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个时代 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2/2）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法-孔多塞》作者：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法-孔多塞 2017-04-13 11:45
的需求。
从这些勤劳与福祉的进步之中，在人们的才能以及他们的需要之间就得出了一种有利的比例，每个世代或者是由于这些进步。或者是由于保存了此前勤劳的产品，就都被召唤来参与日愈扩大的享受，而且从此以后由于人类体制的后果就形成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然则，难道就不会达到一个期限，那时候这些规律也同样地必然会要反对它自己吗？那时候，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他们生活手段的增长，由此就必然会造成假如不是福祉与人口的不断缩减的话，也是一场真正倒退的行程，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摇摆。社会到了那个时期，难道那种摇摆不会成为一种永远持续不断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周期性的）困苦不幸的原因吗？难道它不是标志着那个极限吗？——在那里，一切改善都已成为了不可能，而人类的可完善性在无数的世纪之后就会达到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加以超越的那个限度。
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还是何等之遥远；但是我们难道不会有一天到达那里吗？我们同等地不可能宣告一桩事件的未来现实性是正是反，——那桩事件是只能在人类已经必然地获得了我们对之几乎还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的那些知识的那个时代里才会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从中也不会得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的，无论是就人类的幸福而言，还是就其无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们假设在那个时候以前理性的进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保持并驾齐驱，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偏见已经停止了对道德去宣扬一种不是净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蚀它和贬低它的严酷性，那么这时人们就会懂得，如果他们对尚未存在的人们有义务的话，那义务就不在于给他们以生存而在于给他们以幸福；那义务是以人类的或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和他们所附属的那个家庭的普遍福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布满了无用而不幸的人们那种幼稚的想法为目的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可能积累就要有一个限度，并且从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个限度，而又并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样的话，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人就太违反自然和社会的繁荣了）。
既然对形而上学、道德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发现（或者不如说，确切的分析）还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关真理细节的知识，所以它们就此已经达到了它们最终限度的这一偏见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们设想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粗暴的错误要推翻，再也没有什么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
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
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然而这种应用，尽管有着某些几何学家的可庆幸的努力，却可以说还仍然只不过是它那最初的成分；它会向未来的世代开辟一个同样是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正如计算科学本身、正如人们可以纳入其中的组合、关系与事实的数目是一样地多。
这些科学还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进步，那就是使它们那仍然是如此之模糊和如此之暖昧的语言得以完善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完善化，它们才可能有条件变得真正大众化，哪怕是以它们那些原始的成分。天才们战胜科学语言的不确切性，也像战胜其他的障碍一样；尽管有陌生的面具在掩盖着或伪装着真理，天才们却认识真理；但是那些只能给自己的教育以一小点时间的人，假如那些最简单的概念是被不确切的语言所歪曲了的话，又怎么能够获得并保持那些概念呢？他们所能搜集和组合的观念越少，则它们就越有必要是正确的、是严密的；他们在自己固有的智力里找不到一种真理体系能使自己抵御错误，而他们的精神也没有被长期的操作所强化或精炼，所以就把握不住通过一种不完备的而又不合文法的语言的种种暧昧和模棱所透露出来的微弱的光芒。
人类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发展，将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则，将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动机，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无论在作为个人的、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而又不在道德实践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学本身上那些同样真实的进步。被错误理解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违反普遍福祉的各种行为的最常见的原因吗？情绪冲动，难道往往不正是人们由于计算错误或对抵制自己原来的行动、平息它们、转移它们、指导它们的行为的各种手段的无知而投身于其中的习惯所形成的效果吗？
