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督的承认和异端的出现 第二十章（2/2）

    拒绝享受新入教者的种种特权的君士坦丁所表现的骄傲情绪是让人难以解释或轻易加以原谅的。但他的洗礼之所以一再推迟却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俗的一些准则和做法来加以说明。洗礼仪式一般都是在几个教士的协助下，在庄严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天里，由主教亲自主持，在本教区大教堂里举行；在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总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接纳入教会。父母的小心谨慎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已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的时候；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要一个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而那些新教徒本身出于各种不同的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也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完全的新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洗礼仪式一般认为包括全面、彻底地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并从此可以永恒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匆忙地履行完一种不可能重复第二次的可喜的仪式，轻易抛弃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无价特权是很不明智的。而推迟洗礼却使他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来享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而同时又能把确保自己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①福音书的崇高理论在君士坦丁本人的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他走过了一条黑暗的、血腥的战争和策略的道路；而在胜利之后，他更毫无保留地使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弄。他从不曾表明，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一切作为远在图拉真和两安东尼的欠完备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而进入成熟年龄的君士坦丁却把自己年轻时获得的声誉完全给断送了。随着他对真理的认识的逐渐深入，他相应地越来越背离了仁德的做法。在他统治期间召开尼斯宗教会议的那一年也因他处决，或谋杀了，他的大儿子而弄得乌烟瘴气。仅是这个时期也完全足以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的毫无道理的说法，他肯定说，在克里斯普斯死后，他父亲的悔恨从基督教教士那里得到了他从异教的祭司那里所得不到的清偿。克里斯普斯的死使得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了；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具有一种无比灵验的药方，只不过他自己决定一再推延使用那药方的时间，一直到死亡已临近，他不可能再试图翻悔，也不再存在翻悔危险的时候。在他最后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亚宫中召见的几位主教，看到他那样热情地请求并接受为他进行洗礼，听到他郑重宣称，在他的余生中他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在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谦恭地拒绝再换上皇帝的紫袍的做法，无不使主教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作用和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迟洗礼的做法。后来的暴君都可能因而相信，在他们的长期统治中他们可能双手沾满的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立即在那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刷得一干二净了；这种对宗教教义的滥加解释，危险地威胁着高尚品德的基础。

    ①那些对这种有罪的拖延大加反对的神父却不能不承认，即使在临终时接受洗礼也肯定能表示基督教胜利的效验。对于这种小心谨慎的基督徒，极其善于辞令的克里索斯托姆也不过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1．我们的爱和对美德的追求都应以其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得到报偿。2．我们有可能突然死去而没有机会接受洗礼。3．虽然我们将在天上找到我们的位置，但和那如此辛劳地、成功地、光荣地走过它的预定行程的正义的太阳相比起来，我们却只不过是闪着微光的星星而已。我相信，这种推迟洗礼的做法尽管必然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却从未遭到过全国或某省宗教会议的谴责，教会也从没有对它发布过任何法令或宣言。而在某些比这小得多的事情上主教的护教热情也常会很容易给挑动起来了。

    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确立

    教会对这位把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皇帝宝座上的慷慨的倡导者的感谢之情使他们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却原谅了他的种种缺点；而那些不忘庆祝这位皇帝圣徒的节日的希腊人，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很少不特别冠以行同使徒的称号。这样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那些神圣使徒的品德，那当然便只能说是一种夸张的世俗奉承。但是，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指基督福音取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君士坦丁的功劳或许并不次于那些上帝的使徒们本身。通过他的宽容基督教的敕令，他排除掉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种种不利的世俗因素；基督教的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许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用任何能打动人的理智和宗教热忱的说法去宣扬神的启示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是很短的，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一眼看透，加入基督教可能不论是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对将来的生活都有好处。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作出的榜样、他的劝诱、他那不可抗拒的笑脸，在通常总是充斥皇宫的唯利是图、奴颜卑膝的人群中，为基督教赢得了不少信徒。通过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其日增的宗教热情的城市都被授予某些特权，并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则更以其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的独特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由于社会下层民众总以模仿为其行为准则，因而那些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便立即会纷纷效法。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000男人在罗马接受了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果属真实，那要买得普通人民的得救也未免太容易了。君士坦丁的强大影响是并不仅限于他短促的一生，或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的。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们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了一批信仰颇为坚定，更为真诚的王子，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便已被灌输了基督教精神或至少是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和商业活动已把关于福音教的知识传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去，而原来对一种卑贱的、奉令信仰的教派深为厌恶的野蛮人很快便学会对那新近得到那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那些已聚集在罗马的旗帜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的闪光的十字架表示崇敬，而他们的凶猛的同胞又同时获得了宗教信仰和人性方面的教育。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他的保护神；而他的始终保存着基督教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在他们的罗马教友之间建立起一种神圣的、永久性的联系。波斯的基督教徒，在战争期间有人怀疑他们是宁可不要国家，也不放弃他们的宗教的；但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一出现和平，麻葛祭司①的迫害精神便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受到了有效的制约。福音教的光芒照亮了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到阿拉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传教士的努力由于人们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更易于收效了；阿比西尼亚人对在君士坦丁时代终身致力于使那些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的弗鲁孟提乌斯仍十分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时期，本人出身印度的西奥菲卢斯曾被同时授与大使和主教职务。他带着皇帝送给塞伯伊人或荷马后裔的王子的200匹纯种卡帕多西亚马匹踏上了在红海航行的船只。西奥菲卢斯还带去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的可能引起野蛮人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的礼物；他终于花费了好几年的时光，在这片灼热的土地上成功地在各处进行了教事访问。

