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2）
《帝国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作者：帝国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 2017-04-13 11:51
形成了工人党(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间，当这个地区的纺织业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立场立刻由“保守反动”转为“社会主义”，而工业冲突也已进入政治组织和选举活动中。可是，如19世纪中期英国劳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资本家)阶级为主要政敌的态度和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的意愿，并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传统上的共同阵线使劳动生产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产阶级团结一致，对抗闲散和“特权”，而信仰进步的人(也是一个打破阶级界限的联盟)则对抗“保守反动”。可是，这个大致造成自由主义早期历史和政治力量的联盟(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溃了，不仅是因为选择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类成员的利害分歧(参看第四章)，也因为愈来愈以规模和集中为象征的雇主阶级(如前所见，“大”这个关键字眼出现得更频繁了，如英文的“大”企业[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实业[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德文的“大”实业[Grossindustrie))，更明显地踏人政、商、特勾结不分的三角地带。它加入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煽动政治家所喜欢责骂的“财阀政治”，这种“财阀政治”在从不景气走向经济扩张的时代里，愈来愈常藉由新兴大众媒体自我炫耀。英国政府的首席劳工专家声言：报纸和汽车(在欧洲是富人的专利)使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必然。
但是，当针对“特权”的战斗与以往发生在工作场地及其周边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时，体力劳动者便在第三行业的兴起下与其上层阶级区别开来。服务业在有些国家成长得迅速而惊人，创造了一个工作时不需把手弄脏的社会阶层。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视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过渡地带或真空地带。可是这些新兴下中阶级和上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们将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隔开来，而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经济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资工人多一点)，促使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地位较高人士的相同性——这些相同性是他们希望拥有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参看第七章)。他们形成了孤悬在工人之上的一个阶层。
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涵括所有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第三项因素更从实际上给予加强，此即日益纠结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府。国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结构，树立了它的特性，也决定了工人奋斗的具体条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干预，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存也愈来愈重要。经济愈来愈趋向以一个整合的系统运作，或者更正确地说，在这个系统中，同业工会不再能以一个集合了许多地方单位的松散组织发挥作用，并把地方事务作为首要关怀。相反的，它被迫采取全国性观点，至少对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国，有组织的全国性劳工冲突这种新现象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而全国性罢工的幽灵，也在20世纪最初10年由运输和煤矿工人召唤到世人面前。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工业开始磋商全国性的集体协议，在1889年前，这种举动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种情形显然已稀松平常。
工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工会)愈来愈倾向于将工人组成综合性团体，每个团体涵盖一种全国性实业(“实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这种倾向，反映了上述以经济为一个整合体的事实。“实业工会主义”的灵感，是来自他们认识到“实业”已不再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类别，而是正在变成全国性的行动或战略概念，不论其地方性多么强固，它都是工会战斗的经济骨架。虽然英国的煤矿工人热爱他们的煤矿区、甚至他们的矿坑自治权，他们也意识到其本身问题和习惯的独特性，可是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却在1888—1908年间，基于这个理由结合成全国性的组织。
至于政府，选举的民主化加强了其统治者希望避免的阶级团结。扩大公民权的抗争对工人而言自然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因为争执的焦点(至少就男人来说)正是无产公民的选举权。财产限制的标准不论多中庸，都会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没有得到普选权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普选权的主要拥护者，并以发动示威和威胁全面罢工作为争取手段。比利时在1893年便碰上这种麻烦，此后又发生过两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兰也一样。这个现象，证明并加强了他们动员新皈依社会主义民众的力量。甚至刻意**的选举改革，也可增强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只要它们把工人阶级的合格选举人组成一个分离(和没有充分代表权的)选举区，例如1905年的俄国情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将选举活动视为脱离革命轨道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力加入使他们大为惊恐。这些选举活动只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单一的全国一致性，不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结果都一样。
更有甚者，是政府统一了这个阶级，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愈来愈采取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成其政治目的——它们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全国性法律的制定或推行。没有任何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更需要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补偿他们独立集体行动的不足；而全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政治人物对这个庞大危险的选民团体的要求便愈(被迫要)敏感。19世纪8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旧式工会和新兴劳工运动之所以分裂，其关键问题便在于劳工要求经由法律来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而非经由集体磋商来确立这个工作时数。这意味着：制定一条普遍适用于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国性的法律。充分意识到这项要求之重大意义的第二国际，甚至认为应制定一条这样的国际性法律。这项国际性口号的确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示威，该运动的确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现。(1917年时，终于获得自由而能庆祝这个节日的俄国工人，甚至放弃他们自己的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士同一天示威。)(如众所知，1917年时，俄国的恺撒历比我们的格里高利历[Gregorian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发生在11月7日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矛盾现象。)