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2）
《罗马帝国衰亡史-英-爱德华·吉本》作者：罗马帝国衰亡史-英-爱德华·吉本 2017-04-13 11:49
不经意地淡忘了。但我们对在经过七次破坏而每次的修复都显得比原来更为富丽堂皇的灾难之后，最后终于被第三次由海上入侵的哥特人烧个精光的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庙却难以忘怀。这一神圣的宏伟建筑是希腊的艺术和亚洲的财富共同努力修建起来的。支撑着这一建筑的共有127根爱奥尼亚型的大理石柱；它们全是虔诚的君主捐赠的，每根高6英尺。祭坛则系用普拉克西特列斯大师的雕刻装饰而成，他也许是从在当地最受欢迎的传说中选出了拉托娜的圣子的诞生、阿波罗在杀死库克罗普斯后的藏匿，以及巴克斯对待被击败的亚马孙女战士的宽容等场面。然而以弗所的庙宇的长度仅只有425英尺，约为罗马圣彼得庙的三分之二。在其它方面，它就更不如那一现代建筑技术的崇高产品了。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的外展的两臂便需要比椭圆形的异教神庙更大的宽度才能容下；即使向古代最大胆的艺术家建议，让他在空中修建一个和万神殿一样规模、一样大小的拱顶，他也必会给惊呆了。不管怎样，狄安娜庙却一直被人们视为人间奇迹而加以赞美。波斯、马其顿以及罗马等等一代一代帝国都莫不视之为神圣并尽力增加它的光采。但波罗的海的无知的野蛮人却完全没有欣赏优美艺术的情趣，他们厌恶一种外国迷信带来的精神上的恐惧。
另一个和这几次的入侵有关的情况，也许很值得我们注意，但只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那可能只是一位近代学者的幻想。他告诉我们，在哥特人洗劫雅典城的时候，他们已把所有的图书都集中起来，要不是他们的一个比他的弟兄们更懂得策略的首领，用几句颇有深意的话打消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们定会一把火把希腊的全部学问从此给消灭尽净了，他说，让希腊人去迷恋他们的书本吧，这样他们就会无心学习武功了。这位明智的首领（如果这件事真的可信的话）完全采用了无知的野蛮人的逻辑。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在一些更为文明、更为强大的民族中，各种各样的天才都曾显露头角；而科学的时代一般总同时是军事进步和军功显赫的时代。
波斯人对亚美尼亚的进犯和瓦勒良的被俘
Ⅳ．波斯的新的君主阿尔塔薛西斯和他的儿子沙普尔（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已打败阿尔萨息家族而取得胜利。在那个古老家族的众多亲王中，仅只有亚美尼亚的皇帝科斯洛埃斯保住了他的性命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较强大的国力、依靠不断利用敌方的逃兵和不满分子、依靠和罗马人的联盟，以及最重要的，依靠他自己的勇气保卫了自己。在三十年战争中的长胜将军，最后被波斯国王沙普尔派遣的间谍刺杀。亚美尼亚的爱国的，力图维护皇室的自由和尊严的官员，代表皇帝合法的继承人提里达特斯向罗马请求保护。但科斯洛埃斯的儿子还是一个婴儿，盟军又远在外地，而波斯的国工却亲自带头率领着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向边疆开来了。他的国家的未来希望，年幼的提里达特斯被一个忠心的仆人救出，亚美尼亚在27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委屈着作了大波斯王国的一个省份。由于一战而胜而趾高气扬，更尽量利用罗马人的种种灾难或堕落，沙普尔迫使卡雷和尼西比斯的强大守军投降，随即把毁灭性的灾难和恐怖带到了幼发拉底河两侧的大片地区。
一条重要边界的丧失、一个忠心的自然形成的盟国的被毁，以及沙普尔的庞大野心的接连胜利，使罗马人不能不深刻感到羞辱和危急。瓦勒良自我安慰说，他的将领的森严的戒备完全足以保证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安全；但他却仍然决定，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临前线，保卫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他穿过小亚细亚的时候，哥特人的海军行动暂时终止，有关省份暂时获得一种完全不可持的平静。他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在埃德萨的城根附近和波斯国王相遇，一战而败，并作了沙普尔的俘虏。这一重大事件的细节史料全都含糊不全；然而，借助于现有的一点微弱的光线，我们仍可以发现在罗马皇帝方面实在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冒失行为、错误和罪有应得的不幸。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了他的禁卫军卫队长马克利安努斯。这个下流的大臣使得他的主子只是在他的被压迫的臣民面前威风凛凛，而在罗马的敌人的眼里却显得可鄙已极。由于他的软弱的或居心叵测的建议，皇家军队被陷入一种勇气和军事技巧都无所用其技的境地。罗马人几次企图冲破波斯防线的强大努力都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被击退；而沙普尔，以远远超过对方的兵力包围住罗马军营，完全不慌不忙，静等着日益猖獗的饥饿和瘟疫来为他赢得胜利。罗马军团内的放纵的抱怨声很快变成了对瓦勒里安的控诉，认为瓦勒良是他们的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发出叛乱的呼声，要求立即投降。曾企图用大量黄金买得一条败走的退路。但波斯人由于稳操胜券轻蔑地拒绝了那笔钱；他们扣住使臣，列阵来到罗马的防护工事前，坚持要和罗马皇帝面谈一切。瓦勒良这时已完全处于只能把自己的生命和威严交给敌人去处理的地步。会谈的结果自然全在意料之中。皇帝作了俘虏，他的惊惶失措的军队全放下了武器。在这个大获全胜的时刻，沙普尔的傲慢心情和策略需要促使他选定了一个完全任他玩于股掌之上的继承人登上了空出的皇位。一个来自安条克的罪行累累的逃兵基里阿得斯被选定来玷污罗马的皇座；而这波斯胜利者的意旨，不管如何荒唐，也不可能不得到这支被俘虏的军队的公开认可。
