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2）
《宪章运动史-英-R.G.甘米奇》作者：宪章运动史-英-R.G.甘米奇 2017-04-13 11:31
团体应当做的那样对他表示感谢，而且对他们的一片苦心痛加谴责，因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表明他们的主子是对的，而对方却是错的。对此，甘米奇以他那犀利的文笔痛加驳斥，毫不容情地指责他们卑鄙龌龊的不正当行为，以致竟然承认伪造出来的决议。麦克道尔在给甘米奇的信中转抄了据说是格拉斯哥秘书史密斯来信的一段摘录，执行委员会就是根据这封信来对麦克道尔找碴的。据史密斯在这段摘录中的说法《北极星报》上所披露的信件与他寄给该报的原信完全不同。甘米奇等写信给史密斯，询问真相。他在复信中又说，《北极星报》上的信件是真实的。他的复信极长，甘米奇抄了一份副本寄给《北极星报》。该报编辑选登了部分摘录，以奚落的口吻写道，“甘米奇先生是不喜欢私人间的通信的；那么他是否愿意把他据以质问史密斯先生的那封私人信件公之于众呢？”甘米奇就把上述摘录寄给该报，而这位追根穷底的编辑先生却始终没有把它披露出来；这样就使人们推想，北安普敦分会秘书本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奥康纳式的公道，因为我们只能把这位编辑看做是奥康纳手下的一个工具。大约与此同时，《北极星报》从利兹迁到伦敦，奥康纳把他的出版印刷设备转让于人。该报现由大风车街的麦高恩承印，售价从四个半便士提高到五便士。为了庆祝这次搬迁，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公开招待会，由刀具街宪章俱乐部的W．克拉克主持，他是首都最诚挚、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奥康纳的热烈赞美者。
此时出现了另一民主刊物，名为《全国改革者》，奥布赖恩是该刊的所有人并自任编辑。这份报刊只经营了两年多时间。除了提倡人民宪章所规定的各项政治改革外，它还制定了土地国有化计划，原则是对原土地持有人作价补偿。它竭力主张彻底改革币制，谴责那些规定金价并使我国货币以这种金属的多寡为转移的法令。它提倡信用货币，以全国实际可消费的财富作为基础。信贷银行应对各个阶级一视同仁，从而使勤劳稳重的人以及工人通过贷款方式，能有机会变成资本家，这是它所提出的另一项改革；它所主张的第四项重大措施是公平交易，通过国有市场或商店的中间作用促其实现，生产者可用他们的财富换取积存在那里的别种财富，或者换取相当于他们出售的财富价值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并应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币。凡此种种就是《全国改革者》在它篇幅上所阐述的根本性的重大改革；但是该报编辑始终特别注意使读者深刻认识到，这些改革只有依靠政权才能如愿以偿。他反对奥康纳正在不遗余力地使公众在思想上牢记一种见解，即认为后者的土地合作计划将会实现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一星期接着一星期，他企图利用人们所能利用的各种论据来证明这类方案是绝对荒谬的，尽管不能曲解法律来对它们进行制裁；但当他看到可以引用这些法律来推翻这些方案时，他便谴责这些是邪恶伪诈的方法，是用来激起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的方法，他预料整个计划必将彻底失败，民主主义的事业必将因而推迟。奥布赖恩由于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而受到了奥康纳及执行委员会中奥康纳同党的指责。奥康纳对他自己的能力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因为他认为自已能够在难以置信的短时期内，把全体会员安置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村舍。他所确定的最大时限是六年，希望在此期间使他“亲爱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
这时候，奥康纳还有一个敌对者J．沃特金斯，他从前曾是他的一个十分忠实的信徒。沃特金斯曾经谴责所有反对奥康纳的人；洛维特、文森特、菲尔普和上届执行委员会都遭到他的怒斥。现在他却谴责奥康纳本人了。伦敦宪章运动者创办了一个月刊，请他担任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对奥康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个月刊不久便停刊了。以后他就在《全国改革者》上发表公开信，攻击奥康纳和执行委员会；但因奥布赖恩给予被攻击的当事人以答辩的权利，使沃特金斯大感不快，不久对奥布赖恩也加以斥责了。奥康纳为了打击奥布赖恩在公众中的声望，竟指责后者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这一伙人有一个团体，自称是为了解放工业生产而建立的，企图以改革币制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由于奥布赖恩准许这个团体的宣言在他的报上发表，并促使人们注意它所提出的问题，奥康纳就立即轻率地作出结论，说他接受了这个团体的津贴。奥布赖恩对这种指责给予应得的回击。他把《北极星报》刊登的奥康纳的全文抄录下来，加上一些讽刺性的评语，重述了奥康纳所坚持的许多主张、所提的许多保证以及所作的一些预言，而且据他本人说，所有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根据这些被奥布赖恩讽刺地称为已经实现的事实，人们在听到奥康纳说他（奥布赖恩）曾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时，就应当信以为真。奥康纳的荒谬言论被列成这样一份清单，使他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如果奥布赖恩始终采取类似这样的作法对待他的敌人，就对他自己和人民的事业都一定会有好处。奥康纳和他的同事们非但用尽方法来损害奥布赖恩本人，而且还设法毁坏他的朋友的人格。举个例子，据奥康纳说，利兹有一个叫做莫泽利的人，1839年曾充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密探，其目的是要煽动群众进行暴动，诱使他们犯罪，然后向警察告密，出卖他们。据说，莫泽利因此领到了七十二镑。奥布赖恩在利兹有一个朋友，名叫莫斯利，这个名字在利兹是和莫泽利是同音的；他是宪章运动者中唯一有此名字的人，奥布赖恩认为这种指责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便写信要求《北极星报》的编辑声明他所指的不是莫斯利，否则就得提供莫斯利犯罪的证据。《北极星报》既不声明，也不提供罪证。由于编辑霍布森先生与上述指责有关，而且又是利兹市议会议员，莫斯利就向该会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这位诚实可靠的编辑竭力把责任从自己肩上推卸给该议会的另一议员。但是，就连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奥康纳所说的情况也有出入，因为霍布森指控上述市议员曾告诉他，这七十二镑是用来镇压1842年的“矿工暴动”的，而奥康纳却把这件事的日期确定在1839年。但上述市议员当面拆穿了霍布森的谎话，声称他所说的是，这七十二镑是当时给予警察额外工作的酬报。对莫斯利的指控并无事实证明，只因他支持奥布赖恩才被凭空捏造出来，但它却带来了也许不是原捏造者始料所及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看来是有充分依据的。这就是对奥康纳的指责，怪他不该对弗罗斯特和其他同志遭到政府的迫害坐视不救。这种指责是巴恩斯利的威廉·艾什顿提出的，他曾为宪章运动事业坐过两年监牢，毕生同劳动人民和民主主义的赞助者保持联系，而且在工人们的自相结合被看作十分危险的行动时期，一度被流放到国外几年。艾什顿是一个实事求是、英勇果断的民主主义者，愿为民主事业作出任何牺牲；他过去的经历是他愿意忍受苦难的一个保证。艾什顿和莫斯利熟识，深知他的品德，看到奥康纳对待莫斯利的行为感到十分厌恶，便写信给他的朋友，据他说是为了使莫斯利明了指控他的人的品格。莫斯利把这封信寄给《全国改革者》的编辑。按照艾什顿的说法，看来当时宪章派的部分领袖正在策划一次宪章运动者的示威游行，而他们在伦敦聚会就是为了进行布置。新港发生的不幸事件就是这种布置的结果。当时威廉·艾什顿正在伦敦，遇到了这些人士；但他从同其中一人的私人谈话中，不久便认识到，他们对他执行这项任务不予信任。有鉴于此，他决意在可能的情况下营救弗罗斯特，使他不致堕入为他设下的陷阱；但艾什顿为了逃脱政府的魔掌，不得不在赫尔乘船前往法国。威廉·希尔牧师伴送他到上述港口，于是他就把他对弗罗斯特被陷害的疑虑告诉了这位牧师，竭力敦促牧师去会见奥康纳，并要求奥康纳设法制止正在策划的轻率行动。这一点，希尔答应切实履行。艾什顿从法国回来时，新港事件早已发生，事态的演变正如他预料所及。他到哈默史密斯去拜访奥康纳，质问他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营救弗罗斯特；奥康纳否认在事件发生前了解任何情况。不久以后，艾什顿到利兹去拜访希尔，希尔郑重声明，他和艾什顿在赫尔分别后四、五天，就把消息告诉了奥康纳，会晤的地点在利兹的布尔和穆斯旅店。嗣后乔治·怀特偕同艾什顿访问希尔，希尔重述了以前的话，并且补充说，奥康纳和他会晤后不久便前往爱尔兰，在那里一直呆到那场大祸发生以后。艾什顿还说，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讨如何拯救弗罗斯特，使他免遭政府的毒手。奥康纳被选为大会的代表，但他从未出席会议。然而，大会却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塔维斯托克饭店去拜访他，当时他正和律师吉奇在一起，读者们一定记得，吉奇是弗罗斯特的亲戚。代表团请奥康纳表示意见。他对他们说，万一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们被判有罪，生命发生危险，他将亲自率领英格兰人民发动一次流血革命来营救他们；吉奇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采取同样行动。奥康纳和吉奇都竭力敦促代表团必须使人民作好准备。