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2/2）
《罗马帝国衰亡史-英-爱德华·吉本》作者：罗马帝国衰亡史-英-爱德华·吉本 2017-04-13 11:49
但当他的平民英雄被放逐并死去以后，他把他的目光从护民官移到了罗马国王身上。当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的时候，朱庇特神庙还未曾清洗掉里恩齐的血迹。他在途经米兰时接受了这位桂冠诗人的拜访，并对他的恭维给予相应的回报；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勋章；并毫无笑意地许诺，自己将以罗马君主国的创始人为榜样。一个虚假的对古代名称和格言的误用成了彼特拉克的希望与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完全忽视了时代和性格上的差异；不能忘了那最早的几位恺撒和那由于受到教士团的青睐而被选为日耳曼贵族政治的有名无实的头目的一位波西米亚君王之间的无法估量的距离。他非但不曾使罗马恢复她的光荣和各行省的主教，却反和教皇私订了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的一天撤出该城；而他的可耻的撤退受到了这位爱国诗人的穷追不舍的抨击。
在他丧失了自由和帝国以后，他的第三个较为平常的愿望是使牧人和他的羊群重归于好；并召唤罗马主教仍回到他的古老的、独特的教区来。带着年轻人的热忱，以一个老年人的权威，彼特拉克连续给5位教皇写过规劝信，他的动人的文才总是辅之以火热的激情和流畅的文风。一个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总永远眷恋他出生的国土更胜于他受教育的地方；意大利在他的眼里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在她内部的派别中，她无疑在艺术和科学，在财富和文雅方面都居于法兰西之上；但这种差异也难以肯定，他把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统统称作野蛮国家的说法。而阿维尼翁，那神秘的巴比伦，罪恶与堕落的渊薮，则是他憎恨和蔑视的对象；但他忘记了，她的那些可怕的罪恶并非是当地土壤的产物，忘记了在任何地方它们都会攀附着教廷的权势和奢侈而生长。他承认圣彼得的继承者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是这位圣徒建立他的永久宝座的地点是在第伯河畔，而不是在罗讷河畔：而且，在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城市都生活在一位主教庇荫之下的时候，却只有这座都城孤零零的仿佛被抛弃了。自从神圣教区迁走的时候起，拉特兰大教堂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它们的祭坛和圣徒，便都沦于贫困和衰败之中；罗马还常被描绘成一个孤苦的妇人的形象，仿佛以这种对那位年纪衰迈、体弱多病、日夜饮泣的妻子的简朴的描绘，便能召唤回她的在外游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那七座山丘上的阴云将会被它的合法君主的出现所驱散：不朽的英名、罗马的繁荣以及和平的意大利都将成为那位敢于抱定这一伟大决心的教皇的报偿。彼特拉克所规劝的五位中，前三位，约翰二十二世、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力门六世都曾受到过这位大胆的演说家的纠缠或使他们对他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试图进行的令人难忘的改进尝试，最后却由格雷戈里十一世完成了。他们这一计划的实施遇到了巨大的、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位无愧于所享有的才名的法兰西皇帝不愿将他们从地方附属关系中脱离开来：大多数是他的臣民的红衣主教，都和阿维尼翁有着语言、习俗和地域方面的联系；和他们的雄伟的宫殿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和勃艮第的葡萄园有联系。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外国地方或充满敌意的地方；他们十分勉强地在马赛上船，就好像他们已被卖到或放逐到萨拉逊人的土地上去了。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了平安和充满荣誉的3年时光；他的神圣地位受到一支两干骑兵的卫队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他们的共同的父亲虔诚地礼拜。但是，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乐很快就变成了悲痛和愤怒。出于某种于公或于私考虑的原因，由于他自己的急躁或红衣主教们的请求，乌尔班又被召回到了法兰西；那时间已临近的选举才得以从罗马人的专断的爱国主义中被解救出来。上天的神灵对他们的事业感兴趣：瑞典的布里奇特，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让乌尔班五世回来，并预言他将死去；格雷戈里十一世的迁移得到了基督的配偶①，佛罗伦萨的女大使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鼓励；而那些教皇们自己，那使人类轻信的大师们，似乎听从了这些幻想中的妇女的话。然而，这些上天所表现的意向却也受到世俗政策的某些原则的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驻地受到了敌对势力的暴力侵犯；一支3万人的土匪队伍的为首的英雄，向基督的代理人和神圣的教士团索要赎金和免去一切罪过；那法兰西勇士们的饶过平民只劫教堂的口号，更是带有最危险的含义的一种邪说。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的时候他受到罗马的坚决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合法的君主，并把城门、桥梁和要塞的钥匙都放到他的脚下；把第伯河彼岸至少四分之一的土地的钥匙全交给他。他们的这一忠心的奉献还附带有一条申明，他们不能再容忍他长期不在招来的是非和灾祸了；还有，他的固执最终必会促使他们重新恢复并肯定那原始的选举权利。有人曾与卡西诺山的大寺院住持商议，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教士团和人民授予他的三重冕：“我是罗马的公民，”这位可敬的教士说，“我的国家的呼声是我的最高法令。”
①“配偶”原文为spouse.不知何以有此说。——译者