可是，除了对少数高尚的斗士和行动家外，促使工人阶级团结在每个国家之内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希望和主张。如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所表现的那样，除了短暂的革命时刻以外，其阶级意识的有效框架仍旧是国家以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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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阶级在1870—1914年间形成了有意识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个一般性的主题，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绍实际上和可能的种种变化，包括地理、意识形态、国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如在印度，当然还有日本)，即使工业发展已不可否认，工人阶级显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义的社会群体。阶级组织的这种进展，在时序上是不平均的。它在下列两个短暂时期中进展得特别迅速。第一次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年间发生的突出事件，有劳工国际性组织的重新建立(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1864—1872年间的第一国际)，以及劳工阶级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劳动节。在这些年间，若干国家的议会首次出现一定数目的社会主义者，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已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1887—1893年间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进展发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到1914年间——俄国革命对这项进展具有重大影响，尤以中欧为最。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上的重大进展，如今更得到选举权普及的助力，后者让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选票。同时，一波一波的劳工骚动，促成有组织工会力量的一大突破。虽然细节随各国情形而有极大的不同，这两波迅速的劳工进展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处可见。
可是，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有组织劳工运动的成长。虽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工人对其政党和运动几乎完全认同，尤其是在中欧和某些工业特区。因而，1913年时，一位对德国中部选区(瑙姆堡—梅尔斯堡[Naumburg-Merseburg))进行选举分析的观察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只有88％的工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显然，在这儿，一般都以为工人便等于是社会民主党员。但是这种情形既**型，甚至也非常见。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自觉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这个世界包含、但远越过了“阶级政党”。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另一种生活经验为根据，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为根据。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语言和习惯的区域性变异，表现在他们共有的社会活动上(比方说，特别是表演给劳动阶级看的那些运动，如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足球)，甚至表现在阶级特有的衣着打扮上，如众所周知的工人鸭舌帽。
不过，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同时出现，那么甚至阶级意识的非政治表现，也将既不完整也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运动，多元的工人阶级才结合为一个单一阶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劳工运动的本身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这种普遍的“劳工运动”，反映了群众政党的真实情形。因为这些政党与小而非法的组织不同，绝大多数是由体力劳动工人所组成。1911-1912年，在汉堡的6．1万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之中，只有36名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外加两个高级专业人士。事实上，其党员中只有5％是非劳动阶级，而这5％当中又有半数是旅店主人。但是，对非劳工的不信任，并不妨碍他们对来自其他阶级的伟大导师(如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碍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开创元老、全国领袖和雄辩家(这两种人往往不易分辨)或“理论家”的崇拜。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的最初30年，它们吸引了理应接受这种崇拜的中产阶级伟大人才：奥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国的饶勒斯(Jaures，1859-1914)、意大利的图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兰廷(Branting，1860-1925)。
那么，这个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与该阶级共同扩张的“运动”，指的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包括了工会这个最基本普遍的工人组织，不过这些工会的形式各色各样，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经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为工人的商店，偶尔(如在比利时)也可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央机构。(虽然工人合作社与劳工运动具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却不是合作社最辉煌的部分，其最辉煌的部分是表现在意大利之外的小农和农庄主人身上。)在拥有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劳工运动可以包括工人实际参加的每一种组织：从摇篮到坟墓——更正确地说，应该是火葬场。由于他们反对教权，因而赞成“进步人士”热情提倡的火葬，认为它更适合这个科学和进步的时代。这些组织可以涵括1914年时拥有20万会员的德国工人合唱团联盟(German
Federation ofWorker Choirs)，1910年时拥有13万成员的自行车俱乐部共同体(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邮会(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养兔会(Worker Rabbit Breeders)，这些团体的踪迹至今仍偶尔可以在维也纳的郊区旅店中看到。但是，大体上，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某个政党，或是其一部分，或至少与它有密切关联。这个政党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并且几乎永远或是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是(或同时)简简单单地称为工党或劳工党。不具有组织的阶级政党或反对政治的劳工运动，虽然代表乌托邦或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它们只能代表个别好战者、传播福音者、煽动者和罢工领袖的易变核心，而非大规模结构。除了在永远和其他欧洲发展相左的伊比利亚半岛外，无政府主义并未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劳工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连弱势都谈不上。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及俄国——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R．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升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中，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了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致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手，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意。