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2/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作者：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 2017-04-13 11:44
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