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技术（续）（2/2）
《人类学-英-爱德华.泰勒》作者：人类学-英-爱德华.泰勒 2017-04-13 11:44
料加以比较之后，政治经济学就能解决有趣的问题。或许，经过考虑之后，我们就将获得最明确的概念，即现在三个英国人中至少有一个人靠煤生活。这一点证明，我国居民不用煤的并不怎么多。
澳大利亚的蒙昧人，从停留地的篝火中拿起一根燃烧的木头，用它来照亮通往黑暗森林中的道路，并用它来吓走精灵。由此看来，在他们那里，在人工取暖装置和照明装置的原始手段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开始把枞树的带脂木片或某种用来作为自然灯的类似物放到一边的那一时刻，取暖和照明才开始彼此分开。下一步就是制作人工的灯，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火把或一绺浸透了树脂或蜂蜡的麻线。直到本世纪，我们还完全像罗马人那样来利用火把，然而现在，是极少见到它们了，停止使用它们的生活画面，也就丧失了使诗人和艺术家们赞叹和惊异的那种效果，那种在宴会上和在行进行列中闪烁着火炬之光和它所投出的阴影的效果。沿着英国城市的旧式大街行走的人们中，有一半人现在未必知道，放在住宅铁栅上的灭灯器，是为熄灭那些替坐在马车里的客人照路的火炬用的。蜡烛的形状就能使人想到它起源于火炬。
用浸入融化油脂中的芦苇芯制成的照明用的寝室小灯，在普林尼时代是常用的，当时也采用了蜡制的或脂油制的带灯芯的蜡烛。它的芯子是用棉纱捻成的。古代的古典型的灯是一个末端带嘴儿的扁平椭圆形的器皿，灯捻就是通过那个嘴儿伸出来。不管这种构造多么简单，它长期使用，没有任何改变。比起粘土制的这类灯来，保存在极为丰富的博物馆中的希腊和罗马的物品是非常少的；比起用青铜制成的这类灯来，较为美丽的金属制品的物品也是非常少的。
就是现在，到意大利或西班牙去旅行的人，从大路旁通向卧室的小路上，还是借助铜立灯给他照路，这种灯和古代的样式极为相似，带有用来往外夹灯芯的钳子，用链子挂在旁边。
在大约一百年左右之前，当阿尔甘德开始从下面放气，并放一根玻璃管子作为通气设备的时候，灯才获得它那被改善过的现代样式。煤气灯产生得更加晚，只是在近五十年中才被日常应用。但是，指出下面的事情倒很有趣。天然的煤气照明在那些分解的地下焦石层释放出炭化氢的地方早就著名了。例如，在巴库（里海以西）的著名拜火教庙堂里，在祭坛附近的地里插入了一根空芦苇，通过它冒出煤气，煤气就在管子的口上燃烧。同时，那些参拜圣地的拜火教徒对这种圣火跪下礼拜。在中国，在某些盐泉附近，那里排出了大量的天然煤气，应用的人们通过竹筒把它引到熬盐锅的炉灶内和给工作照明的设备里。这种方法不久前曾在宾夕尔法尼亚州最广泛地采用。
我们对做饭方法所作的概述要求补充一些关于容器的介绍。至于谈到盛水的器皿，还无制陶术时，采用竹节、椰子壳、南瓜皮、用木头挖凿出的或用树皮做成的桶、用兽皮制的水壶，也能够过得去了。在荒野的骑士携带水时，是把水放在置于马鞍鞍桥旁的南瓜瓶内。即使后来出现了南瓜瓶的玻璃仿制品，也象英国人保留着古代皮瓶的名称并用来称呼现在使用的玻璃瓶那样，法国人仍然保留着南瓜瓶的名称，继续称玻璃瓶为“南瓜”。
制造出在水滚沸时能耐火烧的陶器，是最伟大的经济发明之一。何时和何地发明制陶术，就很难说，因为它出现在很古老的时代。在古人居住过的地点，在使用过陶器的地方，到处都可以在地下发现陶器碎片。那些地点到最近尚未发现，大概是那里的人在其文化发展的途中还没有走多远。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这种结论，例如，关于冰河期的早期蒙昧人就是如此。在法兰西的山洞中，从他们那里保留下来的遗物中间，就没有陶器碎片。对于澳大利亚人、火地的居民以及许多其他现代的蒙昧人来说，也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本身没有陶器，在他们地区的地下，也没有发现可以证明他们的祖先具有这种器物的陶器碎片。
这里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是如何首次想到制造陶器的。大概，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高明的发明才干。这种发明在早期文化中其发展步伐是相当缓慢的，有一些事实做出了这一结论，甚至陶器也不是一下子开始制作出来的。人们谈到某些原始部落时说，他们用泥涂抹自己的木制容器，为的是使这些容器能耐火烧。另一些处在较高水平上的部落，在南瓜瓶上涂满了泥或在篮子的内面全涂上泥，当篮子烧着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件带有编织形状的花纹图案的陶器。很有可能，最早的陶器就是通过这类过渡阶段得到的，后来，想到可以塑造一种泥器，尔后再去烧它。
