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2/2）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作者：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 2017-04-13 12:03
尔菲斯（Kureess）则认为前者又是后者的不成功的仿作。对后者，学术界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现定在恺撒死后的一个时期（商茨的看法）。有人则认为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发表的（库尔菲斯的看法）。克温提利亚努斯也认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过它。
在国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罗站在庞培一面，而撒路斯提乌斯属恺撒派，两人在政治上对立本属自然，但是看这篇文字本身却完全不是什么争论，它不但攻击西塞罗本人，而且牵连到他的妻子女儿，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发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击，如果说是出自喀提林的余党之手，那倒还有点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那末他为什么又撰写给西塞罗树碑立传的《喀提林阴谋》呢？如果撒路斯提乌斯同西塞罗有个人恩怨，那末他一定会在书中极力丑化西塞罗，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形象在书中即使没有受到特别的赞扬，但至少没有受到歪曲。有两个地方似乎是对他的批评。有关买通一个妓女作内线的问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西塞罗在罗马社会上的声望，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有妓女是不足为奇的。如前所述，他还因为给一个优伶辩护而大出风头呢。至于克拉苏指责西塞罗想把他牵涉到阴谋中去的问题这都只是传闻的事情。我们揣情度理，也不会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罗会没有根据和徒劳地去陷害元老院里的实力人物。
这只能是阴谋者想用克拉苏的威望来给自己打掩护。
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novus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
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
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
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末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
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从文风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提法虽然别出新裁，但毕竟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
关于朱古达战争
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战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最无耻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介绍：“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
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动人物。“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
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儿。“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
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
军官收取敌人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像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析：“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的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点原因：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
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CDμEδFs即牧民这个词是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视。
作为罗马人的忠实联盟者的玛西尼撒（前约240年—前149年）是东努米底亚的玛西列斯人（Massyles）的国王盖亚（Gaia）的儿子。他因为是在迦太基长大的，所以从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边在西班牙同罗马人作战，但后来他被斯奇比奥争取到罗马人一方面来（前206年）。盖亚死后，玛西尼撒在努米底亚的部族玛赛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领西法克斯（Syphoax）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努米底亚。公元前204年，玛西尼撒在罗马人的帮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Magni）对西法克斯的营地的一次夜袭中打败了他，收复了奇尔塔。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锐骑兵帮助斯奇比奥在扎玛（Zama）一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从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个努米底亚的国王。这之后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玛西尼撒的后人之间进行的。他的后裔的世系可以参见《朱古达战争》第5章有关注释。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一事的嘲讽，固然失于傲慢与偏执，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门客（Protégé），而马略之所以能担任他的副帅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与举荐。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显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权到什么程度，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两次担任执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执政官。这个梅特路斯的两个儿子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LuciusMetellusCalvus）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QuintusMetellusMacedonicus）则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就是对朱古达作战的那位统帅（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父亲，大概是因为秃头所以有卡尔乌斯（Calvus）的绰号。
梅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则是参加过皮德那（Pydna）战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欧皮米乌斯一道参加过对盖乌斯·格拉古的镇压。
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这一辈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担任过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巴列亚里库斯（QuintusMetellus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执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间征服过巴列亚尔群岛而得到巴列亚里库斯的称号；路奇乌斯·梅特路斯·狄亚德玛图斯（LuciusMetellus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玛尔库斯·梅特路斯（Marcus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GaiusMetellus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LuAciusMetellus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执政官。这一辈下面的一辈，包括他们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的女儿凯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给了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首席元老），后来又嫁给了独裁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苏拉的第四位妻子）。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库斯（即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长官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路库路斯之间所生的、和父亲同名的儿子则是公元前74年度的执政官。
此外，就是后来像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和格涅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两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执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带关系。克拉苏的儿子玛尔库斯娶了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的孙女、公元前69年度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Q．MetellusCreticus）的女儿梅特拉；另一个儿子普布利乌斯娶了科尔涅利娅，而正是这个科尔涅利娅又嫁给了庞培·玛格努斯。科尔涅利娅是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的外孙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PubliusScipio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长官）的孙女。
声势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说明元老院权贵家族把持政权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在元老权贵的把持下，作为梅特路斯家族的门客的马略要想在罗马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地位将会遇到何等的困难！
马略是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最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正是用他反衬当时当权贵族的**无能并通过他的嘴巴对权贵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讽。马略之当选执政官反映了民众对统治的权贵的憎恨，同时表明在北方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腐化的权贵中已无人能担起这一重任。
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于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间小镇阿尔皮努姆。如果说他的同乡西塞罗的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乡绅”，那么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没有机会到罗马去受教育，所以过的是古罗马人的那种艰苦磨练的日子。比起罗马的那些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粗人”。
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粗人”，不但不讳言这一点，而且引以为荣。他嘲笑罗马人向自己的奴隶希腊人学习希腊文学。他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一向廉洁自奉，吃苦耐劳，作战时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的性格刚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尽管他缺少当时从政的两个主要条件：门第、财富与口才。他娶了出身高贵门第的优利娅，就是优利乌斯·恺撒的姑母。普鲁塔克在马略的传记里还记载了他的惊人的忍耐力：“据说他（指马略——引者）的双腿有动脉曲张的毛病，他不喜欢腿部的这种怪样子，于是决定去找外科医生动手术。
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来就把腿伸给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他却表现得坚定而沉静，不但一动未动，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当医生要在另一条腿上作手术时，他却不愿伸出腿来，说他看得出治疗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西方的这一轶闻简直可以同华陀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比美了。
他最初在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参加努曼提亚战争时（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统帅的赏识，据说甚至被统帅推许为自己的后继者。公元前119年当马略担任保民官时也以其立场坚定和公正不倚著称。公元前115年他担任了行政长官后以同行政长官的长官身分去远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这里他不是像一般贵族那样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肃了那里的肆意掠夺的行为，因为那里的伊伯里安人还处于野蛮状态，把掠夺看成是正当的营生。修昔底德早就指出，远古的希腊人就把陆上和海上的掠夺都看成是正当的营生。古代的强盗往往认为掠夺和战争就是一回事，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而耕作劳动则是他们所不屑为的事情。耕作是奴隶的营生，而掠夺才是男子汉干的体面事情。
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当年度执政官）来非洲时选定了马略作他的副帅。
梅特路斯当然了解马略的实干性格，这是他带马略同来的主要原因。马略虽然耿直、倔犟，但与梅特路斯毕竟还是门客对保护人的关系；因此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点嫉妒，但他最后还是允许马略回去竞选，而不是压制他。马略的当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无能的贵族寡头的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众、特别是与非洲有利害关系的骑士等级的支持。公元前107年马略以执政官的身分接过了对朱古达作战的统帅权。而为了准备这次战斗，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过去的民军，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元老院允许马略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则是要败坏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因为有财产的人家的子弟谁也不愿跟着这样一个非名门出身的执政官去吃苦、打仗——引者）。但是马略却能够摆脱这一困难，他是用征募志愿参加者的办法把在财产资格登记表之外的无产者（即先前没有资格在军团中服役的人——引者）征集到军队里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新措施。结果罗马军队的社会面貌完全改变了。”罗马早期的民军是和早期的城邦组织相适应的。城邦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公民的人数也颇为有限。每当发生战争，民军要按财产状况组成军队，最有钱的公民占有优势，因为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资备办，而在军队中占有优势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权利。战争一结束，军队便应解散，各归本业，这种做法作为共和的传统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尽管有时只是形式上的。但罗马的统治范围一经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这种原始的军队组织自然无法应付经常发生而且时间持久、范围扩大的战争了。在马略以前，事实上意大利与行省的居民和附属王国的部队早已受到征召并参加了罗马的军队，马略则把志愿征募的做法作为一种体制明确规定下来。“结果这便使罗马军队从公民的民军变成了几乎和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这当然完全不是说，新的军队不再是整个奴隶社会的阶级组织）。这支军队有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银和自己的一部分的军事卤获物过活。胜利的统帅（imperaAtor）可以把这样的军队随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仰仗着这支力量变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对于这支政治力量，人们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从马略的改革成长出来的职业军队又成了推翻共和国的主要工具。”
很明显，没有朱古达战争，罗马贵族的**还不能暴露得这样清楚，而马略也许竟不会到北非来，这样他的军事改革也许会推迟到若干年后才会出现，也许出现在另一个什么人身上；但只要战争存在，改革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军队之隶属于个人破坏了城邦的体制，给后来的帝国创造了前提，行省的军人也有了当罗马皇帝的机会。就这一意义来说，朱古达战争在罗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后果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
梅特路斯本人虽然未能结束朱古达战争，但是有他带来的马略接替他，马略麾下又出现了另一位未来的大人物苏拉。
后来把罗马浸在血泊之中的两派领袖都在朱古达战争中亮了相，并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出身于不富裕的贵族之家；虽然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谈到了他的很多优点，但是在朱古达战争之前，他主要还是混迹于优伶之中的浪荡公子，没有什么作为。
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也是罗马的门第高贵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比奥、朗图路斯、多拉贝拉等等都属于这一家族。普鲁塔克说他的祖先里有一位担任过执政官的茹菲努斯（Rueinus）。茹菲努斯是公元前290年度的执政官，还担任过独裁官（年代未详）。此人在公元前275年曾因违反反对浪费的法案而被监察官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CaiusEabri－cius）开除出元老院。苏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这些。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赏识马略把他带到北非，但终于结怨而去，后来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门客来；马略则最初对苏拉冷淡，但后来苏拉取得他的欢心，负起了同波库斯联合对付朱古达的重要任务。但苏拉是个喜欢显露自己的人，朱古达战争之后他一再表白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据《朱古达战争》的记载，苏拉是确确实实有功的——最初马略对这个后生，本来正像普鲁塔克所说，是不屑于嫉妒的，所以照旧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苏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解救马略军队缺粮的困境时，两个人之间本来只是不大和谐的关系最后却发展成流血的惨祸，这就不能不说是两个人的野心在作怪了。这使普鲁塔克想到幼里皮底斯的《腓尼基女人》里伊俄卡斯特的话：“我的儿啊，为什么你寻求一切精灵中最邪恶的那一种，就是野心？它走进了许多家庭和繁荣的城邦，把一切毁掉之后才离开。”这是题外话，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详述了。