如果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暴死；如果一个主意的好坏可以从它的结果来判断，那么，上天对这么一个如此显然有理和正当的步骤似乎颇为反感。格雷戈里十一世在返回梵蒂冈以后不到14个月就去世了；而随着他的死接踵而来的是那终于困扰拉丁教会40多年的西部的大分裂。当时的主教团由22名红衣主教组成：其中6人原留在阿维尼翁；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正常方式参与了秘密会议。他们的选择并不仅限于皇家人员；他们一致赞成选举以热情、博学著称的那不勒斯臣民，大主教巴里；他终于以乌尔班六世的名号登上了圣彼得宝座。主教团的文书肯定了对他的选举自由而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了圣灵的启示；他受到按传统仪式的拜谒、加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臣服于他的世俗权威，整个拉丁世界都承认他在宗教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几个星期中，红衣主教们奔走在他们的这位新主人左右，都满口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决无二心，直到夏季的酷热使他们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城逃走的时候。他们刚一到达阿纳尼和芬迪这个安全的地方，马上就撕下面具，为自己的弄虚作假和伪善自责。宣布将这位罗马的背叛者和叛教者逐出教会，并进而重新选举了日内瓦的罗伯特，克力门七世，并向各族人民宣称，他才是耶稣的真正的、合法的代表。他们的第一次非自愿的、不合法的选举因害怕死亡和罗马人的威胁作废了；而他们的不满有明确的可能性与事实为据，不无道理。超过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兰西红衣主教操纵着选举；而无论他们对地方省份有何戒备，我们决不能假定，他们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让它落入一个永不会将它们归还本国的外国候选人手中。在各色各样，常常说法不一的记载中，群众暴乱的情况常被过分渲染或过于轻描淡写：但是反叛的罗马人的目无法纪的思想，完全是对早期特权的意识和担心有再度迁移的危险所引起的。3000名反叛者的吼叫声震撼着秘密会议，他们更手持武器包围了秘密会议厅；朱庇特神庙和圣彼得教堂响起了报警的钟声；“选一位意大利教皇，或者死！”成了一致的呼声；各个城区的12名小旗手或头领也以好心建议的方式发出了类似的威胁；已经做好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的准备；而如果他们选择的是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臣民，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休想能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他们有必要弄虚作假，遮掩罗马人和世人的眼目；乌尔班的骄横和残暴构成了一种更难以逃避的危险；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位暴君的人品，他可以在听到6位红衣主教在附近一个房间中受刑呻吟的同时，在花园里闲走着，背诵他的祈祷文。他对他们的奢侈和罪恶大声斥责的不衰的热情，似乎要把他们和他们在罗马教区的地位和职责联系在一起；而如果他不曾致命地延误了一次新的提升的时间，那法兰西红衣主教便将会在主教团中成为完全无所作为的少数派了。由于这些原因，并出于急于想重新跨越阿尔卑斯山，他们竟冒失地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而他们那种双重选择的好处至今仍在天主教学校中大肆宣扬。主宰着法兰西教廷和教士团的倒是这个民族的虚荣心，而并非完全是它的利益。萨伏伊、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贡、卡斯蒂利亚、那瓦尔和苏格兰等城邦，在他们的榜样和权威作用的影响下，全都倾向于听命于克力门七世，并在他死后听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兰、低地国家和北部王国等主要城邦都仍拥护先选出的乌尔班六世，他死后他的位置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诺森七世和格雷戈里十二世继承。
西部的大分裂
位于第伯河畔和罗讷河畔的这两个敌对教堂之间展开了笔杆和刀剑两方面的争斗：民政和宗教的社会秩序都遭到了破坏；罗马人在那场灾难中受尽了折磨，而这场灾难之所以形成，他们自己可以说是罪魁祸首。他们过于狂妄自大，竟然自以为能够使罗马重新恢复作为宗教王国的首领地位，并依靠各民族的贡金和奉献来解救自己的贫穷；但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分离改变了来自朝圣者财源的流向；那挤在10年中进行一次的两次五十岁节的收入也无法抵销那一损失。由于分裂活动、外来军事力量和民众骚乱种种原因，乌尔班六世和他的三位继承人常常被迫暂不住在梵蒂冈。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之间仍然为殊死的宿怨进行着斗争：罗马各区的旗手仍坚持享有一个共和国的特权并加以滥用：已曾组织起一支军事力量的基督的代理人们用绞架、宝剑和匕手来惩治他们的叛乱行为；在一次友好集会上，竟有11位人民代表被恶毒地杀害并暴尸街头。自从诺曼人罗伯特入侵以来，罗马人一直进行着内部斗争而没有外族干预的危险。但是，在这分裂的纷争之中，一位别有用心的邻人，那不勒斯国王拉狄斯劳斯，却朝三暮四地支持与背叛教皇和人民。教皇曾称他为gonfaloiner，或教会的将军，而人民在选择他们的行政官时却听从他的选择。在由陆路和水路对罗马进行包围中，他曾三度作为一位野蛮人征服者进入城门；他玷污圣坛、糟塌少女、抢劫商人、在圣彼得教堂虔诚礼拜，并在圣安吉罗城堡留下一支卫戍部队。他的军队有时也很不幸，就因为三天的耽搁，他得以保住了性命和王冠：但接下去拉狄斯劳斯取得了胜利；现在也只有他的过早的死可以把这都城和这宗教城邦，从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已拥有罗马国王的头衔，或至少已拥有其兵力的征服者手中拯救出来。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写下这次分裂的宗教史；但是作为这最后几章主题的罗马，和她的君主们的有争议的继承问题却是密切相关的。最初几次有关基督教世界和平与联合问题的争议是由巴黎大学，由索邦学院的教师们所发起的，那里的博学之士，至少在高卢教会中被尊为最完美的神学大师。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对纠缠不清的争论起源和谁是谁非问题进行研究，而只是，作为一项弥补的措施，提出在罗马和阿维尼翁的两位自封者，在使敌对方红衣主教具有参加一次合法选举资格之后便同时退位；提出，如果这两位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位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共和国利益之上，那各民族便将收回对他的服从。在出现空位的时候，这些教会医生力图避免仓促抉择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是秘密会议的策略以及会议成员们的野心都拒绝听从理智和恳求的呼声；而且无论作出什么样的许诺，那些红衣主教的誓言对那教皇却并无丝毫约束力。在15年的时间里，这座大学的和平计划一直被两个对立教皇的计谋、其追随者的疑虑或热情、那左右着查理六世神经错乱病症的法兰西派别斗争的风云变化所回避。最后，终于抱定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决心，一个包括名誉特大主教亚历山大、2位大主教、5位主教、5位大寺院住持、3位骑士和12位博士的庄严的使团被派往阿维尼翁和罗马教廷，以教会和国王的名义，请求自称为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彼得·德·卢纳和自称为格雷戈里十二世的安格洛·科拉里奥的这两个自封者退位。为了维护罗马的古老的荣誉，为了使他们的使命获得成功，这些使节们请求与该城的行政官员们进行会谈，并让他们大为满意地向他们明确宣称，最忠诚的基督教国王并没有想到要把那圣区，从他认为是圣彼得的真正的、正当的宝座所在地的，梵蒂冈迁移出去。一位口才过人的罗马人，以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重申他们愿意在完成教会的联合方面合作的愿望，慨叹那长时期的分裂带来的世俗与宗教两方面的灾难，并请求保护法兰西不受那不勒斯国王的武力威胁。本尼狄克和格雷戈里的回答都同样说得头头是道，也同样是一派谎言；而且，为了回避退位问题，这敌对的双方都按照一个相同的精神行事。他们同意必须进行一次会晤；但会晤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一个前进，”格雷戈里的一个仆人说，“另一个后退；那前一个动物看来是害怕陆地，后一个则是怕水的生物。这样，在所剩无多的生命和权力中，这两位年事已高的教士便会给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得救带来危险。”
