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李维和塔西佗（2/2）
《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作者：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 2017-04-13 11:58
。就方法论而言，塔西佗已经代表衰落了。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的贡献者，培西佗是一个巨人；但是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仿效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而不汲取他们的优点。他被罗马事件的历史迷住了，却忽略了帝国，或者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罗马人的眼光的折射来观察帝国；而他关于这些纯粹罗马事物的观点也是极端狭隘的。他公然偏袒元老院的反对派；他把对和平政府的轻蔑和对征服与军事荣誉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崇拜又被他对战争现实的惊人无知所蒙蔽。所有这些缺点都使得他出奇地不适宜作一个帝政早期的历史学家，但它们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一种更严重和更普遍的缺点的征候。塔西佗的真正错处是他从来也没有思索过他的事业的基本问题。他对历史的哲学规划，态度是轻率的，而他之接受那种流行的、有关历史学的目的的实用观点，与其说是一个严肃学者的精神.倒不如说是一个修辞学家的精神。
他标榜的写作目的是要为后代揭橥可憎恨的或可赞美的政治上的罪恶和美德的典范事例，哪怕是通过他唯恐由于其千篇一律的恐怖而会使得他的读者们感到厌倦的那种叙述来教导他的读者们：好的公民们可以在坏的统治者之下生活；不仅仅是命运或偶然事故的篇章，而是个人的品格和心性，庄严的节制和持重，——是这些东西在危险的时刻最能够保卫一个有地位的元老不受人伤害；在危险之中不仅是挑战者的一方，而且几乎往往还有阿谀奉承旨的另一方，在事件的过程中乃至在君主可能的心血来潮时，都可以被击破①。
①傅尔诺，《塔西佗编年史，卷Ⅰ—Ⅳ》为学校编用，牛津版1886，第3—4页。
这种态度导致塔西佗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把它描述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历史是不可能科学地被写出来的，除非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能够重演他正在描述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经验。塔西佗从来没有试图做这件工作；他的人物不是从内部以理解和同情来加以观察的，而是从外部仅仅作为是善或恶的表象。我们很难在读他对阿古利科拉②或图密善③的描写时，而不回想起苏格拉底对格劳孔所想象的十足好人和十足坏人的形象的嘲笑：“听我说，格劳孔，你是多么精力过人地把他们装饰成雕像那样去参加竞赛奖的！④
②阿古利科拉（37—93年），罗马大将。——译者
③图密善（51—96年），罗马皇帝，81—96年在位。——译者
④柏拉图：《国家篇》第361页。
塔西佗由于刻绘人物而为人赞扬；但他刻绘人物所依据的原则却是根本有害的并使得他的人物刻绘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无疑地，他在他当时的斯多噶派和伊辟鸠鲁派的哲学中找到了它的根据，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从好人不能征服或控制一个邪恶的世界这一假设出发，这些失败主义的哲学就教导他如何保全自己不受它那邪恶的玷污。个人的性格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虚假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证明塔西佗的方法是正当的；这种方法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仅仅是出自他本身的个人性格，而不承认一个人的行动可能部分地被他的环境和仅只部分地被他的性格所决定的那种方式，也不承认性格本身可能由于环境使一个人屈服的种种势力塑造出来的那种方式。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所反驳格劳孔的，个人性格孤立于环境之外而加以考察，就是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了。一个人的所做所为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没有一个人能反抗他环境的各种力量。不是他征服世界，就是世界将征服他。
于是，李维和塔西佗就并肩而立，成为了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李维尝试一种确实伟大的事业，但是在这上面他失败了，因为他的方法太简单了而不能应付其材料的复杂性；而他关于罗马古代史的故事又过分渗透着寓言的成分而不能列入历史思想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中。塔西佗曾尝试一种新的探索，即心理说教式（psychological－didactic）的探索；但这并不是历史方法的一种丰富而实际上是一种贫困，并且标志着历史诚实性标准的衰落。后来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克服难倒了李维和塔西佗的那些障碍，甚至于从没有能匹敌他们的成就。随着帝国在继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使自己满足于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以一种毫无批判的精神来积累他们从早期的著作中所找到的材料并且毫无目的地加以排比，充其量也不过是着眼于启发或是其它某种宣传而已。