朱古达战争发生在我国西汉时期，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汉帝国这时正忙于对付楼兰、车师、匈奴，罗马共和国则对努米底亚进行战争。严格说来，罗马对努米底亚的战争是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战争，它以世界的当然主人自居，讲的大都是强权的逻辑，用今天的用语来说，可以说是对努米底亚内政的粗暴干涉。朱古达——如果相信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述的话——对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的行为固然有负于养父米奇普撒的托付，但是纵观古今中外**王朝的历史，在争夺绝对是排他的王权中发生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决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因杀建成元吉而深责李世民，我们也就不能过分指责处于当时历史形势之下的朱古达了。
作为小国之君的朱古达竟敢于抗击威震地中海世界（实际上就是他眼里的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因洞察罗马国家腐化堕落症结之所在而敢于多次使用权术玩罗马统帅于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罗马士兵在他的军队面前蒙受从轭下走过的屈辱，这样一位“蛮族”的君主不能不说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直到最后关头，他还是选择了宁肯战死而不肯俯身为奴的道路。即使这时，他仍不放弃争取与波库斯联盟以图作最后一拚的计划，而如果不是波库斯背叛了他，他的战争即使不会最后打赢，肯定还会拖相当一个时期，给罗马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这时北方的金布里人和条顿人也已经动起来了。
努米底亚对罗马来说远不像埃及那样重要。它和罗马友好的意义在于使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个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卫它的外围，这个外围在罗马人心目中几乎是一片蛮荒地带，至于外围之外的玛乌列塔尼亚根本还没有进入罗马人的视界，所以波库斯于公元前111年向贝斯提亚建议缔结联盟时竟然遭到了拒绝。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罗马当局的对外政策的昏聩与短视。到朱古达和波库斯联合起来向刚愎自用的马略显示了实力之后，若不是苏拉从中斡旋，那后果却还是大可忧虑的。至于波库斯为什么对苏拉这位年轻的财务官如此倾倒，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姿态，我们没有更多可以参证的史料，只好存而不论。从这时起玛乌列塔尼亚才同罗马有了正式的关系，虽然后来也有一些麻烦，但未造成严重的威胁。
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罗马
显而易见，撒路斯提乌斯是一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罗马传统道德标准的坚定维护者。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对他当时由元老院若干权贵家族掌权的共和国的现实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
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当权的贵族是通过喀提林这个反面人物之口加以斥责的。而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体地揭露了贵族统治的**与无能。
这种情绪早在所谓《给恺撒的第二封信》里便已有所表现，只是不那么激烈而已：“反之，今天的一些贵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点进取的精神也没有，虽然他们没有受过苦，没有同敌人作过战，没有过过军事生活，但是他们却形成国内的一个帮派并且横傲地宣称要统治所有的民族。”接着他又揭露那些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元老院这一事实。这时元老院已经从罗马人民的代表蜕化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先前飘摇不定的国家是靠着元老们的智慧来掌舵的，但是现在元老们却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并且随着他们的高兴而被折腾；他们按照他们的主子的好恶来发布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来确定什么对公众是有利，什么对公众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动自由，或者他们可以不必这样公开地表决，那么国家就会有较大的力量，而权贵的权力也就会小一些了。”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罗马为什么变得如此堕落已经能够作出系统的论述，也就是说，“它（罗马—引者）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重点号为引者所加）。“……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中间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繁荣……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女和宴会。因此，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任何劳苦都不能认为是自己所不习惯的……勇气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但是，当罗马由于劳苦和主持公道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当那些强大的国王在战争中被制服的时候……
当……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通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那些能够泰然自若地忍受劳苦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却发现……闲暇与财富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负担和一种不幸。“……在他们身上，对于首先是金钱，然后是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
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们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怀有真心诚意。开头这些恶习蔓延得不快，它们间或还受到惩处，但是到了最后，当这种病像瘟疫那样流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过去曾是极为公正诚实的政府竟变得残暴而又令人无法忍受了。”（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是撒路斯提乌斯解释罗马所以堕落的关键，他的现存的历史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特别是苏拉掌权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情况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些士兵（苏拉派士兵——引者）
在成为胜利者之后，不给被征服者留下任何东西。老实说，繁荣幸福的生活甚至对智者的灵魂都是一种考验，那末在道德上本来就堕落的人们有如这些士兵在胜利时又如何能保持节制呢？“……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率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德行便开始失去它的光采，贫困被认成是一种耻辱，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今天的人们，那些最卑劣的、穷凶极恶的人们……他们的行径好像表明，统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感到绝望，是因为他看到的民众只是随波逐流的城市中产阶级和靠国家养活的闲散游荡的“无产者”而不是最下层的奴隶和最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奴隶在他心目中本来不属人的范畴。
下面的记述可以说明他对“民众”的看法：“这种精神错乱的现象并非仅限于参加了阴谋的那部分人，全体平民（其实只是他在城里看到的那部分人，难道他忘记了前不久的斯巴达克起义？——引者）由于渴望变革都赞同喀提林的计划。
特别他们似乎是按照民众通常的做法行事的，因为，在任何国家里，那些没有钱的人总是嫉妒那些好人（指有钱的人——引者），称赞卑贱的人，憎恨已经确立起来的旧事物，渴望新事物，并且，由于他们很不满足自己的命运，因此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的变革。在动荡和混乱的环境里，他们是容易适应的，因为贫困易于满足并且不会丢掉任何东西。特别是城市民众不顾一切地投身到变乱中去。他们这样做有许多理由，首先，所有由于其无耻和胆大妄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还有那些在放荡的生活中把祖业挥霍掉的人，最后，所有那些因不光采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人，他们都汇集到罗马这个大污水坑里来。还有许多没有忘记苏拉的胜利的人……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参加战斗也能得到类似的胜利果实。在这之外还有在乡下靠手工劳动以维持悲惨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公私赠赐的引诱下宁愿到城里来过闲散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些人和所有别的人一样是靠着损公来养肥自己的。因此那些贫困、不讲道德又心怀不轨的人对国家像对他们自己那样极不尊重，这就不使人感到吃惊了。”他看到的“民众”的随波逐流随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实给以证明：“阴谋（指朗图路斯等人在罗马的活动——引者）被揭发之后，开头希望改换统治者从而急于想看到战争爆发的民众，这时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痛斥喀提林的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西塞罗捧到天上去……虽然他们相信其他的战争行动会使他们得到战利品而不会给他们造成损失，但是他们却认为一场全面的大火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是残酷、恐怖而且是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除了他们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寻一无所有的。”《朱古达战争》用事实证明了罗马当局的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直到马略接管了统帅权，于是又借马略之口，对统治的贵族作了痛快淋漓的指斥：“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担负的任务有多么重大：既要为战争做准备同时要节省国库的开支；迫使人们不愿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权贵——引者）去服兵役……如果别人犯了错误，那他们的古老的显贵门第、他们祖先的显赫功业、他们的家人亲属的权势，他们的大群门客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现成的帮手。…………对于这一委托（指把对朱古达作战的任务委托给马略——引者），权贵们感到极为恼火。……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为这项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任务而从权贵当中选定一个门第古老、家里有许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要选这样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职务应尽的责任一窍不通的人，那么他就会手忙脚乱起来并且从普通人民当中选定某一个人作他的顾问。……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他们的主题总是称颂他们的祖先；通过列举他们的祖先的功业，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也变得比较光荣了。……祖先的光荣就仿佛是照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的一道光，他们的后人的德行和缺点都逃脱不了它的照耀。……“……他们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他们了——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撒路斯提乌斯看到了强大与富足导致堕落，但是他在这里并未能摆脱古罗马人的传统观念，而如上所引，把这种情况归之于命运的捉弄。这就是作者所用的eors或eortuna两个词，eors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机遇”、“机会”、“偶然的事件”；eortuna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命运”、“境遇”。比如，他在《喀提林阴谋》开头的地方就指出：“毫无疑问，是命运在主宰着一切（Sedprofectofortunainomniredominatur）；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但是，如果一切都取决于命运一时的好恶的话，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后世借鉴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提出了有关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的看法：“在长期的思考之后，我确信这完全是由少数公民的突出功业所成就的，正是由于这些人，贫穷战胜了富足，少数战胜了多数。”在马略身上，撒路斯提乌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有关个人作用的观点：“在元旦那天（公元前104年——引者），他（马略——引者）就任执政官之职（第二任——引者）并且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凯旋式，当时我们国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了。”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笔和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名决不下于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有如我国古代文史的传统，他也是身兼史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称号而无愧。尽管有人指责过他的文笔，但他的作品依旧为后人所喜爱和传诵，成为拉丁文献中的瑰宝。
撒路斯提乌斯生在西塞罗文体风行的时代；从老加图到西塞罗二百多年间，拉丁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拉丁语经历了从古朴、简洁转向繁复、曲折、绵密的过程。希腊文献的翻译丰富了拉丁语的辞汇并提高了它的表达能力。
西塞罗和恺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学家，两人虽然都是驾驭拉丁语的能手，但西塞罗更多表现为一种曲折繁复的文风，爱用多层排比的句子，以达到修辞的效果，恺撒则通达平正，不重雕饰，有大家气度。
在这种文风的背景上，撒路斯提乌斯却表现出一种同流行的西塞罗文体截然相反的复古倾向，乃至反对他的人说他剽窃老加图的作品。这种高古简洁的文体同古罗马人的作风有其相通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这种文体就表达能力而论便一定不如当时盛行的西塞罗体。问题在于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如何。因为简洁，所以用词必须准确得当，容不得废话；因为求简洁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无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赘和拖泥带水的毛病；因为简洁，所以要特别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严整的印象。因此要写这样的文章比写一般文章反而要费多倍的气力，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罗曼谈到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时指出：“使撒路斯提乌斯在拉丁文学中绝对处于独树一帜地位的就是他的文体。
这种文体完全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罗曼否认作者模仿加图。
加图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复古倾向是出于修辞的考虑——引者），而（后来）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词复活，塔西佗还‘制造’了古风的词——引者）。……这种文字是不计时间、艰难地写出来的，是精雕细琢出来的，这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构成的一幅精细的刺绣。……“他的文体严肃而紧张，具有突出的造形美和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种奇异的美；它给人们一种金属的震动的印象。”
简洁的文字还给人一种跃动感，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动的方式衔接起来的，有时不得不靠读者的想像和理解加以补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余地。但是，也还要指出，简洁也应当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要造成晦涩，造成起义，使读者无法准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古朴、简洁的文字不见得就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能说《诗经》、《左传》、《史记》、《战国策》之类的作品写得不细致生动吗？与撒路斯提乌斯同时的卢克莱修不也是用古朴的诗语极为生动细致地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吗？他的哲学著作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语文献中的杰出成就。
当然，这更多是对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历史》而言的，不过在前两部作品中这些特点也确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试看当罗马当局为对付阴谋而布置预防措施时，城内的紧张气氛在作者的笔下描写得何等活灵活现：“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于长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Exsummalaetitiaatquelascivia，quaediu－penteomnistristitiainvaAsit）（请注意原文的音乐效果——引者）。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们感到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nequebellumgererenequepacemhabere，suoquisquemetupericulametiri）。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运而悲叹，……无论什么都会把她们吓得发抖（omniapavere），她们抛掉傲气和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对于这样细致的描述，作者还是作了很大的压缩，省略了不少必要的连词和介词，以加强场景的紧张气氛。
撒路斯提乌斯是带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后的战斗的：“当喀提林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而对战斗之后战场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献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坚决的战斗。