毫无疑问，起初泥坯是用手做成的。例如，在美洲或非洲至今还可以看到，土著妇女们从底儿开始用一块块的泥涂制成巨大的、具有很好形式的罐或锅。在欧洲也一样，可以在任何一座古物博物馆中，看到地下挖掘出来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用手工制作的骨灰瓮和其他陶器。甚至现在到赫布里底群岛去的观光者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粘土制的小碗和大杯，那些老太婆并不借助陶工车床，而是按照祖传的方法来制作它们，并用一根尖头的小木棍替它们装饰上花纹。
但是，早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已经知道陶工车床了。图71描绘的是工作时的陶工。这是绘在皇帝陵壁上的陶工图像。可以看出，他们在用手转动着一个轮。一位印度陶工也是以这种样式描绘着。他到河岸去，那里水流沉积了柔软的胶泥。他停下来，只是把一块胶泥滚成圆柱形，把它插在地上，在它的顶端平放一块沉重的水板，推动这木板旋转，于是开始工作。这种最简单的车床的改进，是用脚使它运动。在我们的陶器工厂里，工人借助轮子和皮带来控制车床，然而原理是一样的。当平常有趣地观察陶工用他那能如此容易地赋予不成形的泥团以形式的简单器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古代这种技术像是创造之王冠，以致埃及人把他们的一位神表现为躺在车床上的陶工模样。
陶瓶的型式也是一种最早的、最出色的艺术成就。在那种陶器上，雕出或塑成花样或人形，绘满了神和英雄的形象或神话生活或日常生活的情景。我们关于像伊特刺斯坎人甚至希腊人这样一些部族的知识，相当一部分是从他们陶瓶的图案上得来的，是从这些虽然如此易碎然而几乎是永久的艺术遗迹上得来的。
全世界陶器的相当一部分，迄今仍然带有原始的和最简单的性质，并且是用粘泥简单地烧制成的（意大利人由赤陶土烧成陶器），没有任何像我们的花瓶那样的釉料。因此，它是有气孔的。为了消除这个缺点，某些部族，如秘鲁人以及希腊人，就给它涂上漆，其实，希腊人则是在土沥青里烧它。伟大的改进是采用了涂釉的粘泥，即在炉中烧制的时候在枯泥上涂一层玻璃般的外膜。这种方法，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早已知道了。本世纪，在波斯的器皿和马约里卡陶器（来自马约尔卡Majorca）中，涂釉的陶器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完美程度。更为改善的器皿是在中国制造出来的，是在欧洲陶器最后达到能模仿它之前一千多年，就已经在中国制造出来了。瓷盘通常是用最好的白色瓷土或陶土同长石的混合物制成的，把这种混合物加高温，使它全部厚度都变成半透明的、隐约透光的状态。这两类陶器——涂釉的陶器和中国瓷器——制造的一般原理，就是有熔化的玻璃状的硅酸化合物，这种化合物或在器皿的外表形成一层薄壳，或全部渗入其中。
玻璃是两种或比两个基数要多的——钠、钾、石灰或氧化铝——硅酸化物的混合。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有一个幻想故事，这个故事说玻璃的发明是在腓尼基的沙岸上，当时，那里正好停靠着一艘商船。商人们由于没有找到能在它上面烧开锅的合适石头，好像就把他们船上装运的硝石块儿搬到了岸上，结果火就把氧化硅石和碱熔化为玻璃块。但是实际上，埃及人早在腓尼基商业发展之前若干世纪，就已经知道制造玻璃了。显然，腓尼基人以及其他部族正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这种生产技术。图73描绘的是埃及的吹玻璃工。在埃及制造的其他物品中，有外面包着芦苇编织的套子的小水瓶，和我们现在用来盛橄榄油的瓶子极为相似。古代的埃及人会制造带孔的玻璃球和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碗，甚至连威尼斯人的玻璃制品都未必能和它们竞争。但是，现代的欧洲力求运用精巧的技术：利用烧红吹出来的玻璃球，趁它还未破裂成圆形薄片时做成窗框玻璃，以及磨制为镜玻璃片。这样一来，就能够制造我们那种后面涂上晶亮的铅汞化合物的大镜子了。
火对于从矿石中熔化出金属以及随后的金属加工是如此地重要，因此，把金属的利用放在这一章叙述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研究人们如何了解到用矿石熔解出金属这一困难技术的时候，应当记住某些金属是在天然状态中发现的。例如，美洲苏必利尔湖附近的天然铜，在很多世纪以前早已被居住在该地的部落采用了。这些部落像使用可以冶锻的石头一样地使用这种金属块，不加热就用锤子把它加工制造成斧头、刀子和手镯；对金子也一样，用天然金不借助火就可以锻成装饰品。推测用这类简单方法来对金属加工的缘起，只是猜想。但是这种猜想是十分可靠的。
