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信仰什么（2/2）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英-卡尔.波普尔》作者：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英-卡尔.波普尔 2017-04-13 11:39
许我们预见未来，及时赶浪头。有进步的预言家和倒退的预言家，他们都得到了忠实的信徒。也有成功女神和效率女神的预言家和信仰者，尤其是不惜任何代价发展生产的、经济奇迹的、人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信仰者，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的最大影响似乎属于悲观主义的哀叹的预言家。
现今，仿佛所有当代思想家——至少关心他们的良好声望的那些人——在一点上见解一致：我们生活在相当悲惨的时代——生活在实际的罪恶的时代，可能甚至生活在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时代；我们正走在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邪恶，也许甚至是原罪，使我们走到这种地步。伯特兰·罗素（我十分尊敬他）说，我们变得聪明了——也许过于聪明了；但是就道德而论，我们却不够好。我们智力的发展快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十分聪明，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在道德上我们却十分不成熟，不能建立世界国家，只有它才能摆脱毁灭一切的战争。
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这种流行的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时尚。无疑我不想说世界国家或者世界国家联盟的坏话。但是在我看来，把联合国的任何失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个体公民缺乏道德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我的信念是，只要我们能看到如何使这种牺牲适合我们的目的，几乎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做出任何可能的牺牲来保证世界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牺牲能保证人类和平，几乎没有人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我不想否认也许有人不乐于这样做，但是我确实想断言他们是比较稀少的。我们无疑都希望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
我在这次谈话中并不想专谈原子武器的问题。在英国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人人都热爱和钦佩伯特兰·罗素，然而连他也几乎不能成功地使人们认真讨论这些事情。例如，我的学生们邀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次讲演，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对他非常热情，杯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谈话，在讨论期间甚至纷纷发言，但是据我所知，然后他们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班中——在这里可以对从自然哲学到政治伦理学的任何可想象的问题进行最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学生曾触及罗素的问题。我体会到在欧洲大陆情况很不相同。
八年前「即1950年」我在美国从一位原子物理学家那里第一次听到罗素的论点，这位物理学家本人在导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上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听到这一点你们也许会感兴趣。他的观点是：投降比原子战争更可取。无可否认，在投降后人类不得不度过最恶劣的时代；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又会赢得自由。但是原子战争会毁灭一切。其他一些人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俄国的独裁下生活比起被原子弹炸死更好些，甚至更体面些。
尽管我尊重这种见解，我却认为这种选择提得不正确。它所以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不用投降而避免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我们不知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投降是否会导致原子战争。我们面前的真正选择是这样：我们是投降以减少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还是如有必要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甚至这种选择也包含着一种十分困难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主张和平的一方与主张战争的一方之间的决定。它是认为能充分准确地估计原子战争的或然性程度并认为风险过大——风险太大，以致投降更为可取——的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决定，另一方也希望和平，然而也记得不冒风险决不可能捍卫自由；丘吉尔在处于几乎无望的境地时没有在希特勒面前投降；尽管知情者有理由担心希特勒在暗示原子武器，然而当希特勒宣市他的“报复”武器时，没有一个人考虑投降；例如，小小的瑞士尽管在军事上明显软弱，却凭借其坚定的武装中立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的入侵。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场讨论中的双方都反对战争。他们在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最终双方不仅信仰和平而且信仰自由。
这一切双方都是共同的。随着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不一致：我们是推测并依赖或然性程度还是遵循传统？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对立。似乎理性主义赞成投降；而自由的传统反对投降。
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为我也是伯特兰·罗素的伟大赞美者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我选择传统而不选择理性主义。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不能估计或然性的程度。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知不多，我们不应冒充无所不知。正由于我是理性主义者，我相信理性主义有它的局限，实际上，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
我想避免争论，争论产生了许多恶毒的词句。我不能完全避免说明我的立场。尽管我认为在此为我的主张辩解并不是我的任务，我却想分析见解的差异，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信仰什么。
