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储蓄
《经济增长理论-英-阿瑟·刘易斯》作者：经济增长理论-英-阿瑟·刘易斯 2017-04-13 12:04
（一）储蓄的必要性
我们在前一节中确立的看法是，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由此，我们在被动的意义上可以说。储蓄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问，投资过程是否会自动创造所需的一切储蓄。因此我们不必为储蓄的数额担心，而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储蓄是否可能因破坏商品需求而抑制投资，所以鼓励人们花钱比鼓励人们储蓄要好。这些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在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必须先谈谈这些问题。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只能消费现有的那么多消费品。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货物，又由于他们只能购买消费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收入中相当于已经生产的投资货物的价值的那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储蓄额始终与投资额一样多。然而，他们这样储蓄的数额，可能并不等于他们在那个收入水平上愿意储蓄的数额。如果他们希望多储蓄一些，他们就要减少消费品的开支；如果他们希望少储蓄一些，他们就将增加消费品的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开支不会与消费品所产生的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生产消费品的厂商就要亏本，因为他们作为成本付出的那部分收入就不会作为销售额回到他们那儿来了；如果人们希望自己的储蓄数额少于投资的数额，那么这些厂商就会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无论哪一种不平衡现象都会引起进行调整的运动。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亏本的厂商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人数就会减少。如果反过来投资超过储蓄，厂商就会增加支出，因而收入增加。如果存在着可以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资源，那么收入的这种增加也将反映在实际产出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上。但是如果扩大产出所需的某些资源或所有资源都短缺，那么收入的增加将仅仅表现为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
因此，这就是对储蓄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确有关系。鉴于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愿望过于强烈，物价就会下跌，如果他们的储蓄愿望不够强烈，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产出增加，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要么价格上涨。鉴于投资水平，人们同样有可能希望储蓄过多或过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这些问题，因为人们不习惯于将投资水平看作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储蓄水平的东西。按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企业家将他们自己的或借来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不能将并不存在的储蓄用于投资，一切储蓄金都自动地用于投资。因此，储蓄永远等于投资，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储蓄的水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增加投资，他们就能集中心思改进刺激储蓄的办法。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既认识到储蓄金不一定总是用于投资的（有些储蓄可能贮藏起来了），也认识到某些投资可能超过当前的储蓄额（人们可能将贮藏的钱拿出来或筹集额外资金用于投资）。因此，我们对决定储蓄的力量和决定投资的力量单独进行分析，并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十分可能存在对当时的投资水起来说储蓄过多或过少的现象。
此外，当我们研究决定投资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n种可能性，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储蓄额的增加可能抑制投资，而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资本与其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因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消耗增长的速度快，资本消耗的增长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制止资本的增长率。资本与消耗的比率是固定的吗？不一定是固定的。
首先，生产消费品的工序的资本密集度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较低，作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比其它资源便宜多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的水平。现在，进一步履行节约似乎会使利率下降，如果利率已经是很低了，那么下降的幅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利率很高，那么下降幅度就会很大。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可能会鼓励生产者使用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工序，所以可能为生产消费品而刺激资本的生产，哪怕消费品的需求量增长的比较慢也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限制消费量的增长朝一个方向拉，利率下降则朝另一个方向拉，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净效果，我们没有把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问及消耗是什么意思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业社会中，固定投资总额中也只有大约３０％的资金用于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与商店中的这些东西的消耗直接有关。大约６０％被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吸收了，这些东西的需求量——或者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的投资需求量——与消费者目前在商店里的花钱水平并不是非常密切地相适应的，因为这些是期限很长的投资，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同所预期的需求量也是同样适应的。这些投资的资本密集度也是非常高的，资本—收入比率比制造业和农业的资本—收入比率高四五倍；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会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同时对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超比例增加投资，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
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会的危险。是否存在任何这样的国家，这是可以争论的，因为甚至连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不断提高它们所期望的住房、通信、医院等的标准，并在发明新的消费品和新的生产方法，这些都需要新的资本。我们将在下面（本章第三节（四））讨论这些国家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不存在这种危险。这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如能筹到资金，他们很愿意投资，此外，政府需要对公路、供水、抗洪、灌溉、电力、工厂、学校、房屋、医院等许多工程进行投资。对这种投资起限制作用的并不是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缺少储蓄来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将比如说占国民净收入１２％的富有成果的政府投资计划保持几十年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愿意储蓄４％或５％。因此，如果筹措资金来弥补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那么得到资金的人就会在消费者市场花钱过多，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比较自愿地进行储蓄，那就可能增加投资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不管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妨碍到欠发达国家进行数额比较大的投资的因素是，目前人们太不愿意储蓄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即使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投资。
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分析，看一看如果在超过自愿储蓄的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般说来，答案是货币收入将不断增加，直到它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水平时为止。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发现这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需要多长时间，其间价格和产出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谈谈产出。我们必须将产出立即发生的情况同在适当的时候这个过程创造的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产生效果时产出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新的资本货物创造的产出是一样的，不论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还是来源于新筹集的资金。它对价格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对于目的在于创造有用的资本货物的通货膨胀与其它通货膨胀要作重要的区别。当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把货物腾出来用于毁灭目的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通货膨胀与战争联系起来。这种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面临不断减少的货物供应量。与此相反，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迟早会造成市场货物供应量增加。产出有多快和多大，这取决于以这种方式集资的企业的性质。如果一项建校计划用这种方式筹资，那么价格将长期上涨，当表现在离校学生人数增加的效果开始显示出来时，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资金在乡村用于保护水源，实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花钱很少而水浇地的产量可以翻一番的计划，那么价格将上涨很少，并将很快下降，下降的幅度会比上涨大得多。
