**学生建立的“学校”里，校中气氛并没有反映这种看法——然而当时若说任何人对时局的演变抱有期望，还有谁能比那批年轻狂热的马克思派分子更乐观呢？真正使得殖民世界全然改观的事件，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背景缘由极为复杂，不过绝对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决斗。而且一直到1943年局势扭转之前，几处殖民帝国大字号都始终居于下风。法国不用说，一下子便在敌人面前屈辱地溃败了。它的属国属地，只有在轴心势力的开恩允准之下，方得苟延残喘。而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一带，英属、荷属，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拥有的几处殖民地，也都尽入日军魔掌。即使在北非地区，德国也一逞所愿，势力大长，距离亚历山大港仅有区区数十公里。情况严重到英方甚至曾一度认真考虑撤出埃及的地步。只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带，依然在西方严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英国还不费吹灰之力，将意大利势力逐出了东部的海岬（埃塞俄比亚）。
这些老大殖民帝国真正的致命伤，在于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大爷，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母国，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原来这些老大帝国，外强中干，即使终于打了胜仗，却再也没有力气重整旗鼓了。1942年，印度国大党高喊着“退出印度！”的口号，发起了一场重大叛乱。其实这场叛乱尚不是英方在印度受到的最大考验，因为乱事很快便平定了。真正让英方统治地位陷入严重考验的事件，是55000名印度官兵的叛变投敌。他们投效一名国大党的左翼人士博斯，成立了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Nataional
Army）。而博斯其人，则决意寻求日方支持以谋求印度独立（Bhargava/Singh
Gill 1988，p．10；Sareen，1988，pp．20-21）。日方老谋深算，它的动机可没有印度士兵那般单纯。日本的政治显然受到该国海军的影响，意图利用印度士兵的肤色问题居间挑拨，并俨然以殖民地的解放者自居。日方玩弄种族牌的手法颇具成效（不过却无法在海外华人的身上得逞；在越南它们也同样失败，让法方继续维持当地行政）。1943年，日本人甚至在东京组织了“大东亚国家会议”（Assembly
of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出席的各国“总统”、“总理”，来自日本人操纵的各国傀儡政府，包括中国、印度、泰国、缅甸与满洲国。各个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尽管很感激日方的支持，以印尼为例，日本给予的协助的确非同小可。可是感激归感激，大家心里却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跟日本站在一边。一旦日方败局已定，殖民地众人便立刻掉转枪口。在此同时，他们却永远忘不了先前看透的事实：西方老大帝国何等不堪一击。虽然美国很快因为国内的**思想致使华盛顿当局一改初衷，反而成为第三世界旧有保守势力的捍卫者。众殖民地人民却没有忽视另外一桩事实：那就是战胜了轴心势力的两大强国——罗斯福的美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尽管动机不同，基本上对旧有的殖民主义却都抱有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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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殖民体系，果然在亚洲首先宣告破产。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原法属），于1945年宣布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1948年则有缅甸、锡兰（Ceylon，即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1946年，美国予从1898年以来即占有的菲律宾群岛正式独立地位。至于日本帝国，自然已经在1945年寿终正寝。伊斯兰教北非一带，殖民势力也岌岌不保，不过一时还算稳住阵脚。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诸岛，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在东南亚地区，殖民政治的解体遭到殖民当局的顽强抵制，尤以法属印度支那为著（即今日越南、柬埔寨、老挝）。盟军胜利之后，**的地下抗日团体在伟大的胡志明领导之下宣告独立。而法方却在英美两国先后支援之下，犹作困兽之斗，发动攻击，企图重新夺取这块土地，并强迫这个新生的国家与胜利的革命为敌。法方最后毕竟还是失败了，于1954年退出越南。可是美方不愿放手，继续妨碍着越南的统一，并在分裂的越南南半部扶持起一个附庸政权。等到这个政权也要不保，美国便在越南发动一场长达10年的大战，一直到1975年，它自己也终于败出越南为止。10年之间，美国在这个不幸的国家投下的炸弹之多，远超过二战期间的总数。
至于东南亚其余地区，殖民势力的负隅抵抗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荷兰国力大衰，已经无法在分布广大的印尼群岛备置足够的武力。不过若荷兰真有意动武，绝大多数的岛屿倒可作为破码，作为荷方与占优势地位人口5500余万的爪哇部族（Javanese）之间的平衡（荷兰的表现比英国好得多了，不曾将原殖民地任意划分成数个独立小国）。但是荷兰人一旦发现美国无意将印尼作为如越南般防御**世界的重要防线，便立即弃守。事实上，印尼离**统治甚远；新兴的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刚刚于1948年平定了当地**发动的一场叛乱。这一表现，使美方相信荷兰军力还是回欧洲，专心对抗苏联的威胁更能发挥作用，远比留在远东维持它的帝国来得划算。因此，荷兰人打道回府，只在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岛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西半部，尚残留一方海外殖民的立脚点。到60年代，荷兰这最后的据点也终于移交给印尼。而在马来半岛一带，英方却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边是当地传统的苏丹统治，在帝国羽翼之下，已经相当发达。而在另外一边，却是截然不同且相互猜忌的两大族群：马来人与华人——并且各有各的激进一面。受到**鼓舞的华人，是大战期间当他唯一的抗日团体，因而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冷战揭幕，西方自然不容任何**人在前殖民地掌权，更不用说华人的**了。1948年后，英方花去了12年的工夫、5万名部队、6万名警察，加上当地20万人的警力，才将一支以华人游击武装为主力发动的叛乱平定。在此我们大可一问，马来亚若没有那些可以一保大英帝国英镑稳赚不赔的锡矿和橡胶，英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甘心乐意地付出代价，进行这些行动呢？不过无论怎么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一事，都不会是件单纯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57年，总算才解决，得到马来亚保守分子及华人百万富豪双方尚满意的结果。1965年，以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宣告独立，成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国家。
