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628－726年）（2/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作者：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 2017-04-13 11:44
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
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
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