基督教世界最后终于为他们的顽固和欺骗所激怒了；他们都被他们的红衣主教所抛弃，而他们自己则作为朋友和同事结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反叛行为还得到了众多高级教士和使节的会议的支持。以同样公正的态度，比萨会议免去了罗马和阿维尼翁教皇的职位；秘密会议一致同意选举亚历山大五世，他的空缺很快就由以同样方式选出的最荒淫的约翰二十三世所补充。但是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鲁莽行为，不但没有消除分裂，反而为圣彼得的宝座又增添了第三位觊觎者。于是，为了这些新的宗教会议和秘密会议问题又争论不休起来，日耳曼、匈牙利和那不勒斯的三位国王追随着格雷戈里十二世：而本尼狄克十三世，他本人是西班牙人，为那个强大民族的信徒和爱国者所接受。比萨会议的冒失的议程得到了君士坦斯会议的纠正；西吉斯孟德皇帝，作为天主教会的拥护者或保护者，扮演了一个十分显眼的角色；世俗和宗教成员的人数之多及其极大的重要性，看来似乎已可组成欧洲统一城邦了。在三个教皇中，约翰二十三世是第一个牺牲品：他在逃跑后被作为俘虏抓了回来：对他的最严厉的指控被压了下来，这位基督的代理人仅只被指控犯有海盗罪、谋杀罪、强奸罪、鸡奸罪和**罪；他在签署了对自己的判决书之后便开始在监狱里为自己一时冒失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大胆置身于一个自由城市的做法赎罪。仅限于里米尼的狭小地区向他臣服的格雷戈里十二世较为体面地下台了；他的使臣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放弃了合法教皇的头衔和权力。为了粉碎本尼狄克十三世或他的追随者的顽固性，这位皇帝亲自从君士坦斯前往佩皮尼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和苏格兰的国王们达成了一个平等而体面的协议：在西班牙人的同意之下，本尼狄克被那次议会免职，但是这位无害的老人却被孤单地留在一个城堡中，在那里一天两次将背叛他的事业的那些反叛王国驱逐出教会。在这般根除了分裂的余毒之后，君士坦斯宗教会议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步骤，选举了罗马的君主和教会的首领。在这一重大时刻，24人的红衣主教团以新增加30名代表而得到加强；其中6人是从基督教世界的5个大民族中——意大利、日耳曼、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选出的：由于他们都希望选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罗马人，外族人的干预渐趋于缓和；而奥托·科隆纳的传统的声望和个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成为秘密会议的成员。罗马满怀着喜悦和顺从迎接了她的这个最高贵的儿子；这个宗教国家一直受到他的强有力的家族的保护；马丁五世的登位则标志着教皇回归梵蒂冈和建立梵蒂冈教权的新纪元。
15世纪的罗马政府
一位市民曾带着喜悦的心情高兴地说，罗马国王，在对在城门口欢迎他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轻轻点头之后，特别注意到元老们的服装和像貌；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拥护者友好地互相拥抱了。根据罗马的法律，她的第一位行政官员必须是一位法学博士，一位居住在距罗马城至少40英里以外的外地人，和罗马居民之间不得有三辈以内的血缘或姻亲关系。选举每年举行一次：对将离任的元老的所作所为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在他离任未满两年之前不得重新担任同一个职务。每年付给他丰厚的3000弗罗林的薪金；他在公开场合以代表共和国君王的身份出现。他的袍子为金丝织锦缎或深红色天鹅绒，在夏季则为较轻薄的绸缎：他手持一根象牙权杖；他的来临总有喇叭声为之先导；走在他前面的至少有4位侍从宫或随从，他们所执的红色棍棒上包有金色或该城当时一般服装的颜色。他在朱庇特神庙宣誓，肯定他的权力与义务，遵守并维护法律、限制骄纵分子、保护穷人，并在他的法律权限范围内主持正义、实行仁政。他在行使这些有用的职能时另有三位学识渊博的外族人协助他工作：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审判官：他们经常审问的抢劫案、强奸案和谋杀案都得依法判决；而这些法律的不足之处却给人以泄私仇和为了共同防御进行武装联合的可乘之机。但是元老的职责只限于伸张正义：朱庇特神庙、国库和本市的政府和它的土地都被交托给3位监督官负责管理，他们每年要更换4次：那13个区的民兵则分别集合于他们各自的首领，或caporioni的旗帜下；其中第一人被加以领队的特殊名号。人民立法机关由秘密的和一般的罗马人议会组成。前者包括行政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前任，再加上一些财务和法院官员，以及那分别为13人、26人和40人的三个等级的议员；总共约为120人之数。在一般罗马人议会中所有男性公民都具有选举权；他们这一特权的价值还由于随时注意防止外族人盗用罗马人的称号和身份而更为提高了。民主的骚乱依靠明智而坚持不懈的预先防范得到了控制；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上，任何人不得随便演讲；所有制造混乱的呼喊声都受到压制；多数人的意识由一次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信条则在罗马元老和人民的可敬的名义下四处传播。由于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自由的衰落相关联，因而很难划定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在这段时期中这种政治理论已被精确地在长时间中变成现实。但是，在1580年有人把古代的法令搜集起来，整理成3册，在格雷戈里十三世教皇的统治下，并得到他的同意，作为现行法令使用：这部民事和刑事法令就是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而且，如果说那人民议会已被取消了，一位伴有三位监督官的外国元老仍然居住在朱庇特神庙的宫殿中。恺撒们的政策曾多次被教皇们重新颁布施行；罗马的主教假装着维护共和国的形式，而实际却是在一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进行绝对的专治统治。
基督教教会政权
