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2/2）
《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作者：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 2017-04-13 11:54
利——美国民主的趋势是增加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和降低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这样做的原因——美国和法国公务人员薪俸的对比通常有一个重大原因能使民主制度撙节公务人员的薪俸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规定薪俸制度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中牟利。
反之，在贵族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有从中牟利的隐约希望。这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源。
但是应当承认，民主国家对其主要公务人员也是过于吝啬了。
在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却远远不如其他国家。
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来自同一个原因。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务人员的薪俸都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比下级公务人员和高级公务人员的贡献而规定的。由于人民自己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觉得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规定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薪俸时，这个想法便不起作用了，而完全是出于随意。
穷人对社会的高层阶级的生活需要认识不清。在富人看来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因为后者觉得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不错了。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两千埃居（6000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人了。
假如你要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应在外国人面前显出一定的气派，他们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住所和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看到用你以为是微不足道的款项他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时，他就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甚至会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公务人员与人民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水平之上时，前者还能激其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则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这种情形，在薪俸看来是随公务人员的权限的加大而减少的美国，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贵族统治的帝国，情况与此相反，高级官员均获得极高的薪金，而小官员的收入只能糊口，其原因不难从我们上面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会承认富人应当享乐和穷人应对富人嫉妒，那末贵族制度则不会理解穷人的困苦，或者无宁说它根本不知穷困为何物。确切地说，穷人是另一种人，与富人非属同类。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在下级官员因为薪金过少而拒绝为它服务的时候，它才略微提高他们的薪金。
民主制度虽然没有节约的爱好，但它对高级公务人员却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态度，以致对他们有亏待和吝啬的倾向。
不错，民主制度也使主政者能够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但它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便于人民安居乐业，却可以不惜耗费巨资。这些开支主要来自税收，但没有被浪费。
一般说来，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方面的费用少，而用于被治者方面的费用多。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把国家的收入主要用于主持国务的阶级身上了。
难于识别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约的原因凡是寻找法律对人类命运发生真正的影响事实的人，都犯过重大错误，因为再没有比识别这种事实更难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天生轻松活泼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喜欢深思熟虑和善于精打细算。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或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古老原因。
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游兴，花费万金求一时之乐亦不后悔。另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耻于表现自己富有。
有些国家热中于建筑之美，另些国家毫不重视艺术，轻视一切没有实效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爱好名誉，另些国家崇拜金钱。
除了法律以外，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各自对国家的财政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把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税收要由人民投票决定，而且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隆重的庆祝。如果说美国人不追求建筑物上的装饰，不重视虚有其表的华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讲究民主的民族，而且是因为他们是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被公共生活所接受。但是我们应当把美国的来自制度本身的节约，与来自人们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的节约区别开来。
可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的对比要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富和税收——我们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也无望知悉美国的财富和开支——作者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收总额所做的调查——可以表示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总指标——对美国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最近，人们对于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但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而且我认为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能够查明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有多少，有两项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第一，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必须知道它把多少财富用于公共开支。只调查税收的总额而不研究应当课税的财源，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并不只是开支，而且还有开支与收入的关系。
一个富人可以轻易缴纳的一笔税款，如由穷人去交付，可使这个穷人倾家荡产。
人民的财富由许多成分构成，其中主要的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
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及其天然价值和增益价值，是很难精确计算出来的。而要计算人民拥有的动产的价值，尤其困难。由于财产的种类繁多和数量庞大，所以即使你算出了总数，也几乎无法使你进行正确的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欧洲的一些文明悠久的国家，甚至包括行政集权的国家，至今都未能精确地算出它们的财富总额。
在美国，人们甚至没有计算财富总额的打算。在这个新兴国家，社会还没有安定下来，全国政府还没有象我国这样拥有大批调遣自如的下属人员，统计资料由于无人收集或无时间研究而不齐备，你怎样能相信会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呢？