同样有纯粹的天然铁，特别是殒石或偶尔掉到地上的流星石。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类金属通常会在锤击下裂成碎块，而有些流星铁和天然铁仍然在锻造厂加火烧到白热程度，或许能制成工具。有时甚至不加火也能把它加工到一定程度。有些金属矿具有十分明显的金属形式，所以铁匠能够在火中锻造它们，而且这样做也能够导至真正的熔化。例如磁铁矿不仅具有铁的形状，而且甚至像是在锻造厂加过热的一样。在某些情况下，用它可以锻造像马掌这样的东西。
人们何时最初开始对钢或铁进行加工，暂时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古代，人们确信青铜的使用要比铁早。这种青铜是铜为了增强金属硬度而加上九分之一左右的锡的合金，也就是英国工人现在所称呼的“炮铜”。常被引用的赫西俄德的诗中描写着，人们从古时起就加工了青铜，当时黑铁还未出世。伊壁鸠派（Epicurean）诗人卢克莱茨也指教说，在人们用棍棒和石头战斗的原始时代之后，铁和青铜就出现了，而且青铜早已先于铁而为人所共知了。
在某些国家，铁的使用却在很早的时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器物文字中与铜同时提到了铁。在不列颠博物馆中可以看到锻造过的铁块，而这种铁是用巨大的金字塔石基熔化出来的。有一些埃及画甚至描绘着系在屠夫腰带上用来磨快刀子的青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种情况：虽然埃及人已经知道了铁，但他们木匠用的工具大部分是用青铜制造的。荷马所叙述的时代的希腊铁匠们，正如从《奥德修记》里的著名语句中可以断定的那样，也同样知道了铁甚至钢，或锻造过的铁。《奥德修记》中谈到铁匠为了增强铁的硬度把烧红的战斧浸入冷水中而发出的吱吱声。然而青铜不只是制造军人的甲胄和盾牌的常用原料，而且也是一直是制造军人的矛和剑的常用原料。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和我们现代完全不相同的技术状态。值得努力了解一下这种区别的意义。肯普费尔距今两世纪左右时期关于日本故事中的可资借鉴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既得到了铜，又得到了铁，而且它们的价值几乎是相同的，因为铜的工具值多少钱，铁的工具也值多少钱。在古代社会里，物品的地位可能是相类似的。铁虽然已成为著名的东西，但却是从矿石中费力熔化出来的。荷马加给它的形容词“多次锻造的”就证明，当时的铁匠们求得它的锻造是多么困难。铜则是非常丰富的：它的众所周知的产地之一是塞浦路斯岛。由这里产生了它的拉丁名称，稍经改变就转为英语、德语和其他语言。同样也用不着从远方去取得锡：在格鲁吉亚、在霍拉桑以及在亚洲内部的其他地区都有锡矿坑。亚洲或许也是发明把锡用于加强铜的硬度使之成为青铜合金的原料的地方。
既然有了这种发明，那么古代的手工艺工人处理起青铜来，要比处理铁容易得多了。把青铜熔化，然后在石模子里铸成斧头一类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青铜时代”处在“铁器时代”之前的真正原因。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方面，只有当铁加工精细、价格低廉、产量丰富、改进完善而显然超过青铜的时候，“铁器时代”才会随之而来。现在，对我们来说，铁对青铜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瑞士的水上住房的遗迹证明，欧洲中部有一个时期是有采用石头工具的原始部落居住的，晚一些时期，青铜的斧和矛在那里开始占统治地位，最后，才出现了铁。考古学家们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坟墓中探溯的历史是这样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可能是这里的土著部族自己学会了使用新的金属，但也可能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带进来的。
生活在“青铜器时代”的部族，特别是秘鲁人和墨西哥人的历史是非常著名的。在西班牙占领时期人们发现，西班牙人能带有某种艺术性地制造青铜器，但是却一点也不知道铁。他们的状态和希罗多德两千多年前所描写的中亚里海沿岸游牧民的情况很相似。另一方面，非洲的大部分显然没有青铜时代，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了铁器时代。熔化铁矿石的方法传到非洲，显然，还是不久以前才从北方传到了霍屯督人中，而霍屯督人在自己的故事中，迄今仍回忆着他们的祖先通常用石头砍树的那个时代。非洲人不费大力就能挖出他们那丰富的铁矿石，并且在简单的炉子里的劈柴上熔化它。通常是采用风囊鼓风。在那里可以看到原始的铁匠用的风囊，它们是用整块羊皮或其他的动物皮制成的。他们用手挤压或用脚踩一个充满空气的兽皮，然后又把压空的兽皮张开，以便使它通过缝道或口子重新充满空气。我们在这里看到铁矿石熔化成为极近于最粗糙的、大概是最早的那种样子。