这位皇奴迫不及待地希望通过一次出卖自己祖国的行为来赢得主子的欢心。他带领沙普尔越过幼发拉底河，通过卡尔基斯向东部的都城进发。波斯马队的行动是如此迅速，如果我们认为一位非常公正的历史学家的话可信的话，安条克城突然被攻进的时候，城里懒散的民众还正瞪着眼在观看戏院表演的节目。安条克的宏伟的建筑，不论公有私有全都或者被洗劫一空，或者给彻底毁掉；无数的居民不是被杀，便是被敌人掳去，埃米萨高级祭司的决心曾暂时遏止住这毁灭的巨浪。他穿着一身祭司的服装出现在大队农民面前，他们虽然仅只有一些弹弓作为武器，却决心要从琐罗亚斯德①的追随者的肮脏的手中救出他的上帝和他的财产。但托罗斯及其它许多城市的被毁令人悲痛地证明，除了这一特殊例证之外，对叙利亚和西利西亚的征服也都几乎并没有中断波斯军队前进的步伐。托罗斯山的狭窄通道的有利条件被轻易放弃了，本来对一支以马队为主的敌人来说，在这里当可以进行一场占有明显优势的战斗。这样便让沙普尔得以对卡帕多西亚的省会恺撒里亚形成了包围，恺撒里亚虽不过是个二等城市，却可能拥有四十万居民。在那里指挥战斗的是德谟斯提尼，但他可说并非由皇帝委派，而是自愿保家卫国。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守住这座城市，直到最后由于一个医生的出卖该城陷落的时候，虽然敌人曾下令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将他活捉，他却仍然在波斯人中杀开一条血路逃跑了。这位英雄首领从也许会褒奖，也许会严惩他的倔强精神的强敌手中逃脱了；但数千追随他的国民却大都惨遭屠杀，沙普尔因而一直被指责残酷无情地虐待俘虏。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很大一部分应归之于民族仇恨，很大一部分应归之于受挫的骄傲情绪和疯狂的报复心理；但总的说来，可以肯定，同样那个在亚美尼亚显露出一位立法者的温和性格的皇帝，在那些罗马人面前却露出了一个征服者的凶相。他看到不可能在罗马帝国的所在地建立任何永久性居民点，于是只求把这几省的人民和财富全运往波斯去，以使在自己的身后仅留下一片荒野。
①伊朗古袄教创始人。——译者
在东部帝国正对沙普尔闻风丧胆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份无愧于最伟大的帝王的礼物——一支满载奇珍异宝价值连城的物品的驼队。随同这份丰厚的奉献还有由帕尔米拉最有声望、最富有的元老奥登纳图斯的十分尊敬但决不卑躬屈节的一封信。“谁是这个奥登纳图斯”（那位傲慢的胜利者说，他并且命令说那些礼物应该扔到幼发拉底河里去），“竟敢如此大胆公然给他的主子写信？如果他只是希望我减轻对他的惩罚，那他就应该反绑着双手，爬行着来到我的宝座的脚前。如果他稍有犹豫，灭顶之灾便立即将降临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国家民族的头上。”这种把这位帕尔米拉人逼上绝境的做法立即唤醒了潜伏在他心灵中的一切力量。他真和沙普尔相见了，但却是刀兵相见。他以他自己的精神唤醒了从叙利亚村庄和沙漠地带的帐篷中聚集起来的一小支队伍，带领着它出没在波斯大军的周围，干扰他们的撤退，伺机抢夺他们的财宝，而且还抢夺到一些远比珠宝更为贵重的东西——那位伟大皇帝的几个女人；终于迫使他最后不得不显出几分慌乱的神色重新返回到幼发拉底河彼岸。奥登纳图斯依靠这一次的功绩为他未来的名声和发迹奠定了基础。被波斯人百般屈辱的罗马帝国的威严终于由一个叙利亚人或帕尔米拉的阿拉伯人给保全住了。常常只不过是仇恨和谄媚的喉舌的历史的声音谴责沙普尔狂妄地滥用了战胜者的权力。我们被告知，身着紫袍，但戴着枷锁的瓦勒良被作为失势的伟大人物的典型，拴在街头示众；还说，凡是波斯君主上马的时候，他脚下蹬的便是罗马皇帝的脖子。尽管他的同盟者一再规劝他要记住命运的无常、要担心罗马有一天再度得势，并告诉他应该使这非同小可的俘虏成为和平的保证，而不要当成泄愤的对象，但沙普尔却完全置之不理。在瓦勒良因过度的羞辱和悲哀死去以后，他的皮被填进干草，做成人形，在几代人中一直保存在波斯的最著名的神庙里；成了一个比爱虚荣的罗马人经常建立的假想的铜像或大理石雕像更为真实得多的纪念碑。这故事十分动人，也颇有教育意义，但其真实性却十分可疑。现存的东部亲王们写给沙普尔的信件一望而知全系伪托；说一个充满妒心的君王，即使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会如此公开侮辱帝王的尊严，也是完全不通人情的。我们无法弄清不幸的瓦勒良在波斯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唯一的一个落入敌人之手的罗马皇帝是在被关押的绝望中度过他惨淡的余生的。
长时期对他的父亲和合作者的严厉指责勉强忍耐着的伽利埃努斯得到关于他的不幸遭遇的消息不禁暗自欣喜，并公然表现得十分冷淡。“我知道我父亲也只是一个凡人，”他说，“但是，既然他表现得如此勇敢，我很满意。”当罗马为它的君王悲伤不已的时候，他儿子的毫无人性的冷漠被一些下流无耻的朝臣吹捧为坚强的英雄本色和斯噶多精神的表现。他在独据帝国皇位后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轻佻、多变和翻云复雨的性格，我们这里也无法细加描述。任何一项技艺只要他想干，他天生的才能都能让他取得成功；但由于他只有天才而毫无判断力，他几乎什么都干过，只除了真正重要的作战和治理国家的工作。他通晓许多种新奇的但完全无用的技能，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典雅的诗人、一个能干的园丁、一位做菜能手和一个十分可鄙的皇帝。当国事危急需要他到场作出决策的时候，他却在和哲学家普洛提努斯高谈阔论，把时间消磨在一些无关紧要或无聊的事情上，或准备加入希腊的某迷信教会，或设法在雅典的最高法院获得一个席位。他的无度的挥霍形成了对普遍贫困的侮辱；对他的胜利的公然嘲笑更加深了公众的屈辱感。对于接连不断传来的入侵、失败和叛变的报告他见到后只是淡淡一笑；然后装出一副不屑的神态，挑出某个已丢失的省份的特产，毫不在意地问道，罗马要是得不到埃及的亚麻布和高卢的壁毯的供应是不是马上就会毁灭掉了？不过，在伽利埃努斯的一生中，有那么几回，由于受到某种强烈刺激，也会忽然变得颇像一个英勇的军人和残酷的暴君了；一直到他杀够了人或遭到难以对付的反抗时，他才会在不自觉中又恢复他天生的温驯、懒散的性格。