因此，我们不会获得计算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拿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进行对比。法国的财富还没有精确计算出来，而美国的财富则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不用“对比”这个必要的字眼，先不去考察税收与税源的关系，而只想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看到，我的研究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我的任务并未由此减轻。
我毫不怀疑，法国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虽有大批官员的努力，也无法精确算出课自公民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额。而且，这项并非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或至少尚未公布其结果。现在，我们虽然可以知道国家的支出总额，知道各省的支出总额，但尚不了解乡镇的开支情况，所以还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整个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美国的公共收支，则会发现困难更多，而且更无法克服。美国使我知道了它的开支总额的确切数字，我也得以看到它的二十四个州的预算，但是谁能使我了解美国公民向他们所在的县和乡镇提供了多少行政开支呢？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向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即使各州政府全都愿意帮助我，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使我满意。抛开这项工作的自然困难不管，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政府的努力获得成功。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不是由州长任命的，不受州长的管辖。因此可以断定，即使各州政府愿意向我提供所需的资料，也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本应当向州政府服务的下级官员可能敷衍塞责。
总之，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开支很难得到成果，而比较两国的财富亦然。我再补充一句，试图这样做也同样危险。
当统计资料不是以确实可靠的计算为基础时，不但不能指导工作，反而会把你引入歧途。人们的头脑容易被貌似正确而实际上却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置信不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而设法另找证明吧！
在缺乏确实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要想查明人民的公共开支负担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只能观察这个国家在物质上是否繁荣，观察人民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是否还能维持生计，富人是否更加富有，双方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双方是否每天又在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资本是否缺乏投资的场所，而需要投资的产业是否需要资本。
按这些标志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的收入给予国家的部分远远低于法国人民收入的这一付出部分。
但是，怎样才能断定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受侵略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忧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不得不经常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美国孤悬于大西洋彼岸，使它只拥有六千名士兵就可以了。我们有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因此，美国居民怎么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多呢！
由此可见，在如此不同的两国财政之间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同法国的对比。
我考察了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各州政府常常没有首尾一贯的计划，对雇用的人员也不进行经常监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它们必然要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或在一些事业上花费了不必要的金钱。
可是我看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却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敞开监督政府的大门，在他们中间普及幸福和知识。它使穷人温饱，每年拨付巨款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虽然我认为这样的治国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说它是耗费过大的。
我看到这里是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掌握国家的财源，而且我相信这里的国家支出有利于穷人，所以国家经常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统计数字，也不想进行没有把握的对比，便敢于断言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并非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吝啬的政府；我也不怕预言美国人民一旦遇到严重困难，美国的税收也将达到与大多数欧洲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一样的高度。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及其对公共道德的影响在贵族政体下，统治者偶而试图学坏——在民主政体下，统治者经常自动变坏——前者的败坏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后者对人民道德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其危害更大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互相指责对方容易贪污腐化。对此要做辩析。
在贵族政府，政务工作人员都是富人，他们只贪图权势。
在民主政府，国家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迹高升。
结果，在贵族国家，统治者很少贪污，对金钱的**不大；而在民主国家，情况与此相反。
但在贵族制度下，想当头目的人都有很多金钱，而能够当上头目的人，又由于职位有限而为数不多，所以可以说政府是待价而沽的政府。反之，在民主制度下，渴望当权的人几乎一文不名，而竞争当权的人又为数甚多。因此，在民主制度下，卖主可能不少，但几乎找不到买主。而且，一次就得收买很多人才能达到目的。
四十年来在法国掌权的人，有许多被指控为了发财而曾牺牲本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旧君主制度的官员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谴责。但在法国，几乎没有贿选的例子；而在英国，这种事情则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美国从未听说有人用钱去买官做，但我总是对公务人员的廉洁表示怀疑。尤有甚者，是我经常听说他们是依靠卑鄙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手段而获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而试图学坏，那末民主政府的首长则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使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的影响必将更为可怕。
在民主国家，当上国家首脑的人差不多总要受到使他感到不快的怀疑，所以他会利用某种办法由政府来保护他被指控的罪行。这样，他就为尚在同恶进行斗争的善提供了危险的榜样，使被掩盖的恶披上了光荣的外衣。
有人会说，邪恶的感情各阶层都有，王位往往是凭生来具有的权力而登上的，无论是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有非常可鄙的人物当上国家首脑。但是，这种辩解也是徒劳的。
这种答辩不会使我满意，因为在偶然掌权的人物的腐化行为中有一种粗野庸俗的东西在把腐化行为传染给大众，而在一些大阔老的堕落生活中反倒有某种贵族的文雅风度和高大气派使堕落生活往往不致于外传。
人民永远不会理解宫庭内部斗争的秘密，而且往往难于察觉被文雅的举止、高尚的爱好和美丽的言词所掩盖的卑劣行径。但是，偷盗国库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跃跃欲试。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在民主制度下，一些普通公民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后，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有权领导他们了。要把这个人的发迹归因于他的才德，那是令人不痛快的，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主要原因，并且经常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结果，在卑鄙和权势之间，在下贱和成功之间，在丢脸和实惠之间，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
