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投资（2/2）
《经济增长理论-英-阿瑟·刘易斯》作者：经济增长理论-英-阿瑟·刘易斯 2017-04-13 12:04
美国产生的。在１９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独立的波动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仍然是波动的根源，但是与美国相比，现在它们造成世界收入波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它们本身受美国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大大超过受本国独立波动的影响（战时和通货膨胀时期除外）。所以，如今在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在高度发达的在业国，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周期问题。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品车的工厂进行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续１０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１C１０。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５％，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７％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３％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顶峰（例如１９２９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２５％，其周期为１８—２０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１９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５０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其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１９世纪任何一次危机的记载与２０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１９世纪发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了２０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６６３经济增长理论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４０％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１０％，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２％。在头两年里，要求库存量增加１０％，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２％（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０．８％；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资额减少了１．２％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６％，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１０％，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２％，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２％下降到占０．８％，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额的约３０％，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７０％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平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度，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３０—５０％，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价，一般多选择未来平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１００镑时出口税为０，当价格为每吨１００一１５０镑时，价格每增加１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１０先令，价格超过每吨１５０镑，则价格每增加１镑，出口税就增加１５先令。
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１００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１００镑时的相应补贴定出。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既达不到，也不可取。要想准确地预测出未来价格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而且应当允许世界价格的变化对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商品的产量产生某种影响，这是可取的。此外，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使那些组织欠佳的政府难以实行这类稳定计划而又不遇到麻烦。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范围的波动脱钩却是大多数国家所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减少国内的波动，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现有手段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不如说这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经济繁荣时对本国的发展加以抑制。只有当经济繁荣时消费受到相应节制，衰退时才能维持不下跌，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时储备了外汇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用来维持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开销无度。有关在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遭到强烈抵制。即使真能征以重税，各国政府也很可能将其用于扩大自身开支，而不会将其留作储备金，并用外汇来支持这些储备。而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因为任何一笔外汇在经济衰退时所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都要比在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所能买的要多（这是因为价格下跌）。认为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的话，在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最极端情况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却无疑是对的。
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繁荣时销售一空，这样做则可望获得大笔利润，但如果市场迟迟不复苏，政府被迫在价格依然很低时处理掉存货，这样做同样则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在价格长期趋于下降的几十年间，事实证明奉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而在价格趋于上升的几十年间，奉行这种政策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当经济衰退开始时，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欠发达国家使本国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最大希望在于比较先进的国家正试图控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未定，带有试验性质，但是当前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增长将不会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无规律可循。
（四） 长期性停滞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先是数十年或数百年蓬勃发展，继之以数十或数百年相对停滞的情况。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衰落竟是如此彻底，致使整个国家从此人迹皆无。富饶的平原与城市变为沙漠与一片废墟。有时，人们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变迁，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发生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仅仅是由于治理不善。这类原因我们将在下两章里谈到。另一些原因是基于以下这种主张的，即在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的飞速增长之后，投资必然要下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几段里加以简要的阐述。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外，支持长期停滞不可避免性的论点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心理、垄断、收入的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
从技术出发的论点假定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下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技术改进的速度变化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人们承认要确切衡量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用每年登记的专利作为对近几十年的衡量标准已受到怀疑。一些工业国每年人均专利登记数确有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但并不能由此就推断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更加缓慢。这也许是因为办理专利诉讼所需费用不断增加，从而减少了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是由于发明者的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那种有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也去办理专利的情况，或者是由于规格的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由于成批生产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搞一些仅仅是变变花样的发明，或者是由于在技术上物理、化学比奇巧的机械装置更加重要，研究小组比单个的发明家更加重要，因此尽管发明仍以和从前一样的规模继续进行，但专利的数量却减少了。除了专利的数量之外，认为今天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低于７０年前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即便在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现象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求解释，因此也不能被看作是造成长期停滞的一个单独原因。科学发明的用武之地并没有缩小，有待于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类头脑的学习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一代不如一代（但见第六章第１节（一））。因此，如果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如过去快，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不那样重视增长知识的原因。答案也许在于政局不安定，因此减少了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在于自然灾害；或者在于因政治因素和垄断而使相互之间更加保守秘密，或者由于前一自然段中所列举的诸因素中这个或那个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技术的停滞主要视为更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其原因。
从心理学出发的论点认为人们态度发生变化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重视物质的时期与重视精神的时期交替存在，周而复始。因此当人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狂热地致力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后，他们会对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感到厌烦，会重新采取较为冷静的思考态度。这一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小群体在一个时期是这种生物类型，在另一时期则被另一个不同的生物类型所取代。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会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从事发明创造的动力消失，使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最杰出的人才不致力于科学或发明，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其努力一无所获的时期还有其它原因。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对这些心理现象加以评价的手段，所有这些都纯属推测。这些我们已在第三章第５节（二）中讨论过了，在此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