现在使铁变得比古代丰富的各种改进中间，首先应当提到在熔炼时使用焦炭以代替木炭；应当提到使用铸铁：显然，铸铁早已在中国闻名了，而在英国成为常用品却不早于十八世纪；还应该提到采用机器轧炼和锻造。在钢铁铸造中的进步是如此之大，不久以前，按一便士一磅的价格敷设铁轨，已经成为现实了。
关于其他金属以及它们对于文明的影响，我们只能提几句话。作为贵重金属的金和银，自远古以来就是伴生矿物。铅很容易从矿石中熔析出来，并被罗马人用来做屋顶和水道管。罗马人通过把铜和锌矿石加高热而制成铜和锌的合金，结果获得了黄铜，或低级青铜。水银在古代就已闻名，古人用蒸馏方法从朱砂里提取了它，并且知道它在采取金银时的效用，甚至在镀金时也要用它。在现代著名的许许多多金属中，有一些有重要的实际用途。例如，白金是制造耐高温和抗酸侵蚀器皿的珍贵材料，而铝由于很轻而非常有用。但我们仍更多地继续依赖着远古时代所发现的那些金属，这些金属就是铁、铜、锡、铅、银和金。
谈到这最后两种贵重金属，我们就需要指出它们在货币文化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习惯于小店铺和注册商行的现代英国人，未必能明确地想象出我们复杂的经营体制所从出的那些粗陋的萌芽。看一看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的一些部落中所实行的低级形式的商业是有教益的。
坚硬的闪长岩是制造斧子的珍贵原料，它远销于数百英里之外。运来这种原料的土著用它交换某些当地的珍贵产品，例如文身用的红赭石。这些蒙昧人已经如此地开化了，他们允许和平的商人安全地通过处于内战的部落区域。在这里可以遇到一队青年人，每一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块砂板石，向着他们的远方住所行进，为的是拿这石头当碾子。当异部落的客人来到澳大利亚人中时，澳大利亚人就在友谊会场或在交易市场接待他们，在那里互相交换礼物。毫无疑问，也完全明白，礼物应当是公平的交换；如果某一方感到不公平，那就会发生怨言和争吵。但在这种最初级的交换中，我们还未发现明显的关于价值单位的观念，而价值单位在交易中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中有较高阶段的交换。在他们那里，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穿着贝甲的线串（珠串），在交易中也作为货币使用。普通中等质量的线串，被认为同一张海龙皮价值相等。在旧大陆，常以牲畜计算价值的时代的许多遗迹，一直流传到今天。例如，在《伊利昂纪》中，我们从殡戏的描写中读到，头奖三腿桌，价为十二头牛；但是作为二奖的奴婢，只值四头牛。在这里已经承认价值单位的原则，因为不只牛的所有者能够用它们来买三腿桌和奴隶，而且任何一张出售的三腿桌都能以十二头牛的价值交换三个奴隶，因为每个奴隶值四头牛。
各种不同的有用的物品或装饰物，迄今作为交换的标志在流通，特别是在缺乏货币的地方。例如，在阿比西尼亚的旅行者，可以用盐块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他可以拿铁片、布块和珠串当钱使用。在南亚，贝币至今仍然起着零钱的作用，它们那里从太古时代起就已是如此了。所有这些物品都或多或少粗陋地起着金属钱币所容易起到的那种作用。
钱币的使用起源于古代用金银按重量交换商品，正像可以在埃及绘画上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上面描绘着用称衡量着一堆金环和银环的重轻。可见这些东西还不是真正的钱币。对于东方流通的大部分金银来说，现在还有某种类似的现象存在：在那里需要称一称一些小锭金银，以确定它们的价值。
当把金属制成一定分量和一定成色的小块，上面印有某种图像或花纹作为证明，不必再称或检验就可使用的时候，钱币就产生了。显然，制作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却没有想到。最早的钱币可能是中国人的带记号的小金块和裤形及刀形的铜片，这些铜片好像是预定作为交换真正的裤子和刀来用的。
在利迪亚（Lxaia）和埃吉纳（Aegina）出现的早期形式的钱币，它是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粗糙的环形，只是一侧冲压有类似龟形的标记。在另一侧，它们只带着冲压时留下的铁砧或工具的痕迹。在现代的钱币上，这种偶然的后面花纹改进成为背面的图案。艺术在钱币事务上发展很快。有腓力·马其顿的浮雕金钱标记的金币，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钱币之一，它一面有戴着桂冠的头像，另一面是两套马的马车图形。后来，就停止铸造这种带浮雕的钱币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种浮雕由于流传而被磨光了。罗马的阿斯不是打造而是铸出来的。起初它好像是一磅重的铜。钱币事业从最早时期起就是由政府专营，并且在实行钱币之后，为了国库的利益，很快就开始降低规格并减少它的重量。