民主能够做出哪些努力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做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的热情——战争将近尾声时热情减退——在美国难于建立征兵制和海员强迫服役制——为什么民主国家不如任何其他国家能做出不懈的努力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愿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
很难说一个民主政府在国家发生危机时能够做出多大的努力。
至今还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用共和去称呼1793年统治过法国的寡头政治，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只有美国是共和政体的新的光辉榜样。
联邦政府至今已经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在这场长期战争开始时，人们曾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劳。但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抬头：人们不再向国库交款，不应募去当兵；人民仍想获得独立，但在争取独立的手段面前却步。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写道：“我们徒然增加了许多税目，我们徒然试行了一些新的征税办法。公众的期望已一律化为失望，国库空空如也。我们的民主政府的性质所固有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着硬通货奇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导致贸易陷入萧条不振状态。民主行政当局至今虽一再试图努力扩大税收，但不见成效，以致各州的立法机构也终于认识到这样做是愚蠢的。”〔万人文库版第55页〕从此以后，美国再没有进行过一次需要坚持到底的严重战争。
因此，要想知道哪些牺牲是民主制度能够忍受的，必须等到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那样不得不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处理的时候，或者等到也象法国人民那样必须把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在美国，人们不承认征兵制，招我去当兵就得给我钱。强制征兵的办法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为美国人民的习惯所不容，以致我不相信有人敢于把它写进法律里去。法国所谓的征兵制，无疑是我国人民的最沉重负担。但是，没有征兵制我们怎么能支持一场陆上大战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的那种强制海员服役的办法，他们也没有我们法国那样的海军征兵制。美国的海军同商船的海员一样，都是根据自愿参加的办法应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能够支持一场大海战的国家不求助于上述两种办法中之一种。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光荣战斗的合众国，就未有过一支大舰队，可是它为装备为数不多的几只舰艇，也曾花了很多钱。
我曾听到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承认，美国如不采用海员强制服役制或海军征兵制，将难于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是要让行使国家主权的人民忍受这种制度那是困难的。
无需证明，自由国家在危机时期一般能比非自由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坚强毅力；但我偏于相信，在贵族成分占优势的自由国家，这种情形尤为真实。在我看来，用民主制度治理承平的社会，或在必要时用它作为鼓舞人心的突击力量，要比用它去长期抵制威胁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风暴合适得多。这个理由很简单：热情虽能使人不畏艰险，但不如深思冷静能使人长期顶住艰险。所谓自发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动具有心计。虽然只靠激情一般就能鼓起最初的干劲，但最终的结果全凭把最初的干劲坚持下去。人们用一部分珍贵的东西去冒险，是为了拯救其余的部分。
但是，民主所经常缺乏的，正是这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对未来的清晰认识。人们运用感情多于运用理智。眼前的苦难虽然很大，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不去考虑因为顶不住苦难而造成的更大苦难。
还有一种原因可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的坚定持久。
人民不仅不如高层阶级能够看清未来的祸福，而且也要比高层阶级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灾祸。贵族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誉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贵族将其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只是暂时使其失去对某些富裕的享受。但是，对穷人来说，死的光荣并没有诱惑力，而使富人也讨厌的赋税负担，却经常威胁着他们的生活来源。
民主共和国在危机时期的这种相对弱点，也许是阻止在欧洲建立这样的共和国的最大障碍。要使民主共和国容易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时在其他所有国家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增加社会的实力，但它不能象贵族政府或**君主国那样立即把力量集中于一点和一个时刻。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末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会比相邻的**国家更加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但在这一个世纪内，它也会多次遭受这些**国家入侵的危险。
美国民主通常显示的自制能力美国人民经过很长时期才接受了对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利的东西，有时还曾拒绝接受——美国人能够补救他们的失误民主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暂时克服激情和压制需求的困难，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现。
爱受奉承的人，难于自我克制，当有人请求他们解决困难或救助时，即使目的他们也认为合理，他们最初也几乎总是加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得到人们的公正赞许。但必须补充一句，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和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美国的法律对于那些到处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有利。由此可以设想，一项在大多数人看来对自己没有实际效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不是难于通过，就是通过以后也不会被遵守。
在美国，没有惩治虚报破产的法律。这是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者呢？不是，恰恰相反，而是因为破产者太多了。大多数人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甚于害怕因他人破产而使自己遭殃，而且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抱有一种错误的原谅心理。
在新成立的西南各州，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谋杀案件不断发生。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那片荒漠上的居民作风粗野和无知，他们认为与起诉诸法律，不如彼此进行决斗。
有一天，在费城有人对我说，美国的几乎所有犯罪全是由酗酒造成的；下层人民可以放怀畅饮，因为酒很便宜。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对烧酒抽税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倒是常想这样做，但是难于做到，害怕人民反对，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
我接着说：“这样看来，嗜酒者在你们国家是多数，而禁酒在你们国家就不得人心了。”
当你向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只会回答你说：“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吧；痛苦的体验会使人民清醒，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需要。”
事实往往真是如此。民主制度失误的机会虽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人承认为真理，而且许多国家在没有看到失误的后果时就可能灭亡了。
因此，美国人的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