习惯于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在这上面请教和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习惯于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合为一体的那种美好的情操，——难道这些习惯不正是研究引导得良好的道德。研究社会公约的条件之下的一种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结果吗？这种属于一个自由人自身尊严的良心、一种以对我们的道德构成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教育，——难道它们不正是使得几乎人人都在共享着严格而纯洁的正义的那些原则的、以及活跃的而又启蒙了的善意和精致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习惯的运动吗？自然界把它的科学置之于每个人的心中，而它们仅只有待于知识和自由的美妙的影响，便可以发展。正犹如数理科学能使我们用于我们最简单的需求的那些技术得以完善化一样，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对于引导着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的那些动机所起的同样作用，难道不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吗？
法律和公共体制的完善化，作为这些科学进步的结果，其作用不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共同利益趋近于、认同于全体的公共利益吗？社会艺术的目标，难道不就是要扫除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力量吗？其宪法和法律最密切地符合理性的和自然界的愿望的国度，难道不就是其德行的发挥将是最轻而易举，而使它脱离德行的那些诱惑又是最罕见的而又最软弱无力的那个国度吗？
有什么恶劣的习惯和违反良好信仰的做法、甚至于有什么罪行，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观察到做出了那种习惯、那种做法或那种罪行的那个国度的立法之中、制度之中和偏见之中揭示出其根源及其最初的原因来的呢？
还有，随着有用的技术的进步（依靠于一种健全的理论）而来的福祉，或者是随着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一种正直的立法之进步而来的福祉，难道不正是在使人类趋向人道、趋向仁爱、趋向正义吗？
总之，我们所提出要在本书中展开的这些观察，难道不都在证明由人类的构成所必然产生的人类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是能够无限地完善化的，而且自然界不是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都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人类精神的种种进步之中，我们应该把彻底扫除偏见——它在两性之间奠定了一种权利上的不平等，那甚至于对它所垂青的那一方，也是致命的，——当作是对普遍的幸福最关重要的。人们徒劳无益地在寻找各种动机，以他们生理机能的不同井以人们要在他们智力大小上、在他们道德感受力上所发现的不同来论证这一点。这种不平等除了力量的滥用而外，再没有别的根源，而后来人们力图以种种诡辩来辩解它，都不过是枉然。
我们将要表明，扫除被这些偏见所认可的种种习俗、所规订的种种法律，可以怎样地有助于增进家庭的幸福、有助于使得成为其他一切德行的最初基础的家内德行可以普及，有助于促进教育的进步，而尤其是使得教育真正普及，无论是因为人们以更大的平等把教育扩大到两性，还是因为没有家庭中母亲们的协助，教育即使对男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普及。这种对公正和善意终于是姗姗来迟的臣服礼，难道不正是由于消除了一种对立——由于消除了最活跃的、最难以压抑的自然倾向与人类义务或社会利益双方之间的如此之危险的一种对立，——便从而中断了种种不正义、残酷和罪行的一个异常之丰富的根源了吗？最后，它难道不是产生了迄今为止一直只不过是一幕海市蜃楼的那种甜美而纯洁的民族风尚吗？——这些风尚不是由足以骄人的艰苦、伪善的外表或是由害怕受侮辱或宗教的恐怖所强加于人的节制而形成的，而是由被自然所鼓舞的、被理性所认可的自由缔约的习惯而形成的。
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是最大的罪行。人们将看到，首先消失的是国家主权的篡权者为着自封的世袭权利而驱使人民去参加的那些战争。
各族人民将会懂得，他们不可能变成为征服者而不丧失自己的自由；他们将会懂得永久的联盟乃是维护自己独立的唯一办法，而且他们应该追求的乃是安全而不是威力。商业的偏见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种虚假的商业利益将会输光足以使大地血流成河并使他们在发财致富的借口之下可以毁灭各个国家的那种可怕的力量。随着各族人民在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之中终将互相接近，随着每一族人民为了其自身的好处终将号召外国人来更加平等地分享他们所得之于自然界或得之于自己的勤劳的财富，所有那些产生、毒化和延长民族仇恨的原因都会一点一点地消逝；它们将不会再向好战的狂热提供任何养料或借口。
比这些有关永久和平的规划组合得更好的各种体制，曾经占据了某些哲学家的闲暇并慰藉了他们的灵魂，它们将会加速各国之间那种友爱的进步；而各族人民之间的战争，就会像谋杀一样，将被列入于特殊的邪恶，它们是玷污和违反自然的，它们给国家打上了长期耻辱的烙印，它们败坏了那个世纪的编年史。
谈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美术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他们作品之中必须区别什么是真正属于艺术的进步的，什么仅只是有赖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的。我们在这里将要指出艺术所仍然应该期待着的进步，无论是哲学的和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这些艺术自身的对象。效果和手段的更多的、更深刻的观察的进步，或是在清除局限了艺术的范围并把艺术仍然束缚在已被科学和哲学所砸烂了的那种权威的羁轭之下的种种偏见方面的进步。我们将要考察，那些手段是否像是有人所相信的，已经是用尽了；因为最崇高或最感动人的美都已经被人掌握了，最幸运的题材都已经被人处理过了，最单纯的而最惊心动魄的组合方式都已经被人运用过了，最慷慨激昂的、最恢宏大度的人物都已经被描写过了，最活跃的感情、对它们的最自然或最真实的表现、最扣人心弦的真理、最辉煌的形象都已经被放进作品之中了，所以不管我们设想它们的手段有着怎样的丰富性，艺术都被注定了是要沦于模仿前人典范的那种永恒的单调状态的。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种见解只不过由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习惯于评价人物而不是欣赏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偏见；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如果说人们丧失了由于比较各个不同的世纪和国度的作品和由于赞美刺激了天才们的努力与成功而产生的那种反思的乐趣，那么这些被考虑的作品本身所给予人们的享受却应该是照样活泼泼的，哪怕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作品的人们已经不大配得上被抬高到那种完美的境地了。随着这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作品的数目在增多并变得更加完美，每个世代都要把自己的好奇心和敬慕心放在那些值得偏爱的作品之上，而其他的作品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的；对这些更单纯的、更动人的、被前人已经掌握了的美的享受，其存在对于后代也不会减少，尽管它们只是在更为现代的作品中才会被人发现。