澳大利亚的蒙昧人，从停留地的篝火中拿起一根燃烧的木头，用它来照亮通往黑暗森林中的道路，并用它来吓走精灵。由此看来，在他们那里，在人工取暖装置和照明装置的原始手段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开始把枞树的带脂木片或某种用来作为自然灯的类似物放到一边的那一时刻，取暖和照明才开始彼此分开。下一步就是制作人工的灯，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火把或一绺浸透了树脂或蜂蜡的麻线。直到本世纪，我们还完全像罗马人那样来利用火把，然而现在，是极少见到它们了，停止使用它们的生活画面，也就丧失了使诗人和艺术家们赞叹和惊异的那种效果，那种在宴会上和在行进行列中闪烁着火炬之光和它所投出的阴影的效果。沿着英国城市的旧式大街行走的人们中，有一半人现在未必知道，放在住宅铁栅上的灭灯器，是为熄灭那些替坐在马车里的客人照路的火炬用的。蜡烛的形状就能使人想到它起源于火炬。
用浸入融化油脂中的芦苇芯制成的照明用的寝室小灯，在普林尼时代是常用的，当时也采用了蜡制的或脂油制的带灯芯的蜡烛。它的芯子是用棉纱捻成的。古代的古典型的灯是一个末端带嘴儿的扁平椭圆形的器皿，灯捻就是通过那个嘴儿伸出来。不管这种构造多么简单，它长期使用，没有任何改变。比起粘土制的这类灯来，保存在极为丰富的博物馆中的希腊和罗马的物品是非常少的；比起用青铜制成的这类灯来，较为美丽的金属制品的物品也是非常少的。
就是现在，到意大利或西班牙去旅行的人，从大路旁通向卧室的小路上，还是借助铜立灯给他照路，这种灯和古代的样式极为相似，带有用来往外夹灯芯的钳子，用链子挂在旁边。
在大约一百年左右之前，当阿尔甘德开始从下面放气，并放一根玻璃管子作为通气设备的时候，灯才获得它那被改善过的现代样式。煤气灯产生得更加晚，只是在近五十年中才被日常应用。但是，指出下面的事情倒很有趣。天然的煤气照明在那些分解的地下焦石层释放出炭化氢的地方早就著名了。例如，在巴库（里海以西）的著名拜火教庙堂里，在祭坛附近的地里插入了一根空芦苇，通过它冒出煤气，煤气就在管子的口上燃烧。同时，那些参拜圣地的拜火教徒对这种圣火跪下礼拜。在中国，在某些盐泉附近，那里排出了大量的天然煤气，应用的人们通过竹筒把它引到熬盐锅的炉灶内和给工作照明的设备里。这种方法不久前曾在宾夕尔法尼亚州最广泛地采用。
我们对做饭方法所作的概述要求补充一些关于容器的介绍。至于谈到盛水的器皿，还无制陶术时，采用竹节、椰子壳、南瓜皮、用木头挖凿出的或用树皮做成的桶、用兽皮制的水壶，也能够过得去了。在荒野的骑士携带水时，是把水放在置于马鞍鞍桥旁的南瓜瓶内。即使后来出现了南瓜瓶的玻璃仿制品，也象英国人保留着古代皮瓶的名称并用来称呼现在使用的玻璃瓶那样，法国人仍然保留着南瓜瓶的名称，继续称玻璃瓶为“南瓜”。
制造出在水滚沸时能耐火烧的陶器，是最伟大的经济发明之一。何时和何地发明制陶术，就很难说，因为它出现在很古老的时代。在古人居住过的地点，在使用过陶器的地方，到处都可以在地下发现陶器碎片。那些地点到最近尚未发现，大概是那里的人在其文化发展的途中还没有走多远。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这种结论，例如，关于冰河期的早期蒙昧人就是如此。在法兰西的山洞中，从他们那里保留下来的遗物中间，就没有陶器碎片。对于澳大利亚人、火地的居民以及许多其他现代的蒙昧人来说，也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本身没有陶器，在他们地区的地下，也没有发现可以证明他们的祖先具有这种器物的陶器碎片。
这里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是如何首次想到制造陶器的。大概，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高明的发明才干。这种发明在早期文化中其发展步伐是相当缓慢的，有一些事实做出了这一结论，甚至陶器也不是一下子开始制作出来的。人们谈到某些原始部落时说，他们用泥涂抹自己的木制容器，为的是使这些容器能耐火烧。另一些处在较高水平上的部落，在南瓜瓶上涂满了泥或在篮子的内面全涂上泥，当篮子烧着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件带有编织形状的花纹图案的陶器。很有可能，最早的陶器就是通过这类过渡阶段得到的，后来，想到可以塑造一种泥器，尔后再去烧它。
毫无疑问，起初泥坯是用手做成的。例如，在美洲或非洲至今还可以看到，土著妇女们从底儿开始用一块块的泥涂制成巨大的、具有很好形式的罐或锅。在欧洲也一样，可以在任何一座古物博物馆中，看到地下挖掘出来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用手工制作的骨灰瓮和其他陶器。甚至现在到赫布里底群岛去的观光者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粘土制的小碗和大杯，那些老太婆并不借助陶工车床，而是按照祖传的方法来制作它们，并用一根尖头的小木棍替它们装饰上花纹。
