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帝国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作者：帝国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 2017-04-13 11:51
世界的工人
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施若德(Schroder)的鞋匠……他后来去了美国……他给了我一些报纸。我因为心情不好，所以看了一点。之后，我愈看愈有兴趣……报上把工人的苦况以及他们如何依靠资本家和地主描写得万分真实，令我十分惊愕。好像我的眼睛从前都没有睁开似的。该死的!他们在那些报纸上写的都是实话。我到那天为止的一生，便是一个证明。
——一位德国劳工，1911年前后
他们(欧洲的工人)感到重大的社会变迁必须尽快到来；由上流人士统治政治并拥有和享受政权的人间喜剧已经闭幕；民主政治的岁月即将开始，劳动者为其自身所做的奋斗，将较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更为优先，后者只是工人之间无目标的战斗。
——龚帕斯(SamuelGompers)，1909年
无产阶级的人生，无产阶级的死亡，本着进步精神的火葬。
——奥地利工人丧葬协会箴言
1
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愈来愈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建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如瓦斯、供水和秽物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仍有待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廉价劳力国家，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他们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更大规模，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用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要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a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
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尊重他们为有钱人。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辛苦劳动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界劳动。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家仆。
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用的工人几乎增长了六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用工人或雇用十个以下工人的小工坊，这类小工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工坊雇用的工人占从事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个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劳动力显然有无限需求，尤其是对那种随时可以投入其扩张部分的前工业劳动力，于是，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中，无产阶级人数逐渐以可观的速度增加。由于当时的工业成长还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术的结合，或者如建筑一样尚未大幅改变其方法，因此当时所需求的仍是旧有的手艺技巧，或将铁匠和锁匠的传统技巧运用到新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受过训练的熟练技术工人(一群有确定地位的前工业时代工资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发展上，构成了最积极、最具训练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一位车木工(倍倍尔)，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党领袖则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莱西亚[Iglesias])。
当工业劳动还停留在非机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术的阶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从事，而且由于其所需劳力甚多，因此当生产额增加时，这类工人也会随之激增。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营造业(修造基础结构、运输和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和煤矿业都雇用了无数工人。德国从事营造业的工人，由1875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将近170万人，即从总劳动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将近16％。1913年，英国有不下125万名工人(1907年时，德国有80万)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煤矿(1985年时，英德两国的数字分别是19．7万和13．75万)。另一方面，想藉着各种专门的机器和程序(由非技术性劳力操作)来取代手艺和经验的机械化，也对那些低廉无助的生疏劳工大开欢迎之门，这个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原本就缺少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技巧，而生产部门对此也不怎么需要。(福特说：“想要成为技术工人的意愿并不普遍。”)
在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虽然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较蓝领工人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工业经济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尚在起步阶段，因此它们的主要发展遂与美国相反。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居民主要是从事服务业，因为甚至连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现在，城市已成为制造业中心，到了19世纪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是集中在工业界。
当19世纪末的人们在回顾以往之际，最教他们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二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敦提(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密德布鲁夫(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登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
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愈来愈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好几百人到好几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鲁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用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然而这些人却愈来愈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社会和政治上已经确立的秩序蒙上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教人吃惊的事。
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是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藉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简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他们的领袖以成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自喜。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作的全国户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迟早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主义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