从垄断出发的论点是以下列两种说法为基础的，即垄断使投资减少，和垄断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第一种说法，并看到了认为它正确的理由。第二种说法则较有争议，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两个：首先，有人说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长期扩大。一般公司在相继的每个世纪内不断扩大是有其技术上的原因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充分。
为了证明垄断不断扩大，人们必须说公司规模比市场规模扩大得快，而这一点并不明确。由于运输的实际成本长期趋于下降，而人口趋于增加，所以长起来潜在市场的规模趋于扩大。市场的规模从乡村扩大到世界。这种趋势虽受到关税和货币方面的限制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存在着什么长期的趋势，这些限制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若干世纪的经济史，我们所能说的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其次是有人认为，金融资本家势必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论点，“在开始阶段”，典型的资本家是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工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自己工厂产品的实业家，而在“最后”，在资本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家，这些人也许从未进过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立控股公司，企业兼并、联合公司，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在技术发展不足以实行垄断的地方，金融家们略施计谋照样会产生垄断。可以认为这些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爱钱如命，唯利是图。农民爱土地，因此也就容易在自己的土地上过多地投资而使自己破产。同样，实业家也非常爱听自己机器的轰鸣；喜欢自己的雇员，产品，或者一砖一石，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影响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聪明才智。只有那些经营货币的职业金融家才爱钱如命，并且因此才免于落入其他人难以逃避的陷阱。因此，这种论点认为，对工业的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转到金融家手中，此外，随着市场扩大到全球，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安排也将成为世界范围的。实际上，这种论点是一些人在专门研究了德国工厂工业的兴起之后提出的，在德国，银行在实行工业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大得多。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可以说，“开始时”工业筹措资金依赖于资本市场。实业家很容易落入金融家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
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
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但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
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１００年前相比，工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
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枯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侵蚀，矿物被采挖一空，实际上产出可能减少，人们可能死于饥荒，否则就必须以不利的贸易条件增加食品的进口来应付人口的压力。那时人口与资本流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１９世纪后半叶人口与资本从英伦三岛的外流。但是，并不能认为人口必定增长到自然资源的极限，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久就使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在国家出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之间实现平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对立的学派感到不安。根据这一派的论点，经济的增长必然随即引起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绝对下降，从而引起难以应付的后果。不论是由于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还是由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勇于承担风险，经济变得不那么富于竞争性，还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他们担心这些后果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
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是由于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减少。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供求关系总在不断变化，因此行业和职业之间必须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
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颇值得怀疑。
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２％，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２％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１０％，这种行业会暂时陷入萧条，但是在５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平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１８７０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１９世纪前７５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４０００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品车的工厂进行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续１０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１C１０。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５％，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７％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３％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顶峰（例如１９２９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２５％，其周期为１８—２０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１９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５０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其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１９世纪任何一次危机的记载与２０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１９世纪发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了２０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６６３经济增长理论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４０％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１０％，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２％。在头两年里，要求库存量增加１０％，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２％（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０．８％；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资额减少了１．２％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６％，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１０％，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２％，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２％下降到占０．８％，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额的约３０％，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７０％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平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度，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３０—５０％，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价，一般多选择未来平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１００镑时出口税为０，当价格为每吨１００一１５０镑时，价格每增加１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１０先令，价格超过每吨１５０镑，则价格每增加１镑，出口税就增加１５先令。
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１００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１００镑时的相应补贴定出。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既达不到，也不可取。要想准确地预测出未来价格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而且应当允许世界价格的变化对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商品的产量产生某种影响，这是可取的。此外，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使那些组织欠佳的政府难以实行这类稳定计划而又不遇到麻烦。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范围的波动脱钩却是大多数国家所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减少国内的波动，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现有手段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不如说这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经济繁荣时对本国的发展加以抑制。只有当经济繁荣时消费受到相应节制，衰退时才能维持不下跌，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时储备了外汇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用来维持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开销无度。有关在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遭到强烈抵制。即使真能征以重税，各国政府也很可能将其用于扩大自身开支，而不会将其留作储备金，并用外汇来支持这些储备。而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因为任何一笔外汇在经济衰退时所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都要比在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所能买的要多（这是因为价格下跌）。认为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的话，在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最极端情况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却无疑是对的。