还应补充一点：为了容易从过去的经验吸取教训，民主制度应当事先使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有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很差，人民的性格是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大杂烩，以致自己找不到不幸的根源，被迫不了解的灾难压倒。
我曾从几处原先是强悍的印第安人的家乡，而现已不见他们踪迹的广大地区通过；我曾在目睹自己的人口日益减少和勇猛的光荣逐渐消失，而现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到这些印第安人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将来只有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烽火之中，真使人感到吃惊。人们每天都在等待，希望早日看到这些国家回到所谓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革命在目前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一地区，社会正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自己走出这个深渊。
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这些人民，好象一心要互相消灭，毫无回心转意的模样。筋疲力竭时，他们暂时休战；休战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相信**对他们可能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和恩泽这两个词，在我的思想中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表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使人觉察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它们发生政治关系。就我们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是，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有其互相牵涉的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不是与我们根本无关，就是关系极为疏远。因此，它们必然要陷入经常不断的纠纷之中，而纠纷的根源本质上与我们无涉。所以今后要用人为的纽带把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的时而为友时而为敌的分合牵连起来，那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的远离它国和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路线。假如我们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治理下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那末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致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物质损失，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的中立受到尊重的立场，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为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向我们挑衅，可以根据我们的利益和正义的原则而选择是和是战。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某一部分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害、任性或妄为纠缠在一起呢？“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永远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象目前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主张不遵守现有的条约。诚实向来是最好的方策，我在公务上信守这个箴言不亚于在私事上信守它。因此，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要按条约的本义信守条约。但我认为，扩充原来的条约或另订新约，都是没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
“要始终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使自己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亦可安全地利用暂时的联盟。”〔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和以下几页〕在这段话的前面，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这些箴言为指南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292了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他的行动准则。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箴言是：“美国人决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自己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的公正性一目了然，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为简化。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它既不袒护动乱，又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既得益于欧洲的一些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象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也就可以不象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既有光荣，又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相互友好，又有国家间的相互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执行得很好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因此，目前人们还很难断定，美国的民主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经常在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称之为常识的关于生活小事的学问。常识足以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经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但是，一个国家经过长期的治理，也能象一个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反之，如果你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的后果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对外事务的指导发生显著影响。使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缺点，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工作。在对外政策方面，贵族制度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别开来，它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民。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当时，也象现在一样，只是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使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但是，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若不是华盛顿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为人民所爱戴，恐怕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但是，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轻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还险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报赏：他的国家对他的爱戴。有许多人曾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
假如宪法当初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起过重大影响，拟出过、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怎么能感到惊奇呢？其实，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无知或冲动而被迷惑，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另外，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多而不致陷入迷途，又可因为人强而不容易被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一个贵族集体，就象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个人。