我们不需抱这种乐观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在1914年前几年，甚至那些已获得奇迹般成功的政党，显然还是拥有极大的潜在支持力量可以动员，它们也的确在动员。而19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劳工政党的快速上升，自然会带给其党员、支持者和领袖一种兴奋的感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相信其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对于那些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动手出卖劳力的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光明希望的时代。套用俄国社会主义歌的一句歌词：“走出黑暗的过去，未来之光照耀通明。”
2
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它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它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它们代表这个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它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藉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为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愈来愈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到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它们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是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劳动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会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人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它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札儿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说明了：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幸运的是，诉诸国际主义或区际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结果，并非完全无效。语言、国籍和宗教歧异本身，并不会使统一的阶级意识无法形成，尤其是当各国的工人群体各在劳工市场有其地盘，因此不需互相竞争时为然。只有在这些歧异代表或象征“跨越阶级界限的严重群体冲突”，或这些差异似与所有工人的团结势不两立的地方才会造成大麻烦。捷克工人对德国工人的怀疑，不是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把捷克人当低等人看待。当乌尔斯特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看到1870—1914年间天主教徒愈来愈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而这种工作因此几乎全被新教徒垄断，并且这个情形还获得工会的赞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阶级团结的呼吁具有好感。即使如此，阶级经验的力量还是很强，因此，工人与其他特定群体(如波兰人、天主教徒种种等等)的认同，只会缩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阶级认同。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过是特定的捷克、波兰或天主教工人。虽然天主教会深深嫌恶阶级的划分和冲突，它还是不得不组成(或者至少宽容)工会，甚至天主教同业工会，不过它还是比较喜欢劳资联合组织。另一种认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阶级意识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因而，即使是在乌尔斯特的派系意识战场，当时还是有一个工会运动以及组织劳工政党的一般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两项主宰生存和政治辩论的议题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可能。这两项议题是宗教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绿色工人)无法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某种工会运动和工业斗争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个群落之内，而且只是微弱和间歇的)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单一政党却不可能出现。
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劳工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英国是相当例外的情形，因为英国已经拥有强大的非政治阶级意识和劳工组织。这个工业化先驱国的拟古倾向，使一种相当原始而大半是分散的工会主义(主要是行业工会)，深植于各地的基本工业当中；基于好几种原因，该国工业的发展较少藉由机器取代劳力，而主要是通过手工操作和蒸汽动力的结合。在这个旧日的“世界工厂”的所有大工业中——棉布、冶矿、机械与船舶建造业——都有劳工组织核心的存在，这样的核心，可以转化为群众工会主义。1867—1875年间，同业工会实际上已得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地位和特权，以致好斗的雇主和保守的政府和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未能减缩或废除它们。劳工组织不仅存在并为大家所接受，而且也非常强大，尤以在工作场所为然。这种异常独特的劳工力量，将来会为英国工业经济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在本书所论时期，它已成为工业家的最大难题，这些工业家正想藉着机械化和科学管理将它消灭。1914年之前，它们在最重要的几个事例上均未获成功，不过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注意英国在这方面的异常即可。政治压力有助于加强作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它不需要取而代之。
其他地方的情形就相当不同。粗略地说，有效力的同业工会，即作坊、工地或中小型企业，当时只在现代(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边缘发生作用。其组织在理论上或许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地方性和分权的。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工会组织，是以地方劳工办公室为中心所组成的小型地方工会联盟。法国的全国同业工会联盟(CGT)规定，只要有三个地方工会便可组成一个全国工会。在现代化工业的大工厂中，工会根本无足轻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自由同业工会”(Free
Trade Unions)的力量，并不见于莱茵河西部地区和鲁尔重工业区。在美国，大工业中的工会主义几乎已在19世纪90年代被淘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恢复。但是它在小型工业和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中生存下来，并受到大城市市场的地方主义所保护。在大城市中，迅速的都市化以及靠行贿取得市府契约的政治活动，使工会拥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真正能取代由一小群有组织劳工组成的地方工会和(主要是技术性)行业工会的，是那种可在间歇性罢工中看到的工人总动员，不过这种动员只是偶尔、短暂的，同时也是地方性的。
