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世界的异化（2/2）
《人的条件-美-汉娜·阿伦特》作者：人的条件-美-汉娜·阿伦特 2017-04-13 11:46
据生产过程来作出反应。在德国，彻底的破坏取代了蔑视世间一切东西的这一无情过程，成了我们现在身居其中的剩余经济的标志。其结果几乎如出一辙：繁荣兴旺（正如战后德国表明的）并非来自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或任何稳定的和赋予的东西，而是来自生产和消费这一过程本身。在现代条件下，不是摧毁而是保存招致了毁灭，因为保存的东西的坚固耐用是倒转过程的最大的障碍，这一过程迅速的、不停的所得仅仅意味着其所得地方的不停地所失。
在财产权（与财富和占用不同）意味着共同世界的私人占有性分享，因而成了人的世俗性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条件之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同样的原因，剥夺和世界的异化不谋而合。以戏剧中所有演员的动机为背景的摩登时代是通过使部分阶层的人疏远这一世界作为其开端的。我们倾向于忽视摩登时代这一异化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通常强调它的世俗性，并以尘世来指出世俗性这一用语。然而，世俗化作为一种有形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意味着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的分离。从一种宗教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回到早期基督教的这一态度--"将消撒的东西给予悄撒，将上帝的东西给予上帝"，而不是丧失信仰和神的超然存在，或对这一世界的东西的一种新的、浓厚的兴趣。
信仰的现代丧失从根源上说并非是宗教的--它不能追溯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摩登时代的两大宗教运动--它的范围绝非局限在宗教领域。此外，即使我们承认摩登时代是以神的超然存在，以及而后信仰的突然的、令人费解的黯然失色作为其开端的，它也决不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这一丧失将人扔回到这一世界。恰恰相反，历史事实表明，现代人并未被扔回这一世界，而被扔回到其自身。自从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最持久的趋势之一，以及对哲学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便是对自我（有别于灵魂或一般的人或人类）的独占性关怀，并试图将所有的经历幼；上这一世界以及其他的人类）缩减到一种人与其自身之间的经历。马克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发现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表明，一种庞大的、严格来说是世间的活动，在不关注这一世界或不享有这一世界的欢乐的情况下是可能的，而且这是一种其最深的动机是担忧和关照自己的活动。
剥夺，对部分人群在这一世界上的位置的剥夺以及他们直面生活的巨变，产生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并有可能通过劳动将这一财富转变为资本，所有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这一由剥夺开始、由剥夺成为其来源的发展会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这一点从工业革命数世纪之前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勉强糊口的新的劳工阶级不仅处于生活必需品的逼迫之下，而且在这同时也被并非直接来自这一生活过程本身的关心和担忧所疏远了。历史上第一个自由的劳工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要解放的是"劳动力"中固有的力量，即在生物过程的纯自然的丰富性中，这一力量就像劳动这一所有自然的生殖力一样，产生了平衡老年人的人口剩余。将这一摩登时代之初的发展与以往相似的状况区别开来的是剥夺和财富积累并求简单地产生新的财产权，或导致财富的全新分配，而是又回到了产生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占用的过程之中。
换言之，劳动力的解放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并未停留在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上，占用并未因需要和愿望的满足而终止。因此，资本积累并未导致摩登时代之前富有帝国的那种我们熟知的停滞，而是扩散到了全社会，导致了财富日益稳固的增长性流动。但这一过程（它确实是如马克思所称的"社会的生活过程"，其财富的生产能力可以与自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足以产生其数目无以复加的人类--的繁殖力相提并论）依然与其从中产生的世界的异化原则相关。只有不让世俗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干预，只有所有尘世的东西、生产过程的所有最终产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返回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才能得以继续。换言之，财富积累的过程只有牺牲世界和人的世俗气才是可能的，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受生活过程的刺激，并反过来刺激人类的生活。
这一异化的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意在为稳定增加"劳苦大众"的数量而准备的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这些劳苦大众被剥夺了家庭和财产的双重保护，即家庭私下占有的保护，直到摩登时代，这一保护才开始了居家的个人生活过程，劳动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当社会成为新生活过程的主题（正像家庭在以前是主题一样）时，第二阶段便开始了。社会阶级中的成员身份取代了家庭成员身份以前所提供的保护，社会的团结极为有效地取代了早先统治家庭单位的自然的团结。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生活过程的一个"集合的主题"，决不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实体上，即一种古典经济学家所需的"**神话"。正像家庭单位被等同于一种私人占有一份世界的财产一样，社会被等同于一种（尽管是集体占有的）具有实质性的财产、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土，这一民族国家直到20世纪衰弱之前为所有阶级提供了一种对私人之家的替代，而穷人阶层的私人之家则受到了剥夺。
民族主义的有机理论（尤其是它的中欧版）都建立在对民族、其成员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的鉴定上。由于社会成了家庭的替代，"血缘与乡土"应该统治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方乡土中人口及其来源的同质性成了无论哪里的民族国家的一种必需。不过，虽然这一发展无疑减轻了残忍和悲惨，但它很难影响剥夺和世界异化的过程，因为严格说来，集体所有制是与之相矛盾的。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弱，地球在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变小，以至繁荣和衰退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人类（在我们这一时代之前还是一个抽象的字限或只是人道主义者的指导原则）转变成了一个真正存在的实体，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成员所需相会的时间少于一代人之前一个国家内成员相会所需的时间--所有这些标志着这一发展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正如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身份和国家领土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开始取代由民族维系的社会，地球开始取代有限的国家领土。但是，不管本来会产生什么，由剥夺开始，并以财富的日益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的过程只能采取更激进的形式，如果允许它按自身既定的规律运行的话。因为当人们还是其国家的公民时，就成不了世界的公民。只要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其私人财产权，社会群体就不能集体占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带来了公私领域自发的衰弱。但是，一个共同的公众世界的黯然失色（对孤独的大众的形成是何等残酷，在形成现代意识形态大众运动的无世界思想中又是何等危险）是与私人占有世界一份的实质性丧失同时开始的。