但是，早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已经知道陶工车床了。图71描绘的是工作时的陶工。这是绘在皇帝陵壁上的陶工图像。可以看出，他们在用手转动着一个轮。一位印度陶工也是以这种样式描绘着。他到河岸去，那里水流沉积了柔软的胶泥。他停下来，只是把一块胶泥滚成圆柱形，把它插在地上，在它的顶端平放一块沉重的水板，推动这木板旋转，于是开始工作。这种最简单的车床的改进，是用脚使它运动。在我们的陶器工厂里，工人借助轮子和皮带来控制车床，然而原理是一样的。当平常有趣地观察陶工用他那能如此容易地赋予不成形的泥团以形式的简单器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古代这种技术像是创造之王冠，以致埃及人把他们的一位神表现为躺在车床上的陶工模样。
陶瓶的型式也是一种最早的、最出色的艺术成就。在那种陶器上，雕出或塑成花样或人形，绘满了神和英雄的形象或神话生活或日常生活的情景。我们关于像伊特刺斯坎人甚至希腊人这样一些部族的知识，相当一部分是从他们陶瓶的图案上得来的，是从这些虽然如此易碎然而几乎是永久的艺术遗迹上得来的。
全世界陶器的相当一部分，迄今仍然带有原始的和最简单的性质，并且是用粘泥简单地烧制成的（意大利人由赤陶土烧成陶器），没有任何像我们的花瓶那样的釉料。因此，它是有气孔的。为了消除这个缺点，某些部族，如秘鲁人以及希腊人，就给它涂上漆，其实，希腊人则是在土沥青里烧它。伟大的改进是采用了涂釉的粘泥，即在炉中烧制的时候在枯泥上涂一层玻璃般的外膜。这种方法，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早已知道了。本世纪，在波斯的器皿和马约里卡陶器（来自马约尔卡Majorca）中，涂釉的陶器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完美程度。更为改善的器皿是在中国制造出来的，是在欧洲陶器最后达到能模仿它之前一千多年，就已经在中国制造出来了。瓷盘通常是用最好的白色瓷土或陶土同长石的混合物制成的，把这种混合物加高温，使它全部厚度都变成半透明的、隐约透光的状态。这两类陶器——涂釉的陶器和中国瓷器——制造的一般原理，就是有熔化的玻璃状的硅酸化合物，这种化合物或在器皿的外表形成一层薄壳，或全部渗入其中。
玻璃是两种或比两个基数要多的——钠、钾、石灰或氧化铝——硅酸化物的混合。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有一个幻想故事，这个故事说玻璃的发明是在腓尼基的沙岸上，当时，那里正好停靠着一艘商船。商人们由于没有找到能在它上面烧开锅的合适石头，好像就把他们船上装运的硝石块儿搬到了岸上，结果火就把氧化硅石和碱熔化为玻璃块。但是实际上，埃及人早在腓尼基商业发展之前若干世纪，就已经知道制造玻璃了。显然，腓尼基人以及其他部族正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这种生产技术。图73描绘的是埃及的吹玻璃工。在埃及制造的其他物品中，有外面包着芦苇编织的套子的小水瓶，和我们现在用来盛橄榄油的瓶子极为相似。古代的埃及人会制造带孔的玻璃球和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碗，甚至连威尼斯人的玻璃制品都未必能和它们竞争。但是，现代的欧洲力求运用精巧的技术：利用烧红吹出来的玻璃球，趁它还未破裂成圆形薄片时做成窗框玻璃，以及磨制为镜玻璃片。这样一来，就能够制造我们那种后面涂上晶亮的铅汞化合物的大镜子了。
火对于从矿石中熔化出金属以及随后的金属加工是如此地重要，因此，把金属的利用放在这一章叙述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研究人们如何了解到用矿石熔解出金属这一困难技术的时候，应当记住某些金属是在天然状态中发现的。例如，美洲苏必利尔湖附近的天然铜，在很多世纪以前早已被居住在该地的部落采用了。这些部落像使用可以冶锻的石头一样地使用这种金属块，不加热就用锤子把它加工制造成斧头、刀子和手镯；对金子也一样，用天然金不借助火就可以锻成装饰品。推测用这类简单方法来对金属加工的缘起，只是猜想。但是这种猜想是十分可靠的。
同样有纯粹的天然铁，特别是殒石或偶尔掉到地上的流星石。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类金属通常会在锤击下裂成碎块，而有些流星铁和天然铁仍然在锻造厂加火烧到白热程度，或许能制成工具。有时甚至不加火也能把它加工到一定程度。有些金属矿具有十分明显的金属形式，所以铁匠能够在火中锻造它们，而且这样做也能够导至真正的熔化。例如磁铁矿不仅具有铁的形状，而且甚至像是在锻造厂加过热的一样。在某些情况下，用它可以锻造像马掌这样的东西。