当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是矿工与其他熟练工匠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熟练工匠包括木匠、制雪茄烟者、锁匠、机械师、印刷工人等等。无论如何，这些强壮男子明显具有从事集体斗争的倾向，他们在黑暗中劳苦工作，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像矿坑一样危险而且令人难受的孤立社群中，但是正是这种工作和社群的共同性以及其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甚至在法国和美国，煤矿工人也断断续续地组织了强大工会。由于采矿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又显著集中在某些区域，因此它们在劳工运动中的潜在(在英国是实际的)作用，是相当令人畏惧的。(矿工之所以特别团结的原因，可从德国矿工的打油诗中看出：面包师可以独自烘烤他们的面包；细木工人可以在家干他们的活；但是不论矿工走到哪里，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实的伙伴。)
另有两个部分重叠的非技术性工会主义，也值得注意：一是运输，另一是公职。公务员(甚至在日后成为公职工会根据地的法国)当时尚被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而这一点显然妨碍了铁路的工会化，因为铁路往往是国有的。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私人铁路的不可或缺性，赋予其雇员相当的战略力量，尤其是火车驾驶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然而，在其他地方，即便是私人铁路的工会也不容易组织。铁路公司绝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型企业，如果想要组织它们，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在一个几乎涵盖全国网络的组织上：例如“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London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mpany)，该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控制了6．5万名工作人员、7000公里长的路线和800个车站。
相形之下，运输的另一个关键项目——海上运输——却异常地方化，仅限于海港及其附近。由于这些地方往往是整个经济的枢纽，因此，任何码头罢工经常会演变成一般性的运输罢工，甚至酿成全面罢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量出现的经济性全面罢工主要都是港埠罢工：的雅里斯特港、热那亚(Genoa)、马赛、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这些无疑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非技术劳工的乌合性，它们还不大可能形成永久性的大规模工会组织。但是，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虽然不同，它们却同样对于全国的经济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一旦中断，国家的经济便会瘫痪。在劳工运动不断成长之际，各国政府愈来愈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致命危机，并积极寻找相应对策，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例子是：1910年，法国政府决定征召15万铁路工人入伍(亦即以军队的纪律约束他们)，藉此平息一次全面性的铁路罢工。
然而，私人雇主也认识到运输的战略价值。在1889～1890年问的英国工会化风潮中(这一风潮乃由水手和码头工人罢工肇始)，雇主的反攻便是以对抗苏格兰铁路上人的一次战役和对抗大海港大规模但不稳定工会化的一连串战役开始的。相反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劳工攻势，也将其本身的战略攻击力量设定在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联盟(也就是港口雇工)的三强同盟上。当时，运输显然已被视为阶级斗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运输比起另一个冲突区显然清楚得多，可是这个冲突区不久便证明它更具决定性——那就是重要而且不断成长的金属工业。因为在这个工业领域，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即具有技术背景而且加入行业工会的技术工人遭遇到伟大的现代工厂将他们(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贬为半技术作业员，负责操作那些日趋专门复杂的机械工具和机器。在这个工业技术迅速挺进的前沿，利害的冲突异常清楚。一般说来，在和平时代，形势对管理阶级有利；但是1914年后，在大规模军备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劳工激进化的锋芒。从金属制造工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的乞灵于革命一事，我们便可推想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紧张状态。
即使我们不把农业劳动阶级算在内，工人阶级也是个性质不一样，也不容易统一成具有单一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劳工运动也想组织和动员农业劳动阶级，可是一般说来成效不大。)(意大利是一个例外。意大利的“土地工作者联盟”[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是个超级大工会，它也为日后**在意大利中部和部分南部地方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可能也在无土地的劳工当中具有类似的影响。)然而，它们却逐渐趋向统一。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3
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藉由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新福音带给人民大众，在此以前，除了压榨他们和命令他们安静、服从以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忽略了这些民众，甚至小学也不例外，它们只负责教诲公民尽他们应尽的宗教责任。各种有组织的教会，除了少数属于平民的教派外，皆迟迟不肯进入无产阶级领域，不肯接触那些与古老乡村和城市教区如此不同的人群。工人是默默无闻和为人所遗忘的一群，正如他们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一样。中产阶级社会调查家和观察家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默默无闻；而看过画家凡·高(Van
Gogh，曾进入比利时煤田传播福音)书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为人所遗忘。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最先去关照他们的人。在情况适合的地方，他们最会让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体(从技术职工或好战先锋，到所有的屋外工作者或矿工)深刻感受到一种独立的身份——“无产阶级”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ege)周围山谷中的比利时农场雇工(传统上以制造枪支维生)，从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过着收人微薄的生活，只有养鸽子、钓鱼和斗鸡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变化。但是自从“工人党”(Workers
Party)来到他们中间那刻起，他们便全体入党。从此以后，维斯德谷地(Val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给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地天主教的最后防御也遭到破坏。列日附近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和根特(Ghent)的纺织工具有同样的身份和信仰(他们甚至连根特人的语言——佛兰芒语——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单一、普遍工人阶级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样的身份和信仰。煽动者和宣传家将所有贫穷工人团结一致的信息，带到其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同时也带来组织。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便不能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存在。而通过组织，他们得到一群发言人，这些发言人可以清晰地表达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无法自行表达。这些人也拥有或发现了可以表达他们所感觉到的真理的言词。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贫穷的劳动者。因为，简洁陈述前工业世界劳动贫民人生哲学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谚语和诗歌，现在已不够用了。他们是新的社会实体，需要新的反映。