政府的缰绳握在如此无力的一只手中的时候，在全国各省都有一大批人起来反对瓦勒良的儿子，企图篡夺皇位，实在是完全不足为怪的。也许是出于某种异想天开的想法，要想拿罗马的三十位暴君和雅典的三十僭主作一对比，才使得奥古斯都王朝历史的作家选择了这个后来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数目。但是，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对比是没有意义和难以成立的。在由一个城市的压迫者联合组成的三十人议会，和在帝国广大的国土上，无一定规则此起彼伏、名姓不确、各自独立的竞争者之间我们能找出什么相似之处呢？再说，除非我们把一些曾被加以皇帝称号的妇女和儿童都算进去，我们也无法凑足三十之数。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尽管乌七八糟，却仅只出现了19个觊觎王位的人：东部有基里阿德斯、马克利安努斯、巴里斯塔、奥登纳图斯，高卢和西部省份有波斯蒂尤默斯、洛利阿努斯、维克托里努斯和他的母亲维多利亚、马略和泰特里库斯。在伊利里康和多瑙河区域，有莫格努乌斯、里基里阿努斯和奥勒留；本都有萨图里努斯，伊索里亚有特雷贝利阿努斯；皮索在特雷沙利；瓦伦斯在阿哈伊亚；埃米利安努斯在埃及，以及在非洲的塞尔苏斯。要把这些鲜为人知的每一个人的生死细节一一加以说明，那无疑将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而同时又既无趣味，也无教益。这里我们也许只需研究一下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当代人的处世态度、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命运的一般特点，以及他们企图篡夺王位的举动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具有毁灭性的恶果，也就完全够了。
许多人都知道，暴君这个丑恶的名称古代人常用以指称非法篡夺最高权力的行为，完全没有滥用那一权力之意。不止一两个举起义旗反对伽利埃努斯皇帝的叛乱份子都是出色的品德高尚的模范，而且差不多全都具有相当的才能。他们曾以自己的才德受到瓦勒良的常识，并逐渐获得帝国的最重要的职位。那些以奥古斯都自称的将军们都或者以其出色的指挥能力和严格的纪律而得到部队的尊敬，或者以其英勇和辉煌战果而为部卒所崇拜，再或因胸怀坦荡、慷慨待人而获得众人的爱戴。他们获胜的战场往往就是他们被推举为皇帝的场所；甚至那个最不堪的皇位觊觎者军械士马略也具有出类拔萃的大无畏的勇气、无敌的体力和**裸的忠诚。以他当时的下贱的职业论，无疑要把他一下抬上高位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但他的出身却也不能说比其他那些出身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参军的争夺皇位的人们更为低微。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每一个活跃的天才都会按自然的安排各得其所；在一个全面处于战争状态的时代，军事才能就是走向荣誉和伟大的通道。在那19名暴君中，只有泰特里库斯是元老；也只有皮索出身贵族。努马的血液，通过二十八代的遗传流动在卡尔孚尼乌斯·皮索的血管之中，而皮索更是通过母系的亲缘才得以有权在自己家里悬挂着克拉苏和大庞培的画像。他的祖先曾一再被加以共和国所能给与的各种最高殊荣；而且，在所有罗马的古代家族中，仅只有卡尔孚尼乌斯有幸度过了几代恺撒的暴政。皮索的个人品德为他的同族人增添了额外的光辉。下令杀掉他的王位篡夺者瓦伦斯，后来也曾万分悔恨的承认，即使是一个敌人也应该尊敬皮索的圣洁；另外，尽管他死于反对伽利埃努斯的武装叛乱，元老院在皇帝的慷慨许诺下，却下令为如此高尚的一个叛乱分子加上了许多纪念性的美名。
瓦勒良的军事将领们对他们一向尊敬的父亲感恩不尽。但都不愿侍奉他的那个奢侈、懒惰、无出息的儿子。罗马世界的皇位已无人以任何方式的忠诚对它加以支持；对这样一位皇帝造反的叛国罪很容易会被看作是爱国行径。然而，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那些篡位者的行为，便会发现他们似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迫于恐惧，而并非受到野心的驱使。他们害怕伽利埃努斯的惨无人道的疑心；他们同样也害怕他们的军队随时可能暴发的暴力行为。如果军队忽然对他们产生危险的好感，贸然声称他们有资格继承皇位，那他们便必会被定为消灭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谨慎的考虑也会促使他们决心且先当几天皇帝再说；就是说，他们宁可通过一战试试自己的运气，也不能干等着刽子手的屠刀加身。当士兵们一阵欢呼把这个并不乐意的牺牲品推上君王宝座的时候，他们有时已在为他们即将面临的不幸暗自悲伤。“你已失去”，萨图尼努斯在登上皇位的那天说，“你已失去一位有用的司令官，而使自己成了一个非常可怜的皇帝。”
后来接连发生的革命证明萨图尼努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伽利埃努斯的统治下冒出来的19名暴君，其中没有一个曾享受过平静的生活，或寿终正寝的。每当他们一披上那血淋淋的紫袍，他们实际便已是用那促使自己起而造反的恐惧心理和野心在鼓舞着他们的追随者。在内部阴谋活动、军事叛乱和内战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实际是战栗着置身于悬崖的边缘，在那里，在经过或长或短心神不宁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终归将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不论如何，这些朝不保夕的君王倒也完全能得到他们各自的谄媚的军队和省份所能加之于他们的各种荣誉；但是，他们这种以叛乱为基础的权力却永远得不到法律或历史的认可。意大利、罗马和元老院始终都忠于伽利埃努斯的事业，而且一直仍把他看作是帝国唯一的君主。的确，这位皇帝曾屈尊接受过奥登纳图斯的胜利纹章，他以他对瓦勒良的儿子始终表示的尊敬态度也完全配享有这种殊荣。在罗马人的普遍赞同下，经过伽利埃努斯的同意，元老院给这位勇敢的帕尔米拉人加上了奥古斯都称号；并且似乎把东部的统治权交托给他，而实际上那地区早已属他所有，而且在那里，他可以完全独断独行，所以后来，他更把它当作私产一样，遗传给他的远近闻名的遗孀芝诺比娅了。