英国看得比荷法两国清楚，多年在印度的经验告诉它，一旦民族主义运动认真严肃地展开之后，帝国唯一的自保自利之道便只有放手，不可再坚持正式的统治权力。1947年，英国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大为不保之前，便毫不反抗地退出了印度次大陆。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和缅甸两地，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获得独立。锡兰是又惊又喜，欣然接受；缅人则略有犹疑。因为缅甸的民族主义分子，虽然是由反法西斯的人民自由联盟（People’s
Freedom League）领导，却也曾与日本人合作。他们对英国敌意甚深，刚一独立，便立即拒绝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在英属众多前殖民地当中，缅甸是唯一不曾加入的国家。伦敦方面的用意，是想借这个没有任何责任义务约束的组织，至少为大英帝国留住一份回忆；冀望的眼光，甚至投注到同年宣布独立于英联邦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总而言之，英国人能以和平的方式，由世界上最大一片为外人辖治的土地上迅速退出，虽可归功于二战末期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但这一场善功，却仍非完满成功之举。因为英方固然全身而退，印度当地却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并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另一个则是虽无宗派，却以信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人组成的印度。分治之时，约有数十万民众因宗教对立惨遭杀害。另外则有数以百万的居民离开祖居的家园，被迫迁往现在是一个外国的地方。这个惨痛的结果，绝不是印度民族主义人士、伊斯兰运动，或前帝国统治者任何一方的初衷。
所谓一个另立门户的“巴基斯坦”，由印度分离出来，这个想法，到底是如何在1947年演变成最后的事实呢？这个观念，其实连巴基斯坦这个名字，都是晚到1923-1933年才被一群学生叫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如果当初……”的疑惑，一直到今天还在纠缠着学者专家及爱做梦的人。我们现在有后见之明，可以看出沿宗教信仰划分印度，等于为日后的世界立下了一个极为不祥的先例。对此，需作进一步的阐明。就某一方面来说，当年之过，虽不是任何一方的过错，却也是众人共同的过错。在根据1935年宪法举行的选举中，国大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甚至包括多数的伊斯兰教地域在内。原本宣称代表少数社群的另一全国性党派——穆斯林联盟（MoslemLeague），表现却极不理想。国大党这个非宗教非宗派政治势力的崛起，自然令许多仍然没有投票权的伊斯兰教徒胆战心惊（当时多数的印度教徒也没有投票权），深恐印度派势力从此坐大。因为在一个以印度教民众为多数的国家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自然也多是出身于印度教。这场选举下来，非但不曾特别关注穆斯林民众恐惧的心理，也没有配予他们额外的代表名额。选举的结果，反而更加强化了国大党为自己设定的地位：它是全印唯一的全国性大党，代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方共同的子民。也就是这个印象，促使穆斯林联盟那位难缠的强硬领袖真纳与国大党决裂，走上了最终导致两族分离的绝路。不过到1940年为止，真纳始终反对穆斯林独立建国的主张。
到了最后，却是一场世界大战将印度一分为二。就某方面来说，这场大战是英国君临印度的最后一场大胜利——同时，却也是它精疲力竭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力量动员了全印的人员及经济力量，共赴一场为不列颠效命的战争。这场大战的规模，更胜1914－1918年的战争。然而，这一回战争行动却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一回，人民已经在一个全国性的解放运动下联合起来。这一回，作战的对象也与上次大战不同，是随时会袭来的日军。最后的战果固然辉煌，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惨重。国大党的反战立场，不但迫使其领导人物退出政治舞台，1942年后，甚至被下到狱里。战时经济造成的压力，也使穆斯林中原本支持英国统治的重要成员心存嫌隙，转投穆斯林联盟的军营，其中尤以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的成员最显著。穆斯林联盟的势力迅即跃升，成为一大群众力量。在此同时，德里的殖民政府唯恐国大党的声势破坏战事行动，开始故意并有计划地利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心理制造事端，以图瓦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此，英国人的确难逃“裂而治之”的阴谋了。为求胜利，英方殖民统治不择手段，不但毁了自己，也抹煞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正当意图：那就是在印度次大陆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众多社群和平共存，同治于一个单一公正的政府和法律之下。可是机会一去不再回来，等到大战结束，族群自治的政治引擎已经发动，永远无法回头了。
到了1950年，除了印尼一地之外，亚洲各国的殖民政治已告全面结束。同一时期在西面的伊斯兰地区，由波斯（伊朗）开始，一路到摩洛哥，也由于一连串的群众运动、革命政变、叛乱起事而全面改观。首先发难的，是伊朗境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国有化（1951年），以及该国在**支持的莫沙德（Muhammad
Mussadiq，1880－1967）领导之下，向民粹主义的转变（苏联大胜之后，**在中东地区获得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自是不足为奇）。莫沙德后来则于1953年在美英两国特务人员主导的政变中被推翻。埃及则有纳赛尔（GamalAbdel