梵蒂冈的宗教的雷霆有赖于舆论的力量；如果舆论为理智或热情所代替，那雷声便可能毫无作用地在天空中空响；而自己无能为力的教士们也便将无端遭受一位贵族或平民的残暴的迫害。但是，自从他们从阿维尼翁返回来以后，圣彼得的钥匙便受到了圣保罗之剑的保卫。罗马城完全处于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的控制之下：大炮的使用对人民暴乱是一件强有力的镇压工具：在教皇的旗帜之下组织了一支正规的骑兵和步兵：他每年的丰厚的收入可以补充战争的需要；他还可以为了平息某座城市的叛乱，从他所管辖的广大范围内调去一支由怀有敌意的邻人和忠心的臣民组成的部队。自从弗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爵领地合并以来，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地域便从地中海延伸到了亚得里亚海，从那不勒斯延伸到了波河；并且早在16世纪，这个广袤而富饶的国家的大部分便已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合法要求，和他的世俗的统治地位。他们的要求很容易从黑暗时期的真实的，或令人难以置信的捐赠中推算出来：对他们最后定居前的一系列步骤的研究将会使我们过深地陷入意大利的各种事务，或甚至欧洲的事务中去；亚历山大六世的罪行、尤利乌斯二世的军事行动、利奥十世的开明政策，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历史学家们曾大加描述的题目，在他们进攻得胜的初期，直到查理八世的远征，教皇们完全可以和那些其军事力量与他们相当或不及他们的附近的王公或城邦较量，而从不吃亏。但是，自从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王国以强大的兵力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之后，他们便开始以计谋弥补实力上的不足，并用诸多战争与条约的迷宫掩盖住了他们一心要把野蛮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的强烈意图和长期的愿望。梵蒂冈微妙的平衡作用经常被在查理五世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的北部和西部士兵们破坏：克力门七世的软弱和多变的政策，使他本人和他的领土都暴露于那位征服者的攻击之下；于是罗马被抛弃于一支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更凶残的无法无天的军队的柔躏之下达7个月之久。在经历了这一惨痛教训之后。教皇们收敛了他们的几乎已得到满足的野心，重新担当起一个普通父亲的角色，而且除了一次因基督的代理人和土耳其的苏丹一同为反对那不勒斯王国而武装起来，发生了一次鲁莽的争执之外，总尽力避免一切进攻性的敌对行为。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终于撤出了战场：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萨丁和托斯卡尼的沿海地带都被西班牙人牢牢占领住；维持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之初几乎一直从未间断的意大利的和平和依附地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梵蒂冈听命于那位天主教国王的宗教政策，并处于它的保护之下：他的偏见和利益使他在所有的争吵中都站在皇帝一边，反对人民；那些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敌人不但得不到像他们从邻近的城邦所得到的，鼓励、帮助和庇护，而是反被置于那**的铁圈中四面包围起来。长期服从的习惯和教育的结果，压下了罗马贵族与平民的造反精神。贵族们忘却了他们祖先的武力和派别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奢侈和政府的奴仆。他们不再把田地产每年的收获用来养活一群门客和追随者，而是消耗在增加领主的欢乐，但降低他的力量的个人开销上。科隆纳和乌尔西尼在美化各自的宅邸和附属教堂方面彼此争强斗胜；而它们的古老的辉煌气派又有暴富起来的教皇家庭来与之比美或显然超过。在罗马已再听不到自由和不和的呼声了；这里不再有奔腾的浪潮，而只有一个平静无波的湖面，反映出人们无所事事和遭受奴役的景象。
一位基督教徒，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爱国者，在看到教士们所建立的世俗王国时都同样会感到惊愕；而罗马城本身的辉煌，以及对她的执政官们和胜利时刻的记忆似乎更加深了这种痛苦感受，并增大了对她的奴隶制度所感到的耻辱。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衡量一下这一基督教政府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或许也可以，照它现时代的情况来看，赞扬它是一个温和、廉正、安宁的体制，没有出现少数民族叛乱、年轻人闹事、大肆挥霍和战争灾祸的危险。但是这些优点却被频繁的、或许是7年一次，选举一位通常不是本国人的君主的做法抵消了：一位已处于其生命及能力的衰败时期的60岁的年轻政治家的统治，是没有希望完成，也没有孩子继承，他的短暂统治需要完成的大业的。成功的候选人都是从教会中，甚至从修道院中找来的；由于所受教育和生活的方式，都对理性、人性和自由无比反感。在奴隶般的信仰的纠缠中，他学会了相信最为荒唐的东西，尊敬一切最可鄙的事物，并憎恶应受到有理性的动物尊敬的一切；像惩治罪行一样地惩治过失，把苦行和禁欲当作最大的美德加以奖励；将按日期纪念的圣徒置于罗马英雄和雅典的哲人之上；把弥撒书或十字架看作比犁和纺织机更为有用的工具。在提任教皇使节的职务，或爬上了红衣主教的职位时，他可以学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印记总会在他的思想上和举止上显露出来：通过学习和更多的经历他可能对他的职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那位僧侣艺术家对他自己所传播的教条总不免部分接受。西克塔斯五世的天才是从方济各会教堂的阴暗中迸发出来的。在他5年的统治中，他彻底消灭了各种不法之徒和土匪，取缔了罗马的异教教堂，建立了一支海军和军事力量，恢复、仿制了一些古代的纪念物，并且，在慷慨使用每年的收入并大量开源之后，他死后在圣安吉罗城堡中留下了500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受到了残酷的污损，他的积极性实受到征服的野心的驱使：在他死去以后，贪赃枉法的事又大为盛行；那笔财富被挥霍掉；他为后代留下了35种新税和花钱购买官职的弊端；他死后，他的雕像也被对他忘恩负义，或曾受到伤害的人民捣毁了。在一系列教皇中，西克塔斯六世以其粗野的本来面目，孑然独立：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原则和效果可以通过这个基督教国家在艺术与哲学上、农业与贸易上、财富与人口上的肯定的和相对的观点，而有所了解。而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抱着与全人类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时刻，我更不愿意甚至得罪罗马的教皇和教士。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印记总会在他的思想上和举止上显露出来：通过学习和更多的经历他可能对他的职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那位僧侣艺术家对他自己所传播的教条总不免部分接受。西克塔斯五世的天才是从方济各会教堂的阴暗中迸发出来的。在他５年的统治中，他彻底消灭了各种不法之徒和土匪，取缔了罗马的异教教堂，建立了一支海军和军事力量，恢复、仿制了一些古代的纪念物，并且，在慷慨使用每年的收入并大量开源之后，他死后在圣安吉罗城堡中留下了５００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受到了残酷的污损，他的积极性实受到征服的野心的驱使：在他死去以后，贪赃枉法的事又大为盛行；那笔财富被挥霍掉；他为后代留下了３５种新税和花钱购买官职的弊端；他死后，他的雕像也被对他忘恩负义，或曾受到伤害的人民捣毁了。在一系列教皇中，西克塔斯六世以其粗野的本来面目，孑然独立：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原则和效果可以通过这个基督教国家在艺术与哲学上、农业与贸易上、财富与人口上的肯定的和相对的观点，而有所了解。而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抱着与全人类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时刻，我更不愿意甚至得罪罗马的教皇和教士。