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繁荣时销售一空，这样做则可望获得大笔利润，但如果市场迟迟不复苏，政府被迫在价格依然很低时处理掉存货，这样做同样则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在价格长期趋于下降的几十年间，事实证明奉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而在价格趋于上升的几十年间，奉行这种政策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当经济衰退开始时，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欠发达国家使本国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最大希望在于比较先进的国家正试图控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未定，带有试验性质，但是当前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增长将不会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无规律可循。
（四） 长期性停滞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先是数十年或数百年蓬勃发展，继之以数十或数百年相对停滞的情况。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衰落竟是如此彻底，致使整个国家从此人迹皆无。富饶的平原与城市变为沙漠与一片废墟。有时，人们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变迁，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发生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仅仅是由于治理不善。这类原因我们将在下两章里谈到。另一些原因是基于以下这种主张的，即在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的飞速增长之后，投资必然要下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几段里加以简要的阐述。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外，支持长期停滞不可避免性的论点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心理、垄断、收入的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
从技术出发的论点假定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下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技术改进的速度变化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人们承认要确切衡量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用每年登记的专利作为对近几十年的衡量标准已受到怀疑。一些工业国每年人均专利登记数确有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但并不能由此就推断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更加缓慢。这也许是因为办理专利诉讼所需费用不断增加，从而减少了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是由于发明者的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那种有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也去办理专利的情况，或者是由于规格的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由于成批生产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搞一些仅仅是变变花样的发明，或者是由于在技术上物理、化学比奇巧的机械装置更加重要，研究小组比单个的发明家更加重要，因此尽管发明仍以和从前一样的规模继续进行，但专利的数量却减少了。除了专利的数量之外，认为今天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低于７０年前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即便在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现象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求解释，因此也不能被看作是造成长期停滞的一个单独原因。科学发明的用武之地并没有缩小，有待于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类头脑的学习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一代不如一代（但见第六章第１节（一））。因此，如果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如过去快，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不那样重视增长知识的原因。答案也许在于政局不安定，因此减少了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在于自然灾害；或者在于因政治因素和垄断而使相互之间更加保守秘密，或者由于前一自然段中所列举的诸因素中这个或那个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技术的停滞主要视为更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其原因。
从心理学出发的论点认为人们态度发生变化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重视物质的时期与重视精神的时期交替存在，周而复始。因此当人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狂热地致力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后，他们会对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感到厌烦，会重新采取较为冷静的思考态度。这一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小群体在一个时期是这种生物类型，在另一时期则被另一个不同的生物类型所取代。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会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从事发明创造的动力消失，使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最杰出的人才不致力于科学或发明，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其努力一无所获的时期还有其它原因。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对这些心理现象加以评价的手段，所有这些都纯属推测。这些我们已在第三章第５节（二）中讨论过了，在此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
从垄断出发的论点是以下列两种说法为基础的，即垄断使投资减少，和垄断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第一种说法，并看到了认为它正确的理由。第二种说法则较有争议，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两个：首先，有人说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长期扩大。一般公司在相继的每个世纪内不断扩大是有其技术上的原因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充分。
为了证明垄断不断扩大，人们必须说公司规模比市场规模扩大得快，而这一点并不明确。由于运输的实际成本长期趋于下降，而人口趋于增加，所以长起来潜在市场的规模趋于扩大。市场的规模从乡村扩大到世界。这种趋势虽受到关税和货币方面的限制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存在着什么长期的趋势，这些限制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若干世纪的经济史，我们所能说的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其次是有人认为，金融资本家势必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论点，“在开始阶段”，典型的资本家是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工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自己工厂产品的实业家，而在“最后”，在资本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家，这些人也许从未进过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立控股公司，企业兼并、联合公司，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在技术发展不足以实行垄断的地方，金融家们略施计谋照样会产生垄断。可以认为这些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爱钱如命，唯利是图。农民爱土地，因此也就容易在自己的土地上过多地投资而使自己破产。同样，实业家也非常爱听自己机器的轰鸣；喜欢自己的雇员，产品，或者一砖一石，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影响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聪明才智。只有那些经营货币的职业金融家才爱钱如命，并且因此才免于落入其他人难以逃避的陷阱。因此，这种论点认为，对工业的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转到金融家手中，此外，随着市场扩大到全球，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安排也将成为世界范围的。实际上，这种论点是一些人在专门研究了德国工厂工业的兴起之后提出的，在德国，银行在实行工业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大得多。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可以说，“开始时”工业筹措资金依赖于资本市场。实业家很容易落入金融家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
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
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但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
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１００年前相比，工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
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枯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侵蚀，矿物被采挖一空，实际上产出可能减少，人们可能死于饥荒，否则就必须以不利的贸易条件增加食品的进口来应付人口的压力。那时人口与资本流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１９世纪后半叶人口与资本从英伦三岛的外流。但是，并不能认为人口必定增长到自然资源的极限，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久就使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在国家出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之间实现平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对立的学派感到不安。根据这一派的论点，经济的增长必然随即引起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绝对下降，从而引起难以应付的后果。不论是由于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还是由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勇于承担风险，经济变得不那么富于竞争性，还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他们担心这些后果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
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是由于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减少。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供求关系总在不断变化，因此行业和职业之间必须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
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颇值得怀疑。
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２％，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２％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１０％，这种行业会暂时陷入萧条，但是在５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平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１８７０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１９世纪前７５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４０００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