科学的进步保证了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本身随后又加快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其作用是日新又新的交相影响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今天，一个青年离开学校时所懂得的数学，就超过了牛顿以深入的研究所学到的或者以其天才所发现的一切，他懂得怎样以一种前所未知的轻松愉快来操作计算工具。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多少不等地适用于所有的科学。随着每一种科学都在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于是，尽管科学有着种种新的进步，具有同等天分的人们不仅发现自己在他们生活的那同一个时代里都处于科学现状的那同一个水平上；而且对每一个世代来说，凡是人们以同样的脑力、同样的注意力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所能学到的东西，都必然地会增多，而且人人都可能获得的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部分都在变得越来越扩大，它将以一种完备的方式囊括每个人为了在共同生活中指导自己。为了以一种更完整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所可能必须知道的一切。
在政治科学中，有一类真理，特别是在自由的人民（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的某些世代）中间，除非是普遍地为人所认识和认可之后，否则是不可能有用的。因此，这些科学对于国家的自由与繁荣的进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用由于基础教育的作用而成为了人人精神所共有的那些真理的数量来加以衡量；因此，这一基础教育之不断增长着的进步，其本身就与这些科学的必然进步相联系着而向我们保证了人类命运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因为它除了这些进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
现在我们还要谈两种普遍的方式，它们同时既影响到教育技术的完善化，也影响到科学的完善化：一种是更广泛地和更完美地运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方法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建立一套普遍的语言。
我所称为的技术方法，是指把大量的对象结合在一种整体安排之下的技术，它使人一眼就看到其中的关系、迅速地就把握其中的组合并更容易地就形成了新的组合。
我们将要发展这些原则，我们将使人感觉到这种技术的效用，它还处于自己的襁褓时期；并且它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在一张小小的史表之内就收集到往往是一部大书都难以使人如此之迅速就很好地加以理解的东西的那种便利，或是更为可贵地把许多孤立的事实都呈现在更适宜于从中推导出普遍结果来的那种格局之中的办法。我们将要阐明，靠了少数这类很容易学会其用法的史表的帮助，那些未能把自己提高到最初等的教育之上足以使自己能认识日常生活的有用细节的人，当他们体验到有此需要的时候，是怎样地可以随意就发现它们；以及运用同样的这些方法在初等教育所建立的一切部门中是怎样地能够促进初等教育，或是在对真理的系统安排方面，或是在一系列的观察与事实方面。
一种普遍的语言是指以符号来表达的语言，它或者是真实的对象，或者是由简单而普遍的观念所构成并表现为同样的、或在所有的人的理解中可能都同样形成的那些明确被规定的集合体，以及或者是这些观念之间的普遍关系、人类精神的运作和每一门科学所固有的运作或技术流程。从而，凡是认识这些符号、它们的组合方法以及它们形成的规律的人，都会懂得这种语言所写的是什么，并且会同样轻而易举地以各个国度所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它们。
我们看到这种语言可以用来阐述或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或是一种技术的规则，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新的经验或观察，一种操作的发明。一种真理或一种方法的发现；就像是代数学那样，当它不得不采用新的符号时，那些已知的符号就会给出解释它们价值的办法。
这样的一种语言，就没有那种与通常语言不同的科学惯用语的不便。我们已经注意到，那种惯用语的使用必然要把社会划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阶级：一个阶级是由认识那种语言而掌握了所有各种科学的钥匙的人们所组成，另一个阶级则由未能学会它而发现自己几乎绝对不可能获得知识的人们所组成。相反地，普遍的语言在这里就像代数学的语言一样，是和科学自身一起学到的；人们是在认识符号所指示的对象。观念和操作的同时，就认识了符号的。凡是已经学会了一门科学的要素的人，都想要向前深入，他们会在书籍里发现不仅有靠着他已经认识了其价值的那些符号的帮助而可能理解的真理，而且还有人们为了上升到其他的真理所需要的对各种新符号的解释。
我们将要表明，这样一种语言的构成，——假如它把自己仅限于表达简单确切的命题，作为构成一种科学体系的或技术实践的命题，——决不会是一种虚无飘缈的观念，而且甚至于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行到大量的对象上去；真正妨碍了把它扩大到其他上面去的障碍倒是那种有点令人感到羞愧的必要性，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具有的、为我们的精神所很好接受的精确的观念、明确规定的概念又是何其稀少。
我们将要指出，它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并且每天都在获得更大的领域的同时，会对包含人类全部的智慧的一切对象都带来一种严谨性和精确性，那会使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容易，使得错误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那时候，每一门科学的进程就会有着数学的进程那种确切性，而构成它那体系的命题就会有着几何学的全部确凿性，也就是说，自然界对它们的对象和它们的方法所能允许的全部确凿性。