在民主制度下，规定薪俸制度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中牟利。
反之，在贵族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有从中牟利的隐约希望。这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源。
但是应当承认，民主国家对其主要公务人员也是过于吝啬了。
在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却远远不如其他国家。
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来自同一个原因。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务人员的薪俸都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比下级公务人员和高级公务人员的贡献而规定的。由于人民自己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觉得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规定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薪俸时，这个想法便不起作用了，而完全是出于随意。
穷人对社会的高层阶级的生活需要认识不清。在富人看来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因为后者觉得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不错了。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两千埃居（6000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人了。
假如你要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应在外国人面前显出一定的气派，他们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住所和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看到用你以为是微不足道的款项他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时，他就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甚至会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公务人员与人民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水平之上时，前者还能激其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则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这种情形，在薪俸看来是随公务人员的权限的加大而减少的美国，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贵族统治的帝国，情况与此相反，高级官员均获得极高的薪金，而小官员的收入只能糊口，其原因不难从我们上面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会承认富人应当享乐和穷人应对富人嫉妒，那末贵族制度则不会理解穷人的困苦，或者无宁说它根本不知穷困为何物。确切地说，穷人是另一种人，与富人非属同类。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在下级官员因为薪金过少而拒绝为它服务的时候，它才略微提高他们的薪金。
民主制度虽然没有节约的爱好，但它对高级公务人员却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态度，以致对他们有亏待和吝啬的倾向。
不错，民主制度也使主政者能够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但它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便于人民安居乐业，却可以不惜耗费巨资。这些开支主要来自税收，但没有被浪费。
一般说来，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方面的费用少，而用于被治者方面的费用多。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把国家的收入主要用于主持国务的阶级身上了。
难于识别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约的原因凡是寻找法律对人类命运发生真正的影响事实的人，都犯过重大错误，因为再没有比识别这种事实更难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天生轻松活泼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喜欢深思熟虑和善于精打细算。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或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古老原因。
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游兴，花费万金求一时之乐亦不后悔。另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耻于表现自己富有。
有些国家热中于建筑之美，另些国家毫不重视艺术，轻视一切没有实效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爱好名誉，另些国家崇拜金钱。
除了法律以外，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各自对国家的财政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把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税收要由人民投票决定，而且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隆重的庆祝。如果说美国人不追求建筑物上的装饰，不重视虚有其表的华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讲究民主的民族，而且是因为他们是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被公共生活所接受。但是我们应当把美国的来自制度本身的节约，与来自人们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的节约区别开来。
可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的对比要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富和税收——我们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也无望知悉美国的财富和开支——作者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收总额所做的调查——可以表示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总指标——对美国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最近，人们对于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但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而且我认为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能够查明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有多少，有两项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第一，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必须知道它把多少财富用于公共开支。只调查税收的总额而不研究应当课税的财源，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并不只是开支，而且还有开支与收入的关系。
一个富人可以轻易缴纳的一笔税款，如由穷人去交付，可使这个穷人倾家荡产。
人民的财富由许多成分构成，其中主要的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
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及其天然价值和增益价值，是很难精确计算出来的。而要计算人民拥有的动产的价值，尤其困难。由于财产的种类繁多和数量庞大，所以即使你算出了总数，也几乎无法使你进行正确的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欧洲的一些文明悠久的国家，甚至包括行政集权的国家，至今都未能精确地算出它们的财富总额。
在美国，人们甚至没有计算财富总额的打算。在这个新兴国家，社会还没有安定下来，全国政府还没有象我国这样拥有大批调遣自如的下属人员，统计资料由于无人收集或无时间研究而不齐备，你怎样能相信会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呢？
因此，我们不会获得计算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拿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进行对比。法国的财富还没有精确计算出来，而美国的财富则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不用“对比”这个必要的字眼，先不去考察税收与税源的关系，而只想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看到，我的研究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我的任务并未由此减轻。