    ①曾领导袄教的波斯祭司团：相信善神永远处于遭到恶神反对的斗争之中。此处所谓“迫害精神”可能因此而来。——译者

    罗马皇帝们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些重大而危险的改变民族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也完全表现出来。军事力量的威慑压下了异教徒们得不到支持的微弱的抱怨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归顺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激之情。罗马帝国的宪法中早已确定下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相同的臣民，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者们都不能轻易自以为由于改变了宗教，他们便丧失了任何一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会认为，他们不能为自己所保护并笃信的宗教制订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有最高的司法权；提奥多西乌斯法典的第16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表述了他们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精神权方和世俗权力的划分

    但是，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过影响的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加以肯定了。从努马时期直至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在一起了。国家的最高行政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亲自行使祭司的职能；无论在罗马还是在各省再也没有任何一派的教士敢于自称比他们更具有人的圣洁性格，或者比他们更能和诸神直接沟通。但在圣坛前的祭奠活动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的基督教会中，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大一级的祭司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教徒混在一起。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叩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儿子般的恭顺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团也设法取得了。行政和教会司法权力之间的暗中的斗争使得帝国的政府处处感到为难；而一个虔诚的皇帝对于用一只不洁的手碰一碰那神圣的约柜①所能带来的罪过和危险不免感到吃惊。把人分为教民和俗人两大类的确在古代的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牧师都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获得世俗的权力和他们所占有的财产的。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使自己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而当时的行政权力机关对原始基督教会的反对或蔑视却反而增强了它的纪律性。基督徒们早已不得不选举自己的行政官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并以曾得到人民同意经过300年实践的法令的形式，规定了他们教区的内部政策。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了一项永久性的盟约，而这位皇帝或他的继承人所授予或认可的特权，竟没有人会看作是朝廷的一时的恩宠，而被认为是教会赋与的正当的永远不能剥夺的权利。

    ①指犹太教堂中珍藏着石刻十诫的木柜。——译者

    掌管基督教教会工作的一共有1800名握有教会及合法的司法权力的主教；其中1000人在帝国的各希腊省区，800人在各拉丁省区。他们各自的教区的范围和边界是在各不相同的情况下，由最早来到的一批传教士的热情和成就，人民群众的意愿和福音书获得传播的程度等等情况偶然形成的。主教派教会的教堂一个接一个排列在尼罗河的两岸、非洲海岸以及前执政官管辖下的亚洲地区，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卢和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辖着极大一片土地，他们还委派一些农村副主教代替他们在下级教区行使职权。一个基督教教区可能遍及一个省，也可能仅限于一个村庄；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他们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赋予的同样的权力和特权。当君士坦丁推行把行政和军事职务分开的政策的时候，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便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关于他的地位和特性，可以择要按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Ⅰ．人民选举。Ⅱ．教士圣职的重要。Ⅲ．财产。Ⅳ．行政司法权。Ⅴ．教会的谴责。Ⅵ．公开演说的训练。Ⅶ．立法会议的特权。