代表团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就上述情况作了报告，当时艾什顿也在场。大约与此同时，在杜斯伯里也为同一目标举行了代表会议，会议派遣使者到全国代表大会去探询大会和奥康纳所作的决定。使者带回的答复是，全国代表大会决心发起暴动来营救受难者；奥康纳保证率领他们，而吉奇则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使者又奉派向全国代表大会声明，杜斯伯里的代表们也已作出同样决定，并规定1月12日为暴动的日期。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如果赞同这项决定，应即回到各该地区，并责成奥康纳履行他的诺言。奥康纳头一天曾从蒙默斯给克利夫送来一张为数二十五镑的汇票，作为全国代表大会推行任何计划的费用。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们纷纷回去发动民众；因此发生了谢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暴动。但是经过这种发动而参加暴动的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刊登了一篇指责整个计划的文章；再过一星期，奥康纳在同一刊物上也加以指责。凡此种种就是艾什顿给莫斯利的信中所说的情况；这里不妨再附带说明一句，这封信的头一部分有关主要事实的陈述，都由奥布赖恩予以证实。奥布赖恩断言，奥康纳充分了解预定在新港发生的暴动；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奥布赖恩还曾央求奥康纳用他的声望加以制止，因为在全国既无武装又无组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必然是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遭到牺牲。奥布赖恩又曾在私下向我们重复提到这些话。据他说，他曾表示愿意凭他所享有的一点声望防止这次预定的暴动，如果奥康纳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但他仍请奥康纳承担这项任务，因为奥康纳的声望较高，势力也较大，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奥康纳郑重声明愿意履行这项任务。“他将尽力予以防止；决不让暴动发生”，奥布赖恩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就把这件事付托给他了。然而，当这些话公诸于众时，奥康纳矢口否认；他拒不承认他知道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活动；他初次知道这个事件，是在事件发生以后。让我们作为公正的裁判者来探讨一下各有关方面可能的真实情况吧。
我们首先要问——奥康纳既是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耳目到处皆是，还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手中掌握这些条件，就比大多数宪章派人士有更多的便利来了解他的同党所采取的每一重要措施。根据这些情况，在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几周中，却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难道可能吗？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少可能性的了。况且，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游行不仅全国代表大会每个领袖人物几乎全都知道，即使许多在宪章运动中声望较逊的人们也有所闻；而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偏偏要假想，几乎只有那个比谁的声望都高的人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一定是盲目轻信，这将使他们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奥康纳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事态发展充分知情的说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可资证明，这就是正好在紧要关头，他离开危险地带，乘船前往爱尔兰。但是，据说他到爱尔兰去，是另有目的的。他本人所说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对啦，目的是要说服一个郡——科克郡——的选民，预先登记他们的选票，以便在将来不论什么时候举行大选时，选出一个自由党的议员。我们在对奥康纳公平对待的同时，还确实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有丝毫值得受人重视的判断力的话，就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个借口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站不住脚的一种——事实上，就当时民主党派的情况而言，这是对公众的认识的一个极其恶毒的侮辱。他的爱尔兰之行以及为这次旅行所作的借口，其本身几乎就是一个铁证——如果这种措词可以被接受的话——证明他对整个事件是彻底知情的。假如这是事实，那么，用最宽厚的措词来说，奥康纳的行为确实难以宽恕；从他对奥布赖恩所作的诺言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奥康纳对于这次策划的暴动，要么具有信心，要么没有信心，两者必居其一。如果他有信心的话，他作为人民的领袖——他自以为是人民的领袖——就有亲自领导这一次运动的责任，无论如何，也应亲自参加。如果他对成功缺乏信心，那他就不该不尽一切力量来加以防止。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这就表明他对这些被他称作朋友的人不是采取卑怯的作法，便是背信弃义，虽然他自认自己的行动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也许有人要问——奥康纳有无可能想要毁灭弗罗斯特？我们猜想他还不至于如此，倘若不采取这种作法就可以使他（奥康纳）达到目的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记得的，弗罗斯特的声望几乎与奥康纳不相上下。名望欲是奥康纳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凭良心说，我们相信，在奥康纳看来，为了攫取并保持声望，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他虽然没有积极参与威尔士运动的布置事宜，却不动声色地任其演变，借此使他的敌对者被清除掉。奥康纳自诩其功匪浅，为了营救弗罗斯特的生命，在金钱和其他方面曾作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说他并不希望弗罗斯特被绞死，我们是可以很快就相信的。他的良心迟早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如果说谁有义务为另一个人作出牺牲的话，那么，奥康纳就有义务为弗罗斯特作出牺牲；因为他可能，而且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防止这个危及弗罗斯特生命的危险。奥康纳对弗罗斯特不怀有多大好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欧内斯特·琼斯的话来作证明。1853年他在地方各郡旅行期间告诉我们，奥康纳曾对他说过，弗罗斯特是个无赖。“关于弗罗斯特，”琼斯说，“我完全不了解情况；但奥康纳总是对我说，他是一个该死的无赖。”这确是奥康纳对弗罗斯特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评价，他一直公开称赞弗罗斯特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其命运他又一直表示怜悯。在为了设法营救弗罗斯特所作的努力方面，奥康纳的行为同样也不是可宽恕的。由于他的诺言，他使许多正直热心人士落入陷阱，可能使他们象霍尔贝里和克莱顿那样丧失生命。奥康纳对这次运动成功与否如果没有把握，他并不是非参加不可的；但既已庄严保证说自己要予以领导，那他就有必要或是履行诺言，或是在受骗者陷入危险以前制止这次运动。就他这一方面来说，他公开指责他暗中所鼓励的行动，确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伪善行为。
我们可能因为重提这些旧事而受到指责。心地淳厚但目光浅短的人也许认为最好不咎既往，不要把过去背信弃义的行为和蠢事揭露出来，生怕揭露以后有害于人民事业。那些惯于吹牛的卑劣而蹩脚的煽动家也许在力图使人民对这种谬见留下印象。但是，对于人民以其全部精力投入的一个最崇高的运动中所以出现的种种背信弃义、虚伪愚妄的行为，要费力地作些回溯，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然而，不管工作如何令人生厌，也必须予以完成。凡是可能削弱和贬低民主运动的一切行为，其真相必须予以揭露，否则，同样的错误就会一再重犯。我们亲眼目睹，正是这种企图抹煞真相的愿望，证明我们已堕落到严重蜕化的地步。胆大气壮的正直人士将会对我们说，“把事实和盘托出，让我们看一看，是否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作为未来行动的前车之鉴。”这就是我们所要奉行的政策，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但是我们这样做，可以用良心来作证，我们履行我们的任务，决不是因为对我们所谴责的对象有什么私怨，而是完全出于责任感。如果上述有关奥康纳在弗罗斯特事件发生前早有所知的证据还嫌不足——不过我们相信，对一切公正无私的人来说，这种证据已无争论的余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员洛厄里所说的话。由于希望对这个问题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我们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洛厄里先生，弗罗斯特的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是积极参与行动的；你是否知道奥康纳与这个事件究竟有无关系？”洛厄里的答复是，“奥康纳与这次行动的事前布置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对这件事是完全知道的，而且他是唯一能够加以制止的人，如果他有这种意愿的话。”读者不妨把我们所引证的各种说法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平心静气地自问，所有这几方面的证据是否还不足以驳倒被谴责者单方面的否认。