这种认知开始于他们从新发言人口中听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们是一个阶级，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是一个阶级。因而，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好战者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入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间隙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愈来愈分离；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愈来愈具有支配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说：波鸿(Bochum，1842年有4200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000位居民，1911年有10．5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便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波鸿的消费生产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商外，还有几百个缝纫女和48个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个洗衣妇，几个制帽者，8个皮货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半个制作手套(中上阶级典型身份象征)的人。
可是，即使是在拥有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和多元性社会的大城市，除了在像公园、火车站和娱乐场所这些中性地带以外，机能性分工加上这个时期的市镇计划和房地产发展，日益将阶级与阶级隔离开来。旧日的“大众化区域”随着这种新的社会隔离而式微。在里昂，丝织工暴动的古老根据地“红十字区”(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为“小雇员”区，“蜂聚的工人已离开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工人由这个古老的城市搬到罗纳河(Rhone)对岸和他们的工厂宿舍。被逐出城中区之后，新工人阶级住处的阴沉单调，笼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尔恩(Neukollun)区，维也纳的法渥瑞腾(Favoriten)和奥塔克林(Ottakring)区，伦敦的巴普拉(Poplar)和西汉姆(West
Ham)区。这些地方和迅速成长中的中产和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和郊区恰成对比。如果说传统手工艺广为大家讨论的危机，像在德国一样，将工匠中的某些群体逼成反资本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激进右派，那么它也可以像在法国的情形，加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或赞成共和的激进主义。对其职工和学徒而言，这些危机一定可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再者，承受强烈压力的原始农舍工业，不是往往也像早期与工厂制度共生的手摇纺织机织工一样，认同无产阶级的处境吗?在德国中部的丘陵地带、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的这种地方性社群，遂成为这个运动的天然根据地。
所有的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们据以判断的关键却是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与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无法分开，不论这样的情绪是否表达在罢工和较少见的有组织工会里面。地方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当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关，这些政党导致或反映了他们的动员。在法国的罗安那(Roanne)，织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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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施若德(Schroder)的鞋匠……他后来去了美国……他给了我一些报纸。我因为心情不好，所以看了一点。之后，我愈看愈有兴趣……报上把工人的苦况以及他们如何依靠资本家和地主描写得万分真实，令我十分惊愕。好像我的眼睛从前都没有睁开似的。该死的!他们在那些报纸上写的都是实话。我到那天为止的一生，便是一个证明。
——一位德国劳工，1911年前后
他们(欧洲的工人)感到重大的社会变迁必须尽快到来；由上流人士统治政治并拥有和享受政权的人间喜剧已经闭幕；民主政治的岁月即将开始，劳动者为其自身所做的奋斗，将较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更为优先，后者只是工人之间无目标的战斗。
——龚帕斯(SamuelGompers)，1909年
无产阶级的人生，无产阶级的死亡，本着进步精神的火葬。
——奥地利工人丧葬协会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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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愈来愈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建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如瓦斯、供水和秽物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仍有待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廉价劳力国家，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他们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更大规模，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用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要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a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
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尊重他们为有钱人。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辛苦劳动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界劳动。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家仆。
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用的工人几乎增长了六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用工人或雇用十个以下工人的小工坊，这类小工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工坊雇用的工人占从事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个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劳动力显然有无限需求，尤其是对那种随时可以投入其扩张部分的前工业劳动力，于是，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中，无产阶级人数逐渐以可观的速度增加。由于当时的工业成长还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术的结合，或者如建筑一样尚未大幅改变其方法，因此当时所需求的仍是旧有的手艺技巧，或将铁匠和锁匠的传统技巧运用到新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受过训练的熟练技术工人(一群有确定地位的前工业时代工资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发展上，构成了最积极、最具训练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一位车木工(倍倍尔)，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党领袖则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莱西亚[Iglesias])。