    Ⅰ．选举自由在基督教会合法地位建立起来很久以后还依然存在，罗马臣民在教会中享受着他们在共和国中已失去的选举他们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的权利。只要有一个主教一闭上眼睛，大主教教区立即发出一份命令，委任某一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职权，并限期准备进行一次选举。选举权掌握在下级教士手中，因为他们最有资格评定候选人的优劣；也掌握在该城的元老和贵族手中，掌握在所有在地位或财富方面出人头地的人手中；最后还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他们在指定的那一天，成群结队地从教区最遥远的角落前来，有时候他们的喧闹的呼喊声可能会完全压下了理智和法纪的声音。他们的这种呼喊声有时可能碰巧正好落在某个最合格的候选人的头上，也可能选中某个年长的地方教会监督人，或某位高僧，或某位以虔诚和狂热著称的世俗人。然而，求取主教职位，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里，人们所以热心争取获得主教职位，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世俗的高官，而并不在乎它在宗教界的地位。利害关系、自私和仇恨情绪、背信弃义和虚情假意的伎俩、人背后的腐化堕落，以及公开的甚至流血的暴力活动等等，过去曾脏污过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选举自由，现在也经常影响着圣徒继承人的遴选。一个候选人大谈自己家族的荣誉，另一个则用一桌丰盛的佳肴笼络他的选民，还有第三个，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是不择手段，公然提出谁帮助他实现了他的下流无耻的愿望，将可以分摊一份他将能从教会贪污到的财产。民政和教会法令都试图把一般人民群众排斥在这一庄严的重大活动之外。古代宗教法规曾规定具有担任主教资格的年龄、地位等等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选举人在进行选举时的随意性。各省主教在主教空出的教堂举行会议以任命人民选出的候选人，他们的权威性多少可以控制住他们的情绪，纠正他们的错误。这些主教有权拒绝任命不合格的主教，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斗有时可能由于他们的公正的调解而得到解决。教士和教区人民的顺从或反抗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先例，而且最后全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正式法令和各省的习俗。但有一点是被作为宗教原则普遍接受的，那就是在没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之前，不得将任何主教强加于一个正教教堂。皇帝，作为和平的保卫者，作为罗马或君士坦丁堡的第一公民，可以有效地公开宣告自己所希望的大主教人选；但这些**君王都尊重教会的选举自由；因为在他们重新分配国家和军队的职位时，他们容许1800个终身任职的行政官员，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接受他们的职务。这些不能被免职的行政官员自己也绝不能擅自抛弃那一光荣的职位，这自然是和一般法律的原则相一致的；但明智的宗教会议曾企图使每个主教都有固定处所，不得随意调动，但成效不大。西部纪律松弛的情况确比东部要好得多；但同样那种使得某种规定成为必需的热情却同时也使得它全然无效了。愤怒的主教们彼此严厉责难的对立情绪只不过帮助暴露出他们的共同罪行和彼此都不够检点。

    Ⅱ．只有主教具有精神世界的生殖功能。这种非同一般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以及最后作为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加于他们的痛苦万分的独身生活可能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都专有一种独特的教士，常把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作为一种奉献，让它永远为神灵服役。这种体系的建立只是为了占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教士的孩子们可以骄傲地十拿九稳地接受他们的神圣遗传；而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相互关怀又可以消灭他们的剧烈的宗教热情。然而基督教的圣殿的门却是对每一个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得到现世职位的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敞开的。教士的职务，和军人或行政官员的职务一样，是由那些天生性格和能力促使他们热心于宗教职务，或是有某位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认为他的品行最有利于教会的荣誉和利益的人尽心奉行。那些主教（直至法律制止他们滥用权力以前）可以强制一些三心二意的人行动起来，保护受苦的人，而任何一次委任教职的按手礼总永远会授予他们世俗社会的某些最珍贵的特权。整个基督教会教士的人数可能比罗马军团的人数更多，皇帝却免除了他们的一切公私劳役、一切市政职务、一切个人赋税和奉献，而对一般公民来说那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他们担任的圣职就算抵消了他们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每个主教都对自己委任的牧师拥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支配权；而每个主教派教会的教士们，连同它的独立的教区各自形成一个永久性的正常的社会；而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的大教堂都维持着一个拥有500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①由于当时迷信盛行，把犹太教或异教圣书中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他们的职位和人数都在不自觉中迅速增加了。大队大队的执事、副执事、侍僧、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看门人等都各自在自己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势和光彩。教士的称号和特权还常被推而广之授给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皇权的虔诚的教友。曾有600名parabolani，或称云游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名copiatae，或称堀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布满了，整个淹没了，基督教世界。