所有这些使人类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证这一点的办法，由于它们的本性，就应该是永远在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并且是在获得一种永远是在扩大着的领域。
我们已经阐明了对这一点的证明，它将在作品本身之中由于自己的发展而得到更大的力量；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然而直迄现在，我们还只把它设想为是同样不变的天赋才能和同样不变的组成。他那些希望的确凿性和领域将会是何其之大，——假如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天赋才能的本身、这些人体组成也能够得到改进的话。而这就是要留给我们加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植物或动物物种的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者退化，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的规律。
这条规律也扩展到人类；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保护性医疗的进步、采用更健康的饮食和居室、通过锻炼发展体力但又不因过度以致损伤体力的那种生活方式、最后还有清除两种最活跃的退化原因，即贫困与过分的财富，——这些对于人类将会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将会保证他们更持久的健康和更茁壮的体质。人们会感到，预防性医学的进步会由于理性与社会秩序的进步而变得更为有效，将会终于消灭遗传病和传染病以及那些起源于气候、食物或劳动性质的一般疾病。将会不难证明，这种希望也应该延伸到几乎所有其他的疾病，看来人们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认识到它们的远因。现在就设想人类的这种完善化应该看作是有着无限进步的可能的，设想有一个时候会到来，那时候死亡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这难道会是荒谬的吗？毫无疑问，人是不会永远不死的；但是在他开始生存的那一瞬间和他没有疾病、没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经历到难以生存下去的那个大家所共有的时刻这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难道不是能够不断地扩大的吗？既然我们这里是在谈可以用数量的或线性的精确性来表示的进步，所以现在就是时候，适宜于我们来发挥无限一同为人所接受的这两种意义了。
事实上，这一生命的平均长度——它应该是随着我们深入到未来而不停地在加大——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在增加，即它连续不断地趋近于一个没有限制的范围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那里；或者也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即那同一个长度在无数的世纪之中可以获得一个比任何事先所曾指定其限度的固定数量都要更大的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中，那种增加在更为绝对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无限的，因为并不存在一条那种增加在其限度之内就必须停止下来的边界。
在前一种情况中，假如我们无法规定那种增加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又永远在趋近着的那个终端，那么它们对我们而言就仍然是无限的；尤其是假如我们仅只知道那种增加是决不会停顿的，而我们却甚至于不知道在这两种意义的哪一种上，无限一词是可以用之于它们的。而这就恰好是我们目前对人类可完善性的认识的终端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的那种意义。
因此，在我们此处所考虑的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人类寿命这一平均长度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假如没有受到物质方面革命的反对的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所永远不会逾越的那个终点是什么；我们甚至于也不知道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否曾确定了它有一个不可能超过的终点。
但是体质的才能、力量、机敏、感官的精细——这些是不是也属于个体的完善化所可能遗传的那些品质之列呢？对家畜的不同品种的观察使得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可以由于对人类直接进行观察而加以证实。
最后，我们难道不能把这些同样的希望扩展到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上面来吗？我们的父母把他们身上的各种优点和劣点都遗传给了我们，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既有我们身体的显著特征，也有我们某些生理爱好的倾向，——难道他们不可能同样地遗传给我们为智力、脑力、灵魂的精力或道德感受性所依赖的那部分的体质结构吗？难道教育在完善化这些品质时，就不可能也影响到那同一种体质结构、改造它们并完善它们吗？类比并分析人类才能的、甚至于还有某些事实的发展，似乎都证明了这类猜测的真实性，它将会进一步开拓我们希望的界限。
这些便是我们结束对最后这个时代的考察的问题。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它的这份史表对于哲学家是怎样地呈现出仍然被错误、罪行和不公所污染——而哲学家又往往是它们的受害者——的大地之上的一副令人慰藉的景象啊！正是在观照这幅史表之中，他就接受了他为理性的进步、为保卫自由所做的努力的奖赏。这时候，他就敢于把它们和人类命运的永恒枷锁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就找到了对德行的真正补赎和做出了一桩持久的好事的快乐，那是命运以一种要使偏见和奴役卷土重来而致人于死命的抵销行动再也摧残不了的。这种观照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隐蔽所，在那里面对他的迫害者的回忆是无法跟踪他的，在那里他在思想上和恢复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尊严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遗忘了那些被贪婪、恐惧或忌妒所折磨和腐蚀着的人们；正是在这里他才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这个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样为自己创造的，而且是他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