当工业劳动还停留在非机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术的阶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从事，而且由于其所需劳力甚多，因此当生产额增加时，这类工人也会随之激增。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营造业(修造基础结构、运输和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和煤矿业都雇用了无数工人。德国从事营造业的工人，由1875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将近170万人，即从总劳动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将近16％。1913年，英国有不下125万名工人(1907年时，德国有80万)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煤矿(1985年时，英德两国的数字分别是19．7万和13．75万)。另一方面，想藉着各种专门的机器和程序(由非技术性劳力操作)来取代手艺和经验的机械化，也对那些低廉无助的生疏劳工大开欢迎之门，这个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原本就缺少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技巧，而生产部门对此也不怎么需要。(福特说：“想要成为技术工人的意愿并不普遍。”)
在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虽然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较蓝领工人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工业经济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尚在起步阶段，因此它们的主要发展遂与美国相反。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居民主要是从事服务业，因为甚至连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现在，城市已成为制造业中心，到了19世纪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是集中在工业界。
当19世纪末的人们在回顾以往之际，最教他们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二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敦提(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密德布鲁夫(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登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
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愈来愈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好几百人到好几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鲁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用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然而这些人却愈来愈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社会和政治上已经确立的秩序蒙上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教人吃惊的事。
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是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藉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简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他们的领袖以成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自喜。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作的全国户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迟早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主义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
我们不需抱这种乐观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在1914年前几年，甚至那些已获得奇迹般成功的政党，显然还是拥有极大的潜在支持力量可以动员，它们也的确在动员。而19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劳工政党的快速上升，自然会带给其党员、支持者和领袖一种兴奋的感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相信其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对于那些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动手出卖劳力的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光明希望的时代。套用俄国社会主义歌的一句歌词：“走出黑暗的过去，未来之光照耀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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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它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它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它们代表这个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它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藉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为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愈来愈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到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它们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是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劳动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会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人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它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札儿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说明了：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幸运的是，诉诸国际主义或区际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结果，并非完全无效。语言、国籍和宗教歧异本身，并不会使统一的阶级意识无法形成，尤其是当各国的工人群体各在劳工市场有其地盘，因此不需互相竞争时为然。只有在这些歧异代表或象征“跨越阶级界限的严重群体冲突”，或这些差异似与所有工人的团结势不两立的地方才会造成大麻烦。捷克工人对德国工人的怀疑，不是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把捷克人当低等人看待。当乌尔斯特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看到1870—1914年间天主教徒愈来愈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而这种工作因此几乎全被新教徒垄断，并且这个情形还获得工会的赞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阶级团结的呼吁具有好感。即使如此，阶级经验的力量还是很强，因此，工人与其他特定群体(如波兰人、天主教徒种种等等)的认同，只会缩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阶级认同。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过是特定的捷克、波兰或天主教工人。虽然天主教会深深嫌恶阶级的划分和冲突，它还是不得不组成(或者至少宽容)工会，甚至天主教同业工会，不过它还是比较喜欢劳资联合组织。另一种认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阶级意识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因而，即使是在乌尔斯特的派系意识战场，当时还是有一个工会运动以及组织劳工政党的一般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两项主宰生存和政治辩论的议题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可能。这两项议题是宗教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绿色工人)无法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某种工会运动和工业斗争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个群落之内，而且只是微弱和间歇的)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单一政党却不可能出现。