如果一位哲学家有可能处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灾难之中而完全无动于衷的话，这种从农舍到皇宫、从皇宫到坟墓永远不停的迅速转移，也许会使一个冷漠的哲学家感到很有趣。这些朝不保夕的皇帝的选定、他们的权势和他们的死亡都同样对他们的臣民和追随者具有毁灭性的作用。为他们自寻死路的高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马上便必须以巨额赏赐的形式向军队支付，而这钱还得掏自那已被榨干的老百姓的腰包。不管他们的人格多么高尚，用心多么纯正，他们也会发现，为了把他们的篡夺事业进行下去，除了经常进行掠夺和残杀之外实在也别无它法。当他们倒下的时候，便必有一批军队和一些省份跟着倒下。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伽利埃努斯将在伊利里康自行称帝的英格努乌斯镇压下去之后，发给他的大臣们的一份野蛮之极的命令。“仅只是”，那个貌似温和却实际毫无人性的皇帝说，“消灭掉那些手执武器的人是绝不够的：战争的可能对我同样是极大的威胁。一切不论年龄大小的男性都必须根除；只要在屠杀儿童和老人的问题上能想办法保全我们的名声。让那些说过一句反对我，反对我，瓦勒良的儿子，许多王子的父亲和兄弟的话或抱有反对我的思想的人全都死掉。记住英格努乌斯已被推举为皇帝：撕碎他、杀死他，把他剁成碎片。我现在是在亲笔给你们写信，我希望让你们也具有和我相同的感情。”当国家的武装力量在内部个人的纷争中消耗殆尽的时候，一些无人防守的省份便为任何外来的入侵者敞开大门了。最勇敢的皇位篡夺者，迫于无法应付的形势，只得和共同的敌人签订受尽屈辱的条约，以求以高昂的代价买得野蛮人的中立或帮助，甚而至于容许敌对的、独立的民族进入到罗马王国的心腹地带来。
以上便是在瓦勒良和伽利埃努斯的统治下，野蛮人，还有那些暴君们如何使各省分崩离析、使帝国陷于屈辱和毁灭的最低点，似乎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具体情况。在十分贫乏的资料的许可之下，我们已按前后次序，尽可能清楚地描绘了那一灾难重重的时期的一般状况。但还有几件特殊的事件需要讲一讲——Ⅰ．西西里的混乱局势；Ⅱ．亚历山大的风波；和Ⅲ．伊索里亚人的叛乱——这些事件可能会使我们对那幅可怕的图景更能有个清楚的认识。
Ⅰ．不论任何时候，如果由于连连得手而又不曾受到任何惩罚，因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土匪队伍，非但不逃避国家法律的制裁，反而公开加以蔑视，那我们便可以完全肯定，政府极端虚弱的情况连社会的最底层也已有所感，而且在加以利用了。西西里的地理位置使它得以免受野蛮人的侵害；这个被解除武装的省份也没有能力支持一位王位篡夺者。这个一度繁荣，现在也还十分肥沃的岛屿的灾难却来之于更下等人之手。一群由奴隶和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一度统治着这片惨遭抢劫的国土，并使人想起更古时候的奴隶战争。农民或者成为它的牺牲品，或者亲自参与其事的大破坏活动可能已彻底毁灭西西里的农业；更由于那里的主要房地产都是富有的，常常把一个旧日的共和国的土地全圈入一个农庄之中的，罗马元老的财产，这些个人对这一都城所造成的伤害，实际比哥特人或波斯人的侵占造成的伤害更深，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Ⅱ．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础设计高超，是由菲利浦的儿子亲自构思和完成的。这座仅次于罗马的美丽、形式整齐的伟大城市占地周长15英里；居住着三十万自由人，外加至少同样数目的奴隶。和阿拉伯和印度进行的获利丰厚的交易通过亚历山大里亚港到达帝国首都和地方各省。这里没有游手好闲之人。有的人被雇用吹玻璃，有的织亚麻布，更有的制造纸莎草纸。不分男女老少都有机会从事手工业生产，甚至盲人和腿脚残废的人都有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可做。但那由多民族混杂的亚历山大里亚人民，用埃及人的迷信和倔强把专好虚荣和变化无常的希腊人团结在一起了。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暂时买不到肉或豆了，谁对谁偶尔礼貌不周了，在公共浴室错乱了尊卑秩序，或甚至在宗教问题上发生一点争吵，任何时候都可能在广大满怀无法消除的疯狂怨毒的人民群众中引发起一场叛乱。在瓦勒里安被俘之后，他的傲慢的儿子松弛了法律的威严，亚历山大里亚人也便尽量放纵自己的愤怒情绪，于是他们的不幸的国土也便变成了内战的战场，而且长达（除了几次短暂的难以完全肯定的休战时期）13年之久。这个受害城市各区之间的交通全被切断，每一条街道都血迹斑斑，每一所比较坚实的建筑物都变成了据守的碉堡；甚至直到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一部分已彻底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战乱也并未停息。那宽广、雄伟的布鲁琼区，连同它的宫殿和博物馆以及埃及的帝王和哲学家的住所，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被说成是，早已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片荒凉。
Ⅲ．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极小的省份伊索里亚称帝的特雷贝利阿努斯的不甚引人注目的叛乱却产生了一些离奇的令人难忘的后果。称帝的那一套闹剧很快便被伽利埃努斯手下的一位军官给消灭了；但他的追随者感到赦免无望，决心不但要脱离罗马皇帝的管辖，而且也不再作罗马国的臣民了，于是他们忽然又回到他们实际一直并未完全脱离的野蛮状态中去。他们的乱石嶙峋的山区以及塔尔苏斯河的一条长大的支流，构成了他们的坚固的根据地。在土地肥沃的山谷中进行耕种可以供给他们必需的食物，抢劫的习惯保证了他们的奢侈品的来源。就这样伊索里亚人长期作为一个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于罗马王国的心腹之中。一代一代的皇帝，不论是使用武力，还是安抚政策，都无法使他们归顺，最后只得承认自己的虚弱，在这一块敌对的、独立的地区的四周修起一长串坚固的工事，而这工事常常也并不能完全制止住这群家贼的骚扰。这些伊索里亚人渐渐更向海边扩张他们的地盘，以至把西利西亚的西部山区也归并进去，那里过去原是无所畏惧的海盗的巢穴，共和国在大庞培的指挥下，曾不得不对他们使用过全部的兵力。
我们的思想方法总习惯于把人世的休咎和宇宙的变异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便被装点着一连串的水灾、地震、非同一般的流星、反常的天昏地暗，以及其它许多信口编造或夸大其辞的灾异。但有一次长时间存在的普遍的饥荒可确曾为害甚烈。这自然实际是既彻底破坏即将到手的产品，更使未来的收成化为乌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的必然结果。饥荒之后，一般总必会继之以瘟疫，这是由于食物短缺和饮食不洁所致。但从250年一直延续到265年的那次无比猖獗的瘟疫的形成，想必也还有其它一些特殊原因，那次瘟疫毫不间断地在罗马的每一个行省，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中间有一段时候，仅在罗马城每天便差不多有5000人死亡，许多曾逃脱野蛮人屠戮的城市却因瘟疫断绝人烟了。