旧日的领袖间存在的争执在1845年夏季变得严重到了极点。奥布赖恩、沃特金斯和卡彭特与奥康纳敌对，后三人却又跟奥布赖恩处于对立地位。奥康纳尽力污蔑奥布赖恩所主张的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原则，如同他诋毁后者所提倡的信用货币一样。奥布赖恩的见解始终如一，跟奥康纳称他为“教师”时毫无二致。沃特金斯也同样攻击这些原则，并指责靠鼓吹政治原则为生的人；而事实是，沃特金斯本人一向仰给于宪章运动团体，直到最近由于一个亲属的死亡使他从国家征税中得到一笔遗产后，才自命为一个独立的宪章运动者。卡彭特是当时《劳埃德新闻》的编辑，同样也对奥布赖恩的原则及其提倡者进行攻击，虽然他也曾时常提出这些原则，并在他所编的一本政治教材中加以阐述。另一方面，奥布赖恩攻击这些人的前后矛盾，证明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弊病百出。奥康纳曾作估计，如有原始资金五千镑（两千会员每人缴付两镑十先令的捐款），就可以安置五十名会员，还可以有八百七十五镑余额。他提议把这样购进的地产，连同建造的房屋，抵押四千镑，加上从上述原始资金余额中拨用一百二十五镑，又可以购进一份地产，再安置五十名会员。第二份地产以类似方式抵押出去，第三份地产再以押款购进，依此类推，直到第八份地产购进以后，就可以安置四百名会员。据奥康纳的估计，这几份地产三年内可以增值一倍多，而原价只需要三万三千镑，到第四年年底，至少值价六万镑，这就使协会得到两万七千镑的利润。其他的估计也是同样荒唐的。奥布赖恩予以批评说：
“这些估计假定下列各种情况均不成问题，这就是说，地产可按每英亩十八镑十五先令的市价购进；以这种价格购进的土地每亩每年增值十五先令；在它上面建造村舍平均每所需费三十镑；在城镇生长的工人（认购者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工人）一定能为一所村舍和两英亩土地每年偿付五镑，而经过这笔交易后事业仍继续保持欣欣向荣；每人拥有的土地三年内可增值一倍多；一旦尽快地安置了五十家住户，有钱阶级就会贷放抵押借款，数额大致与土地和房屋的原价值相等；新的土地又可购进，另五十家住户又可用同样方式予以安置；除了每人每年所付的两先令以外，协会并无其他管理费用；由于购置土地以及用土地抵押借款所需办的地契及转让证、印花税等项手续都不必付费；这个协会的司库、秘书、董事等都是一些廉洁正直人士，他们辛勤的服务（这种服务看来不是挂名闲差）不计报酬；尤其重要的，地主决不会不愿把土地卖给协会会员，资本家决不会不愿把抵押地契的钱借给他们。这些就是这份妙不可言的估计表所假想的许多异想天开的项目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时间自会证明大部分项目都是空中楼阁似的假想。但最妙的是，慈善为怀的费格斯一方面诱使千千万万群众跟随着他去参加火炬集会、示威游行等等，造成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极大浪费，使数以千计的人由于监禁、失业和流放而实际上家破人亡，而同时却又认为只要成立一个‘全国宪章运动者土地合作协会’，就能保证使我们全体获得社会福利，引用他本人在上星期《北极星报》上的说法，他认定‘政治平等只有通过社会福利才能实现’。而他从前曾教导我们，社会福利只能脱胎于政治平等；但是，无疑的，一旦他的土地计划化为泡影，他又会要我们奉行旧的信条，或给我们另创新的信条。”
这些争论发生不久，奥布赖恩应朋友的邀请，前往伯明翰、谢菲尔德、罗奇代尔等地游历。奥康纳一派人是不会让他通行无阻的。在伯明翰，他们对他怒不可遏，但人数有限，在集会上只能形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集团。在其他地方，他们对他的待遇则比较公道些。在谢菲尔德的公众集会上，奥布赖恩向奥康纳挑战，要求同他进行辩论，以证明他（奥布赖恩）致力于争取人民的全部权利。而费格斯·奥康纳却不是如此。然而，这次挑战始终未被接受。奥康纳继续嘲讽奥布赖恩和一切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并称他们为令人十分厌烦的家伙；虽然他的三个同事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多伊尔都自认为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同时，奥布赖恩所提的警告不是没有相当效果的。
将近1845年年底，土地协会的代表们在杜斯伯里举行会议，对土地计划中的许多规定和管理人员的一些经营方式提出了强烈反对，结果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若干决议。但《北极星报》编辑部对这次会议报告的一切重要内容都秘不宣布；尽管如此，该报编辑对代表们在会议上的情况都津津乐道，任意批评。这时候，戴维·罗斯开始在《全国改革者》上撰写宪章运动的回忆录。从1841年以来，罗斯一直是宪章运动演讲员；他是一个演说术教师，公认为当时宪章运动中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虽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概念有多大深的理解而闻名于世。然而，在他第一篇通信遭到了奥布赖恩的批评后，他就声明自愿把这个问题暂时搁起。当宪章运动团体内部正在互相龃龉，甚至使他们政治信仰中的一些重大原则几乎全被忽视。当个人崇拜高于一切，而正直的独立性几乎完全屈服于盲目悖理的无知状态时，反谷物法联盟却在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开始在公众集会上大露头角。为了传播他们的政治经济原则，他们先筹得五万镑，后又捐到十万镑经费。他们的小册子和宣传员遍及全国各地，不久就很明显，他们正在议会中产生影响，他们的巨大努力将以胜利而告终。在这个紧要关头，奥康纳仍然本性难移——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那反复无常的立场。当时的政府首脑罗伯特·皮尔爵士是个权宜派政治家，宣布了一项措施，其性质之彻底，使他的老政敌辉格党甘拜下风。拉塞尔的最后宣言提出了征税四先令；皮尔的方案却主张将谷物法全部废止。他立即把这项税率大大降低，三年内一定把它全部取消；保守党的这项措施还计划在其他许多部门中实行自由贸易。各方面人士（深知奥康纳底蕴的人们可能除外）感到惊讶的是皮尔的计划一经公布，奥康纳立即把它捧上了天。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措施；它是一个“万能措施”，“将使人民在国内大大提高地位，因而在国外也大大提高地位”；他以邓库姆和他本人的名义向皮尔保证，人民将给他“一致的支持”。有些人惯于听到奥康纳把联盟叫做“祸害”，常听他把自由贸易者称为“海盗”，一再地听他指摘这个政党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个使生产阶级沦为奴隶的阴谋，又曾听他说过这项措施是绝对不公道的，除非人民对它的实施有权过问；我们说，在这些人看来，奥康纳对皮尔“海盗式祸害”计划所持的态度简直难以理解。当联盟声名狼藉时，奥康纳预言它一旦成功必将带来毁灭。现在由于联盟使土地贬值，从而使人民能够比较自由地购买，它必将使他的土地计划获得成功。一言以蔽之，他对皮尔措施的赞扬与他在北安普敦会议上所提的修正案恰恰相反。我们不禁要问，他对联盟的所有对抗是否纯属伪装？他本人和这个团体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默契？我们记得很清楚，北安普敦会议后，一个朋友对我们说，他深信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本性往往易于相信人们善良的一面，直到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应受谴责以后，才会使我们怀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但这种看法不是出于一个性情急躁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头脑冷静的计谋家（约翰·巴克），经过核对记录以后，我们发现这种看法有充分的证据作为依据。奥康纳和科布登曾乘同一班火车前往北安普敦；他们抵达布利斯沃斯时，约有二十名宪章运动者前来迎接奥康纳。据奥康纳说，科布登进了他的车厢；但他一看到奥康纳在那里，就立刻把行李拿走，怒形于色地坐到另一节车厢去。可是，看来最奇怪的是，奥康纳既然从来没有同科布登交谈过一言半语，而且生平也从未遇见过他，那么，奥康纳怎能认识他，并且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指给朋友们看呢？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会议结束后，奥康纳和科布登在布利斯沃斯晤谈，于是，前者就在下一期的《北极星报》上对后者大加颂扬。虽然他从前在指责这位谷物法废除论者时所用的言词激烈得无以复加。的确，再没有比奥康纳在北安普敦的演说更有可能使科布登获胜的了。部分有关人士对奥康纳权宜多变的方针提出抗议；另一部分人则表示不满，认为他的举动未免离奇；但他已把绝大多数人训练得唯他的马首是瞻，所以他们只知对他盲目服从，反而诬说态度始终如一的人接受了保护贸易主义者的贿赂；但是一切正直的人立刻可以看出，要是有谁在这件事中受贿的话，较大可能性是那些自食前言的变节者，而不是那些对誓言信守不渝的人。如果奥康纳明白宣布他已皈依联盟派的原则，他的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甚至在皮尔的方案成为法律后，当他在文章中提到科布登以及他和联盟的关系时，还说科布登是好人一个，可惜受到不良制度的束缚；正是这种制度，他不仅本人给予支持，甚至在未征得宪章运动者的同意以前还以宪章运动团体的名义给予支持。皮尔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读者全都知道了。他的方针变成了法律；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并在此以后，事态的发展却防止了这样一项改革由于降低物价和提高币值而对全国生产阶级的利益所能造成的恶果。工人阶级大批移居国外，劳工市场上的剩余劳动力暂形枯竭，因而得以避免这种后果；尤其因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使我们在金本位法的规定下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数量大见增加，而利率则有所降低，这就使商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高利贷者、包税者、享有固定收入者和一般闲散坐食的阶级攫取这些优厚利益，否则，他们一定可以牺牲勤劳的穷人的利益而取得这些好处。