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最后会自行消失。尽管如此，分析一下在新资本产生效果之前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过渡时期产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也就是价格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经济是否有闲散资金，这种资金很容易地被吸收来用于增加产出。在工业国，在发生衰退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投资增加时，因此有了工作做的人们用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平，这就鼓励生产消费品的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种螺旋形上升继续下去。可是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没有那种许多有用的设备闲着无用的工厂——或者就是有，为数也不多，甚至连最小的需求压力也会很快使产出达到极限。在其中有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失业的人也很少，这种失业者是指如果以目前的工资向其提供就业机会马上就能工作的人。其它一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则人口过剩，特别是在农村，但是没有与人口相应的设备。如果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那就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量略有提高，但是很快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就会达到极限，进一步增加货币收入只会起到使物价上涨而不是使消费品产量增加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５０—６０％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１９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物方面付出代价。
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
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１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
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成的工程提供３０—５０％的费用，其余５０—７０％无偿劳动的价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
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的规模是受限制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
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
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大低于１。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２％，筹措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１％，否则就会造成压力。
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
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
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１）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２）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３）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
关于（１），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
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致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至于（２），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
（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贷款，或者将它们储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惠条件把它们拿走。
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如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作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了５０％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５０％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致于失控的方法，比２０年前得到人们更深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
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５％，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
至于（３）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的各种因素了。
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二） 国内来源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４％或５％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１２％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５％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增长。
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金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收入分配得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并不是那些具有巨额利润的富裕社会的经济，而是那些交纳巨额租金的贫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经济。在斯里兰卡或波多黎各，１０％收入最多的人，他们的收入大约占个人收入总额的４０％，而在英国或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接近３０％。这些数字是有点令人误解的，因为公司未分配利润不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里；如果将未分配利润考虑进去，那么两者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就不平等现象而言，不可能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的经济进行一般性比较。
欠发达的经济之间是有差别的，这要看土地是多还是少，所有权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还要看在它们内部，矿山或种植园等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很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也是有差别的，它们的个人收入的分配今天也比２０年前公平（在纳税之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与分配的利润相比，未分配利润增加了）。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差别这个事实，只对我们的结论有利。储蓄金和国民收入的比率不仅是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而且更确切地说是与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密切相关。
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礱e补的农民以外，使得全体农民变得一譬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价格上涨，并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东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时下降（休耕、轮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国家里尤譬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４％。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这些数字高达８％或１０％。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１％。无需说，即使占国民收入的１％、２％或３％，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１％上升到２％或３％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般只有２—３％，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１。因此，相对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农产起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７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５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１倍，但是正如B.F.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１９４５年起，这三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５０—６０％，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肥料、农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５％到储蓄１２％的转变。何以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也是增加的——例如１７８０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１３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得不能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４０％左右的国民收入被１０％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１８８０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１９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２５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５％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８０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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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一节中确立的看法是，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由此，我们在被动的意义上可以说。