    ①60名地方教会监督人或牧师。100名执事、40名女执事、90名副执事、110名读经师、25名领唱人，以及100名看门人：总数为525人。这个略加压缩的数字是皇帝为了缓解教会的困难亲自定下的。因许多原因教会原来都负债累累，还借高利贷，形成更上层机构的重大负担。

    Ⅲ．米兰敕令的颁布使教会的收入和安宁都有了保障。基督教教徒不仅重新获得了被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夺去的土地和房屋，而且对他们在行政官员的默许下一直占有的财产也从此具有了真正的主权。在基督教已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以后，全国的教士马上便有权正大光明地要求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费：而对一般人民来说，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可能倒使他们摆脱掉了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加之于他们的更沉重的负担。然而随着基督教的日益壮大，它的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士队伍仍只能依靠信徒们的供奉才能维持生活并富裕起来。在米兰敕令已发布8年之后，君士坦丁又公开许可他的全部臣民可自由地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神圣的基督教会；这样便使得信徒们在活着时候因生活奢侈或贪心而受到约制的对宗教的慷慨在临死时候便如潮水般一起发泄出来。有钱的基督教徒免不了跟着学习他们的君王的榜样。一位虽然富有，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没有善果；君士坦丁不免过于轻信，以为如果他牺牲勤劳的人的利益来养活一帮闲人，并把共和国的财富全分给圣徒们就可以得到上天的恩宠了。那个将马克森提乌斯的头带到非洲去的使臣可能还受皇帝之托带着给迦太基主教克基利安的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福尔或18000镑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们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随着他的宗教热情和他的罪恶行径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配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而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的便都将受到他们的君王的特殊宠爱。从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全可以清楚看到一位年已衰迈的皇帝要想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争雄而显露出来的只图眩耀的宗教热忱。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但也有的两边涨出而形成圆顶建筑，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纽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的可能是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则都用色彩斑驳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最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而这华贵的宏伟永远是靠地产投入作为它的牢固的基础的。在从君士坦丁的统治到查士丁尼的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1800座教堂由于不停地得到皇帝和人民赠与的不容侵犯的财富而日益富有起来。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和富人和穷人保持差不多相等的距离，但他们的财富的标准却随着他们所管辖的城市的升级和繁荣而无形中提高了。一份虽不完整①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几个省的三座罗马长方形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它们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将生产22000金币，或12000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贾士丁尼时代，主教们便早已不再得到，或实际已不配得到他们的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了。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主教自己支配，一部分归下级教士，一部分救济穷人，一部分用于公众礼拜费用；对这项神圣的委托有无舞弊情况经常受到严格的核查。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章向国家缴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塞萨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的希望全部减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终于被君士识丁的儿子拒绝了。

    ①所有来自梵蒂冈的历史资料全都有理由让人觉得可疑；但这些租税清单却似确为古物而较为可信：至少很明显，如果确系伪造，那它也是在教皇贪婪的目标还只限于庄园，尚未转向王国的时代伪造的。

    Ⅳ．在民事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的拉丁地区的教士们作为君士坦丁赐与他们的礼物，感激地接受了这独立的司法权力①，而这实际却是时间、偶然机遇以及他们自己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一些基督教皇帝的慷慨实际却也曾赐与他们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得以保住，并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②。1．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并实际做到，仅由同僚对他进行审判的无比宝贵的特权；即使是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是由同教的弟兄们组成的宗教会议来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有个人仇恨或宗教思想不能相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或甚至公然偏袒的。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某些人消遥法外更为有害，他曾公开宣称，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他的御袍，用它把那位宗教罪犯给遮盖住，尼斯的宗教会议则更是受到了他这些话的启发。2．主教的教内司法权对教士阶层来说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一个世俗法官审理范围之内。他们的轻微的过失不会由于公开审判或处分而丢失脸面；年幼的孩子可能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可要受到主教的较为严厉的训斥。但是，如果某位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消他的神圣的、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行，那罗马的行政官员便将使用他们的正义之剑，不再管什么宗教豁免权了。3．主教的仲裁权是得到一项正式法令批准的，法官被委以执行迄今为止仅因各方均表示同意而被视为有效的宗教法规，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行政官员本身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可能逐渐消除了基督教徒的恐惧和顾虑。但是他们遇事仍旧求助于对其能力和忠诚他们都能信赖的主教法庭，因而圣徒奥斯丁有幸满意地抱怨说，他作为宗教官员的功能永远不停地总受到决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谁该得到多少土地、牛羊等招人怨恨的俗务的干扰。4．古老的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了基督教教堂；并由慷慨而虔诚的小提奥多西乌斯把它扩大到了圣地的邻近地区。逃亡的人，包括罪犯，都可以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插手而有所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的生命或财产可能在主教的斡旋下得以保全。