在这个问题结束前，让我们再谈一点意见。我们在不久前曾提出一个疑问，即奥康纳反对联盟是否纯属伪装，也许有人会根据这个疑问认为我们的用意是在暗示：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和该派是勾结在一起的。这决不是我们的用意。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如此：奥康纳名欲熏心，往往压倒了他的一切责任感。当联盟不得人心时。倘若给予支持，将使他丧失他所享有的声望，因此，他就反对他们；但他对于争论中的问题却不大关心，谁是谁非，都无所谓。当联盟得到热烈的拥护，以致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方案时，提出这些方案的大臣就变得声望更高了。如果他再加以反对，那就会使他本人丧失一部分声望；于是，他就转变过来，不再考虑什么是原则，或言行是否一致了。奥康纳并不是一个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偏巧他真正预见到的事，他却很少予以揭示，而他装作看到的事，却又很少发生。他明知科布登一派不久将获得成功，但他却装作反对他们，直到他们获得胜利时为止；另一方面，我们也确有相当理由怀疑，当他们从失意转到得势时，他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直接谅解，至少存在着默契。不论继他而起的那些毫无心肝的煽动家们爱说什么，不论受骗者会怎样盲目地听信他们，过高的名欲毕竟是奥康纳最大的病根。这种**使他失去了一个人应予珍视的一切——言行一致、原则、廉耻、信誉、忠实的朋友（换来的却是一些终于把他抛弃的没有灵魂的政治掮客），以及良心上的安宁。至于其他损失，我们以后会看到的。然而，在此期间，奥康纳正一帆风顺——当然是暂时性的，不过仍然算得上一帆风顺。他为他的土地计划的迅速实现所描绘的一幅绚丽夺目的图景使无数人投奔到他的麾下。他的演讲员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麦克道尔已和他言归于好，他又在公众面前对这位医生推崇备至了。
1846年春，奥康纳企图拉拢托马斯·库珀同他合作，一道提倡土地运动；但后者拒不应允，表示他坚决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它必将葬送宪章运动。奥康纳勃然大怒，接着，引起了一场口舌；于是库珀就决意同他分道扬镳。前已提及，库珀已经治愈了自己的奥康纳狂热病。这点一经发觉，他在奥康纳派宪章运动者中间的声势就立即丧失了。先前曾有人发起募捐，准备筹款购置纪念品，在他刑期届满时赠给他；但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对他进行谴责后，捐款便收回了。后来，这位谴责者消释了对他的敌意，建议重行发起募捐；但库珀十分得体地谢绝任何类似的周济，并把在罗奇代尔、诺丁汉等地募来的捐款如数退还。库珀在1845年5月5日获释出狱；他到伦敦后，在那个与他友谊甚笃的《北极星报》印刷厂商麦高恩的劝解下，前往拜访奥康纳，奥康纳表示自己对库珀的行为失当，向他道歉，取得了库珀的谅解。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当时尚未出版的《自杀者的炼狱》诗集，奥康纳嘱咐麦高恩予以印刷；但后来又自食其言，让库珀自己去找出版商，并承担印刷费。诗集出版前，他答应购买两百本：但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他既未承购两百本，甚至一本也没有买。然而，由于这本书获得成功，库珀的出版商自愿负责经手，并商定偿付印刷费的办法；于是麦高恩出面代库珀负责。可是这个出版商不久便破产了，使麦高恩受到亏损；不过，作者也未从初版中得到分文。奥康纳力图使公众相信他在这件事中曾援助过库珀，并自愿充当这笔印刷费的担保人，他要求麦高恩写出这样一篇通信，公开发表。可是，在麦高恩和出版商达成协议，从而解除了库珀的责任后，他不能再作库珀的担保人了。我们不难想象，奥康纳最初既曾答应偿付印刷费，一个精明的伦敦出版商发现他在其他方面的运气不佳，一定会请求奥康纳履行原约；而当后者感到需要和库珀翻脸，利用《自杀者的炼狱》事件来对他公开进行诽谤时，上述伦敦商人，为了希望收回这笔印刷费，可能又会为他发表一篇有利于他的通信。也许有人会说服我们，这不是宪章史范围以内的事；但我们有理由把它提出来，因为这就是奥康纳一向用来打击社会活动家的独立地位的方法之一。他曾凭借金钱的作用打击奥布赖恩。当后者在兰开斯特监狱期间，未经他本人知道，奥康纳嘱咐每星期给他的家属一镑；这件事被不厌其详地传遍全国，借此防止人们给奥布赖恩捐款，而当时的情况是，捐款本来会从他的无数敬慕者方面源源而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表示奥康纳慷慨解囊。奥布赖恩得知此事后，自愿每星期为《北极星报》撰写一篇通信，以偿付奥康纳接济的款项，好几篇通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撰写的，并且都被刊登出来了；因此，奥布赖恩每篇通信价值一镑，而先前他从同一刊物所得的稿费是每篇通信三镑。但是奥康纳一发觉奥布赖恩自有主见，不会任人宰割而不发出一声愤怒的抗议，于是，就把每星期一镑这件事在《北极星报》上大事渲染，给奥布赖恩带上了“忘恩负义”的帽子，《北极星报》集团还给他加封了“饥饿的毒蛇”的尊号。如前所述，奥康纳无法说服库珀赞同他的土地计划。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不久将在利兹举行；库珀是伦敦市区宪章运动者推选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经当选，他就在各报公开宣布，将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下列各项决议：
“第一，执行委员会应将任职以来历次会议记录提清全国代表大会审查。
“第二，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会员手册》第十一页的规定将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造具清册，提请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并应将各地区根据上述表格所收会费另造清册，一并提出。
“如果会议记录无法提出，如果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业已散失，如果根据这些事实，查明执行委员会没有按照《会员手册》第六页的规定克尽厥职，他就动议：
“第三，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应从不兼任土地协会董事的宪章协会会员中遴选充任。
“上述动议如被否决，而大多数代表决定土地协会董事仍得兼任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则在此项决定被认可以前，他将动议：
“第四，T．M．惠勒作为一个代表宪章运动团体的秘书长来说，却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其理由早经他在公开谈话中，在他给费格斯·奥康纳和莱斯特宪章运动者等人的信件中，以及在他当选为本会议代表的公众集会上，一再声明，并经他人予以证实。
“第五，本代表大会宣称，一个宪章运动地区的成员为了反对或通过某些方案，自动充当其他地区的成员，如同伦敦市区最近发生的情况，这是极不公平、极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第六，本代表大会遗憾地看到，暴力行为已使公众在心里上对宪章主义充满了反感，兹特声明放弃并否定暴力政策，决心只凭和平、道义、合法的方式，尽力使人民宪章成为全国的一项法规。
“第七，本代表大会宣称，它深信以教育、对别人意见的尊重以及道德人生观，作为构成宪章运动特性的要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愤怒地抗议这种结论，即把《北极星报》上的低级下流的谩骂和粗暴斥责的习气，当作纯正的宪章主义。
“第八，本代表大会认为费格斯·奥康纳不值得宪章运动者给予信任，特此严正地警告大不列颠的全体工人注意同他结合的愚蠢性和危险性。”
库珀的意图一经宣布，对方就想尽力予以挫败，7月25日的《北极星报》把宪章运动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决议。它将提议人斥责为叛徒；要求宪章运动者出来大胆讲话，责令他们的代表作出决定，把他从协商会议中清除出去，借此一劳永逸地把他“解决”。克拉克在同奥康纳的一次交谈中说：“是的，我上次遇见了你以后，又遇见了库珀，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他说我们都受了骗，说你不配保管基金，不配经管事务。他问地产是用谁的名义购进的；经我说明在正式登记以前暂用你的名义，他就说，我的天哪！怎么你还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欠了一身的债了！你知道他的债务有多少吗？你知道他用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吗？至于说他已经清理曼彻斯特的帐目，你可曾清点过他所交出的邮局汇单？否则这笔帐又有什么保证？全国人民应该醒悟过来了。”这些话引出了6月13日《北极星报》上奥康纳的两封长信，同时还有卡费和奈特的两封，说明基金的情况。后两人是土地协会的查帐员，奥康纳曾把他所经手的帐目交给他们检查，向读者们说，这份帐目已经两位董事克拉克和麦格拉斯审查无讹了。奥康纳在一封信中宣称，由于决心保全个人名誉，他将辞去土地协会副司库职务；然而，他愿继续担任董事和监察员，为人民服务。库珀想在《北极星报》上占用一部分篇幅，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就向《劳埃德新闻》求助，又遭到《北极星报》拒绝他的人们的揶揄，说他为“叛徒的避难所——《劳埃德新闻》”写文章。其中有一封信由奥康纳转载在《北极星报》上，部分内容如下：