Nasser，1918－1970）领导的自由军官（Free Officers）起来发动革命（1952年）。接下来，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推翻了西方势力代理的政权（1958年）。埃伊叙三国的政局大势已定，即使在英法两国联手之下，再加上新成立的反阿拉伯的国家以色列，三方合作，极力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Suez
War，见第十二章）中企图把纳赛尔拉下台来；但是举三国之力，却也无法再逆转大局。法国则在阿尔及利亚苦涩地力拒当地国家独立运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与南非一样——虽然两者情况不同——都属于当地原住民与大批欧洲移居者难于共存的棘手地区，因此解除殖民统治的问题格外困难。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尤其残酷，在这些原本是想要追求文明的国家里，军警特务队伍的残暴行为却从此深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种种诸如电击舌头、**、阴部等不人道的酷行，自阿尔及利亚战事开端，日后便被广泛采用。在阿尔及利亚终于赢得独立之前，这场战争已经导致法国第四共和政权的垮台（1958年），第五共和也几乎不得幸免（1961年）——虽然戴高乐将军早已认识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终将无可避免。同一时期（1956年），法国政府却悄悄地与北非另外两个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就其自治独立进行协商（突尼斯日后成立共和国，摩洛哥则维持君主政权）。同年，英国也悄然无声地放手让埃及南方的苏丹离去。在英国失去对埃及的控制之后，苏丹也已经变得无法管了。
各家老大帝国，到底是在何时恍然大势已去，意识到帝国时代已近尾声？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英法两国一度曾企图重建往日的全球霸权，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付出最后一击，意图合以色列之力，用军事行动推翻埃及纳赛尔上校的革命政权。如今回头看去，显然命运已定，回天乏术。可是当时的伦敦巴黎当局者迷，看不出其中真相。这段插曲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失败（以色列的观点自然不同）。更可笑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简直集颟顸无能之大成，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场行动几乎尚未发动，便在美国压力之下取消，却将埃及推向苏联阵营。1918年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时代”，英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霸权地位的时代，从此永远地告终了。
到50年代末期，残存的老大帝国都已心知肚明，认识到过去实行的正式殖民手段必须彻底放弃。只有葡萄牙依然执迷不悟，面对帝国的解体不肯觉醒。葡萄牙本身经济落后，政治孤立，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殖民方式。它还需要剥削在非洲的资源，加上其经济体系缺乏竞争能力，剥削之道也只能出于直接统治。至于南非及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这几处拥有庞大白人移民的非洲国家（肯尼亚除外），也拒绝配合最终必将产生非洲本地人政权的政策。南罗得西亚的白种移民，甚至径自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965年），以免走上黑人多数统治的命运。然而，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比利时在非洲拥有比属刚果）三地的政府，都决定面对现实，认为与其长期争斗下去，最终殖民地仍不免独立，反而落入左翼政权的手中；倒不如主动让它们在政治上正式独立，还可以维持其文化经济的依附性。只有肯尼亚一带，爆发过大规模的骚乱及游击战——即1952－1956年的矛矛运动（Mau
MauMovement）——不过主要也仅限于基库尤部落（Kikuyu）。在非洲其他地区，预防性的殖民地自治政策，在执行上可谓相当成功。只有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在殖民政治结束之后便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进而发展成一场内战及国际斗法的场所。至于英属非洲，前黄金海岸（今加纳）原已有一人民大党的存在，由才智卓越的非洲政治家，也是全非有名的知识分子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于1957年获得独立。至于法属非洲的几内亚（Guinea），戴高乐原建议其加入所谓的“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名为自治，骨子里却想使其继续对法国经济保持高度的依赖。几内亚首领杜尔（Sekou
Toure）断然拒绝，于是该国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于1958年匆匆独立，一贫如洗，只好成为黑人领袖当中，第一个转而向莫斯科求援者。英法比三国在非洲其余的殖民地，到了1960－1962年间，几乎都获得自由。剩下几处，也很快走上同样的路途。只有葡萄牙所属，以及一些由白人移民建立的独立小国拒绝将统治权交回当地人民手中。
60年代，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几处大岛，安安静静地解除了殖民状态。至于其他一些小岛屿，也在此后的20多年，一批批渐次独立。印度太平两洋诸岛，则先后在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宣告独立。事实上到1970年之前，世界上已找不出几处有相当面积的地区，还留在前殖民势力或其移民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有非洲中部和南部例外——当然，还有处于战火中的越南。帝国时代，至此终于进入终点。然而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各帝国的势力似乎还永远无法摧毁。甚至在不到30年前，世界多数居民还在帝国势力的统治下。往日已矣，永无回时，帝国往昔的荣光，只有在前帝国文人的笔下徒自伤悲，在电影镜头中黯然回味。可是由前殖民地诞生的国家里，新生一代的当地作家，却开始执笔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这个新的起点，开始于一个独立的新时代。