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语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地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来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藉由突然、狂暴的权力转变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的实际显现更为逼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逼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在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时代回顾革命年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是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在红旗下动员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逐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不重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从中产生?考茨基有点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这句话简要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成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藉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的。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式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好战者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举棋不定。
1905—1914年间，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种工团主义者。矛盾的是，他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党会以此作为不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不公平，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马克思对它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左派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相信理性可对抗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权主义)，进步将战胜黑暗的过去；也相信科学、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即使是在三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1905年前，《**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每版只发行2000-3000册，而工人图书馆中最受人欢迎的思想著作，是从其书名便可知其内容的《达尔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实际上，德国甚至连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德国最著名的“理论家”，是由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帝国进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后者如巴渥斯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因为由维也纳和布拉格向东走，四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冲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显关联——因为在这些地区，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实的。
而事实上，这里便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间历史上许多其他模式的关键所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在双元革命的国家，事实上，也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每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回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而任何出生于滑铁卢(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当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至少两次甚或三次革命。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自以为是这一传统的正统延续。在他们庆祝新的五一劳动节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庆祝的是三月节，也就是1848年维也纳革命受难者的纪念日。但是，社会革命当时正迅速从其最初筹划的地带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尤其是有纪律的阶级政党的出现，反倒加速了社会革命的退却。有组织的群众集会、经过仔细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取代了叛乱和骚动，而非为叛乱和骚动铺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国家中，“红色”政党的突然出现，对于其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它们之中没几个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断头台。他们可以承认这类政党是其体系中的激烈反对团体，不过这个体系提供了改进和修好的余地。尽管惑人的言辞皆指向相反方向，但当时的确没有，或尚未有，或不再会有血流成河的社会。
促使新政党致力于(至少在理论上)完全的社会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众将自己托付给这些政党的，确实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带给他们某些改进。就大多数希望改进的工人看来，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善，都必须通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方可达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选择集体改进一途的决定，使他们无法作其他选择。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贫苦无地的农业劳工选择了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放弃了大规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阶级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愈强，则其固守其中的社会压力便愈大。不过这样的压力并不阻止——尤其是就矿工这样的群体而言——他们立志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脱离矿坑。在工人阶级好斗者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以及他们的群众支持背后，主要是强加于新劳动阶级之上的被隔离世界。如果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有组织的成员的确是骄傲而且满怀希望的，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抱有希望。如果“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那么欧洲工人的梦便是集体性的。
