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2/2）
《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作者：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 2017-04-13 11:54
后不会影响它在其他方面继续发展，或者以为只要准许人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进行共同行动，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开始试图进行共同活动，那都是空想。当公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结社的能力和习惯时，他们无论在小事上，还是在大事上，都会自愿地结合起来。但是，只允许他们可以在小事上结社的时候，他们的结社热情和才干都会消失。你准许他们在商业上可以完全自由联合，你也不会达到目的；你让他们行使已经给予他们的权力，他们也会不屑一顾；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劝他们不要组织查禁的结社以后，你又会吃惊地发现你不能说服他们去成立法律准许的社团。
我并不是说一个禁止政治结社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般结社，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里不能不委身于某些共同的事业。但是，我坚决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一般结社也总是为数不多，它们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熟练的运营能力。它们没有宏伟的计划或有而难以实现。
由此我自然想到，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并不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危险，甚至在使国家出现一段动荡时期之后，还能使国家巩固。
在民主国家，政治社团可以说是一些企图统治国家的强大个体。因此，现今的各国政府视政治社团犹如中世纪的国王视其国内的大诸侯，从本能上就对政治社团有一种恐怖感，一有机会就打击它们。
反之，各国政府却对一般社团持有天生的好感，因为它们不难发现，一般社团不是指导公民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定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但是，当今的各国政府并没有注意到，政治结社可以使一般结社发展和加强活动，所以它们在防止了一种危险的弊端的同时，却丧失了一种可以有效地矫正弊端的手段。当你看到美国人为了鼓吹一种政治见解，推捧一位政治家参加政府，或由另一位政治家手里夺取权力而每天都可以自由结社的时候，你会难于理解如此独立不羁的一群人怎么没有恣意妄为。
但是，另一方面，当你想到美国有不可胜数的实业在被人们共同经营，看到美国人到处都在孜孜不倦地推行某些宏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遇到一场小革命也会前功尽弃的时候，你又会不难理解如此多忙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给国家制造麻烦和没有破坏他们都受益的社会安定。
我们能够面对这些事实进行孤立观察，而不去寻找其间的内在联系吗？使美国人逐日形成不问地位、思想和年龄而结社的普遍爱好和养成利用结社的习惯的，正是政治结社。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相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因此，美国人正是由于享有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才学会了可以尽量减轻自由所带来的危害的方法。
如果我们只选一个民族的某个历史时起来考察，则不难证明政治结社是使国家动乱和实业瘫痪的因素。但是，我们就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考察，或许容易证明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不但有利于公民的福祉，甚至有利于他们的安宁。
我在本书的上卷说过：“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为使结社自由存在，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在隔了几段以后，我又说：“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因此，我认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让公民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权利；我甚至怀疑，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不对结社自由加以限制是明智之举。
有人说，不把结社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国家就无法保持内部的安定，没有希望维护法律的尊严，建立不起持久的政府。毫无疑问，内部的安定，法律的尊严，持久的政府，都是极为珍贵的。而且我认为，一个民族为了得到和保持这些珍贵的东西，也得自愿给自己暂时带上沉重的枷锁。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清楚地知道它为获得这些珍贵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更好了。
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锯掉他一支胳臂，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决不敢担保他在断臂之后仍会象以前那样灵活。
我并不是说一个禁止政治结社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般结社，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里不能不委身于某些共同的事业。但是，我坚决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一般结社也总是为数不多，它们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熟练的运营能力。它们没有宏伟的计划或有而难以实现。
由此我自然想到，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并不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危险，甚至在使国家出现一段动荡时期之后，还能使国家巩固。
在民主国家，政治社团可以说是一些企图统治国家的强大个体。因此，现今的各国政府视政治社团犹如中世纪的国王视其国内的大诸侯，从本能上就对政治社团有一种恐怖感，一有机会就打击它们。
反之，各国政府却对一般社团持有天生的好感，因为它们不难发现，一般社团不是指导公民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定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但是，当今的各国政府并没有注意到，政治结社可以使一般结社发展和加强活动，所以它们在防止了一种危险的弊端的同时，却丧失了一种可以有效地矫正弊端的手段。当你看到美国人为了鼓吹一种政治见解，推捧一位政治家参加政府，或由另一位政治家手里夺取权力而每天都可以自由结社的时候，你会难于理解如此独立不羁的一群人怎么没有恣意妄为。
但是，另一方面，当你想到美国有不可胜数的实业在被人们共同经营，看到美国人到处都在孜孜不倦地推行某些宏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遇到一场小革命也会前功尽弃的时候，你又会不难理解如此多忙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给国家制造麻烦和没有破坏他们都受益的社会安定。
我们能够面对这些事实进行孤立观察，而不去寻找其间的内在联系吗？使美国人逐日形成不问地位、思想和年龄而结社的普遍爱好和养成利用结社的习惯的，正是政治结社。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相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因此，美国人正是由于享有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才学会了可以尽量减轻自由所带来的危害的方法。
如果我们只选一个民族的某个历史时起来考察，则不难证明政治结社是使国家动乱和实业瘫痪的因素。但是，我们就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考察，或许容易证明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不但有利于公民的福祉，甚至有利于他们的安宁。
我在本书的上卷说过：“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为使结社自由存在，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在隔了几段以后，我又说：“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因此，我认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让公民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权利；我甚至怀疑，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不对结社自由加以限制是明智之举。
有人说，不把结社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国家就无法保持内部的安定，没有希望维护法律的尊严，建立不起持久的政府。毫无疑问，内部的安定，法律的尊严，持久的政府，都是极为珍贵的。而且我认为，一个民族为了得到和保持这些珍贵的东西，也得自愿给自己暂时带上沉重的枷锁。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清楚地知道它为获得这些珍贵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更好了。
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锯掉他一支胳臂，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决不敢担保他在断臂之后仍会象以前那样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