我毫不怀疑，法国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虽有大批官员的努力，也无法精确算出课自公民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额。而且，这项并非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或至少尚未公布其结果。现在，我们虽然可以知道国家的支出总额，知道各省的支出总额，但尚不了解乡镇的开支情况，所以还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整个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美国的公共收支，则会发现困难更多，而且更无法克服。美国使我知道了它的开支总额的确切数字，我也得以看到它的二十四个州的预算，但是谁能使我了解美国公民向他们所在的县和乡镇提供了多少行政开支呢？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向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即使各州政府全都愿意帮助我，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使我满意。抛开这项工作的自然困难不管，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政府的努力获得成功。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不是由州长任命的，不受州长的管辖。因此可以断定，即使各州政府愿意向我提供所需的资料，也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本应当向州政府服务的下级官员可能敷衍塞责。
总之，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开支很难得到成果，而比较两国的财富亦然。我再补充一句，试图这样做也同样危险。
当统计资料不是以确实可靠的计算为基础时，不但不能指导工作，反而会把你引入歧途。人们的头脑容易被貌似正确而实际上却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置信不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而设法另找证明吧！
在缺乏确实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要想查明人民的公共开支负担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只能观察这个国家在物质上是否繁荣，观察人民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是否还能维持生计，富人是否更加富有，双方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双方是否每天又在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资本是否缺乏投资的场所，而需要投资的产业是否需要资本。
按这些标志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的收入给予国家的部分远远低于法国人民收入的这一付出部分。
但是，怎样才能断定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受侵略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忧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不得不经常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美国孤悬于大西洋彼岸，使它只拥有六千名士兵就可以了。我们有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因此，美国居民怎么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多呢！
由此可见，在如此不同的两国财政之间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同法国的对比。
我考察了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各州政府常常没有首尾一贯的计划，对雇用的人员也不进行经常监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它们必然要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或在一些事业上花费了不必要的金钱。
可是我看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却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敞开监督政府的大门，在他们中间普及幸福和知识。它使穷人温饱，每年拨付巨款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虽然我认为这样的治国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说它是耗费过大的。
我看到这里是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掌握国家的财源，而且我相信这里的国家支出有利于穷人，所以国家经常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统计数字，也不想进行没有把握的对比，便敢于断言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并非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吝啬的政府；我也不怕预言美国人民一旦遇到严重困难，美国的税收也将达到与大多数欧洲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一样的高度。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及其对公共道德的影响在贵族政体下，统治者偶而试图学坏——在民主政体下，统治者经常自动变坏——前者的败坏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后者对人民道德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其危害更大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互相指责对方容易贪污腐化。对此要做辩析。
在贵族政府，政务工作人员都是富人，他们只贪图权势。
在民主政府，国家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迹高升。
结果，在贵族国家，统治者很少贪污，对金钱的**不大；而在民主国家，情况与此相反。
但在贵族制度下，想当头目的人都有很多金钱，而能够当上头目的人，又由于职位有限而为数不多，所以可以说政府是待价而沽的政府。反之，在民主制度下，渴望当权的人几乎一文不名，而竞争当权的人又为数甚多。因此，在民主制度下，卖主可能不少，但几乎找不到买主。而且，一次就得收买很多人才能达到目的。
四十年来在法国掌权的人，有许多被指控为了发财而曾牺牲本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旧君主制度的官员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谴责。但在法国，几乎没有贿选的例子；而在英国，这种事情则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美国从未听说有人用钱去买官做，但我总是对公务人员的廉洁表示怀疑。尤有甚者，是我经常听说他们是依靠卑鄙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手段而获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而试图学坏，那末民主政府的首长则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使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的影响必将更为可怕。
在民主国家，当上国家首脑的人差不多总要受到使他感到不快的怀疑，所以他会利用某种办法由政府来保护他被指控的罪行。这样，他就为尚在同恶进行斗争的善提供了危险的榜样，使被掩盖的恶披上了光荣的外衣。
有人会说，邪恶的感情各阶层都有，王位往往是凭生来具有的权力而登上的，无论是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有非常可鄙的人物当上国家首脑。但是，这种辩解也是徒劳的。
这种答辩不会使我满意，因为在偶然掌权的人物的腐化行为中有一种粗野庸俗的东西在把腐化行为传染给大众，而在一些大阔老的堕落生活中反倒有某种贵族的文雅风度和高大气派使堕落生活往往不致于外传。
人民永远不会理解宫庭内部斗争的秘密，而且往往难于察觉被文雅的举止、高尚的爱好和美丽的言词所掩盖的卑劣行径。但是，偷盗国库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跃跃欲试。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在民主制度下，一些普通公民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后，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有权领导他们了。要把这个人的发迹归因于他的才德，那是令人不痛快的，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主要原因，并且经常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结果，在卑鄙和权势之间，在下贱和成功之间，在丢脸和实惠之间，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