这场运动是革命性的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从它大多数党员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不属于暴动式革命。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广大的半圆形地带，弥漫着贫穷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地带里的人们的确在计划革命，至少在它的某部分，也果真爆发了革命。这个地带由西班牙通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进入俄罗斯帝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从西欧迁移到东欧。下面我们将再讨论欧洲大陆和世界革命地带的命运。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其原来富有爆炸性的涵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回到西方，并传播到东方，成为社会革命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20世纪的大半时间。与此同时，在主张同一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其沟通上的裂缝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战爆发暴露出这道裂缝，人们才惊讶其程度之严重。这一年，长久以来赞赏德国社会民主正统的列宁，发现其首要理论家竟是一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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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似乎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他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人”无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妨碍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却也认识到：惟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八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隔离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止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于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扎实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夫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中的／jx3L匠和小商人，其数目比起它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上的理由。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它们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投身到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没有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指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得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科技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自动处理垃圾机。“进步”，如果只当作是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
最后也最奇异的一点是：作为局外人和永远的反对党(至少到革命时为止)，给了他们一个有利条件。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显然由少数分子那儿吸引到比统计数字多得多的支持。这些少数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即使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以及法国的新教徒。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它们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如我们在下章中将看到的，沙皇帝国的情形显然如此，而其最戏剧化的例子是芬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使芬兰的社会主义党在法律许可它接受选票时，便立刻收到37％的选票。1916年，它获得的选票更增加到47％，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全国性政党。
因此，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各政党，其所获得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可超越无产阶级。在具有这种事实的地方，一旦情况合适便可轻易将这些政党转化为执政党。事实上，1918年后也的确如此。然而，要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体系，意味着必须放弃革命分子、甚至激进反对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确实得不到公众支持。第一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是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氏后来成为法国总统。虽然他当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紧迫的反动威胁之下团结维护共和，可是还是被郑重地逐出这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战之前，就表面上看，这些政党始终是纯粹而不妥协的。
然而，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史学家能单就他们的阶级组织(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或是单就劳动阶级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所表现的一般阶级意识，来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觉是这个阶级的一分子，并以这个阶级的模式行动。这种意识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进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区域。譬如说，在加利西亚失落的一隅，极度虔诚的犹太哈锡德教派(Chassidic)织工，曾在当地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进行罢工。可是，许多穷人，尤其是最穷苦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其行为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自认为属于注定贫穷的一群，是被遗弃者、不幸者或边缘人。如果他们是来自乡间或外国的移民，他们或许会聚居在可能与劳动阶级贫民窟重叠的区域，但他们聚居的区域更容易为街坊、市场，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无数小巷弄所主宰。在这样的区域中，贫苦的家庭苟延残喘，他们中只有某些人真正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工会或阶级政党，而是邻居、家庭、可以给他们好处或提供工作的保护人、宁愿推卸责任也不施压的政府官员、教士，以及同乡——任何一个可以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们属于古老的内城庶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下层世界的赞赏，并不会使他们更为无产阶级化或更具政治性。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所著《雅各的一个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1896年)的世界，或布鲁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尔维区和米尼蒙当区》(Belleville-M6nilmontant)的世界，除了都对富人怀有愤恨感之外，均不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英国杂耍歌曲中的世界(如艾伦[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苦役者沼泽[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间没有隔着这些房子)，那个讽刺、嫌恶、冷淡、怀疑、听天由命和不关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于自觉的工人阶级世界，不过它的主题，如岳母、妻子和无钱付房租，却是属于任何在19世纪都市中备受压迫的群落。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世界。事实上矛盾的是，它们之所以未被遗忘，是因为它们比标准无产阶级那种可敬、单调、尤其是狭隘的世界，更能吸引当时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对比。贫穷老百姓的文化，乃至传统被遗弃者的世界，已逐渐变成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一个他们共同的部分。它们彼此承认，而在阶级意识及其运动的强势地区(例如柏林和海港汉堡)，前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也能与它取得一致，甚至鸨母、窃贼和买卖赃物者也会向它致敬。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不这么想，不过它们确实没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贡献给它。它们确实缺乏积极分子的永久斗志，更别说投入；然而如任何积极分子都知道的，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一般劳动阶级的共性。好斗者对于这类消极和持怀疑态度的死沉分子，有说不完的抱怨。