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开始他活着时所占居的位置。……但是人们发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Catilinaverolongeasuisinterhostiumcadaverarepertusest，paululumetiamspiransferociamqueanimi，quamhabueratvivos，involturetinens）。……“……
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来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位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hospitemautcognatum），还有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撒路斯提乌斯传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虽然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两种，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国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心态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马略、梅特路斯、苏拉、恺撒、加图、喀提林、朱古达等等。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时是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描述，有时是通过这些人的发言和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有时则是两种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阴谋》中，像我们的列传体那样，一开始他就对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绍：“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nobiligenere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malopravoque）。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有钢筋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胆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Corpuspatiensinediaealgoris，vigilaesupraquamcuiquamcredibileest．Animusaudax，subdolus，varius，cuiusreilubetsimulatoracdissimulator……）他觊觎别人的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十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没有什么见识（satiseloquentiae，sapientiaepa－rum）。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东西。”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著名的对比：“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magnitudoanimipar，itemgloria，sedalia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决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miserispe－re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pernicies）。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
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仆人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古罗马人。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崛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辩，重幻想，长于理论；罗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于艺术，罗马长于治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心却在希腊。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barbari（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身分，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薰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quis－queeacerequam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abaliisbeneeactalaudariquamipsealiorumnarraremalebat）。”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撒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都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的文章古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EorsterSmith）所说：“在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洁和凝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显然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读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
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则俯首听命”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理士多德的看法。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部分”。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则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是想成为最好的。”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
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
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采，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另一个是那个利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而严格说来，第二个故事和正文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能说是抛开正文讲故事。
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借重于希腊作家的地方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献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罗曼在二书的法译本的序中指出：“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他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家，并且他的短期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腊的那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优点完全是他个人的。”
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
译者少年时代学过一点拉丁语，当时接触到的不少选本里都有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的片段，那时就知道用拉丁语写作的古罗马作家里，除了人所必读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罗，以及后来的维吉尔、贺拉斯、李维之外，还有撒路斯提乌斯其人。可见撒路斯提乌斯在西方读者中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世纪，欧美中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就和我国清末和民初中学的古文水平差不多。马克思在高中时的拉丁语课本竟是塔西佗的《编年史》，这就难怪他有相当深厚的拉丁语的根底了。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这几十年，西方学生不但希腊语和拉丁语已渐渐放弃，就是本国文字的水平也大为降低，希腊、拉丁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已渐渐成为少数文史专业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国，译者很荣幸地成了第一个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介绍到国内的人。
希望这个译本能够为外国史、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起一点添砖添瓦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撒路斯提乌斯的命运就比，比如说一百多年后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塔西佗，要好得多。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当时声誉就很高，因为当时人们除了两篇专题的历史作品之外，还看到了他的《历史》的全貌。坐拥巨资的在野名公当然有时间精雕细琢，像罗曼所说的那样。克温提利亚努斯（Quintilianu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估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罗尔夫认为克温提利亚努斯所重视的是撒路斯提乌斯的爱国精神，而不是他对当时罗马国家的尖锐、中肯的批评。玛尔提亚利斯（Martiali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极高评价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尽管诗人本身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但同属史家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欧（GaiusAsiniusPollio）和李维却都批评过撒路斯提乌斯，只是情况还要加以分析。波利欧和撒路斯提乌斯同属恺撒阵营的战友，他也像撒路斯提乌斯那样，后来退出政治生活专心于著述。不过他退出的时间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还担任了执政官并在第二年因为对伊利里亚的帕提亚人的胜利而举行了一次凯旋式。他是后来因为同安托尼乌斯意见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响的大人物，素以批评严格而出名，所以他对比自己年长的撒路斯提乌斯也要说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至于李维，他的文风和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几乎形成两极，他当然不喜欢撒路斯提乌斯的简洁、古拙的文风。
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乌斯的影响可谓大矣，所以对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但推崇而且仿效。从西塞罗到李维，文风从繁复绵密到了冗赘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却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乌斯写得还要简洁，从而也更加难懂。
作为这两位作家的译者，我感到两个人的文风虽然相似，塔西佗却更加有意识地写得简洁，有时甚至用自造的古词；相比之下，撒路斯提乌斯就显得“古”得自然一些，尽管当时已经对他的仿古不习惯了。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在哈德良（Hadrianus，117—138在位）时期，一个叫吉诺比乌斯（Zenobius）的人还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译成希腊语。
公元2世纪，努米底亚出生的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担任过皇室的拉丁修辞学导师的玛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隆托（Mar－cusCorneliusEronto，约100—约166）在他常读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罗的书信之外，就还有加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2世纪末，埃米利乌斯·阿斯佩尔（AemiliusAsper）
曾给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喀提林阴谋》作过注释，但是没有保留下来。
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的地位。4世纪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亚的奥古斯丁写的拉丁语和西塞罗的拉丁语已经达到难以分辩的程度，但他仍然称撒路斯提乌斯为nobilitataeveritatishistoricus，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态度。
曾统率过屋大维的舰队的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LuciusArruntius）写的一部《布匿战争》便有明显模仿撒路斯提乌斯作品的痕迹，塞内加在给路奇利乌斯（Lucilius）的信里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普布利乌斯·文提狄乌斯（PubliusVentidius）在公元前38年为战胜帕提亚人而举行的凯旋式中也借用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一篇演说。
阿米亚努斯·玛尔凯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狄克图斯·克列田西斯（Dictys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Agesippus）、苏尔皮奇乌斯·赛维茹斯（SulpiciusSeverus）、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希拉里乌斯（Hilarius）、优利乌斯·埃克斯苏佩兰提乌斯（Julius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的影响。
罗曼也提到了法国的仿效撒路斯提乌斯专题历史著作的体例的作品，诸如雷斯红衣主教（LeCardinaldeRetz）的《菲斯克的阴谋》（ConjurationdeEiesque）、萨拉赞（Sarazin）的《瓦尔斯兰的阴谋》（LaConspirationdeValslein）、圣列亚尔（Saint—Réal）的有关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阴谋的作品。甚至卢利耶尔（Rulhière）的《俄国革命》（RévolutiondeRussie）的写法显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的启发。法国作家如圣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罗什富科（LaRocheeoucauld）、孟德斯鸠、伏尔泰、里瓦洛尔（Rivarol）乃至后来的梅里美都高度评价撒路斯提乌斯并在很多地方借鉴他的作品。
撒路斯提乌斯生于我国汉昭帝时期，比生于汉景帝时期的司马迁晚大约60年，但仍应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西汉和罗马共和国末期）。为了拓宽我们的视野，了解东西古代文化的异同，把古代东西方两大史家的作品的体例、文风，进而把汉帝国和古罗马共和国（包括帝国）的体制、文化、思想作一比较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很有意义的课题。希望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介绍能在这一课题的提出方面起一点推动作用。
《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的结构
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专题史书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动笔的。他不仅在史料的搜集和准备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颇有可供后来撰史者借鉴的地方。
《喀提林阴谋》的布局大致可以分成六个单元（第1章至第4章；第5章至第13章；第14章至第19章；第20章至第32章；第32章至第49章；第50章至第61章）。
第1章到第4章约略相当于一篇序言。作者在这里首先指出应当用精神、才智去寻求荣誉，而撰史就是他本人追求不朽声名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因为他已退出了政治生活，可以摆脱派系的偏见，所以更加有条件这样做。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撰史乃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的，是“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颇像是我国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或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以为消遣，记述别人的功业也是为了达到启发后人的目的，使有所遵循，有所儆戒，不是给人们看了好玩。掌握了作者“述往事思来者”的用心，才可以了解这部作品的分量。
从第5章到第13章可以认为是全书的一个引言。第5章先介绍喀提林本人，因为他是全书的主角，而作者认为他的堕落也受罗马当时风气的影响，所以从第6章起回溯罗马的历史，谈到罗马人的建立在法律上的统治体制，以及如何由王政转向选举执政官的办法，以“防止人们因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变得横傲起来”，而“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罗马人论功业实际上并不比雅典人差，只是缺少记述他们的功业的人。可惜罗马在繁荣强大之后，闲暇与财富腐化了罗马人，他们只追求权力与财富，罗马终于成了一个罪恶的、堕落的城市。
随着喀提林这个人物的出现，这些章主要介绍此人活动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着眼的罗马。作者从他的传统的道德观点出发，对他当时的罗马和统治罗马的权贵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贯穿于作者的一切作品之中。
第14章到第17章记述喀提林的阴谋的缘起和始初的活动。他怎样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把那些堕落分子集合在自己周边，以及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吸引过来。他把被他拉拢过来的人教坏之后，便向这些人泄露了推翻共和国的计划（公元前64年）。第18章和第19章插笔夹叙了这之前也有喀提林参加的推翻共和国的一个阴谋。这是公元前66年的事情。一个名叫皮索的年轻的贵族同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相勾结，企图推翻共和，结果失败了。后来皮索被派往近西班牙以牵制庞培，但在那里遇害。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的阴谋。
应当指出，这次阴谋同作为本文正题的喀提林阴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者因此只能顺便提一下，而且推迟到2月5日的说法是没有太多依据的。
从第20章起进入了喀提林阴谋的正题。第20章到第22章记载了喀提林对阴谋参加者的发言，向他们指出阴谋实现后他们会得到什么，然后让他们饮了血酒。
第23章到第25章记述的是：克温图斯·库里乌斯由于不慎而泄露了阴谋。普遍的恐惧心理使得人们选出西塞罗和安托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对付喀提林。喀提林继续进行活动，收罗参加阴谋的人，特别是一个名叫显普洛妮娅的女人。