从这些勤劳与福祉的进步之中，在人们的才能以及他们的需要之间就得出了一种有利的比例，每个世代或者是由于这些进步。或者是由于保存了此前勤劳的产品，就都被召唤来参与日愈扩大的享受，而且从此以后由于人类体制的后果就形成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然则，难道就不会达到一个期限，那时候这些规律也同样地必然会要反对它自己吗？那时候，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他们生活手段的增长，由此就必然会造成假如不是福祉与人口的不断缩减的话，也是一场真正倒退的行程，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摇摆。社会到了那个时期，难道那种摇摆不会成为一种永远持续不断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周期性的）困苦不幸的原因吗？难道它不是标志着那个极限吗？——在那里，一切改善都已成为了不可能，而人类的可完善性在无数的世纪之后就会达到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加以超越的那个限度。
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还是何等之遥远；但是我们难道不会有一天到达那里吗？我们同等地不可能宣告一桩事件的未来现实性是正是反，——那桩事件是只能在人类已经必然地获得了我们对之几乎还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的那些知识的那个时代里才会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从中也不会得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的，无论是就人类的幸福而言，还是就其无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们假设在那个时候以前理性的进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保持并驾齐驱，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偏见已经停止了对道德去宣扬一种不是净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蚀它和贬低它的严酷性，那么这时人们就会懂得，如果他们对尚未存在的人们有义务的话，那义务就不在于给他们以生存而在于给他们以幸福；那义务是以人类的或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和他们所附属的那个家庭的普遍福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布满了无用而不幸的人们那种幼稚的想法为目的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可能积累就要有一个限度，并且从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个限度，而又并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样的话，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人就太违反自然和社会的繁荣了）。
既然对形而上学、道德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发现（或者不如说，确切的分析）还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关真理细节的知识，所以它们就此已经达到了它们最终限度的这一偏见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们设想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粗暴的错误要推翻，再也没有什么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
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
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然而这种应用，尽管有着某些几何学家的可庆幸的努力，却可以说还仍然只不过是它那最初的成分；它会向未来的世代开辟一个同样是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正如计算科学本身、正如人们可以纳入其中的组合、关系与事实的数目是一样地多。
这些科学还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进步，那就是使它们那仍然是如此之模糊和如此之暖昧的语言得以完善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完善化，它们才可能有条件变得真正大众化，哪怕是以它们那些原始的成分。天才们战胜科学语言的不确切性，也像战胜其他的障碍一样；尽管有陌生的面具在掩盖着或伪装着真理，天才们却认识真理；但是那些只能给自己的教育以一小点时间的人，假如那些最简单的概念是被不确切的语言所歪曲了的话，又怎么能够获得并保持那些概念呢？他们所能搜集和组合的观念越少，则它们就越有必要是正确的、是严密的；他们在自己固有的智力里找不到一种真理体系能使自己抵御错误，而他们的精神也没有被长期的操作所强化或精炼，所以就把握不住通过一种不完备的而又不合文法的语言的种种暧昧和模棱所透露出来的微弱的光芒。
人类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发展，将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则，将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动机，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无论在作为个人的、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而又不在道德实践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学本身上那些同样真实的进步。被错误理解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违反普遍福祉的各种行为的最常见的原因吗？情绪冲动，难道往往不正是人们由于计算错误或对抵制自己原来的行动、平息它们、转移它们、指导它们的行为的各种手段的无知而投身于其中的习惯所形成的效果吗？