1586，1922，P．13）从此时断时续，印度政局开始进入难于控制的局面。到最后印度一地终于得以保全，不致坠入群众无法无天、四处叛乱起事的野蛮黑暗局面，恐怕多亏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国大党多数领袖的保留，因为他们不愿往毁灭之路走去。也许正因如此，加上领袖们对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们始终相信英国政府真心想帮助印度改革的诚意——这份信念虽然受到动摇，却不曾完全消除——终于才保全了英国人统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于“平民不合作”运动已经导致某地村庄屠杀的缘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这项运动。从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转而仰仗甘地的居中调节，远超过军警手段的力量。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在英国本土，虽然还有一群主张帝国主义的死硬派，丘吉尔便自命该派的发言人。但自1919年以后，英国统治阶级真正通行的看法却认为，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某种形式的印度自治，已属大势所趋必然发展的方向了。同时认为，若想保全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前途，必须与印度精英阶级达成协议，包括民族主义人士在内。英国在印度的单方面统治，最终必将结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印度一地既是整个不列颠帝国的核心，因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目前看来不免岌岌可危。唯一的例外，只剩下非洲地区，以及散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的几处岛屿。在那里，帝国大家长的统治地位，所幸尚未受到挑战。英国在全球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在两次大战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在此同时，英国统治者对其维持原有老大帝国霸权的信心，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二战之后，英国持续称霸的地位显然不再，对各地殖民地纷纷瓦解和自治风潮，基本上都不进行任何抗拒，主要原因正出于此。恐怕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945年之后，其他各大帝国，尤以法国为著——也包括荷兰在内——却依然试图以武力维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帝国，并未为大战所动摇。唯一令法国头痛的问题是尚未完全征服摩洛哥。可是北非阿特拉斯（Atlas）山间，那好战的柏柏尔族（Berber），基本上只属一件待解决的军事麻烦，而非政治问题。事实上柏柏尔人的问题，对摩洛哥当地西班牙殖民政权威胁的严重性，远比对法国为大。1923年，一位柏柏尔族的知识分子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宣布在高地成立里夫（Rif）共和国，受到法国**及其他左派人士热烈的支持。在法国政府协助之下，该派于1926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击溃。从此，高山上的柏柏尔人重操旧业，在海外回到法西两国的殖民军队中为其作战效命，在家乡则抗拒任何一种中央政府形式的存在。至于法属的伊斯兰教殖民地区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一带，追求现代化的反殖民运动一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真正出现。只有突尼斯一地，曾经有过小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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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摇动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男女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付出，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1900年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工原本向海边城市移民的涓滴，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ancha），却已经在辩论到底哪一个全国性党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
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方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遵奉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Negri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
1954）。依赖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介。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立即性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孤立的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劳工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甚至不乏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劳工组织。此外，并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赖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卡萨布兰卡的人口自开埠成为现代港市之后不到30年的时光里，便增长为25万人之众（Bairoch，1985，pp．527
525）。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赖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交叠，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赖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开罗、仰光、雅加达——即荷属时期旧称的巴达维亚（Batavia）——各地学生纷纷动乱。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为眼前的萧条，已经将以往支持殖民主义的心态一扫而空，其父母一代对殖民主义的接受度至此荡然无存。”（Holland