从第26章我们看到：喀提林在西塞罗保持警惕的情况下既未能把他除掉，竞选执政官（公元前63年）也未能成功，于是他决定诉诸暴力。
第27章和第28章告诉我们，喀提林一方面在全意大利范围内作了布置，另一方面在罗马城内，他在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里召集了阴谋者的会议。
虽然会上布置了第二天杀害西塞罗的行动，但因消息经富尔维娅传给了西塞罗，这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对此西塞罗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作出决定“执政官应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损害”（第29章）。元老院在意大利以及在罗马都采取了对付阴谋的有力措施，例如把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分别派赴费祖来和阿普利亚及其邻近的地区，为揭发阴谋悬赏了重金等（第30章）。
这些措施使得罗马陷入普遍的惶恐之中，而这时受到传讯的喀提林竟然还敢于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以表明自己的“无辜”。西塞罗针对他的出席在元老院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元前63年11月8日）。喀提林愤怒地走出元老院，离开罗马去了埃特鲁里亚曼利乌斯那里（第31章到第32章）。
从第32章我们知道，喀提林曾为留在罗马的凯提古斯、朗图路斯等人布置了任务，作为他率军攻打罗马时的内应。
接在下面，我们看到了盖乌斯·曼利乌斯派人带给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一封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第33章）以及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回信。同时还记述说喀提林在途中也致书罗马显要贵族，表明自己是因为受到迫害才离开罗马去玛西利亚（今天的马赛）的（第34章）。
但是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在元老院宣读的喀提林给他个人的信则与前面的信大不相同。这封信并不对他的行动进行任何辩解，而是公然表示要“把保卫苦难者的利益的大事担当起来”。信中还表示把欧列丝提拉托付给卡图路斯（第35章）。
对此，元老院采取了相应措施，喀提林和曼利乌斯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安托尼乌斯奉命率军去对付喀提林，西塞罗则负责保卫罗马的安全。但这时参加阴谋者没有一个人因贪图奖金而出卖阴谋（第36章）。
作者随即在第37章到第39章对罗马和意大利人们的思想动态作了分析，为什么平民、特别是罗马平民同情喀提林的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元老院和少数显贵把持权力和财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朗图路斯根据喀提林的指示在罗马进行了争取各色人等的活动。他甚至通过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的人同到罗马来告状的高卢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接触，想把他们拖到阴谋活动里来。阿洛布罗吉斯人经过权衡，决定把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们的保护人桑伽，桑伽又转告给了西塞罗。西塞罗指示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以便取得第一手的罪证（第40章到第41章）。
这时阴谋者在行省和意大利都轻率地动了起来，罗马的阴谋者也加紧活动，作了具体的布署（第42章到第43章）。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西塞罗的意见行事，取得了书面的证据。他们在离开罗马途中，在穆尔维乌斯桥受到截击时，便向行政长官投降了。这是公元前63年12月2日到3日夜里发生的事情（第44章和第45章）。
在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上，卡图路斯、凯提古斯等人被召了来，由于执政官出示的证据以及阿洛布罗吉斯人和同他们一道被捕的沃尔图尔奇乌斯的证言，元老院决定拘留阴谋的参加者（第46章和第47章）。
西塞罗为此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原来同情喀提林的民众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变。想把克拉苏拖入阴谋的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企图以及想把恺撒拖入阴谋的克温图斯和盖乌斯·皮索的企图均未得逞（第48章和第49章）。
另一方面，朗图路斯和凯提古斯手下的人们积极活动，想把他们的主人用武力劫持出来。针对这一情况，西塞罗作了防卫的措施并召开元老院的会议（公元前63年12月5日）讨论处理在押阴谋者的问题。当选执政官（公元前62年度）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主张把阴谋者全部处以死刑（第50章）。但是恺撒发言时却主张把他们囚禁在各自治市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不用处死的办法（第51章）。后来轮到加图发言时他坚决认为应当把阴谋者作为叛国罪犯加以处决（第52章）。
加图的发言受到赞扬并为元老院所通过。作者由此产生感想：正是由于少数人不平常的功业，罗马才取得了赫赫的成就。作者随即把他们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加图作了比较（第53章和第54章）。这种比较虽然和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却是全书最精采的段落之一。决定作出之后，阴谋者当夜被带进入地牢，在那里被绞死了（第55章）。
在喀提林这一方面，他把他带来的人和曼利乌斯原有的人勉强拼凑成两个军团，军备也不足。他起初拖延作战，但是在得知罗马发生的事件之后，他想逃到高卢去，但由于受到两面的夹击，他只好决定对安托尼乌斯展开战斗（第56章和第57章）。第58章介绍了他对士兵的演说。第59章记述双方布署的情况。安托尼乌斯为了避免同老朋友喀提林见面，托故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副帅玛尔库斯·佩特列乌斯。最后两章记述了战斗的情况。喀提林的部队被打败，他本人也阵亡了。但是元老院的军队胜利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作者充满感情的描述读了使人久久难忘。
喀提林的阴谋本身并不复杂，它是在当时整个历史背景上的特定产物，它体现了各种力量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葛。
作者正是从大处并从事件的内部着笔，所以把这一事件描绘得丰富多采，真切动人。除了远在东方的庞培之外，当时所有罗马的重要人物都出现在这有限的篇幅之中。古朴、生动、紧凑的语言跃动在首尾一贯，层次分明的布局里面，呈现出一幅精美严整的画面。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久不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朱古达战争》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单元。第1章到第5章是引言；第5章到第26章记述的是争夺努米底亚王位的战争；第27章到第39章进入正题，记述了罗马对朱古达的战争的第一阶段；第40章到第83章记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梅特路斯任统帅的阶段；第84章到第114章记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即马略任统帅的阶段。
作者在引言部分依然和前书一样从精神主宰人的生活这一信条出发，认为“只有精神是纯洁的、永恒的，是人类的主人，它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并支配着它们，而它本身却不受支配”。对物质的追求是速朽的，但精神的成就却是不朽的。而“在智力的追求中，记述过去的事件是特别有用的”，因此他才立意把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的一场战争记述下来。这不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而且是“第一次对贵族的横傲进行抵抗的战争”。后面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是作者写这部著作的主要原因：抨击当权的元老贵族的**无能。这一观点，如前所述，贯穿于他的全部历史作品之中。
从第5章后半作者记述了罗马人民和努米底亚国王玛西尼撒结成友谊的缘起和朱古达的出身。第6章到第8章作者转入正题，首先介绍朱古达其人，他的突出优点以及米奇普撒对他的畏惧；他在努曼提亚的功业和他同罗马人的友谊；一些罗马贵族煽动朱古达觊觎努米底亚王位的野心，因为罗马方面“没有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在第9章我们看到：在罗马人对朱古达的称赞的影响下，米奇普撒正式过继朱古达为自己的儿子，认定他和自己的亲生子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为王国的联合继承人。
第10章记述了自觉大限临近的米奇普撒对朱古达讲的一番托孤性质的话。这之后不几天米奇普撒便去世了，这是公元前118年的事情。但不久兄弟三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自感受到希延普撒尔的侮辱的朱古达派人杀死了他（第11章和第12章）。
阿多儿巴尔于是向朱古达展开了战争。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跑到罗马来请求援助；另一方面，朱古达也派人携带礼物到罗马进行贿赂。元老院听取了双方的申诉之后，在作决定时还是“把金钱和包庇的行为看得比公道还重的那一派……占了上风”。罗马人主持了努米底亚的分割。较好的部分分给了朱古达（第13章到第16章）。
由于这部书的主战场是在北非，所以作者从第17章到第19章对这里的地理和居民的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自己在这里居住过，所以书中有关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记述较之单纯征引文献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行贿得手的朱古达肆无忌惮地再次进攻阿多儿巴尔的领土，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逃入奇尔塔。朱古达包围了奇尔塔。
罗马元老院派人来调解，但未获结果。阿多儿巴尔再次派人去罗马。司考茹斯等人来北非处理此事，但仍无功而回。阿多儿巴尔在这里的意大利人的敦促下投降，他随即被朱古达杀死，这里全部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和被发现持有武器的商人也都被杀死（前112年）（第20章至第26章）。
在民众的激愤情绪的压力下，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对朱古达作战。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但是他被朱古达收买之后，同意了讲和的条件（第27章至第29章）。和贵族对立的保民官美米乌斯发动民众反对这个条约。
他终于使朱古达本人来到罗马以便揭发贪污受贿者。但是朱古达收买了保民官巴埃比乌斯之后又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他甚至收买人暗杀了在罗马的玛西瓦（玛西尼撒的孙子）。元老院下令要他离开意大利（公元前111年至前110年）（第30章至第35章）。
贝斯提亚的继任者阿尔比努斯重新开始对朱古达的战争，但是他受到朱古达的愚弄，最后返回罗马。贝斯提亚的兄弟奥路斯被留下来统率罗马军队。朱古达用计把奥路斯引出苏图尔，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他，使他不得不可耻地投降（前110年至前109年）。元老院拒绝批准奥路斯的这一可耻的条约。但是执政官带着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没有力量为他的兄弟的不幸遭遇报仇（第35章至第39章）。
在罗马方面，由于保民官盖乌斯·玛米利乌斯的建议，人民下令追究同朱古达合谋的罗马高级官吏（第40章）。联系这一情况，作者离开正题，谈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第41章和第42章）。
受命继续对朱古达作战的梅特路斯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且整顿了军队（第43章至第45章）。作者在这里对梅特路斯采取史家的公正态度：“他（梅特路斯——引者）虽然站在同平民派对立的地位，但名声一直是清白无瑕的。”第46章和第47章记述了梅特路斯开头的军事活动。朱古达虽一再作出归顺的表示，但梅特路斯不作明确的回答，却在暗中鼓动朱古达的使节出卖他们的主人。
朱古达在穆图尔河附近的战斗中被挫败（第48章至第53章）之后，决定采取以一小支队伍尾随罗马人之后加以困扰的战术，而罗马人则放手到处进行蹂躏以造成恐怖的气氛（第54章和第55章）。
第56章到第61章记述的是梅特路斯对要塞扎玛的围攻，以对付朱古达的游击战术，因为“他认为朱古达理所当然地会来帮助他的陷入苦难之中的臣民，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战斗了”。但是梅特路斯并未能攻占扎玛。
从第61章后半，作者记述了梅特路斯把朱古达的主要助手波米尔卡争取过来的事情。波米尔卡说服朱古达向罗马人投降并交出了他的几乎一切，继而朱古达又决定把战争继续下去。梅特路斯的统帅期限得到延长（第61章和第62章）。
在第63章，作者开始介绍本书另一位主要人物马略。马略渴望取得执政官的职位，但是受到梅特路斯的嘲讽和阻挠。
马略通过一些手法制造拥护他担任执政官的舆论（第63章至第65章）。
朱古达企图东山再起，重新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瓦伽城的居民响应他，对驻守城里的罗马部队发动了一场屠杀，但只有部队的长官一人得以活命（第66章和第67章）。梅特路斯随即对瓦伽的居民进行了报复（第68章和第69章）。
波米尔卡布置了反对朱古达的阴谋，但是被发觉并被处死，而朱古达从此处于对谁都不放心的状态（第70章和第72章）。
马略终于从梅特路斯那里获准返回罗马。他在罗马当选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并且取得了在努米底亚作战的统帅权（第73章）。
受到梅特路斯的出其不意的进攻的朱古达逃到塔拉去，继而在罗马人到来时他又在夜里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大部分财宝逃离了这座城市。罗马人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一城市（第74章到第76章）。在塔拉被攻克的同时，列普提斯的居民请求梅特路斯派一支卫戍部队和一位司令官到他们那里去并得到了同意。
梅特路斯派去了由盖乌斯·安尼乌斯率领的四个利古里亚人的步兵中队（第77章）。
第78章和第79章插笔叙述列普提斯的起源和地理形势，接着又记述了腓莱尼兄弟为国捐躯的故事。朱古达由于同盖土勒人以及同玛乌列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联合又得以组织成一支军队，他于是率军向着奇尔塔进发。梅特路斯和波库斯接触，而当他得知他的统帅权已转归马略时，他便无心作战，而只是把战争拖下去而已（第80章至第83章）。
从第84章起转入了朱古达战争的最后阶段。
第84章和第85章记述马略进行的备战活动和在罗马所作的演说。马略的这篇猛烈抨击权贵的演说是本书最精采的部分，也完全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想说的话。
然后马略正式接过了统帅权并渡海来到了乌提卡。在这里把军队交给他的是副帅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而不是梅特路斯，因为梅特路斯不愿见到他（第86章）。
第87章和第88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的初步活动，此外还指出返回罗马的梅特路斯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波库斯暗中保持同罗马人的联系。
第89章到第91章记述了对位于大沙漠中心的大城市卡普撒的出其不意的攻占，这里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亚人都被杀死，但这是违反战争法规的。
第92章到第94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到处进行的蹂躏，其中特别提到穆路卡河附近位于陡峭的石头小山上的一座要塞。就自然条件来说，这个要塞是无法接近的，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名利古里亚士兵因为捉蜗牛而攀上山顶——使马略把这个要塞也攻下来了。
第95章和第96章介绍了另一个大人物的出场，马略未来的对头路奇乌斯·苏拉。苏拉是罗马人对要塞发动进攻时以财务官的身分率领着一支骑兵渡海来到营地的。作者随即对苏拉（尽管作者不喜欢此人）作了公正的描述，并说明为什么苏拉很快便受到了长官和士兵的爱戴。
另一方面，朱古达则拉拢波库斯一道进攻罗马人的营地，但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还是被打败（第97章至第99章）。他们又试图在奇尔塔附近进攻开赴冬营的马略的队伍，结果也遭到惨重的失败（第100章和第101章）。
第102章到第112章主要记述苏拉和在朱古达和罗马人之间举棋不定的波库斯之间的谈判。波库斯最后还是决定倒向罗马人一面，设计把朱古达捉住并交给了苏拉。然后苏拉又把朱古达解送到马略那里去（前105年）（第113章）。
马略再度当选为执政官，举行了凯旋式并接受了在高卢作战的统帅权（前104年1月1日）。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和版本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由于在古典文献中受到广泛的重视所以它们的钞本很多。最早对传世的钞本进行批判考察的是罗斯（Roth），他把这些钞本分成两组，一组是残缺的钞本（codicesmutili），就是残缺之处比较多的钞本（其中有些被后人补足）；一组是完整的钞本（codicesintegri），这种钞本的空白处在钞写时便在原处或卷尾加以补足。一般说来，残缺的钞本比较古老，然而质量较高。本世纪初阿尔柏格（Ahlberg）对钞本作了新的研究，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所用的残缺的钞本大都是10世纪或11世纪的，其中残缺的部分都由抄录者或由后来的人所补足，此外还有订正之处。他还用了几种完整的钞本。这十几种残缺的钞本大体上来自三个更早的钞本。
由于撒路斯提乌斯经常为古代作家，特别是弗隆托（Eronto）和圣奥古斯丁以及语法学者阿茹西亚努斯（AruAsianus）和普里斯奇安（Priscian）所引用，这些引文对于校勘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原文很有用处。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最早的版本（Editioprinceps）出版于1470年。其他早期的版本则有格拉列亚努斯版（GlareAanus）（巴塞尔，1538）、卡尔里欧版（Carrio）（安特卫普，1580）、格鲁特尔版（Gruter）（法兰克福，1607）、科尔特版（Corte）（莱比锡，1724）、哈维尔坎普版（Havercamp）（阿姆斯特丹，1742）。
19世纪以来的版本则有：克里茨版（Kritz），3卷，莱比锡，1828—1853.格尔拉赫版（Gerlach），巴塞尔，1832，1852.斯图加特，1870.狄奇版（Dietsch），莱比锡，1859.约尔丹版（Jordan），柏林，1866，1876，1887.奥伊斯纳版（Eussner），莱比锡，1887.阿尔伯格版（Ahlberg），莱比锡，1919.奥恩施坦与罗曼版（OrnsteinandRoman），巴黎，1924.带有注释的版本有：法布里版（Eabri），纽伦堡，1845.克里茨版，莱比锡，1856.雅各布斯版（Jacobs），柏林，1894（H．维尔茨注）施玛尔茨版（Schmalz），哥达，1919.凯普斯版（Capes），牛津，1889；梅里维尔版（Merivale），伦敦，1884.在欧洲，撒路斯提乌斯的译本常见的有：克莱斯（Cless）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55）和霍尔策（Holzer）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68）；德·布罗斯（DeBrosses）的法译本（巴黎，1837）和罗曼（Roman）的法译本（巴黎，1924）。
英译本最早的大概是1557年出版的亚历山大·巴克雷（Ale－xanderBarclay）英译的《朱古达史》（HistoryeofJugurth）与康斯坦提乌斯·费利奇乌斯·杜兰提努斯（ConstantiusEeliciusDurantinus）英译的《喀提林阴谋》（TheConspiracieofCatiline）的合刊本。后来的则有：约翰·迈尔701（JohnMair）的英译本（都柏林，1788），威廉·罗兹（WilliamRose）的英译本（伦敦，1751），约翰·华生（JohnWatson）的英译本（收入博恩文库，BohnLibrary，1852），罗尔夫（J．C．Rolee）的拉英对照本（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1921，…1971）。
罗尔夫的英译本的引言有关版本和译本的情况在1970年又作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有一个由阿·库尔菲斯（A．Kurfess）编订的全集本，收入特伊布纳丛书（Teubnerseries），这乃是阿尔伯格（A．W．Ahlberg）的全集本（1911、1915）的第二版，1954年在莱比锡出版；在布戴丛书（Budéseries）中有埃尔努（A．Ernout）的编订本，1947年在巴黎出版；在企鹅丛书（Penguinseries）中有一个韩德佛德（S．A．Handeord）的译本，1963年在哈孟兹沃思出版。“《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Conspiracy）有戴维斯（A．T．Davis）的编订本，1967年牛津版。归于撒路斯提乌斯名下的书信等等由库尔菲斯重新编订过，1962年特伊布纳版，莱比锡；由埃尔努重新编订的有1962年的布戴版；由卡古西（P．Cagusi）重新编订的1958年在卡利亚里出版。