    ①从优西比乌斯和索佐门的作品中我们得知，君士坦丁扩大并明确肯定了宗教裁判权；但有一份没有被正式收入提奥多西乌斯法典的著名敕令已被戈德弗雷令人信服地证明确系伪造。奇怪的是身为法律学家兼哲学家的孟德斯鸠先生在提到君士坦丁的这份敕令时竟然丝毫不曾表示怀疑。

    ②宗教裁判权的问题一直被认为被淹没在**、偏见和利害关系的迷雾之中。我手头现有的两本写得最好的书，是德·弗勒利神父的“教令法规概要”和“詹农的那不勒斯民政史”。他们的温和态度是由他们所在环境和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弗勒利是一位法国基督教教士，他尊重议会的权威；詹农是一位意大利法学家，他害怕教会的权势。这里我必须说明，由于我所提出的总的看法是以许多特殊的不尽完备的史实作为根据的，我只能要么请读者自己去阅读那些明确阐述这个问题的现代著作，要么把这里的注释扩大到令人反感的不成比例的程度。

    Ⅴ．主教永远是他的教民的品德的监督者，有关赎罪的一些教规也全都融入了一整套宗教法规的体系之中，它精确地规定了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量罪以及量刑的原则等等。一位基督教教皇，如果他在惩罚一般人的隐蔽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的明显的恶行和具有破坏性的罪行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这种精神监督权。而要对行政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对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某些宗教意识，或忠诚思想，或恐惧心理保护了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主教的狂热或愤恨的伤害；但主教们却大胆谴责了那些没有穿上紫袍的下级暴君，并把他们逐出教会。圣阿塔纳西乌斯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会，他所宣布的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地送交卡帕多西亚的教会。在小提奥多西乌斯统治时期、赫耳枯勒斯的一个后代子孙，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叙奈西乌斯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了托勒密的主教地位，这位颇有头脑的主教尽管甚不乐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主教的威仪①。他击败了被称作利比亚怪物的安德洛奈卡首席官，此人滥用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的权力，采用了一套搜刮民财和使用酷刑的新办法，他更因渎神罪而加重了他压榨百姓的罪行。叙奈西乌斯在企图用温和的宗教方面的劝戒办法对这位傲慢的行政官员进行挽救无效之后，便不得不用宗教法庭的权威对他进行最后裁判。结果使得安德洛奈卡，他的同伙以及他的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辛那赫里布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的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掉作为基督教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广大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断绝一切与耶稣的敌人的交往，不容他们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他们共餐，不和他们共同生活，也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堂虽然名声不大并招人厌恶，却向全世界所有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奈卡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并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被巧妙地强加于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不得不向教会乞求宽恕，而使得这位赫耳枯勒斯的后代子孙享受到了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站起身来的快乐。这类教规和这类事例一直都在不知不觉中为长期踩在帝王脖子上的罗马教皇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①叙奈西乌斯事先曾讲明自己如何不宜担任此一职务。他喜欢研究世俗的学问，热爱世俗的体育活动；他不能忍受独身生活；他不相信耶稣复活说；因此，如果不容许他在家里进行哲学研究，他便不能去对公众宣讲那些神话。埃及的大主教提奥菲卢斯深知他的才干，竟接受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妥协条件。