民主能够做出哪些努力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做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的热情——战争将近尾声时热情减退——在美国难于建立征兵制和海员强迫服役制——为什么民主国家不如任何其他国家能做出不懈的努力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愿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
很难说一个民主政府在国家发生危机时能够做出多大的努力。
至今还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用共和去称呼1793年统治过法国的寡头政治，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只有美国是共和政体的新的光辉榜样。
联邦政府至今已经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在这场长期战争开始时，人们曾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劳。但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抬头：人们不再向国库交款，不应募去当兵；人民仍想获得独立，但在争取独立的手段面前却步。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写道：“我们徒然增加了许多税目，我们徒然试行了一些新的征税办法。公众的期望已一律化为失望，国库空空如也。我们的民主政府的性质所固有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着硬通货奇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导致贸易陷入萧条不振状态。民主行政当局至今虽一再试图努力扩大税收，但不见成效，以致各州的立法机构也终于认识到这样做是愚蠢的。”〔万人文库版第55页〕从此以后，美国再没有进行过一次需要坚持到底的严重战争。
因此，要想知道哪些牺牲是民主制度能够忍受的，必须等到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那样不得不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处理的时候，或者等到也象法国人民那样必须把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在美国，人们不承认征兵制，招我去当兵就得给我钱。强制征兵的办法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为美国人民的习惯所不容，以致我不相信有人敢于把它写进法律里去。法国所谓的征兵制，无疑是我国人民的最沉重负担。但是，没有征兵制我们怎么能支持一场陆上大战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的那种强制海员服役的办法，他们也没有我们法国那样的海军征兵制。美国的海军同商船的海员一样，都是根据自愿参加的办法应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能够支持一场大海战的国家不求助于上述两种办法中之一种。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光荣战斗的合众国，就未有过一支大舰队，可是它为装备为数不多的几只舰艇，也曾花了很多钱。
我曾听到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承认，美国如不采用海员强制服役制或海军征兵制，将难于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是要让行使国家主权的人民忍受这种制度那是困难的。
无需证明，自由国家在危机时期一般能比非自由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坚强毅力；但我偏于相信，在贵族成分占优势的自由国家，这种情形尤为真实。在我看来，用民主制度治理承平的社会，或在必要时用它作为鼓舞人心的突击力量，要比用它去长期抵制威胁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风暴合适得多。这个理由很简单：热情虽能使人不畏艰险，但不如深思冷静能使人长期顶住艰险。所谓自发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动具有心计。虽然只靠激情一般就能鼓起最初的干劲，但最终的结果全凭把最初的干劲坚持下去。人们用一部分珍贵的东西去冒险，是为了拯救其余的部分。
但是，民主所经常缺乏的，正是这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对未来的清晰认识。人们运用感情多于运用理智。眼前的苦难虽然很大，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不去考虑因为顶不住苦难而造成的更大苦难。
还有一种原因可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的坚定持久。
人民不仅不如高层阶级能够看清未来的祸福，而且也要比高层阶级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灾祸。贵族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誉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贵族将其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只是暂时使其失去对某些富裕的享受。但是，对穷人来说，死的光荣并没有诱惑力，而使富人也讨厌的赋税负担，却经常威胁着他们的生活来源。
民主共和国在危机时期的这种相对弱点，也许是阻止在欧洲建立这样的共和国的最大障碍。要使民主共和国容易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时在其他所有国家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增加社会的实力，但它不能象贵族政府或**君主国那样立即把力量集中于一点和一个时刻。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末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会比相邻的**国家更加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但在这一个世纪内，它也会多次遭受这些**国家入侵的危险。
美国民主通常显示的自制能力美国人民经过很长时期才接受了对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利的东西，有时还曾拒绝接受——美国人能够补救他们的失误民主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暂时克服激情和压制需求的困难，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现。
爱受奉承的人，难于自我克制，当有人请求他们解决困难或救助时，即使目的他们也认为合理，他们最初也几乎总是加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得到人们的公正赞许。但必须补充一句，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和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美国的法律对于那些到处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有利。由此可以设想，一项在大多数人看来对自己没有实际效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不是难于通过，就是通过以后也不会被遵守。
在美国，没有惩治虚报破产的法律。这是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者呢？不是，恰恰相反，而是因为破产者太多了。大多数人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甚于害怕因他人破产而使自己遭殃，而且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抱有一种错误的原谅心理。
在新成立的西南各州，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谋杀案件不断发生。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那片荒漠上的居民作风粗野和无知，他们认为与起诉诸法律，不如彼此进行决斗。
有一天，在费城有人对我说，美国的几乎所有犯罪全是由酗酒造成的；下层人民可以放怀畅饮，因为酒很便宜。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对烧酒抽税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倒是常想这样做，但是难于做到，害怕人民反对，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
我接着说：“这样看来，嗜酒者在你们国家是多数，而禁酒在你们国家就不得人心了。”
当你向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只会回答你说：“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吧；痛苦的体验会使人民清醒，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需要。”
事实往往真是如此。民主制度失误的机会虽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人承认为真理，而且许多国家在没有看到失误的后果时就可能灭亡了。
因此，美国人的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
还应补充一点：为了容易从过去的经验吸取教训，民主制度应当事先使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有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很差，人民的性格是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大杂烩，以致自己找不到不幸的根源，被迫不了解的灾难压倒。