1985，p．12）其实其中原因不止于此：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灾以外的大震撼（战争时期除外）。这种灾害，非祈祷可以解决，只有抗议一条路。于是，政治动员的广大基础自此成形，在农民生活广受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摆布的地区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是。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将依赖地区的国内外政局，造成极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20世纪30年代是第三世界关键性的10年。主要原因，并不全在萧条导致政治走上激进的方向。却更在萧条为政治化的少数人与本国一般人民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接触面。这种情况，在印度等地已经有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民众的国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广大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同意颁布一部妥协性的宪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举行省级选举，国大党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在心脏地区恒河（Gange）一地，其党员人数便由1935年的6万余人，暴增为30年代末期的150余万（Tomlinson，1976，P．86）。这种现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广大动员过的国家里更为显著。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现形。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少在马来亚一地，萧条的年月从此打断了殖民统治当局与小农大众的结合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挪出一片空间。
到30年代结束，殖民主义的危机，已经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国。虽然其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二国，当时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前者刚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后者则正力图征服中国）——不过它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久。至于1935年时颁布的印度新宪法，原为英方殖民政府勉强与势力甚嚣尘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妥协的产物，此时却因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的全面胜利，成为英国向印度民族主义一大让步的象征。在法属北非地区，严肃的政治运动首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兴起——甚至连摩洛哥也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事件——而法属的印度支那，在正统的**鼓动之下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变得严重。在印尼，荷兰也力图维持控制，而印尼“对于近年来发生于东方各种运动的感应，一向与其他国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处，倒不在它比别人格外安静；而在当地各种的反抗势力——伊斯兰、**，以及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内部分歧不断，彼此之间也冲突频频。甚至在一向被殖民当局看作昏昏欲睡的加勒比海地区，特利尼达（Trinidad）的油田地带也兴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而牙买加的农林垦殖区及城市，也于1935-1938年间转变为暴乱不断遍及全岛的冲突之地，暴露出这以前从未见过的民众不满情绪。
在这段骚动不安的年月里，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一片死寂。然而在1935年后，萧条的年月却也为这片沉默不语的大地带来了罢工。罢工的怒火，由中非的产铜带点燃。伦敦当局从中认识到一个事实：农村男子由乡间大量移往矿区的情况，对社会、对政治，都有着不安定的破坏力量。于是，它呼吁殖民政府改革现状，要他们筹设劳工部门，着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以稳定劳工阶级。1935年至40年代兴起的罢工风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却不具任何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味。除非我们把当时以黑人为对象的非洲教会及预言家迅速扩张的现象，以及如产铜带兴起的千禧年了望运动（Watchtower，源自美国）等反对世俗政府运动的流行，也算作政治性的产物。殖民政府开始首次寻思反省，反省经济变化对非洲农业社会带来的不安后果——事实上当时非洲社会正度过一段相当繁荣的增长时期——并且开始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这一题目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就政治角度而言，当时的非洲殖民当局似乎大可高枕无忧。在广大的非洲乡间，此时正是白人行政官僚的黄金时期。不论当地有无唯唯是诺的土著“头目”居间协调，一切都是那么顺畅快意。有时为了便于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还特意设置“头目”一职以便管理。至于非洲的城市知识阶级，则受过新式教育，对现况日渐不满。到了30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足以维持一个极为兴旺的政治性报业的存在，如黄金海岸[Gold
Coast，即今加纳（Ghanan）]的《非洲晨邮报》（African
Morning Post）、尼日利亚的《西非导航报》（West
African Pilot），以及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象牙海岸斥候报》（Eclaireur
de la Cote d,Ivoive）。［《斥候报》曾带动一场运动与高级军官及警方对抗，要求政府采取手段重整社会，并为遭受经济重创的失业人士及非洲农民争取福利。］（Hodgkin，1961，P．32）非洲当地倡导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此时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受到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影响，受到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影响，甚至受到**运动的影响。这些思潮在伦敦的西非学生联盟（West