现在返回到我们的主要问题，“西方信仰什么？”也许可以说我们能够给出的许多正确答案中最重要的答案如下所述。我们憎恨**、镇压和暴力，我们都信仰与它们斗争。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种类的讹诈，尤其也反对用战争威胁进行的讹诈。我们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是可怕的灾难。我们希望和平，我们相信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我们都信仰自由，只有自由使生活值得去过。我们只是在屈服于讹诈和努力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分道扬镳。
在我看来，西方人希望和平与自由，我们都乐于为这两者做出最大的牺牲，这个事实比我所描述的双方间的不一致更重要。我相信这个事实允许我向你们提供对我们时代的非常乐观主义的描述。它非常乐观，以致由于担心你们失去自信，我几乎不敢向你们提出。因为我的命题是这样的：
我断言，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西方人所生活的这种社会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至今存在过的最好的社会。
在说上面这些话时，我决没有首先想到我们的物质财富，尽管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短暂时期中贫困已几乎从北欧和西欧绝迹这一点毕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我的青年时代，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贫困（尤其作为失业的结果）仍然是唯一的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困的绝迹（不幸的是，只在西方绝迹）有几个原因，而生产的发展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想主要指明三个原因，它们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人信仰什么。
1．只要有足供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让一个人挨饿，我们的时代把这一点确认为信条，甚至确认为在道德上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下定决心，不可让反对贫困的斗争听其自然，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所有人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富有者的职责。
2．我们的时代信仰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生活机遇的原则（“机会均等”）。像启蒙运动时期一样，我们的时代信仰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和裴斯泰洛齐一样信仰通过知识与贫困斗争，因此它正确地相信凡是具有必要能力的人都应能受到高等教育。
3．我们的时代在群众中激发了新的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的命运的**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由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
公众信仰和这三个信条——与贫困斗争、全民教育、对需要的意识和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非常可疑的发展。与贫困的斗争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有着可怕的官僚机构的福利国家，这个官僚机构例如把医院和整个医疗职业卷入漩涡，其明显的结果是，用于福利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真正使需要者受益。
但是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对它持批评态度——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人道、极可钦佩的道德信念，乐于在与贫困斗争中做出重大物质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它的信念的真挚。
乐于为它的道德信念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社会有权把它的观念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必须力求表明实现这些观念的更好的方式。
机会均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相似的不良结果。对于我自己这一代的贫穷学生来说，为知识而斗争是一种冒险，需要克己和牺牲，而这给予获得知识一种独特的价值。恐怕这种态度正在消逝。新的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权利被看作理所当然；对于我们不用牺牲而是作为应得权利所获得的东西，我们不太珍视。由于受教育的权利已成了奉送给学生的礼物，这样，社会剥夺了他的独特体验。
如你们从我关于这两点的评论中所看到的，我的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我赞美我们发现的所有解决办法，而是我赞美尝试这些解决办法的动机。把这些动机揭露为基本上是伪善的和利己主义的，这是流行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然而，悲观主义者们忘记了，甚至道德伪善者也凭借他的郑重声明本身证明他信仰他佯装接受的那些价值的道德优势。甚至我们伟大的独裁者们也被迫仿佛以他们信仰自由、信仰和平、信仰正义那样的语调来言谈。他们的伪善是对那些价值的无意识的和非故意的承认，对信仰它们的群众的无意的恭维。
现在我要谈第三点：群众物质需求的增长。由于这种观念与另一种自由的理想——希腊人和基督教的摆脱物质**的和通过自我克制而自我解放的理想——直接冲突，因此在这里害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物质需求的增长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跟上或超过他人的野心，而不是享受已得到的东西。它导致不满和忌妒，而不是满足。但是，在这方面，人们不应忘记我们刚开始新的发展，而学习需要时间。群众的新的和新蔓延的经济野心也许在道德上很不让人赞赏，无疑并不很好；但它毕竟是通过个人努力克服贫困的唯一方式。这种群众的经济野心也是抵销福利国家最成问题的特征之一的最有希望的手段：官僚机构的增长和它对个人的日益增加的指导。只有个人的经济野心能够使贫困成为例外，以致使与贫困的斗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没有意义。只有实现生活的高水平才能使贫困成为罕见的现象，以致有限的社会工作就可以应付它，由此解决古老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众多而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危险。
根据这些考虑，在我看来西方经济体制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使贫困成为罕见的例外，对于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来说，我们就很容易失去我们的自由。然而在此我必须反对人们一再以不同形式提出的一种学说：我是指在西方和东方经济体制间的抉择将最终取决于其中之一的经济优越性的学说。我个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但是我认为把抵制暴政建立在经济论点的基础之上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确实优越于自由市场经济，我也会反对计划经济。原因很简单，它很可能把国家权力增加到暴政的程度。我们不应藐视我们的自由，也不应为红豆汤而出卖它（《创世记》［Genesis］25：34）；也不应为最高生产率而出卖它，即使能够以自由为代价换取效率也不应如此。