我曾从几处原先是强悍的印第安人的家乡，而现已不见他们踪迹的广大地区通过；我曾在目睹自己的人口日益减少和勇猛的光荣逐渐消失，而现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到这些印第安人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将来只有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烽火之中，真使人感到吃惊。人们每天都在等待，希望早日看到这些国家回到所谓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革命在目前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一地区，社会正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自己走出这个深渊。
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这些人民，好象一心要互相消灭，毫无回心转意的模样。筋疲力竭时，他们暂时休战；休战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相信**对他们可能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和恩泽这两个词，在我的思想中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表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使人觉察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它们发生政治关系。就我们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是，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有其互相牵涉的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不是与我们根本无关，就是关系极为疏远。因此，它们必然要陷入经常不断的纠纷之中，而纠纷的根源本质上与我们无涉。所以今后要用人为的纽带把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的时而为友时而为敌的分合牵连起来，那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的远离它国和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路线。假如我们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治理下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那末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致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物质损失，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的中立受到尊重的立场，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为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向我们挑衅，可以根据我们的利益和正义的原则而选择是和是战。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某一部分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害、任性或妄为纠缠在一起呢？“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永远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象目前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主张不遵守现有的条约。诚实向来是最好的方策，我在公务上信守这个箴言不亚于在私事上信守它。因此，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要按条约的本义信守条约。但我认为，扩充原来的条约或另订新约，都是没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
“要始终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使自己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亦可安全地利用暂时的联盟。”〔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和以下几页〕在这段话的前面，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这些箴言为指南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292了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他的行动准则。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箴言是：“美国人决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自己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的公正性一目了然，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为简化。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它既不袒护动乱，又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既得益于欧洲的一些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象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也就可以不象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既有光荣，又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相互友好，又有国家间的相互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执行得很好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因此，目前人们还很难断定，美国的民主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经常在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称之为常识的关于生活小事的学问。常识足以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经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但是，一个国家经过长期的治理，也能象一个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反之，如果你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的后果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对外事务的指导发生显著影响。使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缺点，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工作。在对外政策方面，贵族制度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别开来，它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民。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当时，也象现在一样，只是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使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但是，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若不是华盛顿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为人民所爱戴，恐怕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但是，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轻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还险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报赏：他的国家对他的爱戴。有许多人曾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
假如宪法当初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起过重大影响，拟出过、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怎么能感到惊奇呢？其实，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无知或冲动而被迷惑，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另外，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多而不致陷入迷途，又可因为人强而不容易被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一个贵族集体，就象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