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劳工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英国是相当例外的情形，因为英国已经拥有强大的非政治阶级意识和劳工组织。这个工业化先驱国的拟古倾向，使一种相当原始而大半是分散的工会主义(主要是行业工会)，深植于各地的基本工业当中；基于好几种原因，该国工业的发展较少藉由机器取代劳力，而主要是通过手工操作和蒸汽动力的结合。在这个旧日的“世界工厂”的所有大工业中——棉布、冶矿、机械与船舶建造业——都有劳工组织核心的存在，这样的核心，可以转化为群众工会主义。1867—1875年间，同业工会实际上已得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地位和特权，以致好斗的雇主和保守的政府和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未能减缩或废除它们。劳工组织不仅存在并为大家所接受，而且也非常强大，尤以在工作场所为然。这种异常独特的劳工力量，将来会为英国工业经济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在本书所论时期，它已成为工业家的最大难题，这些工业家正想藉着机械化和科学管理将它消灭。1914年之前，它们在最重要的几个事例上均未获成功，不过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注意英国在这方面的异常即可。政治压力有助于加强作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它不需要取而代之。
其他地方的情形就相当不同。粗略地说，有效力的同业工会，即作坊、工地或中小型企业，当时只在现代(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边缘发生作用。其组织在理论上或许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地方性和分权的。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工会组织，是以地方劳工办公室为中心所组成的小型地方工会联盟。法国的全国同业工会联盟(CGT)规定，只要有三个地方工会便可组成一个全国工会。在现代化工业的大工厂中，工会根本无足轻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自由同业工会”(Free
Trade Unions)的力量，并不见于莱茵河西部地区和鲁尔重工业区。在美国，大工业中的工会主义几乎已在19世纪90年代被淘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恢复。但是它在小型工业和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中生存下来，并受到大城市市场的地方主义所保护。在大城市中，迅速的都市化以及靠行贿取得市府契约的政治活动，使工会拥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真正能取代由一小群有组织劳工组成的地方工会和(主要是技术性)行业工会的，是那种可在间歇性罢工中看到的工人总动员，不过这种动员只是偶尔、短暂的，同时也是地方性的。
当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是矿工与其他熟练工匠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熟练工匠包括木匠、制雪茄烟者、锁匠、机械师、印刷工人等等。无论如何，这些强壮男子明显具有从事集体斗争的倾向，他们在黑暗中劳苦工作，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像矿坑一样危险而且令人难受的孤立社群中，但是正是这种工作和社群的共同性以及其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甚至在法国和美国，煤矿工人也断断续续地组织了强大工会。由于采矿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又显著集中在某些区域，因此它们在劳工运动中的潜在(在英国是实际的)作用，是相当令人畏惧的。(矿工之所以特别团结的原因，可从德国矿工的打油诗中看出：面包师可以独自烘烤他们的面包；细木工人可以在家干他们的活；但是不论矿工走到哪里，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实的伙伴。)
另有两个部分重叠的非技术性工会主义，也值得注意：一是运输，另一是公职。公务员(甚至在日后成为公职工会根据地的法国)当时尚被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而这一点显然妨碍了铁路的工会化，因为铁路往往是国有的。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私人铁路的不可或缺性，赋予其雇员相当的战略力量，尤其是火车驾驶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然而，在其他地方，即便是私人铁路的工会也不容易组织。铁路公司绝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型企业，如果想要组织它们，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在一个几乎涵盖全国网络的组织上：例如“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London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mpany)，该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控制了6．5万名工作人员、7000公里长的路线和800个车站。
相形之下，运输的另一个关键项目——海上运输——却异常地方化，仅限于海港及其附近。由于这些地方往往是整个经济的枢纽，因此，任何码头罢工经常会演变成一般性的运输罢工，甚至酿成全面罢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量出现的经济性全面罢工主要都是港埠罢工：的雅里斯特港、热那亚(Genoa)、马赛、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这些无疑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非技术劳工的乌合性，它们还不大可能形成永久性的大规模工会组织。但是，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虽然不同，它们却同样对于全国的经济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一旦中断，国家的经济便会瘫痪。在劳工运动不断成长之际，各国政府愈来愈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致命危机，并积极寻找相应对策，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例子是：1910年，法国政府决定征召15万铁路工人入伍(亦即以军队的纪律约束他们)，藉此平息一次全面性的铁路罢工。
然而，私人雇主也认识到运输的战略价值。在1889～1890年问的英国工会化风潮中(这一风潮乃由水手和码头工人罢工肇始)，雇主的反攻便是以对抗苏格兰铁路上人的一次战役和对抗大海港大规模但不稳定工会化的一连串战役开始的。相反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劳工攻势，也将其本身的战略攻击力量设定在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联盟(也就是港口雇工)的三强同盟上。当时，运输显然已被视为阶级斗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运输比起另一个冲突区显然清楚得多，可是这个冲突区不久便证明它更具决定性——那就是重要而且不断成长的金属工业。因为在这个工业领域，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即具有技术背景而且加入行业工会的技术工人遭遇到伟大的现代工厂将他们(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贬为半技术作业员，负责操作那些日趋专门复杂的机械工具和机器。在这个工业技术迅速挺进的前沿，利害的冲突异常清楚。一般说来，在和平时代，形势对管理阶级有利；但是1914年后，在大规模军备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劳工激进化的锋芒。从金属制造工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的乞灵于革命一事，我们便可推想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紧张状态。