习惯于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在这上面请教和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习惯于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合为一体的那种美好的情操，——难道这些习惯不正是研究引导得良好的道德。研究社会公约的条件之下的一种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结果吗？这种属于一个自由人自身尊严的良心、一种以对我们的道德构成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教育，——难道它们不正是使得几乎人人都在共享着严格而纯洁的正义的那些原则的、以及活跃的而又启蒙了的善意和精致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习惯的运动吗？自然界把它的科学置之于每个人的心中，而它们仅只有待于知识和自由的美妙的影响，便可以发展。正犹如数理科学能使我们用于我们最简单的需求的那些技术得以完善化一样，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对于引导着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的那些动机所起的同样作用，难道不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吗？
法律和公共体制的完善化，作为这些科学进步的结果，其作用不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共同利益趋近于、认同于全体的公共利益吗？社会艺术的目标，难道不就是要扫除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力量吗？其宪法和法律最密切地符合理性的和自然界的愿望的国度，难道不就是其德行的发挥将是最轻而易举，而使它脱离德行的那些诱惑又是最罕见的而又最软弱无力的那个国度吗？
有什么恶劣的习惯和违反良好信仰的做法、甚至于有什么罪行，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观察到做出了那种习惯、那种做法或那种罪行的那个国度的立法之中、制度之中和偏见之中揭示出其根源及其最初的原因来的呢？
还有，随着有用的技术的进步（依靠于一种健全的理论）而来的福祉，或者是随着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一种正直的立法之进步而来的福祉，难道不正是在使人类趋向人道、趋向仁爱、趋向正义吗？
总之，我们所提出要在本书中展开的这些观察，难道不都在证明由人类的构成所必然产生的人类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是能够无限地完善化的，而且自然界不是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都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人类精神的种种进步之中，我们应该把彻底扫除偏见——它在两性之间奠定了一种权利上的不平等，那甚至于对它所垂青的那一方，也是致命的，——当作是对普遍的幸福最关重要的。人们徒劳无益地在寻找各种动机，以他们生理机能的不同井以人们要在他们智力大小上、在他们道德感受力上所发现的不同来论证这一点。这种不平等除了力量的滥用而外，再没有别的根源，而后来人们力图以种种诡辩来辩解它，都不过是枉然。
我们将要表明，扫除被这些偏见所认可的种种习俗、所规订的种种法律，可以怎样地有助于增进家庭的幸福、有助于使得成为其他一切德行的最初基础的家内德行可以普及，有助于促进教育的进步，而尤其是使得教育真正普及，无论是因为人们以更大的平等把教育扩大到两性，还是因为没有家庭中母亲们的协助，教育即使对男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普及。这种对公正和善意终于是姗姗来迟的臣服礼，难道不正是由于消除了一种对立——由于消除了最活跃的、最难以压抑的自然倾向与人类义务或社会利益双方之间的如此之危险的一种对立，——便从而中断了种种不正义、残酷和罪行的一个异常之丰富的根源了吗？最后，它难道不是产生了迄今为止一直只不过是一幕海市蜃楼的那种甜美而纯洁的民族风尚吗？——这些风尚不是由足以骄人的艰苦、伪善的外表或是由害怕受侮辱或宗教的恐怖所强加于人的节制而形成的，而是由被自然所鼓舞的、被理性所认可的自由缔约的习惯而形成的。
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是最大的罪行。人们将看到，首先消失的是国家主权的篡权者为着自封的世袭权利而驱使人民去参加的那些战争。
各族人民将会懂得，他们不可能变成为征服者而不丧失自己的自由；他们将会懂得永久的联盟乃是维护自己独立的唯一办法，而且他们应该追求的乃是安全而不是威力。商业的偏见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种虚假的商业利益将会输光足以使大地血流成河并使他们在发财致富的借口之下可以毁灭各个国家的那种可怕的力量。随着各族人民在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之中终将互相接近，随着每一族人民为了其自身的好处终将号召外国人来更加平等地分享他们所得之于自然界或得之于自己的勤劳的财富，所有那些产生、毒化和延长民族仇恨的原因都会一点一点地消逝；它们将不会再向好战的狂热提供任何养料或借口。
比这些有关永久和平的规划组合得更好的各种体制，曾经占据了某些哲学家的闲暇并慰藉了他们的灵魂，它们将会加速各国之间那种友爱的进步；而各族人民之间的战争，就会像谋杀一样，将被列入于特殊的邪恶，它们是玷污和违反自然的，它们给国家打上了长期耻辱的烙印，它们败坏了那个世纪的编年史。
谈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美术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他们作品之中必须区别什么是真正属于艺术的进步的，什么仅只是有赖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的。我们在这里将要指出艺术所仍然应该期待着的进步，无论是哲学的和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这些艺术自身的对象。效果和手段的更多的、更深刻的观察的进步，或是在清除局限了艺术的范围并把艺术仍然束缚在已被科学和哲学所砸烂了的那种权威的羁轭之下的种种偏见方面的进步。我们将要考察，那些手段是否像是有人所相信的，已经是用尽了；因为最崇高或最感动人的美都已经被人掌握了，最幸运的题材都已经被人处理过了，最单纯的而最惊心动魄的组合方式都已经被人运用过了，最慷慨激昂的、最恢宏大度的人物都已经被描写过了，最活跃的感情、对它们的最自然或最真实的表现、最扣人心弦的真理、最辉煌的形象都已经被放进作品之中了，所以不管我们设想它们的手段有着怎样的丰富性，艺术都被注定了是要沦于模仿前人典范的那种永恒的单调状态的。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种见解只不过由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习惯于评价人物而不是欣赏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偏见；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如果说人们丧失了由于比较各个不同的世纪和国度的作品和由于赞美刺激了天才们的努力与成功而产生的那种反思的乐趣，那么这些被考虑的作品本身所给予人们的享受却应该是照样活泼泼的，哪怕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作品的人们已经不大配得上被抬高到那种完美的境地了。随着这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作品的数目在增多并变得更加完美，每个世代都要把自己的好奇心和敬慕心放在那些值得偏爱的作品之上，而其他的作品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的；对这些更单纯的、更动人的、被前人已经掌握了的美的享受，其存在对于后代也不会减少，尽管它们只是在更为现代的作品中才会被人发现。
