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2/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作者：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 2017-04-13 11:44
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