既然一个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正在这个时期成形出现，前工业时代的平民遂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们没有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便会被历史所遗漏，因为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间，当这个地区的纺织业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立场立刻由“保守反动”转为“社会主义”，而工业冲突也已进入政治组织和选举活动中。可是，如19世纪中期英国劳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资本家)阶级为主要政敌的态度和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的意愿，并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传统上的共同阵线使劳动生产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产阶级团结一致，对抗闲散和“特权”，而信仰进步的人(也是一个打破阶级界限的联盟)则对抗“保守反动”。可是，这个大致造成自由主义早期历史和政治力量的联盟(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溃了，不仅是因为选择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类成员的利害分歧(参看第四章)，也因为愈来愈以规模和集中为象征的雇主阶级(如前所见，“大”这个关键字眼出现得更频繁了，如英文的“大”企业[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实业[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德文的“大”实业[Grossindustrie))，更明显地踏人政、商、特勾结不分的三角地带。它加入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煽动政治家所喜欢责骂的“财阀政治”，这种“财阀政治”在从不景气走向经济扩张的时代里，愈来愈常藉由新兴大众媒体自我炫耀。英国政府的首席劳工专家声言：报纸和汽车(在欧洲是富人的专利)使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必然。
但是，当针对“特权”的战斗与以往发生在工作场地及其周边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时，体力劳动者便在第三行业的兴起下与其上层阶级区别开来。服务业在有些国家成长得迅速而惊人，创造了一个工作时不需把手弄脏的社会阶层。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视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过渡地带或真空地带。可是这些新兴下中阶级和上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们将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隔开来，而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经济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资工人多一点)，促使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地位较高人士的相同性——这些相同性是他们希望拥有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参看第七章)。他们形成了孤悬在工人之上的一个阶层。
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涵括所有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第三项因素更从实际上给予加强，此即日益纠结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府。国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结构，树立了它的特性，也决定了工人奋斗的具体条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干预，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存也愈来愈重要。经济愈来愈趋向以一个整合的系统运作，或者更正确地说，在这个系统中，同业工会不再能以一个集合了许多地方单位的松散组织发挥作用，并把地方事务作为首要关怀。相反的，它被迫采取全国性观点，至少对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国，有组织的全国性劳工冲突这种新现象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而全国性罢工的幽灵，也在20世纪最初10年由运输和煤矿工人召唤到世人面前。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工业开始磋商全国性的集体协议，在1889年前，这种举动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种情形显然已稀松平常。
工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工会)愈来愈倾向于将工人组成综合性团体，每个团体涵盖一种全国性实业(“实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这种倾向，反映了上述以经济为一个整合体的事实。“实业工会主义”的灵感，是来自他们认识到“实业”已不再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类别，而是正在变成全国性的行动或战略概念，不论其地方性多么强固，它都是工会战斗的经济骨架。虽然英国的煤矿工人热爱他们的煤矿区、甚至他们的矿坑自治权，他们也意识到其本身问题和习惯的独特性，可是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却在1888—1908年间，基于这个理由结合成全国性的组织。
至于政府，选举的民主化加强了其统治者希望避免的阶级团结。扩大公民权的抗争对工人而言自然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因为争执的焦点(至少就男人来说)正是无产公民的选举权。财产限制的标准不论多中庸，都会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没有得到普选权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普选权的主要拥护者，并以发动示威和威胁全面罢工作为争取手段。比利时在1893年便碰上这种麻烦，此后又发生过两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兰也一样。这个现象，证明并加强了他们动员新皈依社会主义民众的力量。甚至刻意**的选举改革，也可增强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只要它们把工人阶级的合格选举人组成一个分离(和没有充分代表权的)选举区，例如1905年的俄国情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将选举活动视为脱离革命轨道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力加入使他们大为惊恐。这些选举活动只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单一的全国一致性，不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结果都一样。
更有甚者，是政府统一了这个阶级，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愈来愈采取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成其政治目的——它们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全国性法律的制定或推行。没有任何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更需要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补偿他们独立集体行动的不足；而全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政治人物对这个庞大危险的选民团体的要求便愈(被迫要)敏感。19世纪8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旧式工会和新兴劳工运动之所以分裂，其关键问题便在于劳工要求经由法律来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而非经由集体磋商来确立这个工作时数。这意味着：制定一条普遍适用于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国性的法律。充分意识到这项要求之重大意义的第二国际，甚至认为应制定一条这样的国际性法律。这项国际性口号的确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示威，该运动的确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现。(1917年时，终于获得自由而能庆祝这个节日的俄国工人，甚至放弃他们自己的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士同一天示威。)(如众所知，1917年时，俄国的恺撒历比我们的格里高利历[Gregorian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发生在11月7日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矛盾现象。)可是，除了对少数高尚的斗士和行动家外，促使工人阶级团结在每个国家之内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希望和主张。