我们知道一个极有趣的情况，对于这个悲惨的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也许有些用处。在亚历山大里亚对于所有有权领取配给粮的人都有准确的记录。我们发现原来从40岁到70岁的总人数和在伽利埃努斯的统治结束以后还活着的从14岁到80岁的领粮人的总数是相等的。把这个准确可靠的数字应用于最正确的死亡率计算表，显然可以证明过半数的亚历山大里亚人民已被消灭了；如果我们能按此比例来计算别省人口的死亡情况，我们完全可以估计战争、瘟疫和饥荒，在不多几年的时间中，已将人类中的半数吞噬了。
另一个和这几次的入侵有关的情况，也许很值得我们注意，但只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那可能只是一位近代学者的幻想。他告诉我们，在哥特人洗劫雅典城的时候，他们已把所有的图书都集中起来，要不是他们的一个比他的弟兄们更懂得策略的首领，用几句颇有深意的话打消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们定会一把火把希腊的全部学问从此给消灭尽净了，他说，让希腊人去迷恋他们的书本吧，这样他们就会无心学习武功了。这位明智的首领（如果这件事真的可信的话）完全采用了无知的野蛮人的逻辑。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在一些更为文明、更为强大的民族中，各种各样的天才都曾显露头角；而科学的时代一般总同时是军事进步和军功显赫的时代。
波斯人对亚美尼亚的进犯和瓦勒良的被俘
Ⅳ．波斯的新的君主阿尔塔薛西斯和他的儿子沙普尔（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已打败阿尔萨息家族而取得胜利。在那个古老家族的众多亲王中，仅只有亚美尼亚的皇帝科斯洛埃斯保住了他的性命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较强大的国力、依靠不断利用敌方的逃兵和不满分子、依靠和罗马人的联盟，以及最重要的，依靠他自己的勇气保卫了自己。在三十年战争中的长胜将军，最后被波斯国王沙普尔派遣的间谍刺杀。亚美尼亚的爱国的，力图维护皇室的自由和尊严的官员，代表皇帝合法的继承人提里达特斯向罗马请求保护。但科斯洛埃斯的儿子还是一个婴儿，盟军又远在外地，而波斯的国工却亲自带头率领着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向边疆开来了。他的国家的未来希望，年幼的提里达特斯被一个忠心的仆人救出，亚美尼亚在27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委屈着作了大波斯王国的一个省份。由于一战而胜而趾高气扬，更尽量利用罗马人的种种灾难或堕落，沙普尔迫使卡雷和尼西比斯的强大守军投降，随即把毁灭性的灾难和恐怖带到了幼发拉底河两侧的大片地区。
一条重要边界的丧失、一个忠心的自然形成的盟国的被毁，以及沙普尔的庞大野心的接连胜利，使罗马人不能不深刻感到羞辱和危急。瓦勒良自我安慰说，他的将领的森严的戒备完全足以保证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安全；但他却仍然决定，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临前线，保卫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他穿过小亚细亚的时候，哥特人的海军行动暂时终止，有关省份暂时获得一种完全不可持的平静。他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在埃德萨的城根附近和波斯国王相遇，一战而败，并作了沙普尔的俘虏。这一重大事件的细节史料全都含糊不全；然而，借助于现有的一点微弱的光线，我们仍可以发现在罗马皇帝方面实在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冒失行为、错误和罪有应得的不幸。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了他的禁卫军卫队长马克利安努斯。这个下流的大臣使得他的主子只是在他的被压迫的臣民面前威风凛凛，而在罗马的敌人的眼里却显得可鄙已极。由于他的软弱的或居心叵测的建议，皇家军队被陷入一种勇气和军事技巧都无所用其技的境地。罗马人几次企图冲破波斯防线的强大努力都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被击退；而沙普尔，以远远超过对方的兵力包围住罗马军营，完全不慌不忙，静等着日益猖獗的饥饿和瘟疫来为他赢得胜利。罗马军团内的放纵的抱怨声很快变成了对瓦勒里安的控诉，认为瓦勒良是他们的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发出叛乱的呼声，要求立即投降。曾企图用大量黄金买得一条败走的退路。但波斯人由于稳操胜券轻蔑地拒绝了那笔钱；他们扣住使臣，列阵来到罗马的防护工事前，坚持要和罗马皇帝面谈一切。瓦勒良这时已完全处于只能把自己的生命和威严交给敌人去处理的地步。会谈的结果自然全在意料之中。皇帝作了俘虏，他的惊惶失措的军队全放下了武器。在这个大获全胜的时刻，沙普尔的傲慢心情和策略需要促使他选定了一个完全任他玩于股掌之上的继承人登上了空出的皇位。一个来自安条克的罪行累累的逃兵基里阿得斯被选定来玷污罗马的皇座；而这波斯胜利者的意旨，不管如何荒唐，也不可能不得到这支被俘虏的军队的公开认可。
这位皇奴迫不及待地希望通过一次出卖自己祖国的行为来赢得主子的欢心。他带领沙普尔越过幼发拉底河，通过卡尔基斯向东部的都城进发。波斯马队的行动是如此迅速，如果我们认为一位非常公正的历史学家的话可信的话，安条克城突然被攻进的时候，城里懒散的民众还正瞪着眼在观看戏院表演的节目。安条克的宏伟的建筑，不论公有私有全都或者被洗劫一空，或者给彻底毁掉；无数的居民不是被杀，便是被敌人掳去，埃米萨高级祭司的决心曾暂时遏止住这毁灭的巨浪。他穿着一身祭司的服装出现在大队农民面前，他们虽然仅只有一些弹弓作为武器，却决心要从琐罗亚斯德①的追随者的肮脏的手中救出他的上帝和他的财产。但托罗斯及其它许多城市的被毁令人悲痛地证明，除了这一特殊例证之外，对叙利亚和西利西亚的征服也都几乎并没有中断波斯军队前进的步伐。托罗斯山的狭窄通道的有利条件被轻易放弃了，本来对一支以马队为主的敌人来说，在这里当可以进行一场占有明显优势的战斗。这样便让沙普尔得以对卡帕多西亚的省会恺撒里亚形成了包围，恺撒里亚虽不过是个二等城市，却可能拥有四十万居民。在那里指挥战斗的是德谟斯提尼，但他可说并非由皇帝委派，而是自愿保家卫国。