利曼（A．D．Leeman）编的《有关撒路斯提乌斯的系统参考文献（1870—1950）》（ASystematicBibliographyofSallust，1870—1950）非常有用。”
王以铸
在国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罗站在庞培一面，而撒路斯提乌斯属恺撒派，两人在政治上对立本属自然，但是看这篇文字本身却完全不是什么争论，它不但攻击西塞罗本人，而且牵连到他的妻子女儿，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发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击，如果说是出自喀提林的余党之手，那倒还有点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那末他为什么又撰写给西塞罗树碑立传的《喀提林阴谋》呢？如果撒路斯提乌斯同西塞罗有个人恩怨，那末他一定会在书中极力丑化西塞罗，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形象在书中即使没有受到特别的赞扬，但至少没有受到歪曲。有两个地方似乎是对他的批评。有关买通一个妓女作内线的问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西塞罗在罗马社会上的声望，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有妓女是不足为奇的。如前所述，他还因为给一个优伶辩护而大出风头呢。至于克拉苏指责西塞罗想把他牵涉到阴谋中去的问题这都只是传闻的事情。我们揣情度理，也不会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罗会没有根据和徒劳地去陷害元老院里的实力人物。
这只能是阴谋者想用克拉苏的威望来给自己打掩护。
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novus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
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
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
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末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
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从文风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提法虽然别出新裁，但毕竟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
关于朱古达战争
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战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最无耻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介绍：“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
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动人物。“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
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儿。“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
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
军官收取敌人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像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析：“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的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点原因：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
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CDμEδFs即牧民这个词是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视。
作为罗马人的忠实联盟者的玛西尼撒（前约240年—前149年）是东努米底亚的玛西列斯人（Massyles）的国王盖亚（Gaia）的儿子。他因为是在迦太基长大的，所以从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边在西班牙同罗马人作战，但后来他被斯奇比奥争取到罗马人一方面来（前206年）。盖亚死后，玛西尼撒在努米底亚的部族玛赛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领西法克斯（Syphoax）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努米底亚。公元前204年，玛西尼撒在罗马人的帮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Magni）对西法克斯的营地的一次夜袭中打败了他，收复了奇尔塔。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锐骑兵帮助斯奇比奥在扎玛（Zama）一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从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个努米底亚的国王。这之后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玛西尼撒的后人之间进行的。他的后裔的世系可以参见《朱古达战争》第5章有关注释。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一事的嘲讽，固然失于傲慢与偏执，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门客（Protégé），而马略之所以能担任他的副帅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与举荐。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显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权到什么程度，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两次担任执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执政官。这个梅特路斯的两个儿子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LuciusMetellusCalvus）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QuintusMetellusMacedonicus）则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就是对朱古达作战的那位统帅（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父亲，大概是因为秃头所以有卡尔乌斯（Calvus）的绰号。
梅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则是参加过皮德那（Pydna）战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欧皮米乌斯一道参加过对盖乌斯·格拉古的镇压。
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这一辈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担任过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巴列亚里库斯（QuintusMetellus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执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间征服过巴列亚尔群岛而得到巴列亚里库斯的称号；路奇乌斯·梅特路斯·狄亚德玛图斯（LuciusMetellus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玛尔库斯·梅特路斯（Marcus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GaiusMetellus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LuAciusMetellus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执政官。这一辈下面的一辈，包括他们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的女儿凯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给了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首席元老），后来又嫁给了独裁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苏拉的第四位妻子）。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库斯（即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长官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路库路斯之间所生的、和父亲同名的儿子则是公元前74年度的执政官。
此外，就是后来像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和格涅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两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执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带关系。克拉苏的儿子玛尔库斯娶了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的孙女、公元前69年度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Q．MetellusCreticus）的女儿梅特拉；另一个儿子普布利乌斯娶了科尔涅利娅，而正是这个科尔涅利娅又嫁给了庞培·玛格努斯。科尔涅利娅是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的外孙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PubliusScipio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长官）的孙女。
声势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说明元老院权贵家族把持政权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在元老权贵的把持下，作为梅特路斯家族的门客的马略要想在罗马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地位将会遇到何等的困难！
马略是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最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正是用他反衬当时当权贵族的**无能并通过他的嘴巴对权贵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讽。马略之当选执政官反映了民众对统治的权贵的憎恨，同时表明在北方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腐化的权贵中已无人能担起这一重任。
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于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间小镇阿尔皮努姆。如果说他的同乡西塞罗的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乡绅”，那么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没有机会到罗马去受教育，所以过的是古罗马人的那种艰苦磨练的日子。比起罗马的那些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粗人”。
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粗人”，不但不讳言这一点，而且引以为荣。他嘲笑罗马人向自己的奴隶希腊人学习希腊文学。他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一向廉洁自奉，吃苦耐劳，作战时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的性格刚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尽管他缺少当时从政的两个主要条件：门第、财富与口才。他娶了出身高贵门第的优利娅，就是优利乌斯·恺撒的姑母。普鲁塔克在马略的传记里还记载了他的惊人的忍耐力：“据说他（指马略——引者）的双腿有动脉曲张的毛病，他不喜欢腿部的这种怪样子，于是决定去找外科医生动手术。
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来就把腿伸给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他却表现得坚定而沉静，不但一动未动，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当医生要在另一条腿上作手术时，他却不愿伸出腿来，说他看得出治疗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西方的这一轶闻简直可以同华陀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比美了。
他最初在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参加努曼提亚战争时（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统帅的赏识，据说甚至被统帅推许为自己的后继者。公元前119年当马略担任保民官时也以其立场坚定和公正不倚著称。公元前115年他担任了行政长官后以同行政长官的长官身分去远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这里他不是像一般贵族那样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肃了那里的肆意掠夺的行为，因为那里的伊伯里安人还处于野蛮状态，把掠夺看成是正当的营生。修昔底德早就指出，远古的希腊人就把陆上和海上的掠夺都看成是正当的营生。古代的强盗往往认为掠夺和战争就是一回事，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而耕作劳动则是他们所不屑为的事情。耕作是奴隶的营生，而掠夺才是男子汉干的体面事情。
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当年度执政官）来非洲时选定了马略作他的副帅。
梅特路斯当然了解马略的实干性格，这是他带马略同来的主要原因。马略虽然耿直、倔犟，但与梅特路斯毕竟还是门客对保护人的关系；因此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点嫉妒，但他最后还是允许马略回去竞选，而不是压制他。马略的当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无能的贵族寡头的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众、特别是与非洲有利害关系的骑士等级的支持。公元前107年马略以执政官的身分接过了对朱古达作战的统帅权。而为了准备这次战斗，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过去的民军，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元老院允许马略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则是要败坏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因为有财产的人家的子弟谁也不愿跟着这样一个非名门出身的执政官去吃苦、打仗——引者）。但是马略却能够摆脱这一困难，他是用征募志愿参加者的办法把在财产资格登记表之外的无产者（即先前没有资格在军团中服役的人——引者）征集到军队里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新措施。结果罗马军队的社会面貌完全改变了。”罗马早期的民军是和早期的城邦组织相适应的。城邦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公民的人数也颇为有限。每当发生战争，民军要按财产状况组成军队，最有钱的公民占有优势，因为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资备办，而在军队中占有优势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权利。战争一结束，军队便应解散，各归本业，这种做法作为共和的传统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尽管有时只是形式上的。但罗马的统治范围一经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这种原始的军队组织自然无法应付经常发生而且时间持久、范围扩大的战争了。在马略以前，事实上意大利与行省的居民和附属王国的部队早已受到征召并参加了罗马的军队，马略则把志愿征募的做法作为一种体制明确规定下来。“结果这便使罗马军队从公民的民军变成了几乎和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这当然完全不是说，新的军队不再是整个奴隶社会的阶级组织）。这支军队有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银和自己的一部分的军事卤获物过活。胜利的统帅（imperaAtor）可以把这样的军队随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仰仗着这支力量变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对于这支政治力量，人们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从马略的改革成长出来的职业军队又成了推翻共和国的主要工具。”
很明显，没有朱古达战争，罗马贵族的**还不能暴露得这样清楚，而马略也许竟不会到北非来，这样他的军事改革也许会推迟到若干年后才会出现，也许出现在另一个什么人身上；但只要战争存在，改革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军队之隶属于个人破坏了城邦的体制，给后来的帝国创造了前提，行省的军人也有了当罗马皇帝的机会。就这一意义来说，朱古达战争在罗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后果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
梅特路斯本人虽然未能结束朱古达战争，但是有他带来的马略接替他，马略麾下又出现了另一位未来的大人物苏拉。
后来把罗马浸在血泊之中的两派领袖都在朱古达战争中亮了相，并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出身于不富裕的贵族之家；虽然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谈到了他的很多优点，但是在朱古达战争之前，他主要还是混迹于优伶之中的浪荡公子，没有什么作为。
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也是罗马的门第高贵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比奥、朗图路斯、多拉贝拉等等都属于这一家族。普鲁塔克说他的祖先里有一位担任过执政官的茹菲努斯（Rueinus）。茹菲努斯是公元前290年度的执政官，还担任过独裁官（年代未详）。此人在公元前275年曾因违反反对浪费的法案而被监察官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CaiusEabri－cius）开除出元老院。苏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这些。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赏识马略把他带到北非，但终于结怨而去，后来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门客来；马略则最初对苏拉冷淡，但后来苏拉取得他的欢心，负起了同波库斯联合对付朱古达的重要任务。但苏拉是个喜欢显露自己的人，朱古达战争之后他一再表白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据《朱古达战争》的记载，苏拉是确确实实有功的——最初马略对这个后生，本来正像普鲁塔克所说，是不屑于嫉妒的，所以照旧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苏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解救马略军队缺粮的困境时，两个人之间本来只是不大和谐的关系最后却发展成流血的惨祸，这就不能不说是两个人的野心在作怪了。这使普鲁塔克想到幼里皮底斯的《腓尼基女人》里伊俄卡斯特的话：“我的儿啊，为什么你寻求一切精灵中最邪恶的那一种，就是野心？它走进了许多家庭和繁荣的城邦，把一切毁掉之后才离开。”这是题外话，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详述了。
