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2/2）
《人口原理-英-马尔萨斯》作者：人口原理-英-马尔萨斯 2017-04-13 11:46
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仅仅根据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人口的增长自革命以来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有助于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由于其价格不断上涨，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利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庸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现在本市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补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要比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不能不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之大，因而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加上当今用于娱乐的马匹之众，乃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与土地肥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习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从而对于我国的人口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大量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时期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几乎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手，仅仅是由于时尚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别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变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得多。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因而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产量。节省劳动的方法虽说也许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生产物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不会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有助于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由于其价格不断上涨，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利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庸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现在本市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补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要比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不能不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之大，因而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加上当今用于娱乐的马匹之众，乃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与土地肥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习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从而对于我国的人口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大量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时期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几乎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手，仅仅是由于时尚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别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变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得多。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因而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产量。节省劳动的方法虽说也许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生产物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不会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