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750－前507年）（2/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作者：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 2017-04-13 11:44
，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
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
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