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的贡献者，培西佗是一个巨人；但是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仿效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而不汲取他们的优点。他被罗马事件的历史迷住了，却忽略了帝国，或者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罗马人的眼光的折射来观察帝国；而他关于这些纯粹罗马事物的观点也是极端狭隘的。他公然偏袒元老院的反对派；他把对和平政府的轻蔑和对征服与军事荣誉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崇拜又被他对战争现实的惊人无知所蒙蔽。所有这些缺点都使得他出奇地不适宜作一个帝政早期的历史学家，但它们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一种更严重和更普遍的缺点的征候。塔西佗的真正错处是他从来也没有思索过他的事业的基本问题。他对历史的哲学规划，态度是轻率的，而他之接受那种流行的、有关历史学的目的的实用观点，与其说是一个严肃学者的精神.倒不如说是一个修辞学家的精神。
他标榜的写作目的是要为后代揭橥可憎恨的或可赞美的政治上的罪恶和美德的典范事例，哪怕是通过他唯恐由于其千篇一律的恐怖而会使得他的读者们感到厌倦的那种叙述来教导他的读者们：好的公民们可以在坏的统治者之下生活；不仅仅是命运或偶然事故的篇章，而是个人的品格和心性，庄严的节制和持重，——是这些东西在危险的时刻最能够保卫一个有地位的元老不受人伤害；在危险之中不仅是挑战者的一方，而且几乎往往还有阿谀奉承旨的另一方，在事件的过程中乃至在君主可能的心血来潮时，都可以被击破①。
①傅尔诺，《塔西佗编年史，卷Ⅰ—Ⅳ》为学校编用，牛津版1886，第3—4页。
这种态度导致塔西佗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把它描述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历史是不可能科学地被写出来的，除非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能够重演他正在描述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经验。塔西佗从来没有试图做这件工作；他的人物不是从内部以理解和同情来加以观察的，而是从外部仅仅作为是善或恶的表象。我们很难在读他对阿古利科拉②或图密善③的描写时，而不回想起苏格拉底对格劳孔所想象的十足好人和十足坏人的形象的嘲笑：“听我说，格劳孔，你是多么精力过人地把他们装饰成雕像那样去参加竞赛奖的！④
②阿古利科拉（37—93年），罗马大将。——译者
③图密善（51—96年），罗马皇帝，81—96年在位。——译者
④柏拉图：《国家篇》第361页。
塔西佗由于刻绘人物而为人赞扬；但他刻绘人物所依据的原则却是根本有害的并使得他的人物刻绘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无疑地，他在他当时的斯多噶派和伊辟鸠鲁派的哲学中找到了它的根据，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从好人不能征服或控制一个邪恶的世界这一假设出发，这些失败主义的哲学就教导他如何保全自己不受它那邪恶的玷污。个人的性格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虚假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证明塔西佗的方法是正当的；这种方法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仅仅是出自他本身的个人性格，而不承认一个人的行动可能部分地被他的环境和仅只部分地被他的性格所决定的那种方式，也不承认性格本身可能由于环境使一个人屈服的种种势力塑造出来的那种方式。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所反驳格劳孔的，个人性格孤立于环境之外而加以考察，就是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了。一个人的所做所为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没有一个人能反抗他环境的各种力量。不是他征服世界，就是世界将征服他。
于是，李维和塔西佗就并肩而立，成为了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李维尝试一种确实伟大的事业，但是在这上面他失败了，因为他的方法太简单了而不能应付其材料的复杂性；而他关于罗马古代史的故事又过分渗透着寓言的成分而不能列入历史思想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中。塔西佗曾尝试一种新的探索，即心理说教式（psychological－didactic）的探索；但这并不是历史方法的一种丰富而实际上是一种贫困，并且标志着历史诚实性标准的衰落。后来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克服难倒了李维和塔西佗的那些障碍，甚至于从没有能匹敌他们的成就。随着帝国在继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使自己满足于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以一种毫无批判的精神来积累他们从早期的著作中所找到的材料并且毫无目的地加以排比，充其量也不过是着眼于启发或是其它某种宣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