“现在根据奥康纳自己承认，已经证实，他曾用人民的金钱，却以他本人的名义，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他不是一个法定的职员，因为章程中没有规定设立副司库，那么，他的职责从何而来？土地协会未经登记；保管委员由于从未就职，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我既不相信他否认一身是债的声明，同时，更不怀疑他曾挪用而且还在挪用股东们所缴的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开支。我要求他提出证据，他迟早是要同我见面的。星期一，我将出发旅行，为可怜的弗罗斯特募捐。我将在各地向工人们说明我的心意，要求奥康纳在任何场所同我会见，只要他愿意，即使在曼彻斯特的木工会堂也行，因为他把那里看做是他的大本营，而我在那里简直是人地生疏；否则，要是他愿意的话，待我回来后，同他在伦敦公开见面。他为什么不召开利兹的代表大会？把会期推迟到4月20日以后，他知道这是违反章程的。我要求他召开那个代表大会。我提请土地协会的股东们注意章程第七条有关保管委员每年改选一次的规定，然后，请问他们是否能够暂时设想，奥康纳真正存心要保管委员为股东们掌握地产。他知道协会决不会每年更换委托代管书，因此，一开始就有意只用他的名义购进的土地。”
然而，奥康纳始终没有接受库珀要求公开会见的挑战；但后者认为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总会有机会的。库珀出发旅行，由于奥康纳的势力阻挠，他这次为弗罗斯特筹款的旅行不能顺利进行，虽然其他方面为此筹募的钱不在少数。库珀在《劳埃德新闻》上披露的一封信中提到查帐员的报告时说：
“这些可怜的、轻信人言的查帐员被这位‘贫民的最高监护人’（费格斯自封的尊号）的银行存折等等欺骗了。如果你们真是如此愚蠢的话，你们就对这种可笑的检查方式感到满意吧；但是一旦你们开始认为时机已到，必须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审查（你们一定会有这种认识），你们怎能解决那些由于正当审查的迁延所引起的困难呢？”
在此期间，为了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明确有利于奥康纳的舆论所作的努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一百多个地区的决议潮水般地涌往《北极星报》编辑部，其中大多数对奥康纳表示无限信任，对告发者表示无比愤慨。一部分人称库珀为“恶犬”；另一部分人揭露他想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第三部分人指明他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政治冒险家，一味追求名望，而且嫉妒成性、自命不凡、兴风作浪、存心不良、卑鄙下作，甚至达到了恩将仇报的地步；第四部分人称他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假装正经的伪君子、宪章运动中挑拨离间的卑贱走狗；第五部分人称他为大言不惭的笨伯；第六部分人称他为语无伦次的疯子；第七部分人称他为谗言中伤的无赖；第八部分人称他为千夫所指的说谎者；第九部分人称他为老练到家的大骗子。这些就是当时使用的一些从修辞学中精选出来的词藻。在一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全国各地协会指令代表们把库珀从协会中清除出去，不让他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占有议席。所有提到奥康纳的副司库职务的人都请他继续任职，于是，他就打消辞意了。一个地区（基思利）确实曾冒失地建议，为了杜绝类似托马斯·库珀那样行动，就有必要使土地协会进行登记；但是对库珀表示愤怒、仇恨和斥责的浪潮那么凶猛，简直把最坚定的人也压得不敢作声了。由于库珀的旅行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报纸有关，《北极星报》就说他即将在政治上控制该报，因而希望打倒奥康纳和《北极星报》。这种说法招致杰罗尔德在下星期的《北极星报》上予以否认。在民主主义者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戴维·罗斯提议修正那个对奥康纳表示信任、对库珀加以谴责的决议案，大意是，关于谁是谁非的裁决应当暂予保留，直到上述二人公开会见以后再说，但他的修正案遭到了压倒多数的否决。库珀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这场斥责他的大风暴。他原任“退伍军人、流放者、孤儿寡妇基金委员会”的秘书，现在抛弃这个职位，向约翰·斯克尔顿提出了下列辞职书：
“既然在曼彻斯特木工会堂集会的宪章运动者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同时又希望解除我的秘书职务，因此，本人自动辞职，希望他们能物色一头真愿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头羊能象我那样欣然为受难者的利益完成任务。——托马斯·库珀。”
他又通过《劳埃德新闻》发表了两封信，一封给土地协会的成员，另一封则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在第一封信中，他对成员们这样说：
“请记住，严格地说，所有帐目都还没有提交给查帐员或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加以审查。你们的司库罗伯茨什么时候承认过收到了你们的会费？说他是你们的司库，有什么证明？他什么时候提出过他的帐目？帐目从未提交给代表们举行的协商会议审查，虽然奥康纳曾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作过保证。奥康纳经手的帐目，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使你们满意，除非罗伯茨先生宣称，作为该协会司库，他确曾收到你们的捐款。即使罗伯茨先生公开承认他曾接受司库职务（因为，如众周知，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曾予否认），即使如此，你们仍应责令审查章程中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当他（司库）经管的基金数额达到二百五十镑时，他有责任将该款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联合股份银行，用土地协会保管委员的名义，列入保管委员的帐户。’还有，章程第十六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协会基金应由司库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并应由一名保管委员和协会秘书会同司库前往银行办理手续，非经董事会签署并经保管委员会副署的载明金额的支款凭单，不得向银行擅自提款。’现在请记住，没有一个保管委员（全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例如下院议员邓库姆先生、伦敦的修厄尔和德龙先生、杜斯伯里的泰特斯·布鲁克先生、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狄克逊和谢林顿先生，这些保管委员中没有一人曾会同罗伯茨先生前往银行为你们办理存款手续。请记住，你们的钱始终没有经你们的司库的手，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请记住，从来没有一个保管委员为了向银行提款，投资于赫林斯盖特地产，曾在支款凭单上副署。”
他在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的信中说：
“与《北极星报》报馆有关的负责人士曾宣称，该报在利兹时期不知多少次面临完全倒闭的危险，在迁到伦敦后所以能幸免于彻底破产，只是由于奥康纳挪用了土地基金。奥康纳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的整个行为，以及其中一切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狡猾伎俩：——他诡称曾向罗伯茨先生借过五百五十镑；却闭口不谈这是否就是以他的赫林斯盖特地产向协会司库（如果就是他在担任司库的话）押借的土地基金五百五十镑；散播有关他的银行存折、邮局汇单、银行支款凭单等骗人的谎话，却只字不提司库是否收到各该款项；还有一件事实，《北极星报》的帐册上登记海伍德先生的大名，作为一个欠款达一万余镑的债务人，而实际上当时他是奥康纳的债权人，这种作法的目的是要蒙蔽那些正在共同承担八百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人们：我说出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奥康纳行为的其他各点，证明他的处境十分狼狈，从而可以证实，从他开始政治活动时起，他就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冒险家。”
在谈到赫林斯盖特地产转让未用司库名义的理由时，奥康纳解释说，罗伯茨的管帐曾拜访他，对他说：“先生，我不能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买进这份地产；这笔交易一直是用你的名义进行的，现在改变，看起来未免太突然了。”于是，他同董事们商量，他们劝他用他本人的名义买进。从这件事看来，罗伯茨因司库职务被奥康纳长期霸占而感到不快。至于向罗伯茨借贷的五百五十镑，据奥康纳称，这是罗伯茨委托他出售一部分铁路股票的价款，他想在平纳购置小块地产，创办一个模范农场。