在他丧失了自由和帝国以后，他的第三个较为平常的愿望是使牧人和他的羊群重归于好；并召唤罗马主教仍回到他的古老的、独特的教区来。带着年轻人的热忱，以一个老年人的权威，彼特拉克连续给5位教皇写过规劝信，他的动人的文才总是辅之以火热的激情和流畅的文风。一个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总永远眷恋他出生的国土更胜于他受教育的地方；意大利在他的眼里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在她内部的派别中，她无疑在艺术和科学，在财富和文雅方面都居于法兰西之上；但这种差异也难以肯定，他把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统统称作野蛮国家的说法。而阿维尼翁，那神秘的巴比伦，罪恶与堕落的渊薮，则是他憎恨和蔑视的对象；但他忘记了，她的那些可怕的罪恶并非是当地土壤的产物，忘记了在任何地方它们都会攀附着教廷的权势和奢侈而生长。他承认圣彼得的继承者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是这位圣徒建立他的永久宝座的地点是在第伯河畔，而不是在罗讷河畔：而且，在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城市都生活在一位主教庇荫之下的时候，却只有这座都城孤零零的仿佛被抛弃了。自从神圣教区迁走的时候起，拉特兰大教堂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它们的祭坛和圣徒，便都沦于贫困和衰败之中；罗马还常被描绘成一个孤苦的妇人的形象，仿佛以这种对那位年纪衰迈、体弱多病、日夜饮泣的妻子的简朴的描绘，便能召唤回她的在外游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那七座山丘上的阴云将会被它的合法君主的出现所驱散：不朽的英名、罗马的繁荣以及和平的意大利都将成为那位敢于抱定这一伟大决心的教皇的报偿。彼特拉克所规劝的五位中，前三位，约翰二十二世、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力门六世都曾受到过这位大胆的演说家的纠缠或使他们对他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试图进行的令人难忘的改进尝试，最后却由格雷戈里十一世完成了。他们这一计划的实施遇到了巨大的、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位无愧于所享有的才名的法兰西皇帝不愿将他们从地方附属关系中脱离开来：大多数是他的臣民的红衣主教，都和阿维尼翁有着语言、习俗和地域方面的联系；和他们的雄伟的宫殿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和勃艮第的葡萄园有联系。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外国地方或充满敌意的地方；他们十分勉强地在马赛上船，就好像他们已被卖到或放逐到萨拉逊人的土地上去了。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了平安和充满荣誉的3年时光；他的神圣地位受到一支两干骑兵的卫队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他们的共同的父亲虔诚地礼拜。但是，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乐很快就变成了悲痛和愤怒。出于某种于公或于私考虑的原因，由于他自己的急躁或红衣主教们的请求，乌尔班又被召回到了法兰西；那时间已临近的选举才得以从罗马人的专断的爱国主义中被解救出来。上天的神灵对他们的事业感兴趣：瑞典的布里奇特，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让乌尔班五世回来，并预言他将死去；格雷戈里十一世的迁移得到了基督的配偶①，佛罗伦萨的女大使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鼓励；而那些教皇们自己，那使人类轻信的大师们，似乎听从了这些幻想中的妇女的话。然而，这些上天所表现的意向却也受到世俗政策的某些原则的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驻地受到了敌对势力的暴力侵犯；一支3万人的土匪队伍的为首的英雄，向基督的代理人和神圣的教士团索要赎金和免去一切罪过；那法兰西勇士们的饶过平民只劫教堂的口号，更是带有最危险的含义的一种邪说。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的时候他受到罗马的坚决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合法的君主，并把城门、桥梁和要塞的钥匙都放到他的脚下；把第伯河彼岸至少四分之一的土地的钥匙全交给他。他们的这一忠心的奉献还附带有一条申明，他们不能再容忍他长期不在招来的是非和灾祸了；还有，他的固执最终必会促使他们重新恢复并肯定那原始的选举权利。有人曾与卡西诺山的大寺院住持商议，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教士团和人民授予他的三重冕：“我是罗马的公民，”这位可敬的教士说，“我的国家的呼声是我的最高法令。”
①“配偶”原文为spouse.不知何以有此说。——译者
如果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暴死；如果一个主意的好坏可以从它的结果来判断，那么，上天对这么一个如此显然有理和正当的步骤似乎颇为反感。格雷戈里十一世在返回梵蒂冈以后不到14个月就去世了；而随着他的死接踵而来的是那终于困扰拉丁教会40多年的西部的大分裂。当时的主教团由22名红衣主教组成：其中6人原留在阿维尼翁；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正常方式参与了秘密会议。他们的选择并不仅限于皇家人员；他们一致赞成选举以热情、博学著称的那不勒斯臣民，大主教巴里；他终于以乌尔班六世的名号登上了圣彼得宝座。主教团的文书肯定了对他的选举自由而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了圣灵的启示；他受到按传统仪式的拜谒、加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臣服于他的世俗权威，整个拉丁世界都承认他在宗教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几个星期中，红衣主教们奔走在他们的这位新主人左右，都满口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决无二心，直到夏季的酷热使他们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城逃走的时候。他们刚一到达阿纳尼和芬迪这个安全的地方，马上就撕下面具，为自己的弄虚作假和伪善自责。宣布将这位罗马的背叛者和叛教者逐出教会，并进而重新选举了日内瓦的罗伯特，克力门七世，并向各族人民宣称，他才是耶稣的真正的、合法的代表。