朱古达战争发生在我国西汉时期，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汉帝国这时正忙于对付楼兰、车师、匈奴，罗马共和国则对努米底亚进行战争。严格说来，罗马对努米底亚的战争是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战争，它以世界的当然主人自居，讲的大都是强权的逻辑，用今天的用语来说，可以说是对努米底亚内政的粗暴干涉。朱古达——如果相信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述的话——对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的行为固然有负于养父米奇普撒的托付，但是纵观古今中外**王朝的历史，在争夺绝对是排他的王权中发生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决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因杀建成元吉而深责李世民，我们也就不能过分指责处于当时历史形势之下的朱古达了。
作为小国之君的朱古达竟敢于抗击威震地中海世界（实际上就是他眼里的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因洞察罗马国家腐化堕落症结之所在而敢于多次使用权术玩罗马统帅于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罗马士兵在他的军队面前蒙受从轭下走过的屈辱，这样一位“蛮族”的君主不能不说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直到最后关头，他还是选择了宁肯战死而不肯俯身为奴的道路。即使这时，他仍不放弃争取与波库斯联盟以图作最后一拚的计划，而如果不是波库斯背叛了他，他的战争即使不会最后打赢，肯定还会拖相当一个时期，给罗马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这时北方的金布里人和条顿人也已经动起来了。
努米底亚对罗马来说远不像埃及那样重要。它和罗马友好的意义在于使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个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卫它的外围，这个外围在罗马人心目中几乎是一片蛮荒地带，至于外围之外的玛乌列塔尼亚根本还没有进入罗马人的视界，所以波库斯于公元前111年向贝斯提亚建议缔结联盟时竟然遭到了拒绝。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罗马当局的对外政策的昏聩与短视。到朱古达和波库斯联合起来向刚愎自用的马略显示了实力之后，若不是苏拉从中斡旋，那后果却还是大可忧虑的。至于波库斯为什么对苏拉这位年轻的财务官如此倾倒，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姿态，我们没有更多可以参证的史料，只好存而不论。从这时起玛乌列塔尼亚才同罗马有了正式的关系，虽然后来也有一些麻烦，但未造成严重的威胁。
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罗马
显而易见，撒路斯提乌斯是一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罗马传统道德标准的坚定维护者。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对他当时由元老院若干权贵家族掌权的共和国的现实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
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当权的贵族是通过喀提林这个反面人物之口加以斥责的。而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体地揭露了贵族统治的**与无能。
这种情绪早在所谓《给恺撒的第二封信》里便已有所表现，只是不那么激烈而已：“反之，今天的一些贵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点进取的精神也没有，虽然他们没有受过苦，没有同敌人作过战，没有过过军事生活，但是他们却形成国内的一个帮派并且横傲地宣称要统治所有的民族。”接着他又揭露那些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元老院这一事实。这时元老院已经从罗马人民的代表蜕化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先前飘摇不定的国家是靠着元老们的智慧来掌舵的，但是现在元老们却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并且随着他们的高兴而被折腾；他们按照他们的主子的好恶来发布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来确定什么对公众是有利，什么对公众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动自由，或者他们可以不必这样公开地表决，那么国家就会有较大的力量，而权贵的权力也就会小一些了。”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罗马为什么变得如此堕落已经能够作出系统的论述，也就是说，“它（罗马—引者）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重点号为引者所加）。“……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中间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繁荣……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女和宴会。因此，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任何劳苦都不能认为是自己所不习惯的……勇气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但是，当罗马由于劳苦和主持公道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当那些强大的国王在战争中被制服的时候……
当……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通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那些能够泰然自若地忍受劳苦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却发现……闲暇与财富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负担和一种不幸。“……在他们身上，对于首先是金钱，然后是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
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们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怀有真心诚意。开头这些恶习蔓延得不快，它们间或还受到惩处，但是到了最后，当这种病像瘟疫那样流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过去曾是极为公正诚实的政府竟变得残暴而又令人无法忍受了。”（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是撒路斯提乌斯解释罗马所以堕落的关键，他的现存的历史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特别是苏拉掌权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情况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些士兵（苏拉派士兵——引者）
在成为胜利者之后，不给被征服者留下任何东西。老实说，繁荣幸福的生活甚至对智者的灵魂都是一种考验，那末在道德上本来就堕落的人们有如这些士兵在胜利时又如何能保持节制呢？“……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率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德行便开始失去它的光采，贫困被认成是一种耻辱，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今天的人们，那些最卑劣的、穷凶极恶的人们……他们的行径好像表明，统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感到绝望，是因为他看到的民众只是随波逐流的城市中产阶级和靠国家养活的闲散游荡的“无产者”而不是最下层的奴隶和最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奴隶在他心目中本来不属人的范畴。
下面的记述可以说明他对“民众”的看法：“这种精神错乱的现象并非仅限于参加了阴谋的那部分人，全体平民（其实只是他在城里看到的那部分人，难道他忘记了前不久的斯巴达克起义？——引者）由于渴望变革都赞同喀提林的计划。
特别他们似乎是按照民众通常的做法行事的，因为，在任何国家里，那些没有钱的人总是嫉妒那些好人（指有钱的人——引者），称赞卑贱的人，憎恨已经确立起来的旧事物，渴望新事物，并且，由于他们很不满足自己的命运，因此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的变革。在动荡和混乱的环境里，他们是容易适应的，因为贫困易于满足并且不会丢掉任何东西。特别是城市民众不顾一切地投身到变乱中去。他们这样做有许多理由，首先，所有由于其无耻和胆大妄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还有那些在放荡的生活中把祖业挥霍掉的人，最后，所有那些因不光采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人，他们都汇集到罗马这个大污水坑里来。还有许多没有忘记苏拉的胜利的人……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参加战斗也能得到类似的胜利果实。在这之外还有在乡下靠手工劳动以维持悲惨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公私赠赐的引诱下宁愿到城里来过闲散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些人和所有别的人一样是靠着损公来养肥自己的。因此那些贫困、不讲道德又心怀不轨的人对国家像对他们自己那样极不尊重，这就不使人感到吃惊了。”他看到的“民众”的随波逐流随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实给以证明：“阴谋（指朗图路斯等人在罗马的活动——引者）被揭发之后，开头希望改换统治者从而急于想看到战争爆发的民众，这时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痛斥喀提林的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西塞罗捧到天上去……虽然他们相信其他的战争行动会使他们得到战利品而不会给他们造成损失，但是他们却认为一场全面的大火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是残酷、恐怖而且是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除了他们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寻一无所有的。”《朱古达战争》用事实证明了罗马当局的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直到马略接管了统帅权，于是又借马略之口，对统治的贵族作了痛快淋漓的指斥：“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担负的任务有多么重大：既要为战争做准备同时要节省国库的开支；迫使人们不愿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权贵——引者）去服兵役……如果别人犯了错误，那他们的古老的显贵门第、他们祖先的显赫功业、他们的家人亲属的权势，他们的大群门客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现成的帮手。…………对于这一委托（指把对朱古达作战的任务委托给马略——引者），权贵们感到极为恼火。……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为这项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任务而从权贵当中选定一个门第古老、家里有许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要选这样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职务应尽的责任一窍不通的人，那么他就会手忙脚乱起来并且从普通人民当中选定某一个人作他的顾问。……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他们的主题总是称颂他们的祖先；通过列举他们的祖先的功业，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也变得比较光荣了。……祖先的光荣就仿佛是照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的一道光，他们的后人的德行和缺点都逃脱不了它的照耀。……“……他们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他们了——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撒路斯提乌斯看到了强大与富足导致堕落，但是他在这里并未能摆脱古罗马人的传统观念，而如上所引，把这种情况归之于命运的捉弄。这就是作者所用的eors或eortuna两个词，eors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机遇”、“机会”、“偶然的事件”；eortuna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命运”、“境遇”。比如，他在《喀提林阴谋》开头的地方就指出：“毫无疑问，是命运在主宰着一切（Sedprofectofortunainomniredominatur）；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但是，如果一切都取决于命运一时的好恶的话，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后世借鉴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提出了有关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的看法：“在长期的思考之后，我确信这完全是由少数公民的突出功业所成就的，正是由于这些人，贫穷战胜了富足，少数战胜了多数。”在马略身上，撒路斯提乌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有关个人作用的观点：“在元旦那天（公元前104年——引者），他（马略——引者）就任执政官之职（第二任——引者）并且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凯旋式，当时我们国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了。”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笔和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名决不下于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有如我国古代文史的传统，他也是身兼史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称号而无愧。尽管有人指责过他的文笔，但他的作品依旧为后人所喜爱和传诵，成为拉丁文献中的瑰宝。
撒路斯提乌斯生在西塞罗文体风行的时代；从老加图到西塞罗二百多年间，拉丁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拉丁语经历了从古朴、简洁转向繁复、曲折、绵密的过程。希腊文献的翻译丰富了拉丁语的辞汇并提高了它的表达能力。
西塞罗和恺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学家，两人虽然都是驾驭拉丁语的能手，但西塞罗更多表现为一种曲折繁复的文风，爱用多层排比的句子，以达到修辞的效果，恺撒则通达平正，不重雕饰，有大家气度。
在这种文风的背景上，撒路斯提乌斯却表现出一种同流行的西塞罗文体截然相反的复古倾向，乃至反对他的人说他剽窃老加图的作品。这种高古简洁的文体同古罗马人的作风有其相通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这种文体就表达能力而论便一定不如当时盛行的西塞罗体。问题在于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如何。因为简洁，所以用词必须准确得当，容不得废话；因为求简洁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无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赘和拖泥带水的毛病；因为简洁，所以要特别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严整的印象。因此要写这样的文章比写一般文章反而要费多倍的气力，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罗曼谈到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时指出：“使撒路斯提乌斯在拉丁文学中绝对处于独树一帜地位的就是他的文体。
这种文体完全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罗曼否认作者模仿加图。
加图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复古倾向是出于修辞的考虑——引者），而（后来）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词复活，塔西佗还‘制造’了古风的词——引者）。……这种文字是不计时间、艰难地写出来的，是精雕细琢出来的，这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构成的一幅精细的刺绣。……“他的文体严肃而紧张，具有突出的造形美和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种奇异的美；它给人们一种金属的震动的印象。”
简洁的文字还给人一种跃动感，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动的方式衔接起来的，有时不得不靠读者的想像和理解加以补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余地。但是，也还要指出，简洁也应当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要造成晦涩，造成起义，使读者无法准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古朴、简洁的文字不见得就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能说《诗经》、《左传》、《史记》、《战国策》之类的作品写得不细致生动吗？与撒路斯提乌斯同时的卢克莱修不也是用古朴的诗语极为生动细致地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吗？他的哲学著作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语文献中的杰出成就。
当然，这更多是对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历史》而言的，不过在前两部作品中这些特点也确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试看当罗马当局为对付阴谋而布置预防措施时，城内的紧张气氛在作者的笔下描写得何等活灵活现：“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于长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Exsummalaetitiaatquelascivia，quaediu－penteomnistristitiainvaAsit）（请注意原文的音乐效果——引者）。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们感到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nequebellumgererenequepacemhabere，suoquisquemetupericulametiri）。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运而悲叹，……无论什么都会把她们吓得发抖（omniapavere），她们抛掉傲气和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对于这样细致的描述，作者还是作了很大的压缩，省略了不少必要的连词和介词，以加强场景的紧张气氛。
撒路斯提乌斯是带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后的战斗的：“当喀提林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而对战斗之后战场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献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坚决的战斗。
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开始他活着时所占居的位置。……但是人们发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Catilinaverolongeasuisinterhostiumcadaverarepertusest，paululumetiamspiransferociamqueanimi，quamhabueratvivos，involturetinens）。……“……