如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所表现的那样，除了短暂的革命时刻以外，其阶级意识的有效框架仍旧是国家以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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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阶级在1870—1914年间形成了有意识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个一般性的主题，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绍实际上和可能的种种变化，包括地理、意识形态、国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如在印度，当然还有日本)，即使工业发展已不可否认，工人阶级显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义的社会群体。阶级组织的这种进展，在时序上是不平均的。它在下列两个短暂时期中进展得特别迅速。第一次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年间发生的突出事件，有劳工国际性组织的重新建立(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1864—1872年间的第一国际)，以及劳工阶级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劳动节。在这些年间，若干国家的议会首次出现一定数目的社会主义者，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已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1887—1893年间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进展发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到1914年间——俄国革命对这项进展具有重大影响，尤以中欧为最。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上的重大进展，如今更得到选举权普及的助力，后者让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选票。同时，一波一波的劳工骚动，促成有组织工会力量的一大突破。虽然细节随各国情形而有极大的不同，这两波迅速的劳工进展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处可见。
可是，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有组织劳工运动的成长。虽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工人对其政党和运动几乎完全认同，尤其是在中欧和某些工业特区。因而，1913年时，一位对德国中部选区(瑙姆堡—梅尔斯堡[Naumburg-Merseburg))进行选举分析的观察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只有88％的工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显然，在这儿，一般都以为工人便等于是社会民主党员。但是这种情形既**型，甚至也非常见。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自觉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这个世界包含、但远越过了“阶级政党”。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另一种生活经验为根据，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为根据。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语言和习惯的区域性变异，表现在他们共有的社会活动上(比方说，特别是表演给劳动阶级看的那些运动，如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足球)，甚至表现在阶级特有的衣着打扮上，如众所周知的工人鸭舌帽。
不过，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同时出现，那么甚至阶级意识的非政治表现，也将既不完整也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运动，多元的工人阶级才结合为一个单一阶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劳工运动的本身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这种普遍的“劳工运动”，反映了群众政党的真实情形。因为这些政党与小而非法的组织不同，绝大多数是由体力劳动工人所组成。1911-1912年，在汉堡的6．1万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之中，只有36名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外加两个高级专业人士。事实上，其党员中只有5％是非劳动阶级，而这5％当中又有半数是旅店主人。但是，对非劳工的不信任，并不妨碍他们对来自其他阶级的伟大导师(如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碍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开创元老、全国领袖和雄辩家(这两种人往往不易分辨)或“理论家”的崇拜。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的最初30年，它们吸引了理应接受这种崇拜的中产阶级伟大人才：奥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国的饶勒斯(Jaures，1859-1914)、意大利的图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兰廷(Branting，1860-1925)。
那么，这个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与该阶级共同扩张的“运动”，指的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包括了工会这个最基本普遍的工人组织，不过这些工会的形式各色各样，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经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为工人的商店，偶尔(如在比利时)也可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央机构。(虽然工人合作社与劳工运动具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却不是合作社最辉煌的部分，其最辉煌的部分是表现在意大利之外的小农和农庄主人身上。)在拥有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劳工运动可以包括工人实际参加的每一种组织：从摇篮到坟墓——更正确地说，应该是火葬场。由于他们反对教权，因而赞成“进步人士”热情提倡的火葬，认为它更适合这个科学和进步的时代。这些组织可以涵括1914年时拥有20万会员的德国工人合唱团联盟(German
Federation ofWorker Choirs)，1910年时拥有13万成员的自行车俱乐部共同体(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邮会(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养兔会(Worker Rabbit Breeders)，这些团体的踪迹至今仍偶尔可以在维也纳的郊区旅店中看到。但是，大体上，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某个政党，或是其一部分，或至少与它有密切关联。这个政党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并且几乎永远或是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是(或同时)简简单单地称为工党或劳工党。不具有组织的阶级政党或反对政治的劳工运动，虽然代表乌托邦或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它们只能代表个别好战者、传播福音者、煽动者和罢工领袖的易变核心，而非大规模结构。除了在永远和其他欧洲发展相左的伊比利亚半岛外，无政府主义并未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劳工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连弱势都谈不上。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及俄国——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R．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升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中，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了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致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手，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意。