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法老埃及（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2/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作者：人类与大地母亲-英-阿诺德·汤因比 2017-04-13 11:44
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