我曾几次使用“群众”一词，尤其为着指出需求的增长和群众的经济野心是新事物的时候。由于这个缘故，有必要把我自己区别于那些把我们社会的特点强调为“群众社会”的少数人。“群众社会”，与此相似还有“群众的暴动”这个短语，成了的确似乎强烈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群众的口号。
我认为这个口号没有描述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社会哲学家们的幻想和他们对这个现实的描述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透过柏拉图的社会理论的眼镜看它的。
柏拉图是贵族形式**政体的理论家。作为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他提出下面的问题：“谁应当统治？谁应当管理国家？多数人，民众，群众，还是少数人，当选人，精英？”
一旦人们承认“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是基本问题，那么显然只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不是无知者，而是确实有知识的人，哲人；不是民众，而是少数最杰出者，那就是柏拉图关于最杰出者的、贵族的统治的理论。
民主的伟大理论家和这种柏拉图式理论的伟大对手——例如卢梭——采用了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不是认为它不适当而予以摒弃，这有些奇怪，因为十分清楚，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不是柏拉图所系统阐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谁应当统治？”或者“谁应当掌权？”而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者也许更确切些，“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换言之，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对于政治权力它的独断独行、它的滥用可据以控制和制服的制度的问题。
我不怀疑，西方人所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不过是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受到限制和控制的国家。因为我们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决不是理想国家；我们完全清楚，许多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追求政治理想是幼稚的，西方的任何一个明理的成年人都知道，“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于选择较少的邪恶”（引用维也纳诗人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话说）。
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政体：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他们的统治者的政体，和被统治者若想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这两种政体中的第一种我们称作民主政体，第二种我们称作暴政或独裁。但是这些名称并不真正重要，只有事实才真正重要。
西方人只是在这种朴素的意义上信仰民主政体：作为最少邪恶形式的政体。在挽救民主和西方上比任何人都起更大作用的人也是这样描述它的：“民主政体是最坏形式的政体，”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当然除去人们一再尝试过的所有那些其他形式的政体外。”
因此我们信仰民主政体，但不是因为它是由人民来统治。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来统治；相反，你和我都在被统治，有时超过找们所希望的程度。然而我们信仰与和平相容、与有效的政治对立相容从而与政治自由相容的那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政体。
我在上面提到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柏拉图的令人误解的问题“谁应当统治？”从未明显地遭到政治哲学家们的摒弃。卢梭提出同样的问题，但给予相反的回答：“人民的意志应当统治——多数人的意志，而非少数人的意志”；这确实是危险的回答，因为它导致对“人民”和“人民的意志”的想象的神化。
与卢梭相反，我们认为投票或选举的多数人决定只是不流血地、对自由限制最少地做出决定的方法。当然，多数人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主张少数人应当具有任何多数人的决定都不能压制的权利和自由。
我所说的话可以支持我的这样一种见解，“群众”、“精英”和“群众的暴动”这些流行词语源自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形态。
“但是”，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扫工人的投票占一样分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教育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的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回答是，受过教育的和半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确实具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撰写书籍和论文，教学和讲演，他们在讨论中发言，他们作为他们政党的党员能够使别人感到他的影响。
我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受过教育的人与“清扫工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蠢之间做出抉择呢？难道最聪明和最善的人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正是被那些人们承认为聪明和善良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吗？
难道我们要使我们的政治机构承担判断聪明与善，正直与无私的任务吗？难道我们要使这个任务成为政治问题吗？作为实践政治的问题，精英的问题是丝毫无法解决的：实际上，精英与派系是根本无法分辨的。
然而实际上在关于群众与精英的这一切梦呓中几乎没有丝毫真理，这只是因为这些“群众”并不真地存在。我们都面临——并使我们伤脑筋——的那些群众并不是具体的人民群众，而是比如说汽车和摩托车的群众。然而开小汽车的人和骑摩托车的人都不是群众的一员；恰恰相反，只存在着难以对付的具体的个人，人们差不多可以说，他几乎是为了生存独自地与其他每一个人斗争。homo－homini
lupus［人挤人］的个人主义的形象从未更适宜过。
不，我们不是生活在群众社会。相反：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如此多的人乐于牺牲，愿意负起责任的重担。以前从未有过像我们的时代在野蛮战争中有这样多的自发的和个人的英雄主义，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从未有过这样少的英雄主义的社会和物质诱因。
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属于群众还是属于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是对我们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奴隶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秩序，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