AfricanStudents Union）中开始流传。日后非洲各共和国的总统之中，有几位也于此时登上舞台——如肯尼亚的首任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1889-1978），以及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总统的阿齐克韦医生（Namdi
Azikiwe）。不过当时，以上各位都还不曾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当局带来过任何辗转失眠的夜晚。
殖民帝国在全球的终结，于1939年时虽有可能出现，但是否真的已经迫在眉睫，就作者记忆所及，并不尽然。回想那一年，在某所专为英国及“殖民地”**学生建立的“学校”里，校中气氛并没有反映这种看法——然而当时若说任何人对时局的演变抱有期望，还有谁能比那批年轻狂热的马克思派分子更乐观呢？真正使得殖民世界全然改观的事件，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背景缘由极为复杂，不过绝对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决斗。而且一直到1943年局势扭转之前，几处殖民帝国大字号都始终居于下风。法国不用说，一下子便在敌人面前屈辱地溃败了。它的属国属地，只有在轴心势力的开恩允准之下，方得苟延残喘。而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一带，英属、荷属，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拥有的几处殖民地，也都尽入日军魔掌。即使在北非地区，德国也一逞所愿，势力大长，距离亚历山大港仅有区区数十公里。情况严重到英方甚至曾一度认真考虑撤出埃及的地步。只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带，依然在西方严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英国还不费吹灰之力，将意大利势力逐出了东部的海岬（埃塞俄比亚）。
这些老大殖民帝国真正的致命伤，在于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大爷，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母国，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原来这些老大帝国，外强中干，即使终于打了胜仗，却再也没有力气重整旗鼓了。1942年，印度国大党高喊着“退出印度！”的口号，发起了一场重大叛乱。其实这场叛乱尚不是英方在印度受到的最大考验，因为乱事很快便平定了。真正让英方统治地位陷入严重考验的事件，是55000名印度官兵的叛变投敌。他们投效一名国大党的左翼人士博斯，成立了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Nataional
Army）。而博斯其人，则决意寻求日方支持以谋求印度独立（Bhargava/Singh
Gill 1988，p．10；Sareen，1988，pp．20-21）。日方老谋深算，它的动机可没有印度士兵那般单纯。日本的政治显然受到该国海军的影响，意图利用印度士兵的肤色问题居间挑拨，并俨然以殖民地的解放者自居。日方玩弄种族牌的手法颇具成效（不过却无法在海外华人的身上得逞；在越南它们也同样失败，让法方继续维持当地行政）。1943年，日本人甚至在东京组织了“大东亚国家会议”（Assembly
of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出席的各国“总统”、“总理”，来自日本人操纵的各国傀儡政府，包括中国、印度、泰国、缅甸与满洲国。各个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尽管很感激日方的支持，以印尼为例，日本给予的协助的确非同小可。可是感激归感激，大家心里却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跟日本站在一边。一旦日方败局已定，殖民地众人便立刻掉转枪口。在此同时，他们却永远忘不了先前看透的事实：西方老大帝国何等不堪一击。虽然美国很快因为国内的**思想致使华盛顿当局一改初衷，反而成为第三世界旧有保守势力的捍卫者。众殖民地人民却没有忽视另外一桩事实：那就是战胜了轴心势力的两大强国——罗斯福的美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尽管动机不同，基本上对旧有的殖民主义却都抱有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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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殖民体系，果然在亚洲首先宣告破产。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原法属），于1945年宣布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1948年则有缅甸、锡兰（Ceylon，即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1946年，美国予从1898年以来即占有的菲律宾群岛正式独立地位。至于日本帝国，自然已经在1945年寿终正寝。伊斯兰教北非一带，殖民势力也岌岌不保，不过一时还算稳住阵脚。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诸岛，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在东南亚地区，殖民政治的解体遭到殖民当局的顽强抵制，尤以法属印度支那为著（即今日越南、柬埔寨、老挝）。盟军胜利之后，**的地下抗日团体在伟大的胡志明领导之下宣告独立。而法方却在英美两国先后支援之下，犹作困兽之斗，发动攻击，企图重新夺取这块土地，并强迫这个新生的国家与胜利的革命为敌。法方最后毕竟还是失败了，于1954年退出越南。可是美方不愿放手，继续妨碍着越南的统一，并在分裂的越南南半部扶持起一个附庸政权。等到这个政权也要不保，美国便在越南发动一场长达10年的大战，一直到1975年，它自己也终于败出越南为止。10年之间，美国在这个不幸的国家投下的炸弹之多，远超过二战期间的总数。
至于东南亚其余地区，殖民势力的负隅抵抗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荷兰国力大衰，已经无法在分布广大的印尼群岛备置足够的武力。不过若荷兰真有意动武，绝大多数的岛屿倒可作为破码，作为荷方与占优势地位人口5500余万的爪哇部族（Javanese）之间的平衡（荷兰的表现比英国好得多了，不曾将原殖民地任意划分成数个独立小国）。但是荷兰人一旦发现美国无意将印尼作为如越南般防御**世界的重要防线，便立即弃守。事实上，印尼离**统治甚远；新兴的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刚刚于1948年平定了当地**发动的一场叛乱。这一表现，使美方相信荷兰军力还是回欧洲，专心对抗苏联的威胁更能发挥作用，远比留在远东维持它的帝国来得划算。因此，荷兰人打道回府，只在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岛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西半部，尚残留一方海外殖民的立脚点。到60年代，荷兰这最后的据点也终于移交给印尼。