储蓄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问，投资过程是否会自动创造所需的一切储蓄。因此我们不必为储蓄的数额担心，而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储蓄是否可能因破坏商品需求而抑制投资，所以鼓励人们花钱比鼓励人们储蓄要好。这些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在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必须先谈谈这些问题。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只能消费现有的那么多消费品。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货物，又由于他们只能购买消费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收入中相当于已经生产的投资货物的价值的那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储蓄额始终与投资额一样多。然而，他们这样储蓄的数额，可能并不等于他们在那个收入水平上愿意储蓄的数额。如果他们希望多储蓄一些，他们就要减少消费品的开支；如果他们希望少储蓄一些，他们就将增加消费品的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开支不会与消费品所产生的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生产消费品的厂商就要亏本，因为他们作为成本付出的那部分收入就不会作为销售额回到他们那儿来了；如果人们希望自己的储蓄数额少于投资的数额，那么这些厂商就会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无论哪一种不平衡现象都会引起进行调整的运动。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亏本的厂商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人数就会减少。如果反过来投资超过储蓄，厂商就会增加支出，因而收入增加。如果存在着可以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资源，那么收入的这种增加也将反映在实际产出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上。但是如果扩大产出所需的某些资源或所有资源都短缺，那么收入的增加将仅仅表现为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
因此，这就是对储蓄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确有关系。鉴于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愿望过于强烈，物价就会下跌，如果他们的储蓄愿望不够强烈，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产出增加，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要么价格上涨。鉴于投资水平，人们同样有可能希望储蓄过多或过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这些问题，因为人们不习惯于将投资水平看作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储蓄水平的东西。按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企业家将他们自己的或借来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不能将并不存在的储蓄用于投资，一切储蓄金都自动地用于投资。因此，储蓄永远等于投资，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储蓄的水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增加投资，他们就能集中心思改进刺激储蓄的办法。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既认识到储蓄金不一定总是用于投资的（有些储蓄可能贮藏起来了），也认识到某些投资可能超过当前的储蓄额（人们可能将贮藏的钱拿出来或筹集额外资金用于投资）。因此，我们对决定储蓄的力量和决定投资的力量单独进行分析，并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十分可能存在对当时的投资水起来说储蓄过多或过少的现象。
此外，当我们研究决定投资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n种可能性，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储蓄额的增加可能抑制投资，而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资本与其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因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消耗增长的速度快，资本消耗的增长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制止资本的增长率。资本与消耗的比率是固定的吗？不一定是固定的。
首先，生产消费品的工序的资本密集度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较低，作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比其它资源便宜多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的水平。现在，进一步履行节约似乎会使利率下降，如果利率已经是很低了，那么下降的幅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利率很高，那么下降幅度就会很大。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可能会鼓励生产者使用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工序，所以可能为生产消费品而刺激资本的生产，哪怕消费品的需求量增长的比较慢也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限制消费量的增长朝一个方向拉，利率下降则朝另一个方向拉，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净效果，我们没有把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问及消耗是什么意思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业社会中，固定投资总额中也只有大约３０％的资金用于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与商店中的这些东西的消耗直接有关。大约６０％被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吸收了，这些东西的需求量——或者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的投资需求量——与消费者目前在商店里的花钱水平并不是非常密切地相适应的，因为这些是期限很长的投资，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同所预期的需求量也是同样适应的。这些投资的资本密集度也是非常高的，资本—收入比率比制造业和农业的资本—收入比率高四五倍；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会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同时对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超比例增加投资，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
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会的危险。是否存在任何这样的国家，这是可以争论的，因为甚至连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不断提高它们所期望的住房、通信、医院等的标准，并在发明新的消费品和新的生产方法，这些都需要新的资本。我们将在下面（本章第三节（四））讨论这些国家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不存在这种危险。这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如能筹到资金，他们很愿意投资，此外，政府需要对公路、供水、抗洪、灌溉、电力、工厂、学校、房屋、医院等许多工程进行投资。对这种投资起限制作用的并不是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缺少储蓄来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将比如说占国民净收入１２％的富有成果的政府投资计划保持几十年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愿意储蓄４％或５％。因此，如果筹措资金来弥补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那么得到资金的人就会在消费者市场花钱过多，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比较自愿地进行储蓄，那就可能增加投资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不管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妨碍到欠发达国家进行数额比较大的投资的因素是，目前人们太不愿意储蓄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即使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投资。
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分析，看一看如果在超过自愿储蓄的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般说来，答案是货币收入将不断增加，直到它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水平时为止。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发现这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需要多长时间，其间价格和产出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谈谈产出。我们必须将产出立即发生的情况同在适当的时候这个过程创造的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产生效果时产出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新的资本货物创造的产出是一样的，不论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还是来源于新筹集的资金。它对价格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对于目的在于创造有用的资本货物的通货膨胀与其它通货膨胀要作重要的区别。当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把货物腾出来用于毁灭目的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通货膨胀与战争联系起来。这种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面临不断减少的货物供应量。与此相反，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迟早会造成市场货物供应量增加。产出有多快和多大，这取决于以这种方式集资的企业的性质。如果一项建校计划用这种方式筹资，那么价格将长期上涨，当表现在离校学生人数增加的效果开始显示出来时，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资金在乡村用于保护水源，实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花钱很少而水浇地的产量可以翻一番的计划，那么价格将上涨很少，并将很快下降，下降的幅度会比上涨大得多。