8月3日，代表大会终于在利兹举行。读者可以相当正确地想象，库珀在这样一个集会上要使人们倾听他的发言，需要花多大力量去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代表们的证书一经宣读完毕，库珀立即起立要求听取有关宪章运动的报告，例如会员人数、基金数额等等。协会秘书惠勒无法提出这类报告；主席麦格拉斯声称他也一无所知。库珀坚持要向代表们发言，这时“流氓、无赖、说谎者、伪君子”以及许多类似的雅号暴风雨般地向他袭来。他说，他们一定十分清楚，他要提出决议，但他们仍然扰嚷不休。奥康纳试图用甜言蜜语哄骗库珀放弃决议，但不生效；这时，一个几乎可以称为宪章运动的新兴人物一跃而起，恫吓说，库珀倘不退让，他将提议把库珀清除出去。这个人就是欧内斯特·琼斯。库珀回答说，一个天资聪颖的人竟宣布要采取这种措施，应当自觉惭愧。何况他参加宪章运动不过三个月，他对自己究竟正做些什么还莫名其妙哩。琼斯答话的口吻无愧于一个十足的煽动家，他说，库珀已经走入歧途，而他却走上宪章运动的康庄大道，仅仅在几天以前，他曾在布莱克斯通埃奇见到成千上万真心实意的、虽非正式登记的宪章运动者，并听到他们雷鸣似的欢呼。库珀说他言语幼稚，将来总有一天会认识到错误。琼斯以库琼负隅顽抗和蓄意捣乱会议为理由，坚决动议把他清除出去。琼斯的动议得到附议，有些代表还举手表示赞同。另一部分代表保持中立，显然出于羞愧；但是无人敢于投票反对，虽然不少代表对费格斯·奥康纳怀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其中有一个代表头一天甚至还表示愿同库珀采取一致行动。主席宣布把库珀开除出会，但他坚持不走。有些代表提到用武力把他撵走，但这反而使库珀增加了勇气。他向他们挑战，指着奥康纳说：“那位惯于大声恐吓别人的胆小鬼，常在私下对我谈论暴力政策，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亲自把我撵走呢？”然而，奥康纳和他的部下都不愿以武力解决的事，他们却用计策加以解决了。下午4时，克拉克起立，提议休会到次日上午，经一致通过。到了规定时间，库珀前往出席，发现有三名彪形大汉拦住去路。他们出示主席的指令，作为行使职权的凭证。库珀企图推开他们，闯入会场，但力所不逮。会场外挤着一群观众，库珀向他们讲话，并对奥康纳进行斥责。关于上述种种情况，不妨在这里略加评论。
库珀想要提出各项决议，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在暴力政策的问题上，宪章运动者的行动是很愚蠢的，部分领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愚蠢的行为更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直言不讳，但我们却不能接受“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原则。我们相信，这项原则倘有可能被奴役者所采纳，必将使奴隶永远保存下去；但我们坚决相信，要使它有可能得到采纳，人类的天性本身必须经过一番根本的改变。但是，无论如何，库珀有权要求人们听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那些严重地影响宪章运动团体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例如有关领袖们公共道德的问题，他尤其有权发表意见；当被指控者都亲自在场，而且有充分机会进行答辩时，仅仅由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宪章运动者的提议，就箝制他的言论自由，我们要求一切通情达理的人们秉公判断，这种作法是否正大光明，是否符合民主主义的正义感？有派系偏见的人们尽管宽恕这种懦怯的不义行为，但通情达理、正直无私的人们却永远会加以谴责。我们要问，除当事人害怕被人揭发外，公众从这种行为中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吗？关于提议清除库珀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应当扼要地加以介绍。欧内斯特·琼斯是琼斯上校的儿子，上校是已故汉诺威国王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的侍从武官。据我们所知，他父母虽是威尔士人，他本人却在德国出生，受教育，并以这位王公的名字命名。汉诺威国王对琼斯上校的儿子十分宠爱，给他一种特殊的荣誉（如果这可以称作特殊荣誉的话），即充当他的教父。还应提到一点：欧内斯特·琼斯自称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琼斯幼年已显示出诗歌天才，不到十岁，就刊行了一本诗集，在自己的朋友中流传。这些作品当然稚气十足，却表明了作者潜在的才华，这种才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充分的表现，而他天赋的才能又得到了教育所能给予的一切辅助。这个青年诗人的朋友们竭力怂恿他从事律师业务，他在迁到英格兰后，终于成为中殿法学协会律师，虽然，我们相信，象多数聪明人一样，（作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法律家，他比谁都聪明），他所经办的讼案从来不多。然而，他的光阴并非全部用来从事律师业务，因为除了到法院出庭外，他还有机会致力于诗歌创作。他创作了《林赛勋爵》（一首最富有诗意的诗）、《我在社会之国的生活》等，此外，还有《森林中的精灵》，这是一首关于封建时代的浪漫诗，体裁优美、流利、动人。琼斯在报刊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被最贵族化刊物几乎捧上了天；齐声称颂他是伟大的诗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不知由于何种原因，琼斯除了成为一个诗人，在1846年还成为一个政治家。在此以前，他在工人阶级中并不知名，经费格斯·奥康纳的推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一个贵族人士往往特别受到工人阶级、甚至民主主义者的欢迎，而这个阅历不深的贵族子弟，由于象奥康纳必然会说的那样，已被擢升到民主派行列，因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恰恰具有各种吸引群众的特长，唯一缺点就是身材矮小，这和他的提携者奥康纳完全相反；但他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谈吐出众，举止英武——最重要的，他胸中城府颇深，擅长于表面装作十分坦率的模样。在对人阿谀奉承的技巧方面，没有一个煽动家胜得过他。他能够一下子把一个连五句英语都说不周全的人改变成一个绝顶聪明的家伙和造诣精湛的演说家；更可怪的是，他竟然能使这个人自己信以为真。他随时准备面对大自然的狂风暴雨，正如他敢于面对民主主义敌人的凶焰一样。他会在无情的暴风雨的呼啸声中站在旷野的荒地上当众演说，猛力推开人们为他遮蔽风雨的伞。多么侠义的骑士风度啊！实际上，他的性情非常爱好交际，能使与他交往的人们毫无拘束，十分自在——因此，穷人们惊喜地大声说，“好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自夸在参加运动时十分富有；虽然托马斯·克拉克有一次声称，当时他“简直衣不蔽体”（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而且他本人无意中也几乎承认了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许多人仍然十分天真，竟会相信他曾为了他们的事业花去了一份家产。总之，不论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全都相信。作为一个推论家，琼斯从未达到高标准，而且也没有这种意图；但他有一个绝妙的方法，能使花言巧语的诡辩，在思考欠周的人们听来，象是条理分明的议论，对于克服各种困难，能提出无限保证，而且毫不羞愧地用臆断来推翻事实。这一切就足以给他造就了卓越的地位。而动议把托马斯·库珀从代表大会上清除出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谁想要动摇宪章运动者对奥康纳的信任，则完全是枉费心机；这种信任正在日益普遍，日益增强。11月间，土地基金项下每星期几乎有两百镑的投资。现在，“土地与宪章”已成为流行的口号。另一份请愿书已在计议中，执行委员会在许多城镇举行了公众集会。
新年伊始，为了推广土地计划，创办了一个月刊，名为《工人报》，由奥康纳和欧内斯特·琼斯担任编辑。乔舒亚·霍布森已脱离《北极星报》，由哈尼担任编辑，琼斯和G．A．弗莱明也向它投稿。
春季，全国各地为了促进请愿书运动，纷纷举行了群众集会。1847年5月24日，当时已定名为奥康纳村的赫林斯盖特地产正式开放，会员们在配给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许多人从附近各地前来参观，有些徒步，有些乘车。奥康纳和董事们当然在场，还有曼彻斯特的J．R．库珀和威斯敏斯特的候选人科克伦。演说是当天公众集会和后来举行的大会议上的主要议程。土地计划的这种具体实践无疑地对这项运动产生了鼓舞作用。因为在7月份一星期内，认购的股款达三千五百镑左右，不久以后，在大致相等的期限内，五千余镑的股款潮水般地涌来。