科学的进步保证了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本身随后又加快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其作用是日新又新的交相影响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今天，一个青年离开学校时所懂得的数学，就超过了牛顿以深入的研究所学到的或者以其天才所发现的一切，他懂得怎样以一种前所未知的轻松愉快来操作计算工具。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多少不等地适用于所有的科学。随着每一种科学都在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于是，尽管科学有着种种新的进步，具有同等天分的人们不仅发现自己在他们生活的那同一个时代里都处于科学现状的那同一个水平上；而且对每一个世代来说，凡是人们以同样的脑力、同样的注意力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所能学到的东西，都必然地会增多，而且人人都可能获得的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部分都在变得越来越扩大，它将以一种完备的方式囊括每个人为了在共同生活中指导自己。为了以一种更完整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所可能必须知道的一切。
在政治科学中，有一类真理，特别是在自由的人民（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的某些世代）中间，除非是普遍地为人所认识和认可之后，否则是不可能有用的。因此，这些科学对于国家的自由与繁荣的进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用由于基础教育的作用而成为了人人精神所共有的那些真理的数量来加以衡量；因此，这一基础教育之不断增长着的进步，其本身就与这些科学的必然进步相联系着而向我们保证了人类命运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因为它除了这些进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
现在我们还要谈两种普遍的方式，它们同时既影响到教育技术的完善化，也影响到科学的完善化：一种是更广泛地和更完美地运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方法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建立一套普遍的语言。
我所称为的技术方法，是指把大量的对象结合在一种整体安排之下的技术，它使人一眼就看到其中的关系、迅速地就把握其中的组合并更容易地就形成了新的组合。
我们将要发展这些原则，我们将使人感觉到这种技术的效用，它还处于自己的襁褓时期；并且它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在一张小小的史表之内就收集到往往是一部大书都难以使人如此之迅速就很好地加以理解的东西的那种便利，或是更为可贵地把许多孤立的事实都呈现在更适宜于从中推导出普遍结果来的那种格局之中的办法。我们将要阐明，靠了少数这类很容易学会其用法的史表的帮助，那些未能把自己提高到最初等的教育之上足以使自己能认识日常生活的有用细节的人，当他们体验到有此需要的时候，是怎样地可以随意就发现它们；以及运用同样的这些方法在初等教育所建立的一切部门中是怎样地能够促进初等教育，或是在对真理的系统安排方面，或是在一系列的观察与事实方面。
一种普遍的语言是指以符号来表达的语言，它或者是真实的对象，或者是由简单而普遍的观念所构成并表现为同样的、或在所有的人的理解中可能都同样形成的那些明确被规定的集合体，以及或者是这些观念之间的普遍关系、人类精神的运作和每一门科学所固有的运作或技术流程。从而，凡是认识这些符号、它们的组合方法以及它们形成的规律的人，都会懂得这种语言所写的是什么，并且会同样轻而易举地以各个国度所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它们。
我们看到这种语言可以用来阐述或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或是一种技术的规则，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新的经验或观察，一种操作的发明。一种真理或一种方法的发现；就像是代数学那样，当它不得不采用新的符号时，那些已知的符号就会给出解释它们价值的办法。
这样的一种语言，就没有那种与通常语言不同的科学惯用语的不便。我们已经注意到，那种惯用语的使用必然要把社会划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阶级：一个阶级是由认识那种语言而掌握了所有各种科学的钥匙的人们所组成，另一个阶级则由未能学会它而发现自己几乎绝对不可能获得知识的人们所组成。相反地，普遍的语言在这里就像代数学的语言一样，是和科学自身一起学到的；人们是在认识符号所指示的对象。观念和操作的同时，就认识了符号的。凡是已经学会了一门科学的要素的人，都想要向前深入，他们会在书籍里发现不仅有靠着他已经认识了其价值的那些符号的帮助而可能理解的真理，而且还有人们为了上升到其他的真理所需要的对各种新符号的解释。
我们将要表明，这样一种语言的构成，——假如它把自己仅限于表达简单确切的命题，作为构成一种科学体系的或技术实践的命题，——决不会是一种虚无飘缈的观念，而且甚至于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行到大量的对象上去；真正妨碍了把它扩大到其他上面去的障碍倒是那种有点令人感到羞愧的必要性，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具有的、为我们的精神所很好接受的精确的观念、明确规定的概念又是何其稀少。
我们将要指出，它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并且每天都在获得更大的领域的同时，会对包含人类全部的智慧的一切对象都带来一种严谨性和精确性，那会使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容易，使得错误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那时候，每一门科学的进程就会有着数学的进程那种确切性，而构成它那体系的命题就会有着几何学的全部确凿性，也就是说，自然界对它们的对象和它们的方法所能允许的全部确凿性。