人们何时最初开始对钢或铁进行加工，暂时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古代，人们确信青铜的使用要比铁早。这种青铜是铜为了增强金属硬度而加上九分之一左右的锡的合金，也就是英国工人现在所称呼的“炮铜”。常被引用的赫西俄德的诗中描写着，人们从古时起就加工了青铜，当时黑铁还未出世。伊壁鸠派（Epicurean）诗人卢克莱茨也指教说，在人们用棍棒和石头战斗的原始时代之后，铁和青铜就出现了，而且青铜早已先于铁而为人所共知了。
在某些国家，铁的使用却在很早的时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器物文字中与铜同时提到了铁。在不列颠博物馆中可以看到锻造过的铁块，而这种铁是用巨大的金字塔石基熔化出来的。有一些埃及画甚至描绘着系在屠夫腰带上用来磨快刀子的青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种情况：虽然埃及人已经知道了铁，但他们木匠用的工具大部分是用青铜制造的。荷马所叙述的时代的希腊铁匠们，正如从《奥德修记》里的著名语句中可以断定的那样，也同样知道了铁甚至钢，或锻造过的铁。《奥德修记》中谈到铁匠为了增强铁的硬度把烧红的战斧浸入冷水中而发出的吱吱声。然而青铜不只是制造军人的甲胄和盾牌的常用原料，而且也是一直是制造军人的矛和剑的常用原料。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和我们现代完全不相同的技术状态。值得努力了解一下这种区别的意义。肯普费尔距今两世纪左右时期关于日本故事中的可资借鉴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既得到了铜，又得到了铁，而且它们的价值几乎是相同的，因为铜的工具值多少钱，铁的工具也值多少钱。在古代社会里，物品的地位可能是相类似的。铁虽然已成为著名的东西，但却是从矿石中费力熔化出来的。荷马加给它的形容词“多次锻造的”就证明，当时的铁匠们求得它的锻造是多么困难。铜则是非常丰富的：它的众所周知的产地之一是塞浦路斯岛。由这里产生了它的拉丁名称，稍经改变就转为英语、德语和其他语言。同样也用不着从远方去取得锡：在格鲁吉亚、在霍拉桑以及在亚洲内部的其他地区都有锡矿坑。亚洲或许也是发明把锡用于加强铜的硬度使之成为青铜合金的原料的地方。
既然有了这种发明，那么古代的手工艺工人处理起青铜来，要比处理铁容易得多了。把青铜熔化，然后在石模子里铸成斧头一类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青铜时代”处在“铁器时代”之前的真正原因。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方面，只有当铁加工精细、价格低廉、产量丰富、改进完善而显然超过青铜的时候，“铁器时代”才会随之而来。现在，对我们来说，铁对青铜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瑞士的水上住房的遗迹证明，欧洲中部有一个时期是有采用石头工具的原始部落居住的，晚一些时期，青铜的斧和矛在那里开始占统治地位，最后，才出现了铁。考古学家们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坟墓中探溯的历史是这样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可能是这里的土著部族自己学会了使用新的金属，但也可能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带进来的。
生活在“青铜器时代”的部族，特别是秘鲁人和墨西哥人的历史是非常著名的。在西班牙占领时期人们发现，西班牙人能带有某种艺术性地制造青铜器，但是却一点也不知道铁。他们的状态和希罗多德两千多年前所描写的中亚里海沿岸游牧民的情况很相似。另一方面，非洲的大部分显然没有青铜时代，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了铁器时代。熔化铁矿石的方法传到非洲，显然，还是不久以前才从北方传到了霍屯督人中，而霍屯督人在自己的故事中，迄今仍回忆着他们的祖先通常用石头砍树的那个时代。非洲人不费大力就能挖出他们那丰富的铁矿石，并且在简单的炉子里的劈柴上熔化它。通常是采用风囊鼓风。在那里可以看到原始的铁匠用的风囊，它们是用整块羊皮或其他的动物皮制成的。他们用手挤压或用脚踩一个充满空气的兽皮，然后又把压空的兽皮张开，以便使它通过缝道或口子重新充满空气。我们在这里看到铁矿石熔化成为极近于最粗糙的、大概是最早的那种样子。
现在使铁变得比古代丰富的各种改进中间，首先应当提到在熔炼时使用焦炭以代替木炭；应当提到使用铸铁：显然，铸铁早已在中国闻名了，而在英国成为常用品却不早于十八世纪；还应该提到采用机器轧炼和锻造。在钢铁铸造中的进步是如此之大，不久以前，按一便士一磅的价格敷设铁轨，已经成为现实了。