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守住这座城市，直到最后由于一个医生的出卖该城陷落的时候，虽然敌人曾下令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将他活捉，他却仍然在波斯人中杀开一条血路逃跑了。这位英雄首领从也许会褒奖，也许会严惩他的倔强精神的强敌手中逃脱了；但数千追随他的国民却大都惨遭屠杀，沙普尔因而一直被指责残酷无情地虐待俘虏。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很大一部分应归之于民族仇恨，很大一部分应归之于受挫的骄傲情绪和疯狂的报复心理；但总的说来，可以肯定，同样那个在亚美尼亚显露出一位立法者的温和性格的皇帝，在那些罗马人面前却露出了一个征服者的凶相。他看到不可能在罗马帝国的所在地建立任何永久性居民点，于是只求把这几省的人民和财富全运往波斯去，以使在自己的身后仅留下一片荒野。
①伊朗古袄教创始人。——译者
在东部帝国正对沙普尔闻风丧胆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份无愧于最伟大的帝王的礼物——一支满载奇珍异宝价值连城的物品的驼队。随同这份丰厚的奉献还有由帕尔米拉最有声望、最富有的元老奥登纳图斯的十分尊敬但决不卑躬屈节的一封信。“谁是这个奥登纳图斯”（那位傲慢的胜利者说，他并且命令说那些礼物应该扔到幼发拉底河里去），“竟敢如此大胆公然给他的主子写信？如果他只是希望我减轻对他的惩罚，那他就应该反绑着双手，爬行着来到我的宝座的脚前。如果他稍有犹豫，灭顶之灾便立即将降临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国家民族的头上。”这种把这位帕尔米拉人逼上绝境的做法立即唤醒了潜伏在他心灵中的一切力量。他真和沙普尔相见了，但却是刀兵相见。他以他自己的精神唤醒了从叙利亚村庄和沙漠地带的帐篷中聚集起来的一小支队伍，带领着它出没在波斯大军的周围，干扰他们的撤退，伺机抢夺他们的财宝，而且还抢夺到一些远比珠宝更为贵重的东西——那位伟大皇帝的几个女人；终于迫使他最后不得不显出几分慌乱的神色重新返回到幼发拉底河彼岸。奥登纳图斯依靠这一次的功绩为他未来的名声和发迹奠定了基础。被波斯人百般屈辱的罗马帝国的威严终于由一个叙利亚人或帕尔米拉的阿拉伯人给保全住了。常常只不过是仇恨和谄媚的喉舌的历史的声音谴责沙普尔狂妄地滥用了战胜者的权力。我们被告知，身着紫袍，但戴着枷锁的瓦勒良被作为失势的伟大人物的典型，拴在街头示众；还说，凡是波斯君主上马的时候，他脚下蹬的便是罗马皇帝的脖子。尽管他的同盟者一再规劝他要记住命运的无常、要担心罗马有一天再度得势，并告诉他应该使这非同小可的俘虏成为和平的保证，而不要当成泄愤的对象，但沙普尔却完全置之不理。在瓦勒良因过度的羞辱和悲哀死去以后，他的皮被填进干草，做成人形，在几代人中一直保存在波斯的最著名的神庙里；成了一个比爱虚荣的罗马人经常建立的假想的铜像或大理石雕像更为真实得多的纪念碑。这故事十分动人，也颇有教育意义，但其真实性却十分可疑。现存的东部亲王们写给沙普尔的信件一望而知全系伪托；说一个充满妒心的君王，即使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会如此公开侮辱帝王的尊严，也是完全不通人情的。我们无法弄清不幸的瓦勒良在波斯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唯一的一个落入敌人之手的罗马皇帝是在被关押的绝望中度过他惨淡的余生的。
长时期对他的父亲和合作者的严厉指责勉强忍耐着的伽利埃努斯得到关于他的不幸遭遇的消息不禁暗自欣喜，并公然表现得十分冷淡。“我知道我父亲也只是一个凡人，”他说，“但是，既然他表现得如此勇敢，我很满意。”当罗马为它的君王悲伤不已的时候，他儿子的毫无人性的冷漠被一些下流无耻的朝臣吹捧为坚强的英雄本色和斯噶多精神的表现。他在独据帝国皇位后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轻佻、多变和翻云复雨的性格，我们这里也无法细加描述。任何一项技艺只要他想干，他天生的才能都能让他取得成功；但由于他只有天才而毫无判断力，他几乎什么都干过，只除了真正重要的作战和治理国家的工作。他通晓许多种新奇的但完全无用的技能，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典雅的诗人、一个能干的园丁、一位做菜能手和一个十分可鄙的皇帝。当国事危急需要他到场作出决策的时候，他却在和哲学家普洛提努斯高谈阔论，把时间消磨在一些无关紧要或无聊的事情上，或准备加入希腊的某迷信教会，或设法在雅典的最高法院获得一个席位。他的无度的挥霍形成了对普遍贫困的侮辱；对他的胜利的公然嘲笑更加深了公众的屈辱感。对于接连不断传来的入侵、失败和叛变的报告他见到后只是淡淡一笑；然后装出一副不屑的神态，挑出某个已丢失的省份的特产，毫不在意地问道，罗马要是得不到埃及的亚麻布和高卢的壁毯的供应是不是马上就会毁灭掉了？不过，在伽利埃努斯的一生中，有那么几回，由于受到某种强烈刺激，也会忽然变得颇像一个英勇的军人和残酷的暴君了；一直到他杀够了人或遭到难以对付的反抗时，他才会在不自觉中又恢复他天生的温驯、懒散的性格。
政府的缰绳握在如此无力的一只手中的时候，在全国各省都有一大批人起来反对瓦勒良的儿子，企图篡夺皇位，实在是完全不足为怪的。也许是出于某种异想天开的想法，要想拿罗马的三十位暴君和雅典的三十僭主作一对比，才使得奥古斯都王朝历史的作家选择了这个后来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数目。但是，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对比是没有意义和难以成立的。在由一个城市的压迫者联合组成的三十人议会，和在帝国广大的国土上，无一定规则此起彼伏、名姓不确、各自独立的竞争者之间我们能找出什么相似之处呢？再说，除非我们把一些曾被加以皇帝称号的妇女和儿童都算进去，我们也无法凑足三十之数。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尽管乌七八糟，却仅只出现了19个觊觎王位的人：东部有基里阿德斯、马克利安努斯、巴里斯塔、奥登纳图斯，高卢和西部省份有波斯蒂尤默斯、洛利阿努斯、维克托里努斯和他的母亲维多利亚、马略和泰特里库斯。在伊利里康和多瑙河区域，有莫格努乌斯、里基里阿努斯和奥勒留；本都有萨图里努斯，伊索里亚有特雷贝利阿努斯；皮索在特雷沙利；瓦伦斯在阿哈伊亚；埃米利安努斯在埃及，以及在非洲的塞尔苏斯。要把这些鲜为人知的每一个人的生死细节一一加以说明，那无疑将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而同时又既无趣味，也无教益。这里我们也许只需研究一下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当代人的处世态度、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命运的一般特点，以及他们企图篡夺王位的举动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具有毁灭性的恶果，也就完全够了。