他们的第一次非自愿的、不合法的选举因害怕死亡和罗马人的威胁作废了；而他们的不满有明确的可能性与事实为据，不无道理。超过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兰西红衣主教操纵着选举；而无论他们对地方省份有何戒备，我们决不能假定，他们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让它落入一个永不会将它们归还本国的外国候选人手中。在各色各样，常常说法不一的记载中，群众暴乱的情况常被过分渲染或过于轻描淡写：但是反叛的罗马人的目无法纪的思想，完全是对早期特权的意识和担心有再度迁移的危险所引起的。3000名反叛者的吼叫声震撼着秘密会议，他们更手持武器包围了秘密会议厅；朱庇特神庙和圣彼得教堂响起了报警的钟声；“选一位意大利教皇，或者死！”成了一致的呼声；各个城区的12名小旗手或头领也以好心建议的方式发出了类似的威胁；已经做好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的准备；而如果他们选择的是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臣民，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休想能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他们有必要弄虚作假，遮掩罗马人和世人的眼目；乌尔班的骄横和残暴构成了一种更难以逃避的危险；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位暴君的人品，他可以在听到6位红衣主教在附近一个房间中受刑呻吟的同时，在花园里闲走着，背诵他的祈祷文。他对他们的奢侈和罪恶大声斥责的不衰的热情，似乎要把他们和他们在罗马教区的地位和职责联系在一起；而如果他不曾致命地延误了一次新的提升的时间，那法兰西红衣主教便将会在主教团中成为完全无所作为的少数派了。由于这些原因，并出于急于想重新跨越阿尔卑斯山，他们竟冒失地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而他们那种双重选择的好处至今仍在天主教学校中大肆宣扬。主宰着法兰西教廷和教士团的倒是这个民族的虚荣心，而并非完全是它的利益。萨伏伊、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贡、卡斯蒂利亚、那瓦尔和苏格兰等城邦，在他们的榜样和权威作用的影响下，全都倾向于听命于克力门七世，并在他死后听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兰、低地国家和北部王国等主要城邦都仍拥护先选出的乌尔班六世，他死后他的位置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诺森七世和格雷戈里十二世继承。
西部的大分裂
位于第伯河畔和罗讷河畔的这两个敌对教堂之间展开了笔杆和刀剑两方面的争斗：民政和宗教的社会秩序都遭到了破坏；罗马人在那场灾难中受尽了折磨，而这场灾难之所以形成，他们自己可以说是罪魁祸首。他们过于狂妄自大，竟然自以为能够使罗马重新恢复作为宗教王国的首领地位，并依靠各民族的贡金和奉献来解救自己的贫穷；但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分离改变了来自朝圣者财源的流向；那挤在10年中进行一次的两次五十岁节的收入也无法抵销那一损失。由于分裂活动、外来军事力量和民众骚乱种种原因，乌尔班六世和他的三位继承人常常被迫暂不住在梵蒂冈。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之间仍然为殊死的宿怨进行着斗争：罗马各区的旗手仍坚持享有一个共和国的特权并加以滥用：已曾组织起一支军事力量的基督的代理人们用绞架、宝剑和匕手来惩治他们的叛乱行为；在一次友好集会上，竟有11位人民代表被恶毒地杀害并暴尸街头。自从诺曼人罗伯特入侵以来，罗马人一直进行着内部斗争而没有外族干预的危险。但是，在这分裂的纷争之中，一位别有用心的邻人，那不勒斯国王拉狄斯劳斯，却朝三暮四地支持与背叛教皇和人民。教皇曾称他为gonfaloiner，或教会的将军，而人民在选择他们的行政官时却听从他的选择。在由陆路和水路对罗马进行包围中，他曾三度作为一位野蛮人征服者进入城门；他玷污圣坛、糟塌少女、抢劫商人、在圣彼得教堂虔诚礼拜，并在圣安吉罗城堡留下一支卫戍部队。他的军队有时也很不幸，就因为三天的耽搁，他得以保住了性命和王冠：但接下去拉狄斯劳斯取得了胜利；现在也只有他的过早的死可以把这都城和这宗教城邦，从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已拥有罗马国王的头衔，或至少已拥有其兵力的征服者手中拯救出来。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写下这次分裂的宗教史；但是作为这最后几章主题的罗马，和她的君主们的有争议的继承问题却是密切相关的。最初几次有关基督教世界和平与联合问题的争议是由巴黎大学，由索邦学院的教师们所发起的，那里的博学之士，至少在高卢教会中被尊为最完美的神学大师。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对纠缠不清的争论起源和谁是谁非问题进行研究，而只是，作为一项弥补的措施，提出在罗马和阿维尼翁的两位自封者，在使敌对方红衣主教具有参加一次合法选举资格之后便同时退位；提出，如果这两位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位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共和国利益之上，那各民族便将收回对他的服从。在出现空位的时候，这些教会医生力图避免仓促抉择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是秘密会议的策略以及会议成员们的野心都拒绝听从理智和恳求的呼声；而且无论作出什么样的许诺，那些红衣主教的誓言对那教皇却并无丝毫约束力。在15年的时间里，这座大学的和平计划一直被两个对立教皇的计谋、其追随者的疑虑或热情、那左右着查理六世神经错乱病症的法兰西派别斗争的风云变化所回避。最后，终于抱定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决心，一个包括名誉特大主教亚历山大、2位大主教、5位主教、5位大寺院住持、3位骑士和12位博士的庄严的使团被派往阿维尼翁和罗马教廷，以教会和国王的名义，请求自称为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彼得·德·卢纳和自称为格雷戈里十二世的安格洛·科拉里奥的这两个自封者退位。为了维护罗马的古老的荣誉，为了使他们的使命获得成功，这些使节们请求与该城的行政官员们进行会谈，并让他们大为满意地向他们明确宣称，最忠诚的基督教国王并没有想到要把那圣区，从他认为是圣彼得的真正的、正当的宝座所在地的，梵蒂冈迁移出去。一位口才过人的罗马人，以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重申他们愿意在完成教会的联合方面合作的愿望，慨叹那长时期的分裂带来的世俗与宗教两方面的灾难，并请求保护法兰西不受那不勒斯国王的武力威胁。本尼狄克和格雷戈里的回答都同样说得头头是道，也同样是一派谎言；而且，为了回避退位问题，这敌对的双方都按照一个相同的精神行事。他们同意必须进行一次会晤；但会晤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一个前进，”格雷戈里的一个仆人说，“另一个后退；那前一个动物看来是害怕陆地，后一个则是怕水的生物。这样，在所剩无多的生命和权力中，这两位年事已高的教士便会给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得救带来危险。”