关于其他金属以及它们对于文明的影响，我们只能提几句话。作为贵重金属的金和银，自远古以来就是伴生矿物。铅很容易从矿石中熔析出来，并被罗马人用来做屋顶和水道管。罗马人通过把铜和锌矿石加高热而制成铜和锌的合金，结果获得了黄铜，或低级青铜。水银在古代就已闻名，古人用蒸馏方法从朱砂里提取了它，并且知道它在采取金银时的效用，甚至在镀金时也要用它。在现代著名的许许多多金属中，有一些有重要的实际用途。例如，白金是制造耐高温和抗酸侵蚀器皿的珍贵材料，而铝由于很轻而非常有用。但我们仍更多地继续依赖着远古时代所发现的那些金属，这些金属就是铁、铜、锡、铅、银和金。
谈到这最后两种贵重金属，我们就需要指出它们在货币文化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习惯于小店铺和注册商行的现代英国人，未必能明确地想象出我们复杂的经营体制所从出的那些粗陋的萌芽。看一看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的一些部落中所实行的低级形式的商业是有教益的。
坚硬的闪长岩是制造斧子的珍贵原料，它远销于数百英里之外。运来这种原料的土著用它交换某些当地的珍贵产品，例如文身用的红赭石。这些蒙昧人已经如此地开化了，他们允许和平的商人安全地通过处于内战的部落区域。在这里可以遇到一队青年人，每一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块砂板石，向着他们的远方住所行进，为的是拿这石头当碾子。当异部落的客人来到澳大利亚人中时，澳大利亚人就在友谊会场或在交易市场接待他们，在那里互相交换礼物。毫无疑问，也完全明白，礼物应当是公平的交换；如果某一方感到不公平，那就会发生怨言和争吵。但在这种最初级的交换中，我们还未发现明显的关于价值单位的观念，而价值单位在交易中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中有较高阶段的交换。在他们那里，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穿着贝甲的线串（珠串），在交易中也作为货币使用。普通中等质量的线串，被认为同一张海龙皮价值相等。在旧大陆，常以牲畜计算价值的时代的许多遗迹，一直流传到今天。例如，在《伊利昂纪》中，我们从殡戏的描写中读到，头奖三腿桌，价为十二头牛；但是作为二奖的奴婢，只值四头牛。在这里已经承认价值单位的原则，因为不只牛的所有者能够用它们来买三腿桌和奴隶，而且任何一张出售的三腿桌都能以十二头牛的价值交换三个奴隶，因为每个奴隶值四头牛。
各种不同的有用的物品或装饰物，迄今作为交换的标志在流通，特别是在缺乏货币的地方。例如，在阿比西尼亚的旅行者，可以用盐块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他可以拿铁片、布块和珠串当钱使用。在南亚，贝币至今仍然起着零钱的作用，它们那里从太古时代起就已是如此了。所有这些物品都或多或少粗陋地起着金属钱币所容易起到的那种作用。
钱币的使用起源于古代用金银按重量交换商品，正像可以在埃及绘画上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上面描绘着用称衡量着一堆金环和银环的重轻。可见这些东西还不是真正的钱币。对于东方流通的大部分金银来说，现在还有某种类似的现象存在：在那里需要称一称一些小锭金银，以确定它们的价值。
当把金属制成一定分量和一定成色的小块，上面印有某种图像或花纹作为证明，不必再称或检验就可使用的时候，钱币就产生了。显然，制作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却没有想到。最早的钱币可能是中国人的带记号的小金块和裤形及刀形的铜片，这些铜片好像是预定作为交换真正的裤子和刀来用的。
在利迪亚（Lxaia）和埃吉纳（Aegina）出现的早期形式的钱币，它是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粗糙的环形，只是一侧冲压有类似龟形的标记。在另一侧，它们只带着冲压时留下的铁砧或工具的痕迹。在现代的钱币上，这种偶然的后面花纹改进成为背面的图案。艺术在钱币事务上发展很快。有腓力·马其顿的浮雕金钱标记的金币，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钱币之一，它一面有戴着桂冠的头像，另一面是两套马的马车图形。后来，就停止铸造这种带浮雕的钱币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种浮雕由于流传而被磨光了。罗马的阿斯不是打造而是铸出来的。起初它好像是一磅重的铜。钱币事业从最早时期起就是由政府专营，并且在实行钱币之后，为了国库的利益，很快就开始降低规格并减少它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