    Ⅵ．每一个得民心的政府都曾经历过粗鄙或虚假辩才的效应。通过迅速传播流行的令人冲动的情绪，每一个听讲的人都同时既受到他自己的，又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情绪的影响。公民自由的彻底被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蛊惑家和罗马的民权保卫者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似乎是基督教徒献身宗教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表现，但在古代宗教庙堂里却根本没有；而直至帝国各地的布道坛挤满享受着他们的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的神圣的宣讲人以前，帝王的耳朵里还从未响起过群众演说家的刺耳的声音。民权保卫者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有许多熟练的、坚决的反对者，以同样多的拥护者，出面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理智的事业往往可能从这种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而主教，或者受主教慎重委任以布道特权的地方教会监督人，则完全可以对着已被各种可怕的宗教仪式弄得服服贴贴的顺从的听众信口开河，丝毫不用担心会有被打断或被质疑的危险。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是如此严格服从，只要罗马城或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大主教用他的高手定个调子①，从意大利或埃及的一百个布道坛便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这种制度的设计是值得称道的；但它的效果却并不总是有益的。布道者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但他们所赞扬的完美的修道士的品德却是对个人极端痛苦，而对人类无益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透露出他们暗中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们的财产。代表上帝的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遭到了形而上学的诡辩、稚气的仪式和虚构的奇迹的无聊混杂物的破坏，而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不外是憎恨反对者、服从教堂牧师的宗教美德。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时，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或者甚至煽动叛乱的号角。他们的会众的头脑被一些神秘的论调所搅乱，许多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了他们的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教堂里冲了出来，决心不是自己去作，便是让别人成为，殉教者。这种在语言和文采上的堕落在拉丁区的主教们的激烈的演说词中随处可见；但格列戈里和克里索斯托姆的文章却常被和雅典，或至少是和亚洲的最辉煌的典范相比。①。

    ①伊丽莎白女王曾用过这一比喻，并且每当她希望使她的人民在思想上先有所准备，肯于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政策时，她都采用这个办法。但对这种音乐可能产生的对对情绪，她的继承者却感到十分担心，她的儿子对此感受尤深。“每当布道台上响起基督教的鼓声”等等。

    ①这些谦虚的演说家们承认，他们没有奇迹般的天赋，他们只是要努力获得演说的技能。

    Ⅶ．这个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会议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召开；这些会议向罗马世界所有1120个行省传播基督教教规和立法精神。法律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以改进他们的行为、重申他们的权利、表达他们的忠诚，并对由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候选人的才能进行审查。罗马城、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享有更大的司法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非同一般的宗教大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某种紧急情况需要采取这种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并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给以足够旅费津贴的命令。早些时候，那时君士坦丁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新教徒，他把有关非洲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议会去处理；在这个会议上来自约克、特里尔、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各自操着自己的方言，像朋友和兄弟般地坐在一起辩论与大家利害相关的有关拉丁或西部教会的问题。11年之后，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召开了一次更盛大、更著名的宗教大会；以求通过他们的最后裁决，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的关于三位一体问题的闲磨牙的争论。380名主教全听从他们的宽容的君王的召唤；各级、各派、各种称号的教士总共为2048人；希腊教士们都亲自到场，拉丁区的教士由罗马教皇的使者代为表示同意。这个为期近两个月的大会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他让自己的卫兵等在门外，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就座于大厅中央的一个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地听别人发言，讲话时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谦恭地声名，对这些被奉为地上的宗师和神的使徒的继承人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决不是审判官。一位**君王对自己手下的赤手空拳的臣民的组织竟然表示出如此巨大的尊敬，那唯一的先例就只有采取奥古斯都政策的那些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敬意了。就在这短短50年之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这人世的风云变幻可能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斯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的神父和基督教教会的神父们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已无法和它们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主教们更深地扎根于公众舆论之中，他们还能用较为合理的傲气保持住他们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以勇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曾使这些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意气用事和愚昧都已被人们渐渐淡忘了；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无例外地完全听命于这些全国性大会的永远正确的条令。各种称号的教士总共为２０４８人；希腊教士们都亲自到场，拉丁区的教士由罗马教皇的使者代为表示同意。这个为期近两个月的大会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他让自己的卫兵等在门外，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就座于大厅中央的一个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地听别人发言，讲话时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谦恭地声名，对这些被奉为地上的宗师和神的使徒的继承人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决不是审判官。一位**君王对自己手下的赤手空拳的臣民的组织竟然表示出如此巨大的尊敬，那唯一的先例就只有采取奥古斯都政策的那些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敬意了。就在这短短５０年之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这人世的风云变幻可能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斯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的神父和基督教教会的神父们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已无法和它们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主教们更深地扎根于公众舆论之中，他们还能用较为合理的傲气保持住他们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以勇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曾使这些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意气用事和愚昧都已被人们渐渐淡忘了；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无例外地完全听命于这些全国性大会的永远正确的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