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来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位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hospitemautcognatum），还有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撒路斯提乌斯传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虽然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两种，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国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心态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马略、梅特路斯、苏拉、恺撒、加图、喀提林、朱古达等等。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时是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描述，有时是通过这些人的发言和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有时则是两种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阴谋》中，像我们的列传体那样，一开始他就对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绍：“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nobiligenere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malopravoque）。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有钢筋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胆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Corpuspatiensinediaealgoris，vigilaesupraquamcuiquamcredibileest．Animusaudax，subdolus，varius，cuiusreilubetsimulatoracdissimulator……）他觊觎别人的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十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没有什么见识（satiseloquentiae，sapientiaepa－rum）。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东西。”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著名的对比：“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magnitudoanimipar，itemgloria，sedalia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决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miserispe－re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pernicies）。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
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仆人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古罗马人。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崛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辩，重幻想，长于理论；罗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于艺术，罗马长于治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心却在希腊。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barbari（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身分，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薰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quis－queeacerequam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abaliisbeneeactalaudariquamipsealiorumnarraremalebat）。”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撒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都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的文章古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EorsterSmith）所说：“在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洁和凝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显然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读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
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则俯首听命”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理士多德的看法。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部分”。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则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是想成为最好的。”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
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
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采，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另一个是那个利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而严格说来，第二个故事和正文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能说是抛开正文讲故事。
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借重于希腊作家的地方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献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罗曼在二书的法译本的序中指出：“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他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家，并且他的短期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腊的那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优点完全是他个人的。”
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
译者少年时代学过一点拉丁语，当时接触到的不少选本里都有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的片段，那时就知道用拉丁语写作的古罗马作家里，除了人所必读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罗，以及后来的维吉尔、贺拉斯、李维之外，还有撒路斯提乌斯其人。可见撒路斯提乌斯在西方读者中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世纪，欧美中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就和我国清末和民初中学的古文水平差不多。马克思在高中时的拉丁语课本竟是塔西佗的《编年史》，这就难怪他有相当深厚的拉丁语的根底了。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这几十年，西方学生不但希腊语和拉丁语已渐渐放弃，就是本国文字的水平也大为降低，希腊、拉丁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已渐渐成为少数文史专业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国，译者很荣幸地成了第一个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介绍到国内的人。
希望这个译本能够为外国史、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起一点添砖添瓦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撒路斯提乌斯的命运就比，比如说一百多年后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塔西佗，要好得多。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当时声誉就很高，因为当时人们除了两篇专题的历史作品之外，还看到了他的《历史》的全貌。坐拥巨资的在野名公当然有时间精雕细琢，像罗曼所说的那样。克温提利亚努斯（Quintilianu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估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罗尔夫认为克温提利亚努斯所重视的是撒路斯提乌斯的爱国精神，而不是他对当时罗马国家的尖锐、中肯的批评。玛尔提亚利斯（Martiali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极高评价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尽管诗人本身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但同属史家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欧（GaiusAsiniusPollio）和李维却都批评过撒路斯提乌斯，只是情况还要加以分析。波利欧和撒路斯提乌斯同属恺撒阵营的战友，他也像撒路斯提乌斯那样，后来退出政治生活专心于著述。不过他退出的时间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还担任了执政官并在第二年因为对伊利里亚的帕提亚人的胜利而举行了一次凯旋式。他是后来因为同安托尼乌斯意见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响的大人物，素以批评严格而出名，所以他对比自己年长的撒路斯提乌斯也要说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至于李维，他的文风和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几乎形成两极，他当然不喜欢撒路斯提乌斯的简洁、古拙的文风。
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乌斯的影响可谓大矣，所以对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但推崇而且仿效。从西塞罗到李维，文风从繁复绵密到了冗赘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却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乌斯写得还要简洁，从而也更加难懂。
作为这两位作家的译者，我感到两个人的文风虽然相似，塔西佗却更加有意识地写得简洁，有时甚至用自造的古词；相比之下，撒路斯提乌斯就显得“古”得自然一些，尽管当时已经对他的仿古不习惯了。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在哈德良（Hadrianus，117—138在位）时期，一个叫吉诺比乌斯（Zenobius）的人还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译成希腊语。
公元2世纪，努米底亚出生的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担任过皇室的拉丁修辞学导师的玛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隆托（Mar－cusCorneliusEronto，约100—约166）在他常读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罗的书信之外，就还有加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2世纪末，埃米利乌斯·阿斯佩尔（AemiliusAsper）
曾给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喀提林阴谋》作过注释，但是没有保留下来。
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的地位。4世纪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亚的奥古斯丁写的拉丁语和西塞罗的拉丁语已经达到难以分辩的程度，但他仍然称撒路斯提乌斯为nobilitataeveritatishistoricus，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态度。
曾统率过屋大维的舰队的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LuciusArruntius）写的一部《布匿战争》便有明显模仿撒路斯提乌斯作品的痕迹，塞内加在给路奇利乌斯（Lucilius）的信里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普布利乌斯·文提狄乌斯（PubliusVentidius）在公元前38年为战胜帕提亚人而举行的凯旋式中也借用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一篇演说。
阿米亚努斯·玛尔凯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狄克图斯·克列田西斯（Dictys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Agesippus）、苏尔皮奇乌斯·赛维茹斯（SulpiciusSeverus）、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希拉里乌斯（Hilarius）、优利乌斯·埃克斯苏佩兰提乌斯（Julius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的影响。
罗曼也提到了法国的仿效撒路斯提乌斯专题历史著作的体例的作品，诸如雷斯红衣主教（LeCardinaldeRetz）的《菲斯克的阴谋》（ConjurationdeEiesque）、萨拉赞（Sarazin）的《瓦尔斯兰的阴谋》（LaConspirationdeValslein）、圣列亚尔（Saint—Réal）的有关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阴谋的作品。甚至卢利耶尔（Rulhière）的《俄国革命》（RévolutiondeRussie）的写法显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的启发。法国作家如圣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罗什富科（LaRocheeoucauld）、孟德斯鸠、伏尔泰、里瓦洛尔（Rivarol）乃至后来的梅里美都高度评价撒路斯提乌斯并在很多地方借鉴他的作品。
撒路斯提乌斯生于我国汉昭帝时期，比生于汉景帝时期的司马迁晚大约60年，但仍应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西汉和罗马共和国末期）。为了拓宽我们的视野，了解东西古代文化的异同，把古代东西方两大史家的作品的体例、文风，进而把汉帝国和古罗马共和国（包括帝国）的体制、文化、思想作一比较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很有意义的课题。希望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介绍能在这一课题的提出方面起一点推动作用。
《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的结构
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专题史书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动笔的。他不仅在史料的搜集和准备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颇有可供后来撰史者借鉴的地方。
《喀提林阴谋》的布局大致可以分成六个单元（第1章至第4章；第5章至第13章；第14章至第19章；第20章至第32章；第32章至第49章；第50章至第61章）。
第1章到第4章约略相当于一篇序言。作者在这里首先指出应当用精神、才智去寻求荣誉，而撰史就是他本人追求不朽声名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因为他已退出了政治生活，可以摆脱派系的偏见，所以更加有条件这样做。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撰史乃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的，是“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颇像是我国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或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以为消遣，记述别人的功业也是为了达到启发后人的目的，使有所遵循，有所儆戒，不是给人们看了好玩。掌握了作者“述往事思来者”的用心，才可以了解这部作品的分量。
从第5章到第13章可以认为是全书的一个引言。第5章先介绍喀提林本人，因为他是全书的主角，而作者认为他的堕落也受罗马当时风气的影响，所以从第6章起回溯罗马的历史，谈到罗马人的建立在法律上的统治体制，以及如何由王政转向选举执政官的办法，以“防止人们因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变得横傲起来”，而“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罗马人论功业实际上并不比雅典人差，只是缺少记述他们的功业的人。可惜罗马在繁荣强大之后，闲暇与财富腐化了罗马人，他们只追求权力与财富，罗马终于成了一个罪恶的、堕落的城市。
随着喀提林这个人物的出现，这些章主要介绍此人活动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着眼的罗马。作者从他的传统的道德观点出发，对他当时的罗马和统治罗马的权贵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贯穿于作者的一切作品之中。
第14章到第17章记述喀提林的阴谋的缘起和始初的活动。他怎样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把那些堕落分子集合在自己周边，以及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吸引过来。他把被他拉拢过来的人教坏之后，便向这些人泄露了推翻共和国的计划（公元前64年）。第18章和第19章插笔夹叙了这之前也有喀提林参加的推翻共和国的一个阴谋。这是公元前66年的事情。一个名叫皮索的年轻的贵族同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相勾结，企图推翻共和，结果失败了。后来皮索被派往近西班牙以牵制庞培，但在那里遇害。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的阴谋。
应当指出，这次阴谋同作为本文正题的喀提林阴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者因此只能顺便提一下，而且推迟到2月5日的说法是没有太多依据的。
从第20章起进入了喀提林阴谋的正题。第20章到第22章记载了喀提林对阴谋参加者的发言，向他们指出阴谋实现后他们会得到什么，然后让他们饮了血酒。
第23章到第25章记述的是：克温图斯·库里乌斯由于不慎而泄露了阴谋。普遍的恐惧心理使得人们选出西塞罗和安托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对付喀提林。喀提林继续进行活动，收罗参加阴谋的人，特别是一个名叫显普洛妮娅的女人。
从第26章我们看到：喀提林在西塞罗保持警惕的情况下既未能把他除掉，竞选执政官（公元前63年）也未能成功，于是他决定诉诸暴力。
第27章和第28章告诉我们，喀提林一方面在全意大利范围内作了布置，另一方面在罗马城内，他在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里召集了阴谋者的会议。