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最后会自行消失。尽管如此，分析一下在新资本产生效果之前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过渡时期产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也就是价格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经济是否有闲散资金，这种资金很容易地被吸收来用于增加产出。在工业国，在发生衰退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投资增加时，因此有了工作做的人们用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平，这就鼓励生产消费品的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种螺旋形上升继续下去。可是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没有那种许多有用的设备闲着无用的工厂——或者就是有，为数也不多，甚至连最小的需求压力也会很快使产出达到极限。在其中有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失业的人也很少，这种失业者是指如果以目前的工资向其提供就业机会马上就能工作的人。其它一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则人口过剩，特别是在农村，但是没有与人口相应的设备。如果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那就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量略有提高，但是很快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就会达到极限，进一步增加货币收入只会起到使物价上涨而不是使消费品产量增加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５０—６０％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１９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物方面付出代价。
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
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１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
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成的工程提供３０—５０％的费用，其余５０—７０％无偿劳动的价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
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的规模是受限制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
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
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大低于１。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２％，筹措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１％，否则就会造成压力。
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
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
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１）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２）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３）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
关于（１），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
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致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至于（２），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
（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贷款，或者将它们储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惠条件把它们拿走。
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如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作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了５０％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５０％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致于失控的方法，比２０年前得到人们更深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
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５％，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
至于（３）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的各种因素了。
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二） 国内来源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４％或５％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１２％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５％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增长。
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金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收入分配得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并不是那些具有巨额利润的富裕社会的经济，而是那些交纳巨额租金的贫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经济。在斯里兰卡或波多黎各，１０％收入最多的人，他们的收入大约占个人收入总额的４０％，而在英国或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接近３０％。这些数字是有点令人误解的，因为公司未分配利润不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里；如果将未分配利润考虑进去，那么两者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就不平等现象而言，不可能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的经济进行一般性比较。
欠发达的经济之间是有差别的，这要看土地是多还是少，所有权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还要看在它们内部，矿山或种植园等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很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也是有差别的，它们的个人收入的分配今天也比２０年前公平（在纳税之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与分配的利润相比，未分配利润增加了）。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差别这个事实，只对我们的结论有利。储蓄金和国民收入的比率不仅是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而且更确切地说是与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密切相关。
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礱e补的农民以外，使得全体农民变得一譬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价格上涨，并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东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时下降（休耕、轮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国家里尤譬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４％。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这些数字高达８％或１０％。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１％。无需说，即使占国民收入的１％、２％或３％，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１％上升到２％或３％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般只有２—３％，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１。因此，相对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农产起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７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５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１倍，但是正如B.F.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１９４５年起，这三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５０—６０％，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肥料、农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５％到储蓄１２％的转变。何以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也是增加的——例如１７８０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１３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得不能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４０％左右的国民收入被１０％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１８８０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１９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２５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５％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８０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