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语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地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来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藉由突然、狂暴的权力转变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的实际显现更为逼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逼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在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时代回顾革命年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是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在红旗下动员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逐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不重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从中产生?考茨基有点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这句话简要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成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藉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的。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式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好战者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举棋不定。
1905—1914年间，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种工团主义者。矛盾的是，他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党会以此作为不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不公平，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马克思对它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左派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相信理性可对抗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权主义)，进步将战胜黑暗的过去；也相信科学、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即使是在三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1905年前，《**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每版只发行2000-3000册，而工人图书馆中最受人欢迎的思想著作，是从其书名便可知其内容的《达尔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实际上，德国甚至连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德国最著名的“理论家”，是由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帝国进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后者如巴渥斯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因为由维也纳和布拉格向东走，四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冲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显关联——因为在这些地区，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实的。
而事实上，这里便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间历史上许多其他模式的关键所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在双元革命的国家，事实上，也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每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回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而任何出生于滑铁卢(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当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至少两次甚或三次革命。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自以为是这一传统的正统延续。在他们庆祝新的五一劳动节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庆祝的是三月节，也就是1848年维也纳革命受难者的纪念日。但是，社会革命当时正迅速从其最初筹划的地带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尤其是有纪律的阶级政党的出现，反倒加速了社会革命的退却。有组织的群众集会、经过仔细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取代了叛乱和骚动，而非为叛乱和骚动铺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国家中，“红色”政党的突然出现，对于其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它们之中没几个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断头台。他们可以承认这类政党是其体系中的激烈反对团体，不过这个体系提供了改进和修好的余地。尽管惑人的言辞皆指向相反方向，但当时的确没有，或尚未有，或不再会有血流成河的社会。
促使新政党致力于(至少在理论上)完全的社会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众将自己托付给这些政党的，确实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带给他们某些改进。就大多数希望改进的工人看来，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善，都必须通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方可达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选择集体改进一途的决定，使他们无法作其他选择。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贫苦无地的农业劳工选择了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放弃了大规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阶级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愈强，则其固守其中的社会压力便愈大。不过这样的压力并不阻止——尤其是就矿工这样的群体而言——他们立志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脱离矿坑。在工人阶级好斗者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以及他们的群众支持背后，主要是强加于新劳动阶级之上的被隔离世界。如果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有组织的成员的确是骄傲而且满怀希望的，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抱有希望。如果“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那么欧洲工人的梦便是集体性的。
这场运动是革命性的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从它大多数党员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不属于暴动式革命。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广大的半圆形地带，弥漫着贫穷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地带里的人们的确在计划革命，至少在它的某部分，也果真爆发了革命。这个地带由西班牙通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进入俄罗斯帝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从西欧迁移到东欧。下面我们将再讨论欧洲大陆和世界革命地带的命运。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其原来富有爆炸性的涵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回到西方，并传播到东方，成为社会革命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20世纪的大半时间。与此同时，在主张同一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其沟通上的裂缝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战爆发暴露出这道裂缝，人们才惊讶其程度之严重。