许多人都知道，暴君这个丑恶的名称古代人常用以指称非法篡夺最高权力的行为，完全没有滥用那一权力之意。不止一两个举起义旗反对伽利埃努斯皇帝的叛乱份子都是出色的品德高尚的模范，而且差不多全都具有相当的才能。他们曾以自己的才德受到瓦勒良的常识，并逐渐获得帝国的最重要的职位。那些以奥古斯都自称的将军们都或者以其出色的指挥能力和严格的纪律而得到部队的尊敬，或者以其英勇和辉煌战果而为部卒所崇拜，再或因胸怀坦荡、慷慨待人而获得众人的爱戴。他们获胜的战场往往就是他们被推举为皇帝的场所；甚至那个最不堪的皇位觊觎者军械士马略也具有出类拔萃的大无畏的勇气、无敌的体力和**裸的忠诚。以他当时的下贱的职业论，无疑要把他一下抬上高位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但他的出身却也不能说比其他那些出身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参军的争夺皇位的人们更为低微。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每一个活跃的天才都会按自然的安排各得其所；在一个全面处于战争状态的时代，军事才能就是走向荣誉和伟大的通道。在那19名暴君中，只有泰特里库斯是元老；也只有皮索出身贵族。努马的血液，通过二十八代的遗传流动在卡尔孚尼乌斯·皮索的血管之中，而皮索更是通过母系的亲缘才得以有权在自己家里悬挂着克拉苏和大庞培的画像。他的祖先曾一再被加以共和国所能给与的各种最高殊荣；而且，在所有罗马的古代家族中，仅只有卡尔孚尼乌斯有幸度过了几代恺撒的暴政。皮索的个人品德为他的同族人增添了额外的光辉。下令杀掉他的王位篡夺者瓦伦斯，后来也曾万分悔恨的承认，即使是一个敌人也应该尊敬皮索的圣洁；另外，尽管他死于反对伽利埃努斯的武装叛乱，元老院在皇帝的慷慨许诺下，却下令为如此高尚的一个叛乱分子加上了许多纪念性的美名。
瓦勒良的军事将领们对他们一向尊敬的父亲感恩不尽。但都不愿侍奉他的那个奢侈、懒惰、无出息的儿子。罗马世界的皇位已无人以任何方式的忠诚对它加以支持；对这样一位皇帝造反的叛国罪很容易会被看作是爱国行径。然而，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那些篡位者的行为，便会发现他们似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迫于恐惧，而并非受到野心的驱使。他们害怕伽利埃努斯的惨无人道的疑心；他们同样也害怕他们的军队随时可能暴发的暴力行为。如果军队忽然对他们产生危险的好感，贸然声称他们有资格继承皇位，那他们便必会被定为消灭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谨慎的考虑也会促使他们决心且先当几天皇帝再说；就是说，他们宁可通过一战试试自己的运气，也不能干等着刽子手的屠刀加身。当士兵们一阵欢呼把这个并不乐意的牺牲品推上君王宝座的时候，他们有时已在为他们即将面临的不幸暗自悲伤。“你已失去”，萨图尼努斯在登上皇位的那天说，“你已失去一位有用的司令官，而使自己成了一个非常可怜的皇帝。”
后来接连发生的革命证明萨图尼努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伽利埃努斯的统治下冒出来的19名暴君，其中没有一个曾享受过平静的生活，或寿终正寝的。每当他们一披上那血淋淋的紫袍，他们实际便已是用那促使自己起而造反的恐惧心理和野心在鼓舞着他们的追随者。在内部阴谋活动、军事叛乱和内战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实际是战栗着置身于悬崖的边缘，在那里，在经过或长或短心神不宁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终归将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不论如何，这些朝不保夕的君王倒也完全能得到他们各自的谄媚的军队和省份所能加之于他们的各种荣誉；但是，他们这种以叛乱为基础的权力却永远得不到法律或历史的认可。意大利、罗马和元老院始终都忠于伽利埃努斯的事业，而且一直仍把他看作是帝国唯一的君主。的确，这位皇帝曾屈尊接受过奥登纳图斯的胜利纹章，他以他对瓦勒良的儿子始终表示的尊敬态度也完全配享有这种殊荣。在罗马人的普遍赞同下，经过伽利埃努斯的同意，元老院给这位勇敢的帕尔米拉人加上了奥古斯都称号；并且似乎把东部的统治权交托给他，而实际上那地区早已属他所有，而且在那里，他可以完全独断独行，所以后来，他更把它当作私产一样，遗传给他的远近闻名的遗孀芝诺比娅了。
如果一位哲学家有可能处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灾难之中而完全无动于衷的话，这种从农舍到皇宫、从皇宫到坟墓永远不停的迅速转移，也许会使一个冷漠的哲学家感到很有趣。这些朝不保夕的皇帝的选定、他们的权势和他们的死亡都同样对他们的臣民和追随者具有毁灭性的作用。为他们自寻死路的高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马上便必须以巨额赏赐的形式向军队支付，而这钱还得掏自那已被榨干的老百姓的腰包。不管他们的人格多么高尚，用心多么纯正，他们也会发现，为了把他们的篡夺事业进行下去，除了经常进行掠夺和残杀之外实在也别无它法。当他们倒下的时候，便必有一批军队和一些省份跟着倒下。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伽利埃努斯将在伊利里康自行称帝的英格努乌斯镇压下去之后，发给他的大臣们的一份野蛮之极的命令。“仅只是”，那个貌似温和却实际毫无人性的皇帝说，“消灭掉那些手执武器的人是绝不够的：战争的可能对我同样是极大的威胁。一切不论年龄大小的男性都必须根除；只要在屠杀儿童和老人的问题上能想办法保全我们的名声。让那些说过一句反对我，反对我，瓦勒良的儿子，许多王子的父亲和兄弟的话或抱有反对我的思想的人全都死掉。记住英格努乌斯已被推举为皇帝：撕碎他、杀死他，把他剁成碎片。我现在是在亲笔给你们写信，我希望让你们也具有和我相同的感情。”当国家的武装力量在内部个人的纷争中消耗殆尽的时候，一些无人防守的省份便为任何外来的入侵者敞开大门了。最勇敢的皇位篡夺者，迫于无法应付的形势，只得和共同的敌人签订受尽屈辱的条约，以求以高昂的代价买得野蛮人的中立或帮助，甚而至于容许敌对的、独立的民族进入到罗马王国的心腹地带来。