如果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东方，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和解的思想结束：
诚然，斯大林再次引入了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有。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
现今，仿佛所有当代思想家——至少关心他们的良好声望的那些人——在一点上见解一致：我们生活在相当悲惨的时代——生活在实际的罪恶的时代，可能甚至生活在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时代；我们正走在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邪恶，也许甚至是原罪，使我们走到这种地步。伯特兰·罗素（我十分尊敬他）说，我们变得聪明了——也许过于聪明了；但是就道德而论，我们却不够好。我们智力的发展快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十分聪明，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在道德上我们却十分不成熟，不能建立世界国家，只有它才能摆脱毁灭一切的战争。
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这种流行的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时尚。无疑我不想说世界国家或者世界国家联盟的坏话。但是在我看来，把联合国的任何失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个体公民缺乏道德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我的信念是，只要我们能看到如何使这种牺牲适合我们的目的，几乎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做出任何可能的牺牲来保证世界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牺牲能保证人类和平，几乎没有人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我不想否认也许有人不乐于这样做，但是我确实想断言他们是比较稀少的。我们无疑都希望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
我在这次谈话中并不想专谈原子武器的问题。在英国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人人都热爱和钦佩伯特兰·罗素，然而连他也几乎不能成功地使人们认真讨论这些事情。例如，我的学生们邀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次讲演，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对他非常热情，杯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谈话，在讨论期间甚至纷纷发言，但是据我所知，然后他们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班中——在这里可以对从自然哲学到政治伦理学的任何可想象的问题进行最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学生曾触及罗素的问题。我体会到在欧洲大陆情况很不相同。
八年前「即1950年」我在美国从一位原子物理学家那里第一次听到罗素的论点，这位物理学家本人在导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上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听到这一点你们也许会感兴趣。他的观点是：投降比原子战争更可取。无可否认，在投降后人类不得不度过最恶劣的时代；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又会赢得自由。但是原子战争会毁灭一切。其他一些人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俄国的独裁下生活比起被原子弹炸死更好些，甚至更体面些。
尽管我尊重这种见解，我却认为这种选择提得不正确。它所以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不用投降而避免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我们不知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投降是否会导致原子战争。我们面前的真正选择是这样：我们是投降以减少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还是如有必要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甚至这种选择也包含着一种十分困难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主张和平的一方与主张战争的一方之间的决定。它是认为能充分准确地估计原子战争的或然性程度并认为风险过大——风险太大，以致投降更为可取——的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决定，另一方也希望和平，然而也记得不冒风险决不可能捍卫自由；丘吉尔在处于几乎无望的境地时没有在希特勒面前投降；尽管知情者有理由担心希特勒在暗示原子武器，然而当希特勒宣市他的“报复”武器时，没有一个人考虑投降；例如，小小的瑞士尽管在军事上明显软弱，却凭借其坚定的武装中立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的入侵。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场讨论中的双方都反对战争。他们在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最终双方不仅信仰和平而且信仰自由。
这一切双方都是共同的。随着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不一致：我们是推测并依赖或然性程度还是遵循传统？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对立。似乎理性主义赞成投降；而自由的传统反对投降。
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为我也是伯特兰·罗素的伟大赞美者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我选择传统而不选择理性主义。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不能估计或然性的程度。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知不多，我们不应冒充无所不知。正由于我是理性主义者，我相信理性主义有它的局限，实际上，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
我想避免争论，争论产生了许多恶毒的词句。我不能完全避免说明我的立场。尽管我认为在此为我的主张辩解并不是我的任务，我却想分析见解的差异，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信仰什么。
现在返回到我们的主要问题，“西方信仰什么？”也许可以说我们能够给出的许多正确答案中最重要的答案如下所述。我们憎恨**、镇压和暴力，我们都信仰与它们斗争。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种类的讹诈，尤其也反对用战争威胁进行的讹诈。我们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是可怕的灾难。我们希望和平，我们相信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我们都信仰自由，只有自由使生活值得去过。我们只是在屈服于讹诈和努力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分道扬镳。