即使我们不把农业劳动阶级算在内，工人阶级也是个性质不一样，也不容易统一成具有单一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劳工运动也想组织和动员农业劳动阶级，可是一般说来成效不大。)(意大利是一个例外。意大利的“土地工作者联盟”[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是个超级大工会，它也为日后**在意大利中部和部分南部地方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可能也在无土地的劳工当中具有类似的影响。)然而，它们却逐渐趋向统一。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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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藉由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新福音带给人民大众，在此以前，除了压榨他们和命令他们安静、服从以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忽略了这些民众，甚至小学也不例外，它们只负责教诲公民尽他们应尽的宗教责任。各种有组织的教会，除了少数属于平民的教派外，皆迟迟不肯进入无产阶级领域，不肯接触那些与古老乡村和城市教区如此不同的人群。工人是默默无闻和为人所遗忘的一群，正如他们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一样。中产阶级社会调查家和观察家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默默无闻；而看过画家凡·高(Van
Gogh，曾进入比利时煤田传播福音)书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为人所遗忘。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最先去关照他们的人。在情况适合的地方，他们最会让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体(从技术职工或好战先锋，到所有的屋外工作者或矿工)深刻感受到一种独立的身份——“无产阶级”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ege)周围山谷中的比利时农场雇工(传统上以制造枪支维生)，从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过着收人微薄的生活，只有养鸽子、钓鱼和斗鸡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变化。但是自从“工人党”(Workers
Party)来到他们中间那刻起，他们便全体入党。从此以后，维斯德谷地(Val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给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地天主教的最后防御也遭到破坏。列日附近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和根特(Ghent)的纺织工具有同样的身份和信仰(他们甚至连根特人的语言——佛兰芒语——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单一、普遍工人阶级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样的身份和信仰。煽动者和宣传家将所有贫穷工人团结一致的信息，带到其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同时也带来组织。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便不能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存在。而通过组织，他们得到一群发言人，这些发言人可以清晰地表达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无法自行表达。这些人也拥有或发现了可以表达他们所感觉到的真理的言词。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贫穷的劳动者。因为，简洁陈述前工业世界劳动贫民人生哲学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谚语和诗歌，现在已不够用了。他们是新的社会实体，需要新的反映。这种认知开始于他们从新发言人口中听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们是一个阶级，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是一个阶级。因而，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好战者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入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间隙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愈来愈分离；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愈来愈具有支配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说：波鸿(Bochum，1842年有4200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000位居民，1911年有10．5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便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波鸿的消费生产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商外，还有几百个缝纫女和48个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个洗衣妇，几个制帽者，8个皮货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半个制作手套(中上阶级典型身份象征)的人。
可是，即使是在拥有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和多元性社会的大城市，除了在像公园、火车站和娱乐场所这些中性地带以外，机能性分工加上这个时期的市镇计划和房地产发展，日益将阶级与阶级隔离开来。旧日的“大众化区域”随着这种新的社会隔离而式微。在里昂，丝织工暴动的古老根据地“红十字区”(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为“小雇员”区，“蜂聚的工人已离开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工人由这个古老的城市搬到罗纳河(Rhone)对岸和他们的工厂宿舍。被逐出城中区之后，新工人阶级住处的阴沉单调，笼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尔恩(Neukollun)区，维也纳的法渥瑞腾(Favoriten)和奥塔克林(Ottakring)区，伦敦的巴普拉(Poplar)和西汉姆(West
Ham)区。这些地方和迅速成长中的中产和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和郊区恰成对比。如果说传统手工艺广为大家讨论的危机，像在德国一样，将工匠中的某些群体逼成反资本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激进右派，那么它也可以像在法国的情形，加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或赞成共和的激进主义。对其职工和学徒而言，这些危机一定可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再者，承受强烈压力的原始农舍工业，不是往往也像早期与工厂制度共生的手摇纺织机织工一样，认同无产阶级的处境吗?在德国中部的丘陵地带、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的这种地方性社群，遂成为这个运动的天然根据地。
所有的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们据以判断的关键却是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与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无法分开，不论这样的情绪是否表达在罢工和较少见的有组织工会里面。地方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当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关，这些政党导致或反映了他们的动员。在法国的罗安那(Roanne)，织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