基督教世界最后终于为他们的顽固和欺骗所激怒了；他们都被他们的红衣主教所抛弃，而他们自己则作为朋友和同事结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反叛行为还得到了众多高级教士和使节的会议的支持。以同样公正的态度，比萨会议免去了罗马和阿维尼翁教皇的职位；秘密会议一致同意选举亚历山大五世，他的空缺很快就由以同样方式选出的最荒淫的约翰二十三世所补充。但是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鲁莽行为，不但没有消除分裂，反而为圣彼得的宝座又增添了第三位觊觎者。于是，为了这些新的宗教会议和秘密会议问题又争论不休起来，日耳曼、匈牙利和那不勒斯的三位国王追随着格雷戈里十二世：而本尼狄克十三世，他本人是西班牙人，为那个强大民族的信徒和爱国者所接受。比萨会议的冒失的议程得到了君士坦斯会议的纠正；西吉斯孟德皇帝，作为天主教会的拥护者或保护者，扮演了一个十分显眼的角色；世俗和宗教成员的人数之多及其极大的重要性，看来似乎已可组成欧洲统一城邦了。在三个教皇中，约翰二十三世是第一个牺牲品：他在逃跑后被作为俘虏抓了回来：对他的最严厉的指控被压了下来，这位基督的代理人仅只被指控犯有海盗罪、谋杀罪、强奸罪、鸡奸罪和**罪；他在签署了对自己的判决书之后便开始在监狱里为自己一时冒失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大胆置身于一个自由城市的做法赎罪。仅限于里米尼的狭小地区向他臣服的格雷戈里十二世较为体面地下台了；他的使臣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放弃了合法教皇的头衔和权力。为了粉碎本尼狄克十三世或他的追随者的顽固性，这位皇帝亲自从君士坦斯前往佩皮尼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和苏格兰的国王们达成了一个平等而体面的协议：在西班牙人的同意之下，本尼狄克被那次议会免职，但是这位无害的老人却被孤单地留在一个城堡中，在那里一天两次将背叛他的事业的那些反叛王国驱逐出教会。在这般根除了分裂的余毒之后，君士坦斯宗教会议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步骤，选举了罗马的君主和教会的首领。在这一重大时刻，24人的红衣主教团以新增加30名代表而得到加强；其中6人是从基督教世界的5个大民族中——意大利、日耳曼、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选出的：由于他们都希望选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罗马人，外族人的干预渐趋于缓和；而奥托·科隆纳的传统的声望和个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成为秘密会议的成员。罗马满怀着喜悦和顺从迎接了她的这个最高贵的儿子；这个宗教国家一直受到他的强有力的家族的保护；马丁五世的登位则标志着教皇回归梵蒂冈和建立梵蒂冈教权的新纪元。
15世纪的罗马政府
一位市民曾带着喜悦的心情高兴地说，罗马国王，在对在城门口欢迎他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轻轻点头之后，特别注意到元老们的服装和像貌；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拥护者友好地互相拥抱了。根据罗马的法律，她的第一位行政官员必须是一位法学博士，一位居住在距罗马城至少40英里以外的外地人，和罗马居民之间不得有三辈以内的血缘或姻亲关系。选举每年举行一次：对将离任的元老的所作所为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在他离任未满两年之前不得重新担任同一个职务。每年付给他丰厚的3000弗罗林的薪金；他在公开场合以代表共和国君王的身份出现。他的袍子为金丝织锦缎或深红色天鹅绒，在夏季则为较轻薄的绸缎：他手持一根象牙权杖；他的来临总有喇叭声为之先导；走在他前面的至少有4位侍从宫或随从，他们所执的红色棍棒上包有金色或该城当时一般服装的颜色。他在朱庇特神庙宣誓，肯定他的权力与义务，遵守并维护法律、限制骄纵分子、保护穷人，并在他的法律权限范围内主持正义、实行仁政。他在行使这些有用的职能时另有三位学识渊博的外族人协助他工作：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审判官：他们经常审问的抢劫案、强奸案和谋杀案都得依法判决；而这些法律的不足之处却给人以泄私仇和为了共同防御进行武装联合的可乘之机。但是元老的职责只限于伸张正义：朱庇特神庙、国库和本市的政府和它的土地都被交托给3位监督官负责管理，他们每年要更换4次：那13个区的民兵则分别集合于他们各自的首领，或caporioni的旗帜下；其中第一人被加以领队的特殊名号。人民立法机关由秘密的和一般的罗马人议会组成。前者包括行政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前任，再加上一些财务和法院官员，以及那分别为13人、26人和40人的三个等级的议员；总共约为120人之数。在一般罗马人议会中所有男性公民都具有选举权；他们这一特权的价值还由于随时注意防止外族人盗用罗马人的称号和身份而更为提高了。民主的骚乱依靠明智而坚持不懈的预先防范得到了控制；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上，任何人不得随便演讲；所有制造混乱的呼喊声都受到压制；多数人的意识由一次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信条则在罗马元老和人民的可敬的名义下四处传播。由于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自由的衰落相关联，因而很难划定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在这段时期中这种政治理论已被精确地在长时间中变成现实。但是，在1580年有人把古代的法令搜集起来，整理成3册，在格雷戈里十三世教皇的统治下，并得到他的同意，作为现行法令使用：这部民事和刑事法令就是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而且，如果说那人民议会已被取消了，一位伴有三位监督官的外国元老仍然居住在朱庇特神庙的宫殿中。恺撒们的政策曾多次被教皇们重新颁布施行；罗马的主教假装着维护共和国的形式，而实际却是在一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进行绝对的专治统治。
基督教教会政权
梵蒂冈的宗教的雷霆有赖于舆论的力量；如果舆论为理智或热情所代替，那雷声便可能毫无作用地在天空中空响；而自己无能为力的教士们也便将无端遭受一位贵族或平民的残暴的迫害。但是，自从他们从阿维尼翁返回来以后，圣彼得的钥匙便受到了圣保罗之剑的保卫。罗马城完全处于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的控制之下：大炮的使用对人民暴乱是一件强有力的镇压工具：在教皇的旗帜之下组织了一支正规的骑兵和步兵：他每年的丰厚的收入可以补充战争的需要；他还可以为了平息某座城市的叛乱，从他所管辖的广大范围内调去一支由怀有敌意的邻人和忠心的臣民组成的部队。自从弗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爵领地合并以来，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地域便从地中海延伸到了亚得里亚海，从那不勒斯延伸到了波河；并且早在16世纪，这个广袤而富饶的国家的大部分便已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合法要求，和他的世俗的统治地位。