在我看来，西方人希望和平与自由，我们都乐于为这两者做出最大的牺牲，这个事实比我所描述的双方间的不一致更重要。我相信这个事实允许我向你们提供对我们时代的非常乐观主义的描述。它非常乐观，以致由于担心你们失去自信，我几乎不敢向你们提出。因为我的命题是这样的：
我断言，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西方人所生活的这种社会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至今存在过的最好的社会。
在说上面这些话时，我决没有首先想到我们的物质财富，尽管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短暂时期中贫困已几乎从北欧和西欧绝迹这一点毕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我的青年时代，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贫困（尤其作为失业的结果）仍然是唯一的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困的绝迹（不幸的是，只在西方绝迹）有几个原因，而生产的发展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想主要指明三个原因，它们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人信仰什么。
1．只要有足供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让一个人挨饿，我们的时代把这一点确认为信条，甚至确认为在道德上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下定决心，不可让反对贫困的斗争听其自然，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所有人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富有者的职责。
2．我们的时代信仰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生活机遇的原则（“机会均等”）。像启蒙运动时期一样，我们的时代信仰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和裴斯泰洛齐一样信仰通过知识与贫困斗争，因此它正确地相信凡是具有必要能力的人都应能受到高等教育。
3．我们的时代在群众中激发了新的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的命运的**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由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
公众信仰和这三个信条——与贫困斗争、全民教育、对需要的意识和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非常可疑的发展。与贫困的斗争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有着可怕的官僚机构的福利国家，这个官僚机构例如把医院和整个医疗职业卷入漩涡，其明显的结果是，用于福利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真正使需要者受益。
但是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对它持批评态度——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人道、极可钦佩的道德信念，乐于在与贫困斗争中做出重大物质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它的信念的真挚。
乐于为它的道德信念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社会有权把它的观念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必须力求表明实现这些观念的更好的方式。
机会均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相似的不良结果。对于我自己这一代的贫穷学生来说，为知识而斗争是一种冒险，需要克己和牺牲，而这给予获得知识一种独特的价值。恐怕这种态度正在消逝。新的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权利被看作理所当然；对于我们不用牺牲而是作为应得权利所获得的东西，我们不太珍视。由于受教育的权利已成了奉送给学生的礼物，这样，社会剥夺了他的独特体验。
如你们从我关于这两点的评论中所看到的，我的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我赞美我们发现的所有解决办法，而是我赞美尝试这些解决办法的动机。把这些动机揭露为基本上是伪善的和利己主义的，这是流行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然而，悲观主义者们忘记了，甚至道德伪善者也凭借他的郑重声明本身证明他信仰他佯装接受的那些价值的道德优势。甚至我们伟大的独裁者们也被迫仿佛以他们信仰自由、信仰和平、信仰正义那样的语调来言谈。他们的伪善是对那些价值的无意识的和非故意的承认，对信仰它们的群众的无意的恭维。
现在我要谈第三点：群众物质需求的增长。由于这种观念与另一种自由的理想——希腊人和基督教的摆脱物质**的和通过自我克制而自我解放的理想——直接冲突，因此在这里害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物质需求的增长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跟上或超过他人的野心，而不是享受已得到的东西。它导致不满和忌妒，而不是满足。但是，在这方面，人们不应忘记我们刚开始新的发展，而学习需要时间。群众的新的和新蔓延的经济野心也许在道德上很不让人赞赏，无疑并不很好；但它毕竟是通过个人努力克服贫困的唯一方式。这种群众的经济野心也是抵销福利国家最成问题的特征之一的最有希望的手段：官僚机构的增长和它对个人的日益增加的指导。只有个人的经济野心能够使贫困成为例外，以致使与贫困的斗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没有意义。只有实现生活的高水平才能使贫困成为罕见的现象，以致有限的社会工作就可以应付它，由此解决古老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众多而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危险。
根据这些考虑，在我看来西方经济体制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使贫困成为罕见的例外，对于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来说，我们就很容易失去我们的自由。然而在此我必须反对人们一再以不同形式提出的一种学说：我是指在西方和东方经济体制间的抉择将最终取决于其中之一的经济优越性的学说。我个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但是我认为把抵制暴政建立在经济论点的基础之上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确实优越于自由市场经济，我也会反对计划经济。原因很简单，它很可能把国家权力增加到暴政的程度。我们不应藐视我们的自由，也不应为红豆汤而出卖它（《创世记》［Genesis］25：34）；也不应为最高生产率而出卖它，即使能够以自由为代价换取效率也不应如此。
我曾几次使用“群众”一词，尤其为着指出需求的增长和群众的经济野心是新事物的时候。由于这个缘故，有必要把我自己区别于那些把我们社会的特点强调为“群众社会”的少数人。“群众社会”，与此相似还有“群众的暴动”这个短语，成了的确似乎强烈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群众的口号。
我认为这个口号没有描述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社会哲学家们的幻想和他们对这个现实的描述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透过柏拉图的社会理论的眼镜看它的。