以上便是在瓦勒良和伽利埃努斯的统治下，野蛮人，还有那些暴君们如何使各省分崩离析、使帝国陷于屈辱和毁灭的最低点，似乎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具体情况。在十分贫乏的资料的许可之下，我们已按前后次序，尽可能清楚地描绘了那一灾难重重的时期的一般状况。但还有几件特殊的事件需要讲一讲——Ⅰ．西西里的混乱局势；Ⅱ．亚历山大的风波；和Ⅲ．伊索里亚人的叛乱——这些事件可能会使我们对那幅可怕的图景更能有个清楚的认识。
Ⅰ．不论任何时候，如果由于连连得手而又不曾受到任何惩罚，因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土匪队伍，非但不逃避国家法律的制裁，反而公开加以蔑视，那我们便可以完全肯定，政府极端虚弱的情况连社会的最底层也已有所感，而且在加以利用了。西西里的地理位置使它得以免受野蛮人的侵害；这个被解除武装的省份也没有能力支持一位王位篡夺者。这个一度繁荣，现在也还十分肥沃的岛屿的灾难却来之于更下等人之手。一群由奴隶和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一度统治着这片惨遭抢劫的国土，并使人想起更古时候的奴隶战争。农民或者成为它的牺牲品，或者亲自参与其事的大破坏活动可能已彻底毁灭西西里的农业；更由于那里的主要房地产都是富有的，常常把一个旧日的共和国的土地全圈入一个农庄之中的，罗马元老的财产，这些个人对这一都城所造成的伤害，实际比哥特人或波斯人的侵占造成的伤害更深，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Ⅱ．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础设计高超，是由菲利浦的儿子亲自构思和完成的。这座仅次于罗马的美丽、形式整齐的伟大城市占地周长15英里；居住着三十万自由人，外加至少同样数目的奴隶。和阿拉伯和印度进行的获利丰厚的交易通过亚历山大里亚港到达帝国首都和地方各省。这里没有游手好闲之人。有的人被雇用吹玻璃，有的织亚麻布，更有的制造纸莎草纸。不分男女老少都有机会从事手工业生产，甚至盲人和腿脚残废的人都有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可做。但那由多民族混杂的亚历山大里亚人民，用埃及人的迷信和倔强把专好虚荣和变化无常的希腊人团结在一起了。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暂时买不到肉或豆了，谁对谁偶尔礼貌不周了，在公共浴室错乱了尊卑秩序，或甚至在宗教问题上发生一点争吵，任何时候都可能在广大满怀无法消除的疯狂怨毒的人民群众中引发起一场叛乱。在瓦勒里安被俘之后，他的傲慢的儿子松弛了法律的威严，亚历山大里亚人也便尽量放纵自己的愤怒情绪，于是他们的不幸的国土也便变成了内战的战场，而且长达（除了几次短暂的难以完全肯定的休战时期）13年之久。这个受害城市各区之间的交通全被切断，每一条街道都血迹斑斑，每一所比较坚实的建筑物都变成了据守的碉堡；甚至直到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一部分已彻底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战乱也并未停息。那宽广、雄伟的布鲁琼区，连同它的宫殿和博物馆以及埃及的帝王和哲学家的住所，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被说成是，早已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片荒凉。
Ⅲ．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极小的省份伊索里亚称帝的特雷贝利阿努斯的不甚引人注目的叛乱却产生了一些离奇的令人难忘的后果。称帝的那一套闹剧很快便被伽利埃努斯手下的一位军官给消灭了；但他的追随者感到赦免无望，决心不但要脱离罗马皇帝的管辖，而且也不再作罗马国的臣民了，于是他们忽然又回到他们实际一直并未完全脱离的野蛮状态中去。他们的乱石嶙峋的山区以及塔尔苏斯河的一条长大的支流，构成了他们的坚固的根据地。在土地肥沃的山谷中进行耕种可以供给他们必需的食物，抢劫的习惯保证了他们的奢侈品的来源。就这样伊索里亚人长期作为一个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于罗马王国的心腹之中。一代一代的皇帝，不论是使用武力，还是安抚政策，都无法使他们归顺，最后只得承认自己的虚弱，在这一块敌对的、独立的地区的四周修起一长串坚固的工事，而这工事常常也并不能完全制止住这群家贼的骚扰。这些伊索里亚人渐渐更向海边扩张他们的地盘，以至把西利西亚的西部山区也归并进去，那里过去原是无所畏惧的海盗的巢穴，共和国在大庞培的指挥下，曾不得不对他们使用过全部的兵力。
我们的思想方法总习惯于把人世的休咎和宇宙的变异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便被装点着一连串的水灾、地震、非同一般的流星、反常的天昏地暗，以及其它许多信口编造或夸大其辞的灾异。但有一次长时间存在的普遍的饥荒可确曾为害甚烈。这自然实际是既彻底破坏即将到手的产品，更使未来的收成化为乌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的必然结果。饥荒之后，一般总必会继之以瘟疫，这是由于食物短缺和饮食不洁所致。但从250年一直延续到265年的那次无比猖獗的瘟疫的形成，想必也还有其它一些特殊原因，那次瘟疫毫不间断地在罗马的每一个行省，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中间有一段时候，仅在罗马城每天便差不多有5000人死亡，许多曾逃脱野蛮人屠戮的城市却因瘟疫断绝人烟了。
我们知道一个极有趣的情况，对于这个悲惨的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也许有些用处。在亚历山大里亚对于所有有权领取配给粮的人都有准确的记录。我们发现原来从40岁到70岁的总人数和在伽利埃努斯的统治结束以后还活着的从14岁到80岁的领粮人的总数是相等的。把这个准确可靠的数字应用于最正确的死亡率计算表，显然可以证明过半数的亚历山大里亚人民已被消灭了；如果我们能按此比例来计算别省人口的死亡情况，我们完全可以估计战争、瘟疫和饥荒，在不多几年的时间中，已将人类中的半数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