他们的要求很容易从黑暗时期的真实的，或令人难以置信的捐赠中推算出来：对他们最后定居前的一系列步骤的研究将会使我们过深地陷入意大利的各种事务，或甚至欧洲的事务中去；亚历山大六世的罪行、尤利乌斯二世的军事行动、利奥十世的开明政策，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历史学家们曾大加描述的题目，在他们进攻得胜的初期，直到查理八世的远征，教皇们完全可以和那些其军事力量与他们相当或不及他们的附近的王公或城邦较量，而从不吃亏。但是，自从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王国以强大的兵力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之后，他们便开始以计谋弥补实力上的不足，并用诸多战争与条约的迷宫掩盖住了他们一心要把野蛮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的强烈意图和长期的愿望。梵蒂冈微妙的平衡作用经常被在查理五世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的北部和西部士兵们破坏：克力门七世的软弱和多变的政策，使他本人和他的领土都暴露于那位征服者的攻击之下；于是罗马被抛弃于一支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更凶残的无法无天的军队的柔躏之下达7个月之久。在经历了这一惨痛教训之后。教皇们收敛了他们的几乎已得到满足的野心，重新担当起一个普通父亲的角色，而且除了一次因基督的代理人和土耳其的苏丹一同为反对那不勒斯王国而武装起来，发生了一次鲁莽的争执之外，总尽力避免一切进攻性的敌对行为。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终于撤出了战场：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萨丁和托斯卡尼的沿海地带都被西班牙人牢牢占领住；维持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之初几乎一直从未间断的意大利的和平和依附地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梵蒂冈听命于那位天主教国王的宗教政策，并处于它的保护之下：他的偏见和利益使他在所有的争吵中都站在皇帝一边，反对人民；那些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敌人不但得不到像他们从邻近的城邦所得到的，鼓励、帮助和庇护，而是反被置于那**的铁圈中四面包围起来。长期服从的习惯和教育的结果，压下了罗马贵族与平民的造反精神。贵族们忘却了他们祖先的武力和派别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奢侈和政府的奴仆。他们不再把田地产每年的收获用来养活一群门客和追随者，而是消耗在增加领主的欢乐，但降低他的力量的个人开销上。科隆纳和乌尔西尼在美化各自的宅邸和附属教堂方面彼此争强斗胜；而它们的古老的辉煌气派又有暴富起来的教皇家庭来与之比美或显然超过。在罗马已再听不到自由和不和的呼声了；这里不再有奔腾的浪潮，而只有一个平静无波的湖面，反映出人们无所事事和遭受奴役的景象。
一位基督教徒，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爱国者，在看到教士们所建立的世俗王国时都同样会感到惊愕；而罗马城本身的辉煌，以及对她的执政官们和胜利时刻的记忆似乎更加深了这种痛苦感受，并增大了对她的奴隶制度所感到的耻辱。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衡量一下这一基督教政府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或许也可以，照它现时代的情况来看，赞扬它是一个温和、廉正、安宁的体制，没有出现少数民族叛乱、年轻人闹事、大肆挥霍和战争灾祸的危险。但是这些优点却被频繁的、或许是7年一次，选举一位通常不是本国人的君主的做法抵消了：一位已处于其生命及能力的衰败时期的60岁的年轻政治家的统治，是没有希望完成，也没有孩子继承，他的短暂统治需要完成的大业的。成功的候选人都是从教会中，甚至从修道院中找来的；由于所受教育和生活的方式，都对理性、人性和自由无比反感。在奴隶般的信仰的纠缠中，他学会了相信最为荒唐的东西，尊敬一切最可鄙的事物，并憎恶应受到有理性的动物尊敬的一切；像惩治罪行一样地惩治过失，把苦行和禁欲当作最大的美德加以奖励；将按日期纪念的圣徒置于罗马英雄和雅典的哲人之上；把弥撒书或十字架看作比犁和纺织机更为有用的工具。在提任教皇使节的职务，或爬上了红衣主教的职位时，他可以学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印记总会在他的思想上和举止上显露出来：通过学习和更多的经历他可能对他的职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那位僧侣艺术家对他自己所传播的教条总不免部分接受。西克塔斯五世的天才是从方济各会教堂的阴暗中迸发出来的。在他5年的统治中，他彻底消灭了各种不法之徒和土匪，取缔了罗马的异教教堂，建立了一支海军和军事力量，恢复、仿制了一些古代的纪念物，并且，在慷慨使用每年的收入并大量开源之后，他死后在圣安吉罗城堡中留下了500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受到了残酷的污损，他的积极性实受到征服的野心的驱使：在他死去以后，贪赃枉法的事又大为盛行；那笔财富被挥霍掉；他为后代留下了35种新税和花钱购买官职的弊端；他死后，他的雕像也被对他忘恩负义，或曾受到伤害的人民捣毁了。在一系列教皇中，西克塔斯六世以其粗野的本来面目，孑然独立：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原则和效果可以通过这个基督教国家在艺术与哲学上、农业与贸易上、财富与人口上的肯定的和相对的观点，而有所了解。而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抱着与全人类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时刻，我更不愿意甚至得罪罗马的教皇和教士。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印记总会在他的思想上和举止上显露出来：通过学习和更多的经历他可能对他的职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那位僧侣艺术家对他自己所传播的教条总不免部分接受。西克塔斯五世的天才是从方济各会教堂的阴暗中迸发出来的。在他５年的统治中，他彻底消灭了各种不法之徒和土匪，取缔了罗马的异教教堂，建立了一支海军和军事力量，恢复、仿制了一些古代的纪念物，并且，在慷慨使用每年的收入并大量开源之后，他死后在圣安吉罗城堡中留下了５００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受到了残酷的污损，他的积极性实受到征服的野心的驱使：在他死去以后，贪赃枉法的事又大为盛行；那笔财富被挥霍掉；他为后代留下了３５种新税和花钱购买官职的弊端；他死后，他的雕像也被对他忘恩负义，或曾受到伤害的人民捣毁了。在一系列教皇中，西克塔斯六世以其粗野的本来面目，孑然独立：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原则和效果可以通过这个基督教国家在艺术与哲学上、农业与贸易上、财富与人口上的肯定的和相对的观点，而有所了解。而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抱着与全人类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时刻，我更不愿意甚至得罪罗马的教皇和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