柏拉图是贵族形式**政体的理论家。作为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他提出下面的问题：“谁应当统治？谁应当管理国家？多数人，民众，群众，还是少数人，当选人，精英？”
一旦人们承认“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是基本问题，那么显然只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不是无知者，而是确实有知识的人，哲人；不是民众，而是少数最杰出者，那就是柏拉图关于最杰出者的、贵族的统治的理论。
民主的伟大理论家和这种柏拉图式理论的伟大对手——例如卢梭——采用了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不是认为它不适当而予以摒弃，这有些奇怪，因为十分清楚，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不是柏拉图所系统阐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谁应当统治？”或者“谁应当掌权？”而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者也许更确切些，“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换言之，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对于政治权力它的独断独行、它的滥用可据以控制和制服的制度的问题。
我不怀疑，西方人所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不过是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受到限制和控制的国家。因为我们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决不是理想国家；我们完全清楚，许多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追求政治理想是幼稚的，西方的任何一个明理的成年人都知道，“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于选择较少的邪恶”（引用维也纳诗人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话说）。
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政体：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他们的统治者的政体，和被统治者若想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这两种政体中的第一种我们称作民主政体，第二种我们称作暴政或独裁。但是这些名称并不真正重要，只有事实才真正重要。
西方人只是在这种朴素的意义上信仰民主政体：作为最少邪恶形式的政体。在挽救民主和西方上比任何人都起更大作用的人也是这样描述它的：“民主政体是最坏形式的政体，”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当然除去人们一再尝试过的所有那些其他形式的政体外。”
因此我们信仰民主政体，但不是因为它是由人民来统治。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来统治；相反，你和我都在被统治，有时超过找们所希望的程度。然而我们信仰与和平相容、与有效的政治对立相容从而与政治自由相容的那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政体。
我在上面提到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柏拉图的令人误解的问题“谁应当统治？”从未明显地遭到政治哲学家们的摒弃。卢梭提出同样的问题，但给予相反的回答：“人民的意志应当统治——多数人的意志，而非少数人的意志”；这确实是危险的回答，因为它导致对“人民”和“人民的意志”的想象的神化。
与卢梭相反，我们认为投票或选举的多数人决定只是不流血地、对自由限制最少地做出决定的方法。当然，多数人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主张少数人应当具有任何多数人的决定都不能压制的权利和自由。
我所说的话可以支持我的这样一种见解，“群众”、“精英”和“群众的暴动”这些流行词语源自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形态。
“但是”，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扫工人的投票占一样分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教育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的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回答是，受过教育的和半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确实具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撰写书籍和论文，教学和讲演，他们在讨论中发言，他们作为他们政党的党员能够使别人感到他的影响。
我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受过教育的人与“清扫工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蠢之间做出抉择呢？难道最聪明和最善的人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正是被那些人们承认为聪明和善良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吗？
难道我们要使我们的政治机构承担判断聪明与善，正直与无私的任务吗？难道我们要使这个任务成为政治问题吗？作为实践政治的问题，精英的问题是丝毫无法解决的：实际上，精英与派系是根本无法分辨的。
然而实际上在关于群众与精英的这一切梦呓中几乎没有丝毫真理，这只是因为这些“群众”并不真地存在。我们都面临——并使我们伤脑筋——的那些群众并不是具体的人民群众，而是比如说汽车和摩托车的群众。然而开小汽车的人和骑摩托车的人都不是群众的一员；恰恰相反，只存在着难以对付的具体的个人，人们差不多可以说，他几乎是为了生存独自地与其他每一个人斗争。homo－homini
lupus［人挤人］的个人主义的形象从未更适宜过。
不，我们不是生活在群众社会。相反：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如此多的人乐于牺牲，愿意负起责任的重担。以前从未有过像我们的时代在野蛮战争中有这样多的自发的和个人的英雄主义，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从未有过这样少的英雄主义的社会和物质诱因。
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属于群众还是属于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是对我们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奴隶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秩序，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
如果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东方，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和解的思想结束：
诚然，斯大林再次引入了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有。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