虽然会上布置了第二天杀害西塞罗的行动，但因消息经富尔维娅传给了西塞罗，这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对此西塞罗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作出决定“执政官应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损害”（第29章）。元老院在意大利以及在罗马都采取了对付阴谋的有力措施，例如把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分别派赴费祖来和阿普利亚及其邻近的地区，为揭发阴谋悬赏了重金等（第30章）。
这些措施使得罗马陷入普遍的惶恐之中，而这时受到传讯的喀提林竟然还敢于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以表明自己的“无辜”。西塞罗针对他的出席在元老院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元前63年11月8日）。喀提林愤怒地走出元老院，离开罗马去了埃特鲁里亚曼利乌斯那里（第31章到第32章）。
从第32章我们知道，喀提林曾为留在罗马的凯提古斯、朗图路斯等人布置了任务，作为他率军攻打罗马时的内应。
接在下面，我们看到了盖乌斯·曼利乌斯派人带给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一封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第33章）以及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回信。同时还记述说喀提林在途中也致书罗马显要贵族，表明自己是因为受到迫害才离开罗马去玛西利亚（今天的马赛）的（第34章）。
但是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在元老院宣读的喀提林给他个人的信则与前面的信大不相同。这封信并不对他的行动进行任何辩解，而是公然表示要“把保卫苦难者的利益的大事担当起来”。信中还表示把欧列丝提拉托付给卡图路斯（第35章）。
对此，元老院采取了相应措施，喀提林和曼利乌斯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安托尼乌斯奉命率军去对付喀提林，西塞罗则负责保卫罗马的安全。但这时参加阴谋者没有一个人因贪图奖金而出卖阴谋（第36章）。
作者随即在第37章到第39章对罗马和意大利人们的思想动态作了分析，为什么平民、特别是罗马平民同情喀提林的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元老院和少数显贵把持权力和财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朗图路斯根据喀提林的指示在罗马进行了争取各色人等的活动。他甚至通过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的人同到罗马来告状的高卢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接触，想把他们拖到阴谋活动里来。阿洛布罗吉斯人经过权衡，决定把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们的保护人桑伽，桑伽又转告给了西塞罗。西塞罗指示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以便取得第一手的罪证（第40章到第41章）。
这时阴谋者在行省和意大利都轻率地动了起来，罗马的阴谋者也加紧活动，作了具体的布署（第42章到第43章）。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西塞罗的意见行事，取得了书面的证据。他们在离开罗马途中，在穆尔维乌斯桥受到截击时，便向行政长官投降了。这是公元前63年12月2日到3日夜里发生的事情（第44章和第45章）。
在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上，卡图路斯、凯提古斯等人被召了来，由于执政官出示的证据以及阿洛布罗吉斯人和同他们一道被捕的沃尔图尔奇乌斯的证言，元老院决定拘留阴谋的参加者（第46章和第47章）。
西塞罗为此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原来同情喀提林的民众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变。想把克拉苏拖入阴谋的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企图以及想把恺撒拖入阴谋的克温图斯和盖乌斯·皮索的企图均未得逞（第48章和第49章）。
另一方面，朗图路斯和凯提古斯手下的人们积极活动，想把他们的主人用武力劫持出来。针对这一情况，西塞罗作了防卫的措施并召开元老院的会议（公元前63年12月5日）讨论处理在押阴谋者的问题。当选执政官（公元前62年度）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主张把阴谋者全部处以死刑（第50章）。但是恺撒发言时却主张把他们囚禁在各自治市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不用处死的办法（第51章）。后来轮到加图发言时他坚决认为应当把阴谋者作为叛国罪犯加以处决（第52章）。
加图的发言受到赞扬并为元老院所通过。作者由此产生感想：正是由于少数人不平常的功业，罗马才取得了赫赫的成就。作者随即把他们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加图作了比较（第53章和第54章）。这种比较虽然和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却是全书最精采的段落之一。决定作出之后，阴谋者当夜被带进入地牢，在那里被绞死了（第55章）。
在喀提林这一方面，他把他带来的人和曼利乌斯原有的人勉强拼凑成两个军团，军备也不足。他起初拖延作战，但是在得知罗马发生的事件之后，他想逃到高卢去，但由于受到两面的夹击，他只好决定对安托尼乌斯展开战斗（第56章和第57章）。第58章介绍了他对士兵的演说。第59章记述双方布署的情况。安托尼乌斯为了避免同老朋友喀提林见面，托故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副帅玛尔库斯·佩特列乌斯。最后两章记述了战斗的情况。喀提林的部队被打败，他本人也阵亡了。但是元老院的军队胜利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作者充满感情的描述读了使人久久难忘。
喀提林的阴谋本身并不复杂，它是在当时整个历史背景上的特定产物，它体现了各种力量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葛。
作者正是从大处并从事件的内部着笔，所以把这一事件描绘得丰富多采，真切动人。除了远在东方的庞培之外，当时所有罗马的重要人物都出现在这有限的篇幅之中。古朴、生动、紧凑的语言跃动在首尾一贯，层次分明的布局里面，呈现出一幅精美严整的画面。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久不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朱古达战争》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单元。第1章到第5章是引言；第5章到第26章记述的是争夺努米底亚王位的战争；第27章到第39章进入正题，记述了罗马对朱古达的战争的第一阶段；第40章到第83章记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梅特路斯任统帅的阶段；第84章到第114章记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即马略任统帅的阶段。
作者在引言部分依然和前书一样从精神主宰人的生活这一信条出发，认为“只有精神是纯洁的、永恒的，是人类的主人，它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并支配着它们，而它本身却不受支配”。对物质的追求是速朽的，但精神的成就却是不朽的。而“在智力的追求中，记述过去的事件是特别有用的”，因此他才立意把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的一场战争记述下来。这不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而且是“第一次对贵族的横傲进行抵抗的战争”。后面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是作者写这部著作的主要原因：抨击当权的元老贵族的**无能。这一观点，如前所述，贯穿于他的全部历史作品之中。
从第5章后半作者记述了罗马人民和努米底亚国王玛西尼撒结成友谊的缘起和朱古达的出身。第6章到第8章作者转入正题，首先介绍朱古达其人，他的突出优点以及米奇普撒对他的畏惧；他在努曼提亚的功业和他同罗马人的友谊；一些罗马贵族煽动朱古达觊觎努米底亚王位的野心，因为罗马方面“没有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在第9章我们看到：在罗马人对朱古达的称赞的影响下，米奇普撒正式过继朱古达为自己的儿子，认定他和自己的亲生子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为王国的联合继承人。
第10章记述了自觉大限临近的米奇普撒对朱古达讲的一番托孤性质的话。这之后不几天米奇普撒便去世了，这是公元前118年的事情。但不久兄弟三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自感受到希延普撒尔的侮辱的朱古达派人杀死了他（第11章和第12章）。
阿多儿巴尔于是向朱古达展开了战争。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跑到罗马来请求援助；另一方面，朱古达也派人携带礼物到罗马进行贿赂。元老院听取了双方的申诉之后，在作决定时还是“把金钱和包庇的行为看得比公道还重的那一派……占了上风”。罗马人主持了努米底亚的分割。较好的部分分给了朱古达（第13章到第16章）。
由于这部书的主战场是在北非，所以作者从第17章到第19章对这里的地理和居民的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自己在这里居住过，所以书中有关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记述较之单纯征引文献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行贿得手的朱古达肆无忌惮地再次进攻阿多儿巴尔的领土，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逃入奇尔塔。朱古达包围了奇尔塔。
罗马元老院派人来调解，但未获结果。阿多儿巴尔再次派人去罗马。司考茹斯等人来北非处理此事，但仍无功而回。阿多儿巴尔在这里的意大利人的敦促下投降，他随即被朱古达杀死，这里全部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和被发现持有武器的商人也都被杀死（前112年）（第20章至第26章）。
在民众的激愤情绪的压力下，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对朱古达作战。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但是他被朱古达收买之后，同意了讲和的条件（第27章至第29章）。和贵族对立的保民官美米乌斯发动民众反对这个条约。
他终于使朱古达本人来到罗马以便揭发贪污受贿者。但是朱古达收买了保民官巴埃比乌斯之后又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他甚至收买人暗杀了在罗马的玛西瓦（玛西尼撒的孙子）。元老院下令要他离开意大利（公元前111年至前110年）（第30章至第35章）。
贝斯提亚的继任者阿尔比努斯重新开始对朱古达的战争，但是他受到朱古达的愚弄，最后返回罗马。贝斯提亚的兄弟奥路斯被留下来统率罗马军队。朱古达用计把奥路斯引出苏图尔，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他，使他不得不可耻地投降（前110年至前109年）。元老院拒绝批准奥路斯的这一可耻的条约。但是执政官带着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没有力量为他的兄弟的不幸遭遇报仇（第35章至第39章）。
在罗马方面，由于保民官盖乌斯·玛米利乌斯的建议，人民下令追究同朱古达合谋的罗马高级官吏（第40章）。联系这一情况，作者离开正题，谈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第41章和第42章）。
受命继续对朱古达作战的梅特路斯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且整顿了军队（第43章至第45章）。作者在这里对梅特路斯采取史家的公正态度：“他（梅特路斯——引者）虽然站在同平民派对立的地位，但名声一直是清白无瑕的。”第46章和第47章记述了梅特路斯开头的军事活动。朱古达虽一再作出归顺的表示，但梅特路斯不作明确的回答，却在暗中鼓动朱古达的使节出卖他们的主人。
朱古达在穆图尔河附近的战斗中被挫败（第48章至第53章）之后，决定采取以一小支队伍尾随罗马人之后加以困扰的战术，而罗马人则放手到处进行蹂躏以造成恐怖的气氛（第54章和第55章）。
第56章到第61章记述的是梅特路斯对要塞扎玛的围攻，以对付朱古达的游击战术，因为“他认为朱古达理所当然地会来帮助他的陷入苦难之中的臣民，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战斗了”。但是梅特路斯并未能攻占扎玛。
从第61章后半，作者记述了梅特路斯把朱古达的主要助手波米尔卡争取过来的事情。波米尔卡说服朱古达向罗马人投降并交出了他的几乎一切，继而朱古达又决定把战争继续下去。梅特路斯的统帅期限得到延长（第61章和第62章）。
在第63章，作者开始介绍本书另一位主要人物马略。马略渴望取得执政官的职位，但是受到梅特路斯的嘲讽和阻挠。
马略通过一些手法制造拥护他担任执政官的舆论（第63章至第65章）。
朱古达企图东山再起，重新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瓦伽城的居民响应他，对驻守城里的罗马部队发动了一场屠杀，但只有部队的长官一人得以活命（第66章和第67章）。梅特路斯随即对瓦伽的居民进行了报复（第68章和第69章）。
波米尔卡布置了反对朱古达的阴谋，但是被发觉并被处死，而朱古达从此处于对谁都不放心的状态（第70章和第72章）。
马略终于从梅特路斯那里获准返回罗马。他在罗马当选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并且取得了在努米底亚作战的统帅权（第73章）。
受到梅特路斯的出其不意的进攻的朱古达逃到塔拉去，继而在罗马人到来时他又在夜里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大部分财宝逃离了这座城市。罗马人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一城市（第74章到第76章）。在塔拉被攻克的同时，列普提斯的居民请求梅特路斯派一支卫戍部队和一位司令官到他们那里去并得到了同意。
梅特路斯派去了由盖乌斯·安尼乌斯率领的四个利古里亚人的步兵中队（第77章）。
第78章和第79章插笔叙述列普提斯的起源和地理形势，接着又记述了腓莱尼兄弟为国捐躯的故事。朱古达由于同盖土勒人以及同玛乌列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联合又得以组织成一支军队，他于是率军向着奇尔塔进发。梅特路斯和波库斯接触，而当他得知他的统帅权已转归马略时，他便无心作战，而只是把战争拖下去而已（第80章至第83章）。
从第84章起转入了朱古达战争的最后阶段。
第84章和第85章记述马略进行的备战活动和在罗马所作的演说。马略的这篇猛烈抨击权贵的演说是本书最精采的部分，也完全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想说的话。
然后马略正式接过了统帅权并渡海来到了乌提卡。在这里把军队交给他的是副帅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而不是梅特路斯，因为梅特路斯不愿见到他（第86章）。
第87章和第88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的初步活动，此外还指出返回罗马的梅特路斯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波库斯暗中保持同罗马人的联系。
第89章到第91章记述了对位于大沙漠中心的大城市卡普撒的出其不意的攻占，这里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亚人都被杀死，但这是违反战争法规的。
第92章到第94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到处进行的蹂躏，其中特别提到穆路卡河附近位于陡峭的石头小山上的一座要塞。就自然条件来说，这个要塞是无法接近的，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名利古里亚士兵因为捉蜗牛而攀上山顶——使马略把这个要塞也攻下来了。
第95章和第96章介绍了另一个大人物的出场，马略未来的对头路奇乌斯·苏拉。苏拉是罗马人对要塞发动进攻时以财务官的身分率领着一支骑兵渡海来到营地的。作者随即对苏拉（尽管作者不喜欢此人）作了公正的描述，并说明为什么苏拉很快便受到了长官和士兵的爱戴。
另一方面，朱古达则拉拢波库斯一道进攻罗马人的营地，但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还是被打败（第97章至第99章）。他们又试图在奇尔塔附近进攻开赴冬营的马略的队伍，结果也遭到惨重的失败（第100章和第101章）。
第102章到第112章主要记述苏拉和在朱古达和罗马人之间举棋不定的波库斯之间的谈判。波库斯最后还是决定倒向罗马人一面，设计把朱古达捉住并交给了苏拉。然后苏拉又把朱古达解送到马略那里去（前105年）（第113章）。
马略再度当选为执政官，举行了凯旋式并接受了在高卢作战的统帅权（前104年1月1日）。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和版本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由于在古典文献中受到广泛的重视所以它们的钞本很多。最早对传世的钞本进行批判考察的是罗斯（Roth），他把这些钞本分成两组，一组是残缺的钞本（codicesmutili），就是残缺之处比较多的钞本（其中有些被后人补足）；一组是完整的钞本（codicesintegri），这种钞本的空白处在钞写时便在原处或卷尾加以补足。一般说来，残缺的钞本比较古老，然而质量较高。本世纪初阿尔柏格（Ahlberg）对钞本作了新的研究，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所用的残缺的钞本大都是10世纪或11世纪的，其中残缺的部分都由抄录者或由后来的人所补足，此外还有订正之处。他还用了几种完整的钞本。这十几种残缺的钞本大体上来自三个更早的钞本。
由于撒路斯提乌斯经常为古代作家，特别是弗隆托（Eronto）和圣奥古斯丁以及语法学者阿茹西亚努斯（AruAsianus）和普里斯奇安（Priscian）所引用，这些引文对于校勘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原文很有用处。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最早的版本（Editioprinceps）出版于1470年。其他早期的版本则有格拉列亚努斯版（GlareAanus）（巴塞尔，1538）、卡尔里欧版（Carrio）（安特卫普，1580）、格鲁特尔版（Gruter）（法兰克福，1607）、科尔特版（Corte）（莱比锡，1724）、哈维尔坎普版（Havercamp）（阿姆斯特丹，1742）。
19世纪以来的版本则有：克里茨版（Kritz），3卷，莱比锡，1828—1853.格尔拉赫版（Gerlach），巴塞尔，1832，1852.斯图加特，1870.狄奇版（Dietsch），莱比锡，1859.约尔丹版（Jordan），柏林，1866，1876，1887.奥伊斯纳版（Eussner），莱比锡，1887.阿尔伯格版（Ahlberg），莱比锡，1919.奥恩施坦与罗曼版（OrnsteinandRoman），巴黎，1924.带有注释的版本有：法布里版（Eabri），纽伦堡，1845.克里茨版，莱比锡，1856.雅各布斯版（Jacobs），柏林，1894（H．维尔茨注）施玛尔茨版（Schmalz），哥达，1919.凯普斯版（Capes），牛津，1889；梅里维尔版（Merivale），伦敦，1884.在欧洲，撒路斯提乌斯的译本常见的有：克莱斯（Cless）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55）和霍尔策（Holzer）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68）；德·布罗斯（DeBrosses）的法译本（巴黎，1837）和罗曼（Roman）的法译本（巴黎，1924）。
英译本最早的大概是1557年出版的亚历山大·巴克雷（Ale－xanderBarclay）英译的《朱古达史》（HistoryeofJugurth）与康斯坦提乌斯·费利奇乌斯·杜兰提努斯（ConstantiusEeliciusDurantinus）英译的《喀提林阴谋》（TheConspiracieofCatiline）的合刊本。后来的则有：约翰·迈尔701（JohnMair）的英译本（都柏林，1788），威廉·罗兹（WilliamRose）的英译本（伦敦，1751），约翰·华生（JohnWatson）的英译本（收入博恩文库，BohnLibrary，1852），罗尔夫（J．C．Rolee）的拉英对照本（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1921，…1971）。
罗尔夫的英译本的引言有关版本和译本的情况在1970年又作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有一个由阿·库尔菲斯（A．Kurfess）编订的全集本，收入特伊布纳丛书（Teubnerseries），这乃是阿尔伯格（A．W．Ahlberg）的全集本（1911、1915）的第二版，1954年在莱比锡出版；在布戴丛书（Budéseries）中有埃尔努（A．Ernout）的编订本，1947年在巴黎出版；在企鹅丛书（Penguinseries）中有一个韩德佛德（S．A．Handeord）的译本，1963年在哈孟兹沃思出版。“《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Conspiracy）有戴维斯（A．T．Davis）的编订本，1967年牛津版。归于撒路斯提乌斯名下的书信等等由库尔菲斯重新编订过，1962年特伊布纳版，莱比锡；由埃尔努重新编订的有1962年的布戴版；由卡古西（P．Cagusi）重新编订的1958年在卡利亚里出版。
利曼（A．D．Leeman）编的《有关撒路斯提乌斯的系统参考文献（1870—1950）》（ASystematicBibliographyofSallust，1870—1950）非常有用。”
王以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