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论自由”序言（2/2）
《论自由-英-约翰·密尔》作者：论自由-英-约翰·密尔 2017-04-13 11:50
处的自由”。所以，他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个性发展，并且认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再向前追溯一下，那么支配密尔这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上义理论的，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功利主义。正如密尔自己所说，“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密尔把追求个人利益、满足**，奉为人生的最后目的和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每个人自己对于本人的利益关切最深，了解最透，因而个人之有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绝对自由，这乃是天经地义。
事情很清楚，在阶级社会里，既有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对立，“自由”便只能是剥削者、统治者的自由和劳动群众的被奴役。“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关于正确处埋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自由”和“奴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阶级社会里的同一社会事实的两个方面。密尔，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只看见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抹杀了阶级内容，空洞地高唱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实质上只是在鼓吹资产阶级随心所欲地发展经营、进行剥削、扩张政治势力的自由。列宁曾经对资产阶级叫喊的自由进行无情的揭露，列宁说：“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做‘自由’”（“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又说：“在建筑于金钱的权力上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作乞丐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即使运用密尔自己设定的原则，也足以戳穿资产阶级关于一般自由的谎言和伪善。难道资本家“自由”地剥削工人，“自由”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脂膏，竟没有危害到劳动人民的利益么？难道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千万工人群众的痛苦之上也算没有危害他人的利益么？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恰恰危害了工人阶级的最根本的利益——生存的利益。
其实，即使就资产阶级内部来说，象密尔所要求的这种个人行为不受拘束的自由——追逐更大利润和损害别人以满足自己的钱袋，也并不是真能得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家集团，有时幸运地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有时则在大鱼吃小鱼的无情的竞争中遭到失败，乃至破产。看来，一切是被偶然性支配着的。实则，这些在表面上起作用的偶然性，骨子里是服从着一种隐蔽的必然性（规律）的。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要求，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规律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这个规律，而又不得不被这个规律所播弄。象密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只是从情感和愿望出发，提出什么自由，事实上资产阶级是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与资产阶级的那种对自由的看法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给予自由以积极的意义，开辟了自由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不是仅仅消极地摆脱限制，而是对于必然的认识。也就是说，自由乃是一种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进而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生活、控制人类历史的实际能力。所以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正如民主一样，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于实现人类的无阶级、无剥削的幸福生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里，才能“第一次说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说到与人所认炽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那种生活”（“反杜林论”，第118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不是和客观规律相对立的。人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是深刻化，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就越能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从社会主义向**的过渡中，人是越来越自由的。这些都不是资产阶级所能理解的。他们侈谈什么个人自由、个人发展、把个人行为之不受拘束奉为生活的目的等等，最终都不能认识真正的自由，最多是把并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涂上一道“自由”的色彩而已。
早在1903年（光绪29年），“论自由”这本书就由严复翻译介绍到我国来（密尔译为穆勒，书名为“群己权界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我国思想界的先进人士正在渴望从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不少人提倡资产阶级“新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复当时就是一个“新学”的提倡者，他翻译“论自由”一书，正是想借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本书是应该起到一些促进向封建思想作斗争、为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作用的。
现在我们又把这本书重行翻译出版。前后两次翻译出版这本书，时间相距虽然只有五十多年，但是五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而跨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今天，我们是把它当作人类文化史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史上的一种材料提供大家加以研究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59年2月
如果再向前追溯一下，那么支配密尔这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上义理论的，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功利主义。正如密尔自己所说，“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密尔把追求个人利益、满足**，奉为人生的最后目的和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每个人自己对于本人的利益关切最深，了解最透，因而个人之有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绝对自由，这乃是天经地义。
事情很清楚，在阶级社会里，既有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对立，“自由”便只能是剥削者、统治者的自由和劳动群众的被奴役。“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关于正确处埋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自由”和“奴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阶级社会里的同一社会事实的两个方面。密尔，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只看见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抹杀了阶级内容，空洞地高唱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实质上只是在鼓吹资产阶级随心所欲地发展经营、进行剥削、扩张政治势力的自由。列宁曾经对资产阶级叫喊的自由进行无情的揭露，列宁说：“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做‘自由’”（“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又说：“在建筑于金钱的权力上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作乞丐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即使运用密尔自己设定的原则，也足以戳穿资产阶级关于一般自由的谎言和伪善。难道资本家“自由”地剥削工人，“自由”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脂膏，竟没有危害到劳动人民的利益么？难道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千万工人群众的痛苦之上也算没有危害他人的利益么？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恰恰危害了工人阶级的最根本的利益——生存的利益。
其实，即使就资产阶级内部来说，象密尔所要求的这种个人行为不受拘束的自由——追逐更大利润和损害别人以满足自己的钱袋，也并不是真能得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家集团，有时幸运地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有时则在大鱼吃小鱼的无情的竞争中遭到失败，乃至破产。看来，一切是被偶然性支配着的。实则，这些在表面上起作用的偶然性，骨子里是服从着一种隐蔽的必然性（规律）的。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要求，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规律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这个规律，而又不得不被这个规律所播弄。象密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只是从情感和愿望出发，提出什么自由，事实上资产阶级是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与资产阶级的那种对自由的看法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给予自由以积极的意义，开辟了自由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不是仅仅消极地摆脱限制，而是对于必然的认识。也就是说，自由乃是一种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进而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生活、控制人类历史的实际能力。所以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正如民主一样，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于实现人类的无阶级、无剥削的幸福生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里，才能“第一次说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说到与人所认炽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那种生活”（“反杜林论”，第118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不是和客观规律相对立的。人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是深刻化，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就越能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从社会主义向**的过渡中，人是越来越自由的。这些都不是资产阶级所能理解的。他们侈谈什么个人自由、个人发展、把个人行为之不受拘束奉为生活的目的等等，最终都不能认识真正的自由，最多是把并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涂上一道“自由”的色彩而已。
早在1903年（光绪29年），“论自由”这本书就由严复翻译介绍到我国来（密尔译为穆勒，书名为“群己权界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我国思想界的先进人士正在渴望从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不少人提倡资产阶级“新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复当时就是一个“新学”的提倡者，他翻译“论自由”一书，正是想借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本书是应该起到一些促进向封建思想作斗争、为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作用的。
现在我们又把这本书重行翻译出版。前后两次翻译出版这本书，时间相距虽然只有五十多年，但是五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而跨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今天，我们是把它当作人类文化史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史上的一种材料提供大家加以研究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5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