所有这些使人类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证这一点的办法，由于它们的本性，就应该是永远在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并且是在获得一种永远是在扩大着的领域。
我们已经阐明了对这一点的证明，它将在作品本身之中由于自己的发展而得到更大的力量；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然而直迄现在，我们还只把它设想为是同样不变的天赋才能和同样不变的组成。他那些希望的确凿性和领域将会是何其之大，——假如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天赋才能的本身、这些人体组成也能够得到改进的话。而这就是要留给我们加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植物或动物物种的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者退化，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的规律。
这条规律也扩展到人类；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保护性医疗的进步、采用更健康的饮食和居室、通过锻炼发展体力但又不因过度以致损伤体力的那种生活方式、最后还有清除两种最活跃的退化原因，即贫困与过分的财富，——这些对于人类将会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将会保证他们更持久的健康和更茁壮的体质。人们会感到，预防性医学的进步会由于理性与社会秩序的进步而变得更为有效，将会终于消灭遗传病和传染病以及那些起源于气候、食物或劳动性质的一般疾病。将会不难证明，这种希望也应该延伸到几乎所有其他的疾病，看来人们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认识到它们的远因。现在就设想人类的这种完善化应该看作是有着无限进步的可能的，设想有一个时候会到来，那时候死亡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这难道会是荒谬的吗？毫无疑问，人是不会永远不死的；但是在他开始生存的那一瞬间和他没有疾病、没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经历到难以生存下去的那个大家所共有的时刻这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难道不是能够不断地扩大的吗？既然我们这里是在谈可以用数量的或线性的精确性来表示的进步，所以现在就是时候，适宜于我们来发挥无限一同为人所接受的这两种意义了。
事实上，这一生命的平均长度——它应该是随着我们深入到未来而不停地在加大——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在增加，即它连续不断地趋近于一个没有限制的范围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那里；或者也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即那同一个长度在无数的世纪之中可以获得一个比任何事先所曾指定其限度的固定数量都要更大的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中，那种增加在更为绝对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无限的，因为并不存在一条那种增加在其限度之内就必须停止下来的边界。
在前一种情况中，假如我们无法规定那种增加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又永远在趋近着的那个终端，那么它们对我们而言就仍然是无限的；尤其是假如我们仅只知道那种增加是决不会停顿的，而我们却甚至于不知道在这两种意义的哪一种上，无限一词是可以用之于它们的。而这就恰好是我们目前对人类可完善性的认识的终端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的那种意义。
因此，在我们此处所考虑的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人类寿命这一平均长度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假如没有受到物质方面革命的反对的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所永远不会逾越的那个终点是什么；我们甚至于也不知道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否曾确定了它有一个不可能超过的终点。
但是体质的才能、力量、机敏、感官的精细——这些是不是也属于个体的完善化所可能遗传的那些品质之列呢？对家畜的不同品种的观察使得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可以由于对人类直接进行观察而加以证实。
最后，我们难道不能把这些同样的希望扩展到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上面来吗？我们的父母把他们身上的各种优点和劣点都遗传给了我们，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既有我们身体的显著特征，也有我们某些生理爱好的倾向，——难道他们不可能同样地遗传给我们为智力、脑力、灵魂的精力或道德感受性所依赖的那部分的体质结构吗？难道教育在完善化这些品质时，就不可能也影响到那同一种体质结构、改造它们并完善它们吗？类比并分析人类才能的、甚至于还有某些事实的发展，似乎都证明了这类猜测的真实性，它将会进一步开拓我们希望的界限。
这些便是我们结束对最后这个时代的考察的问题。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它的这份史表对于哲学家是怎样地呈现出仍然被错误、罪行和不公所污染——而哲学家又往往是它们的受害者——的大地之上的一副令人慰藉的景象啊！正是在观照这幅史表之中，他就接受了他为理性的进步、为保卫自由所做的努力的奖赏。这时候，他就敢于把它们和人类命运的永恒枷锁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就找到了对德行的真正补赎和做出了一桩持久的好事的快乐，那是命运以一种要使偏见和奴役卷土重来而致人于死命的抵销行动再也摧残不了的。这种观照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隐蔽所，在那里面对他的迫害者的回忆是无法跟踪他的，在那里他在思想上和恢复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尊严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遗忘了那些被贪婪、恐惧或忌妒所折磨和腐蚀着的人们；正是在这里他才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这个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样为自己创造的，而且是他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