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公元前221－公元48年）（2/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作者：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 2017-04-13 11:44
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