而在马来半岛一带，英方却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边是当地传统的苏丹统治，在帝国羽翼之下，已经相当发达。而在另外一边，却是截然不同且相互猜忌的两大族群：马来人与华人——并且各有各的激进一面。受到**鼓舞的华人，是大战期间当他唯一的抗日团体，因而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冷战揭幕，西方自然不容任何**人在前殖民地掌权，更不用说华人的**了。1948年后，英方花去了12年的工夫、5万名部队、6万名警察，加上当地20万人的警力，才将一支以华人游击武装为主力发动的叛乱平定。在此我们大可一问，马来亚若没有那些可以一保大英帝国英镑稳赚不赔的锡矿和橡胶，英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甘心乐意地付出代价，进行这些行动呢？不过无论怎么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一事，都不会是件单纯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57年，总算才解决，得到马来亚保守分子及华人百万富豪双方尚满意的结果。1965年，以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宣告独立，成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国家。
英国看得比荷法两国清楚，多年在印度的经验告诉它，一旦民族主义运动认真严肃地展开之后，帝国唯一的自保自利之道便只有放手，不可再坚持正式的统治权力。1947年，英国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大为不保之前，便毫不反抗地退出了印度次大陆。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和缅甸两地，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获得独立。锡兰是又惊又喜，欣然接受；缅人则略有犹疑。因为缅甸的民族主义分子，虽然是由反法西斯的人民自由联盟（People’s
Freedom League）领导，却也曾与日本人合作。他们对英国敌意甚深，刚一独立，便立即拒绝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在英属众多前殖民地当中，缅甸是唯一不曾加入的国家。伦敦方面的用意，是想借这个没有任何责任义务约束的组织，至少为大英帝国留住一份回忆；冀望的眼光，甚至投注到同年宣布独立于英联邦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总而言之，英国人能以和平的方式，由世界上最大一片为外人辖治的土地上迅速退出，虽可归功于二战末期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但这一场善功，却仍非完满成功之举。因为英方固然全身而退，印度当地却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并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另一个则是虽无宗派，却以信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人组成的印度。分治之时，约有数十万民众因宗教对立惨遭杀害。另外则有数以百万的居民离开祖居的家园，被迫迁往现在是一个外国的地方。这个惨痛的结果，绝不是印度民族主义人士、伊斯兰运动，或前帝国统治者任何一方的初衷。
所谓一个另立门户的“巴基斯坦”，由印度分离出来，这个想法，到底是如何在1947年演变成最后的事实呢？这个观念，其实连巴基斯坦这个名字，都是晚到1923-1933年才被一群学生叫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如果当初……”的疑惑，一直到今天还在纠缠着学者专家及爱做梦的人。我们现在有后见之明，可以看出沿宗教信仰划分印度，等于为日后的世界立下了一个极为不祥的先例。对此，需作进一步的阐明。就某一方面来说，当年之过，虽不是任何一方的过错，却也是众人共同的过错。在根据1935年宪法举行的选举中，国大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甚至包括多数的伊斯兰教地域在内。原本宣称代表少数社群的另一全国性党派——穆斯林联盟（MoslemLeague），表现却极不理想。国大党这个非宗教非宗派政治势力的崛起，自然令许多仍然没有投票权的伊斯兰教徒胆战心惊（当时多数的印度教徒也没有投票权），深恐印度派势力从此坐大。因为在一个以印度教民众为多数的国家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自然也多是出身于印度教。这场选举下来，非但不曾特别关注穆斯林民众恐惧的心理，也没有配予他们额外的代表名额。选举的结果，反而更加强化了国大党为自己设定的地位：它是全印唯一的全国性大党，代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方共同的子民。也就是这个印象，促使穆斯林联盟那位难缠的强硬领袖真纳与国大党决裂，走上了最终导致两族分离的绝路。不过到1940年为止，真纳始终反对穆斯林独立建国的主张。
到了最后，却是一场世界大战将印度一分为二。就某方面来说，这场大战是英国君临印度的最后一场大胜利——同时，却也是它精疲力竭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力量动员了全印的人员及经济力量，共赴一场为不列颠效命的战争。这场大战的规模，更胜1914－1918年的战争。然而，这一回战争行动却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一回，人民已经在一个全国性的解放运动下联合起来。这一回，作战的对象也与上次大战不同，是随时会袭来的日军。最后的战果固然辉煌，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惨重。国大党的反战立场，不但迫使其领导人物退出政治舞台，1942年后，甚至被下到狱里。战时经济造成的压力，也使穆斯林中原本支持英国统治的重要成员心存嫌隙，转投穆斯林联盟的军营，其中尤以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的成员最显著。穆斯林联盟的势力迅即跃升，成为一大群众力量。在此同时，德里的殖民政府唯恐国大党的声势破坏战事行动，开始故意并有计划地利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心理制造事端，以图瓦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此，英国人的确难逃“裂而治之”的阴谋了。为求胜利，英方殖民统治不择手段，不但毁了自己，也抹煞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正当意图：那就是在印度次大陆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众多社群和平共存，同治于一个单一公正的政府和法律之下。可是机会一去不再回来，等到大战结束，族群自治的政治引擎已经发动，永远无法回头了。
到了1950年，除了印尼一地之外，亚洲各国的殖民政治已告全面结束。同一时期在西面的伊斯兰地区，由波斯（伊朗）开始，一路到摩洛哥，也由于一连串的群众运动、革命政变、叛乱起事而全面改观。首先发难的，是伊朗境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国有化（1951年），以及该国在**支持的莫沙德（Muhammad