8月间，举行了大选，起因于辉格党和保护贸易主义派为了击败皮尔政府所提的爱尔兰军备法案而形成的联盟，为此政府不得不让位于辉格党。这时候，宪章运动表面上声势浩大。许多加入土地协会的宪章运动者无疑地希望他们一派中有人当选为议会议员。许多以宪章主义作为政纲的候选人出来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再一次代表芬斯伯里；菲尔登和哈利德代表奥德姆；沙曼·克劳福德代表罗奇代尔；W．威廉斯代表考文垂；D．W．哈尼代表马里尔本；汤普森上校代表布雷德福；约瑟夫·斯特奇代表利兹；H．文森特代表伊普斯威奇；J．哈迪代表伍斯特；J．H．帕里代表诺里奇；鲍林医生代表博尔顿；芒茨和斯科菲尔德代表伯明翰；J．威廉斯代表麦克尔斯菲尔德；埃普斯医生代表北安普敦；费格斯·奥康纳代表诺丁汉；W．P．罗伯茨代表布莱克本；E．米阿尔和欧内斯特·琼斯代表哈利法克斯；乔治·汤普森代表托尔哈姆雷斯；P．麦格拉斯代表德比；托马斯·拉克代表谢菲尔德；G．J．哈尼代表蒂弗顿；S．基德代表格林威治；T．迪金逊代表南希尔兹；约翰·韦斯特代表斯托克波特。有些候选人只是走上竞选坛，发表一篇演说，便得到人们的举手赞成。韦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长达数小时而确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说，博得人们的普遍赞扬和举手赞成迪金逊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基德在格林威治以杰出的才智为宪章事业辩护，也同样当选了。同时，W．P．罗伯茨在布莱克本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是，博得最高声誉的演说也许要算朱利安·哈尼所发表的，因为他的对手正好是那位机智、圆滑、狡黠的帕默斯顿勋爵。后者渴望保持无懈可击的地位，就请哈尼先发言，因为他明知哈尼必将攻击他的对外政策。哈尼接受了他的请求，对这位子爵的政治生涯进行了长时间的巧妙分析。他向对方提出了不少需待答复的事项，关于这点，根据对方答复需时五小时之久的情况，便可以判断。尽管处于首先发言的不利地位，哈尼仍然赢得了举手赞成的表决，但他谢绝了正式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均顺利地当选了。哈利德从奥德姆退出竞选。J．M．科贝特和菲尔登联合竞选。但W．J．福克斯出来对抗，由于他的一些朋友和一部分托利党员进行合作，福克斯和邓卡夫特终于当选。沙曼·克劳福德在罗奇代尔未逢敌手；但W．威廉斯在考文垂却遭到挫败。D．W．哈尼退出马里尔本，但著名的罗伯特·欧文坚持宪章原则，仅得一票。乔治·汤普森较为顺利，比对方多得两、三千票。在哈利法克斯，米阿尔和琼斯两人的朋友们携手合作，查尔斯·伍德爵士的朋友们托利党员也是如此。爱德华兹获得五百十一票，伍德五百零七票，米阿尔三百四十九票，琼斯二百八十票。在德比，麦格拉斯获得二百十六票，而高尔却获得八百五十二票，不过，高尔和斯特拉特后来都因行贿而被剥夺议席。汤普森上校在布雷德福当选，但斯特奇在利兹的运气并不如此之佳；可是，他还获得了一千九百八十票，与之相比，势力雄厚、后来正式当选的候选人马歇尔获得了二千一百八十六票。在谢菲尔德，托马斯·克拉克获得了三百二十六票，而对方则获得了一千一百十票。在伊普斯威奇，文森特的朋友们果敢地为他奔走竞选，获得五百四十六票，对方则获得七百零八票；在伍斯特，竞争相当激烈，哈迪获得之百二十七票，而对方所获的票数为一千一百二十一票。诺威奇的激进分子与对方进行英勇的竞争，结果，帕里获得一千五百七十二票，虽然对方获得了一千七百二十七票；芒茨和斯科菲尔德在伯明翰以及鲍林医生在博尔顿都胜利地当选。在北安普敦，埃普斯医生获得一百四十票，对方的票数为八百五十二票。在麦克尔斯菲尔德，选民们选出了约翰·威廉斯。但出乎众人意外，使某些方面特别高兴的是诺丁汉的竞选。当奥康纳宣布自己为候选人时，很少人抱着他有当选希望的乐观看法；因此，当竞选结果公布他击败了辉格党大臣约翰·卡姆·霍布豪斯爵士，人们多么惊奇，多么欣喜若狂啊！在这次竞选中，奥康纳获得了一千二百五十七票，而霍布豪斯仅得八百九十三票！这是奥康纳暂时性胜利的最高峰。看来一切十分可喜地顺乎他的心意，而任何反抗似乎只会增强他的力量。他在候选人提名会上，以他那爱尔兰式的诙谐嘲弄对方，曾引起了一阵阵的哄堂大笑。然而，应当记住，这次胜利得力于他的朋友们和约翰·沃尔特的朋友们的携手合作；但是，不管合作不合作，霍布豪斯总是要碰壁的。
快到8月底的时候，在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地区，又举行了一次土地会议，因为公司最近购进的一份地产是与该地区相毗连的；除惠勒一人先已辞职，由威廉·狄克逊继任外，其余董事均再度当选。上述人员继续组成宪章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时候，土地基金的总额已达五万镑左右。奥康纳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本想发行一份名为《民主主义者》的日报，后来却打消了原意。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在托尔哈姆雷斯，为乔治·汤普森举行了一次宴会。奥康纳、文森特和许多其他人士都应邀参加；前者借此机会发表了一篇十分风趣的演说。同一星期，爱丁堡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祝贺宪章派选民在最近的大选中所持的坚定立场；不久以后，为了庆祝宪章运动者最近的胜利又在伦敦掷骰场举行一次公宴，参加者有二百人，宴会后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挤得人山人海。但是除奥康纳外，当选者无一前来参加，只有一个未当选的中产阶级候选人埃普斯博士，在自讨没趣后，离开了会场。W．P．罗伯茨、P．麦格拉斯、欧内斯特·琼斯、费格斯·奥康纳和朱利安·哈尼是主要的演讲人。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奥康纳发起一次重大的运动，要求土地协会会员在地契上签名，据他说，目的是要给公司办理登记。
当宪章主义看来正在英格兰蓬勃发展的同时，米切尔①的党也在爱尔兰积极活动，欧洲大陆上的事态开始呈现出一个重要局面。在意大利的教皇庇护九世所采取的路线使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充满了希望，1847年10月在伦敦东方学院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祝贺教皇所推行的颇得人心的路线；参加者有欧内斯特·琼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和其他主要的民主主义者。与此同时，全国请愿书的签名运动非常活跃，奥康纳宣称，到请愿书送往议会时，他将征得五百万人的签名。“土地、土地、土地”仍然是千百万人的呼声，交口传诵，直到奥康纳好象已升到永不失败的地位似的。鼓动工作的对象不仅限于职工阶级中的宪章运动者；它还深入农村教区，影响了以前从未想到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这项计划确实令人响往；一所美观的农舍，四英亩土地，共值十镑，预付五镑四先令，就可到手，立刻登上人间天堂，多么简便啊！全家每星期靠九、十先令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被迷得心醉神往了。他们毕生辛勤劳动才能积攒五镑；于是一举就把这点可怜的劳动成果投入这场土地大赌局，梦想换取太平盛世的幸福。董事们向全国推广业务。麦克道尔先生、约翰·韦斯特和塞缪尔·基德担任演讲员。上述最后一人出生于苏格兰的阿布罗斯，和托马斯·库珀一样，曾从事鞋匠职业。他在公众面前初露头角，大约是在斯特奇协商会议时期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格拉斯哥的宪章运动者派他去出席协商会议。当时基德年少气盛，是奥康纳一派的人。协商会议后，他尤其显得不同凡响，因为在森德兰按照他的伟大领袖的策略，与詹姆斯·威廉斯进行公开辩论。双方都表现得非常能干，非常机智；但按照多数人看法，基德击败了对方，下一期的《北极星报》报道他获胜消息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全部匪帮被森德兰整个宪章派队伍击败！”——乍看起来，这个标题使我们满怀希望，以为人民宪章的实现即在眉睫，但当我们读完这篇报道后，我们感到大失所望，发现所谓“击败匪帮”无非是民主主义者的内部分裂。作为一个演讲员，基德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流利的口才，他的演讲显示出多才多智的特色。然而，他在态度方面，露出一种拘谨生硬的样子——一种自高自大的优越感，在听众心理上留下一个不大愉快的印象。这种情况表面要比实际严重得多；因为在私人交游中，没有人比塞缪尔·基德更平易近人了。
①米切尔（John Mitchell，1815—1875），爱尔兰革命家。——译者
但是，奥康纳推行他的土地计划并不能一帆风顺。《快讯》、《劳埃德新闻》、《曼彻斯特观察家》、《诺丁汉信使报》和《诺丁汉日报》都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非国教徒》上刊登了该报给一个读者的复信，因为他曾来函征询编辑对土地计划的意见。编辑的答复是，他看不出这项计划的实用性；但他报纸的篇幅可供奥康纳的朋友发表意见，如果他们认为可以证明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话。这一切被奥康纳称为对他的计划的指责，于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一封约占十二栏篇幅的长信，对这些编辑痛加斥责。《快讯》编辑曾扬言要给奥康纳一顿鞭挞，奥康纳指名道姓地回答他说，“来罢，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抓住这个矮小的工贼牧师米阿尔的双腿，把你们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些报刊继续把这位“贫民的监护人”作为目标，猛烈地予以抨击。一周接着一周，炮火始终不止。《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一系列的通讯，作者署名为“犁田之人”，其实他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萨默维尔的退伍军人，几年前他遭受鞭笞一案，曾激起很多人的同情。他在一篇通信中，曾提到《北极星报》前任编辑霍布森，指出他多少是与土地计划有关的。霍布森在《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发表一篇辩白；其中还对奥康纳的品格是否正直进行攻击，并引用奥康纳本人的话来指控他“盗用公款达五百镑”。此外，他又指控奥康纳伪造帐册，使克利夫亏空两千镑，挪用土地股款，以肥私囊。据霍布森说，为了维持《北极星报》，奥康纳经常向他的办事员阿迪尔和他本人借款。奥康纳传唤霍布森去出席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然而，霍布森不同意遵从这样一种法庭的裁决，建议在双方人士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奥康纳对此表示不能同意，而且不论霍布森是否同意，他仍将召开公众集会。于是，集会就在科学会堂上举行了，这个会堂是一所可容三、四千人的大厦。会场被挤得密不通风，门外还站着几千人，由麦克道尔和韦斯特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种法庭究竟怎样适宜于审理有关帐目的案件，从《北极星报》记者的指述中可见一斑：
“他在讲坛出现时，人们对他表示欢迎的盛况，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那不仅是热情，而是疯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热病。”