这一年，长久以来赞赏德国社会民主正统的列宁，发现其首要理论家竟是一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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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似乎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他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人”无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妨碍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却也认识到：惟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八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隔离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止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于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扎实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夫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中的／jx3L匠和小商人，其数目比起它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上的理由。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它们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投身到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没有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指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得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科技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自动处理垃圾机。“进步”，如果只当作是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
最后也最奇异的一点是：作为局外人和永远的反对党(至少到革命时为止)，给了他们一个有利条件。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显然由少数分子那儿吸引到比统计数字多得多的支持。这些少数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即使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以及法国的新教徒。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它们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如我们在下章中将看到的，沙皇帝国的情形显然如此，而其最戏剧化的例子是芬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使芬兰的社会主义党在法律许可它接受选票时，便立刻收到37％的选票。1916年，它获得的选票更增加到47％，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全国性政党。
因此，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各政党，其所获得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可超越无产阶级。在具有这种事实的地方，一旦情况合适便可轻易将这些政党转化为执政党。事实上，1918年后也的确如此。然而，要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体系，意味着必须放弃革命分子、甚至激进反对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确实得不到公众支持。第一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是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氏后来成为法国总统。虽然他当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紧迫的反动威胁之下团结维护共和，可是还是被郑重地逐出这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战之前，就表面上看，这些政党始终是纯粹而不妥协的。
然而，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史学家能单就他们的阶级组织(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或是单就劳动阶级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所表现的一般阶级意识，来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觉是这个阶级的一分子，并以这个阶级的模式行动。这种意识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进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区域。譬如说，在加利西亚失落的一隅，极度虔诚的犹太哈锡德教派(Chassidic)织工，曾在当地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进行罢工。可是，许多穷人，尤其是最穷苦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其行为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自认为属于注定贫穷的一群，是被遗弃者、不幸者或边缘人。如果他们是来自乡间或外国的移民，他们或许会聚居在可能与劳动阶级贫民窟重叠的区域，但他们聚居的区域更容易为街坊、市场，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无数小巷弄所主宰。在这样的区域中，贫苦的家庭苟延残喘，他们中只有某些人真正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工会或阶级政党，而是邻居、家庭、可以给他们好处或提供工作的保护人、宁愿推卸责任也不施压的政府官员、教士，以及同乡——任何一个可以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们属于古老的内城庶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下层世界的赞赏，并不会使他们更为无产阶级化或更具政治性。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所著《雅各的一个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1896年)的世界，或布鲁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尔维区和米尼蒙当区》(Belleville-M6nilmontant)的世界，除了都对富人怀有愤恨感之外，均不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英国杂耍歌曲中的世界(如艾伦[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苦役者沼泽[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间没有隔着这些房子)，那个讽刺、嫌恶、冷淡、怀疑、听天由命和不关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于自觉的工人阶级世界，不过它的主题，如岳母、妻子和无钱付房租，却是属于任何在19世纪都市中备受压迫的群落。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世界。事实上矛盾的是，它们之所以未被遗忘，是因为它们比标准无产阶级那种可敬、单调、尤其是狭隘的世界，更能吸引当时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对比。贫穷老百姓的文化，乃至传统被遗弃者的世界，已逐渐变成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一个他们共同的部分。它们彼此承认，而在阶级意识及其运动的强势地区(例如柏林和海港汉堡)，前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也能与它取得一致，甚至鸨母、窃贼和买卖赃物者也会向它致敬。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不这么想，不过它们确实没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贡献给它。它们确实缺乏积极分子的永久斗志，更别说投入；然而如任何积极分子都知道的，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一般劳动阶级的共性。好斗者对于这类消极和持怀疑态度的死沉分子，有说不完的抱怨。既然一个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正在这个时期成形出现，前工业时代的平民遂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们没有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便会被历史所遗漏，因为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