Mussadiq，1880－1967）领导之下，向民粹主义的转变（苏联大胜之后，**在中东地区获得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自是不足为奇）。莫沙德后来则于1953年在美英两国特务人员主导的政变中被推翻。埃及则有纳赛尔（GamalAbdel
Nasser，1918－1970）领导的自由军官（Free Officers）起来发动革命（1952年）。接下来，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推翻了西方势力代理的政权（1958年）。埃伊叙三国的政局大势已定，即使在英法两国联手之下，再加上新成立的反阿拉伯的国家以色列，三方合作，极力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Suez
War，见第十二章）中企图把纳赛尔拉下台来；但是举三国之力，却也无法再逆转大局。法国则在阿尔及利亚苦涩地力拒当地国家独立运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与南非一样——虽然两者情况不同——都属于当地原住民与大批欧洲移居者难于共存的棘手地区，因此解除殖民统治的问题格外困难。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尤其残酷，在这些原本是想要追求文明的国家里，军警特务队伍的残暴行为却从此深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种种诸如电击舌头、**、阴部等不人道的酷行，自阿尔及利亚战事开端，日后便被广泛采用。在阿尔及利亚终于赢得独立之前，这场战争已经导致法国第四共和政权的垮台（1958年），第五共和也几乎不得幸免（1961年）——虽然戴高乐将军早已认识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终将无可避免。同一时期（1956年），法国政府却悄悄地与北非另外两个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就其自治独立进行协商（突尼斯日后成立共和国，摩洛哥则维持君主政权）。同年，英国也悄然无声地放手让埃及南方的苏丹离去。在英国失去对埃及的控制之后，苏丹也已经变得无法管了。
各家老大帝国，到底是在何时恍然大势已去，意识到帝国时代已近尾声？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英法两国一度曾企图重建往日的全球霸权，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付出最后一击，意图合以色列之力，用军事行动推翻埃及纳赛尔上校的革命政权。如今回头看去，显然命运已定，回天乏术。可是当时的伦敦巴黎当局者迷，看不出其中真相。这段插曲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失败（以色列的观点自然不同）。更可笑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简直集颟顸无能之大成，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场行动几乎尚未发动，便在美国压力之下取消，却将埃及推向苏联阵营。1918年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时代”，英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霸权地位的时代，从此永远地告终了。
到50年代末期，残存的老大帝国都已心知肚明，认识到过去实行的正式殖民手段必须彻底放弃。只有葡萄牙依然执迷不悟，面对帝国的解体不肯觉醒。葡萄牙本身经济落后，政治孤立，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殖民方式。它还需要剥削在非洲的资源，加上其经济体系缺乏竞争能力，剥削之道也只能出于直接统治。至于南非及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这几处拥有庞大白人移民的非洲国家（肯尼亚除外），也拒绝配合最终必将产生非洲本地人政权的政策。南罗得西亚的白种移民，甚至径自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965年），以免走上黑人多数统治的命运。然而，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比利时在非洲拥有比属刚果）三地的政府，都决定面对现实，认为与其长期争斗下去，最终殖民地仍不免独立，反而落入左翼政权的手中；倒不如主动让它们在政治上正式独立，还可以维持其文化经济的依附性。只有肯尼亚一带，爆发过大规模的骚乱及游击战——即1952－1956年的矛矛运动（Mau
MauMovement）——不过主要也仅限于基库尤部落（Kikuyu）。在非洲其他地区，预防性的殖民地自治政策，在执行上可谓相当成功。只有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在殖民政治结束之后便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进而发展成一场内战及国际斗法的场所。至于英属非洲，前黄金海岸（今加纳）原已有一人民大党的存在，由才智卓越的非洲政治家，也是全非有名的知识分子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于1957年获得独立。至于法属非洲的几内亚（Guinea），戴高乐原建议其加入所谓的“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名为自治，骨子里却想使其继续对法国经济保持高度的依赖。几内亚首领杜尔（Sekou
Toure）断然拒绝，于是该国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于1958年匆匆独立，一贫如洗，只好成为黑人领袖当中，第一个转而向莫斯科求援者。英法比三国在非洲其余的殖民地，到了1960－1962年间，几乎都获得自由。剩下几处，也很快走上同样的路途。只有葡萄牙所属，以及一些由白人移民建立的独立小国拒绝将统治权交回当地人民手中。
60年代，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几处大岛，安安静静地解除了殖民状态。至于其他一些小岛屿，也在此后的20多年，一批批渐次独立。印度太平两洋诸岛，则先后在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宣告独立。事实上到1970年之前，世界上已找不出几处有相当面积的地区，还留在前殖民势力或其移民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有非洲中部和南部例外——当然，还有处于战火中的越南。帝国时代，至此终于进入终点。然而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各帝国的势力似乎还永远无法摧毁。甚至在不到30年前，世界多数居民还在帝国势力的统治下。往日已矣，永无回时，帝国往昔的荣光，只有在前帝国文人的笔下徒自伤悲，在电影镜头中黯然回味。可是由前殖民地诞生的国家里，新生一代的当地作家，却开始执笔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这个新的起点，开始于一个独立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