在财产权（与财富和占用不同）意味着共同世界的私人占有性分享，因而成了人的世俗性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条件之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同样的原因，剥夺和世界的异化不谋而合。以戏剧中所有演员的动机为背景的摩登时代是通过使部分阶层的人疏远这一世界作为其开端的。我们倾向于忽视摩登时代这一异化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通常强调它的世俗性，并以尘世来指出世俗性这一用语。然而，世俗化作为一种有形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意味着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的分离。从一种宗教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回到早期基督教的这一态度--"将消撒的东西给予悄撒，将上帝的东西给予上帝"，而不是丧失信仰和神的超然存在，或对这一世界的东西的一种新的、浓厚的兴趣。
信仰的现代丧失从根源上说并非是宗教的--它不能追溯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摩登时代的两大宗教运动--它的范围绝非局限在宗教领域。此外，即使我们承认摩登时代是以神的超然存在，以及而后信仰的突然的、令人费解的黯然失色作为其开端的，它也决不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这一丧失将人扔回到这一世界。恰恰相反，历史事实表明，现代人并未被扔回这一世界，而被扔回到其自身。自从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最持久的趋势之一，以及对哲学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便是对自我（有别于灵魂或一般的人或人类）的独占性关怀，并试图将所有的经历幼；上这一世界以及其他的人类）缩减到一种人与其自身之间的经历。马克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发现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表明，一种庞大的、严格来说是世间的活动，在不关注这一世界或不享有这一世界的欢乐的情况下是可能的，而且这是一种其最深的动机是担忧和关照自己的活动。
剥夺，对部分人群在这一世界上的位置的剥夺以及他们直面生活的巨变，产生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并有可能通过劳动将这一财富转变为资本，所有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这一由剥夺开始、由剥夺成为其来源的发展会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这一点从工业革命数世纪之前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勉强糊口的新的劳工阶级不仅处于生活必需品的逼迫之下，而且在这同时也被并非直接来自这一生活过程本身的关心和担忧所疏远了。历史上第一个自由的劳工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要解放的是"劳动力"中固有的力量，即在生物过程的纯自然的丰富性中，这一力量就像劳动这一所有自然的生殖力一样，产生了平衡老年人的人口剩余。将这一摩登时代之初的发展与以往相似的状况区别开来的是剥夺和财富积累并求简单地产生新的财产权，或导致财富的全新分配，而是又回到了产生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占用的过程之中。
换言之，劳动力的解放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并未停留在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上，占用并未因需要和愿望的满足而终止。因此，资本积累并未导致摩登时代之前富有帝国的那种我们熟知的停滞，而是扩散到了全社会，导致了财富日益稳固的增长性流动。但这一过程（它确实是如马克思所称的"社会的生活过程"，其财富的生产能力可以与自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足以产生其数目无以复加的人类--的繁殖力相提并论）依然与其从中产生的世界的异化原则相关。只有不让世俗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干预，只有所有尘世的东西、生产过程的所有最终产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返回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才能得以继续。换言之，财富积累的过程只有牺牲世界和人的世俗气才是可能的，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受生活过程的刺激，并反过来刺激人类的生活。
这一异化的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意在为稳定增加"劳苦大众"的数量而准备的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这些劳苦大众被剥夺了家庭和财产的双重保护，即家庭私下占有的保护，直到摩登时代，这一保护才开始了居家的个人生活过程，劳动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当社会成为新生活过程的主题（正像家庭在以前是主题一样）时，第二阶段便开始了。社会阶级中的成员身份取代了家庭成员身份以前所提供的保护，社会的团结极为有效地取代了早先统治家庭单位的自然的团结。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生活过程的一个"集合的主题"，决不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实体上，即一种古典经济学家所需的"**神话"。正像家庭单位被等同于一种私人占有一份世界的财产一样，社会被等同于一种（尽管是集体占有的）具有实质性的财产、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土，这一民族国家直到20世纪衰弱之前为所有阶级提供了一种对私人之家的替代，而穷人阶层的私人之家则受到了剥夺。
民族主义的有机理论（尤其是它的中欧版）都建立在对民族、其成员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的鉴定上。由于社会成了家庭的替代，"血缘与乡土"应该统治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方乡土中人口及其来源的同质性成了无论哪里的民族国家的一种必需。不过，虽然这一发展无疑减轻了残忍和悲惨，但它很难影响剥夺和世界异化的过程，因为严格说来，集体所有制是与之相矛盾的。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弱，地球在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变小，以至繁荣和衰退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人类（在我们这一时代之前还是一个抽象的字限或只是人道主义者的指导原则）转变成了一个真正存在的实体，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成员所需相会的时间少于一代人之前一个国家内成员相会所需的时间--所有这些标志着这一发展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正如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身份和国家领土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开始取代由民族维系的社会，地球开始取代有限的国家领土。但是，不管本来会产生什么，由剥夺开始，并以财富的日益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的过程只能采取更激进的形式，如果允许它按自身既定的规律运行的话。因为当人们还是其国家的公民时，就成不了世界的公民。只要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其私人财产权，社会群体就不能集体占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带来了公私领域自发的衰弱。但是，一个共同的公众世界的黯然失色（对孤独的大众的形成是何等残酷，在形成现代意识形态大众运动的无世界思想中又是何等危险）是与私人占有世界一份的实质性丧失同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