奥康纳向集会讲话时，凡足以激起听众仇视他的诽谤者、提高他本人声望的字句，都被他想到了；他向他们说，一位高尚人士（却未说出是谁）和一个孩子都可以给他作证，《观察家》报馆内部人员和筑路工人串通一气想暗杀他，这些话引起了群众一片喊叫声，大声怒骂，“哎哟，这帮该死的家伙！”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然而，我们决不相信），那么，对奥康纳过去给联盟所尽的力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公道的报答。他又说，“这帮恶棍，大口大口喝你们的血汗，细细咀嚼你们的肉，同时还吸你们婴儿的血，竟然以为我也会嚼碎他们的细骨头，舐光他们新鲜的血液，靠妇女们的苦难来享乐，靠工人们的辛劳以自肥。不会的，我宁愿枵腹就寝，也决不会让这样一顿晚餐使我梦寐不安；不仅如此，甚至会使我突然中风而亡。”奥康纳竭尽一切力量来测验公众对他的信任。他说：“现在我已把钱带来，准备偿还曼彻斯特每个股东。”（听众大声呼喊，“不要，我们不要偿还！”）“那么，好了，我会把钱全部花光。”（听众喊着，“花吧，花吧，欢迎之至！”）作为他谦虚厚道的一个实例，他又说，“据人们传说，女王到阿盖尔公爵家去访问时，把年幼的洛恩侯爵抱在怀里，亲昵地吻他一下，这个举动就被说成是她的品性中的美德。对啦，他（奥康纳）每天抱起四、五十个孩子，给他们擦鼻涕，紧紧地搂抱他们。他们是否会认为象他这样的人竟会把他们的食物抢走一小块，或者妨害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适当的教养，将他们培养成人呢？不会的，他决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爱怜这些孩子，同样也爱怜他们的母亲，决不忍心这样做。”奥康纳在这次拥挤的、情绪激昂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达三个多小时，讲话开始前，会场已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必须钻窗户才能进去。他对霍布森和阿迪尔指控他的行为不端进行反驳，宣读据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从阿迪尔那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指控霍布森有舞弊行为，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声称，《北极星报》在上述两人经营时期，每星期销数达四万三千份，但仍然入不敷出；他说，他愈来愈穷，而他们却愈来愈富了。他反驳他们指控他伪造帐目，揭发事实说，霍布森的薪给每年五百二十镑，这说明他致富的来由，阿迪尔每年可得一百镑。他把威廉·赖德请了出来，给他证明上述两人曾对奥康纳犯有舞弊行为。赖德被问为什么早不向奥康纳揭发。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不论什么事实也无法动摇奥康纳对两人的信任；第二，因为奥康纳从不喜欢听信一个雇员对另一雇员的怨言；第三，因为他是一个属员，可能被人认为他想取代他们的职位。但是奥康纳对他们的舞弊行为当然不需要间接的证据。象《北极星报》这样一个销数达四万三千份的报刊还不能自给，试问哪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会信以为真呢？奥康纳决不会这样天真，竟然相信那类事实；他说他从《北极星报》的利润中分文不取，上述两人反而连累他负债，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认为他又在大吹法螺。即使我们承认霍布森和阿迪尔果真是他所说的那种坏蛋，他们也决不会去干那些被人一眼看穿的坏事；而且即使干了的话，奥康纳也不会那么愚蠢地甘心忍受，竟让他的帐册照旧使用了七年之久，而不查问，也不另行雇人管帐。这类声明只会使集会上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感到满意。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奥康纳时常挪用公款，而让他们去付帐。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推断，1839年，当奥康纳提议偿付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开支时，他向群众说，他们已给他提供了支付这项开销的财源。这笔财源从何而来，只有《北极星报》的利润。然而，如果他的行动果真象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愚蠢，则没有一个公共团体会把大量基金付托给一个显然不适宜经管自己事务的人。但这次盛大的集会通过了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为了证明这次表决出于诚意，当场就有一千镑土地股金送上台去交给他。霍布森的各项指控丝毫不能削弱群众对奥康纳的信任；没有等奥康纳说出一言半语的答辩，他们已把他宣告无罪了。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会，不是为了充当公正的裁判，而是为了给他们所公认的凯旋英雄增加胜利的荣誉。这一点，奥康纳了如指掌，因此，他便以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自居，高视阔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从曼彻斯特前往诺丁汉，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诺丁汉信使报》的编辑托姆·贝利被邀出席。和霍布森一样，贝利拒不接受邀请，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集会上，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同样也提议在双方群众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但奥康纳却不同意。后者当然获得了全胜。在这次公众集会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霍布森的一封公开信，力图证明奥康纳创办《北极星报》以前的贫穷情况。奥康纳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答辩，有些实例令人满意，有些却不尽然。为了表明他的一些答辩的真实性，他举出三个证人，并附有他们的姓名。这三人就是他的发行人麦高恩和他的两个编辑弗莱明和哈尼。关于上述公众集会，事实十分明显，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机会使集会的群众公正地听取他对奥康纳的指控，而他所受的待遇一定会和威廉·艾什顿在奥康纳访问巴恩斯利时所受到的一样。当艾什顿起立对奥康纳提出有关弗罗斯特事件的指控时，奥康纳的崇拜者使人们无法听到他的发言，这就是奥康纳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纳）每天抱起四、五十个孩子，给他们擦鼻涕，紧紧地搂抱他们。他们是否会认为象他这样的人竟会把他们的食物抢走一小块，或者妨害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适当的教养，将他们培养成人呢？不会的，他决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爱怜这些孩子，同样也爱怜他们的母亲，决不忍心这样做。”奥康纳在这次拥挤的、情绪激昂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达三个多小时，讲话开始前，会场已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必须钻窗户才能进去。他对霍布森和阿迪尔指控他的行为不端进行反驳，宣读据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从阿迪尔那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指控霍布森有舞弊行为，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声称，《北极星报》在上述两人经营时期，每星期销数达四万三千份，但仍然入不敷出；他说，他愈来愈穷，而他们却愈来愈富了。他反驳他们指控他伪造帐目，揭发事实说，霍布森的薪给每年五百二十镑，这说明他致富的来由，阿迪尔每年可得一百镑。他把威廉·赖德请了出来，给他证明上述两人曾对奥康纳犯有舞弊行为。赖德被问为什么早不向奥康纳揭发。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不论什么事实也无法动摇奥康纳对两人的信任；第二，因为奥康纳从不喜欢听信一个雇员对另一雇员的怨言；第三，因为他是一个属员，可能被人认为他想取代他们的职位。但是奥康纳对他们的舞弊行为当然不需要间接的证据。象《北极星报》这样一个销数达四万三千份的报刊还不能自给，试问哪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会信以为真呢？奥康纳决不会这样天真，竟然相信那类事实；他说他从《北极星报》的利润中分文不取，上述两人反而连累他负债，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认为他又在大吹法螺。即使我们承认霍布森和阿迪尔果真是他所说的那种坏蛋，他们也决不会去干那些被人一眼看穿的坏事；而且即使干了的话，奥康纳也不会那么愚蠢地甘心忍受，竟让他的帐册照旧使用了七年之久，而不查问，也不另行雇人管帐。这类声明只会使集会上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感到满意。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奥康纳时常挪用公款，而让他们去付帐。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推断，１８３９年，当奥康纳提议偿付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开支时，他向群众说，他们已给他提供了支付这项开销的财源。这笔财源从何而来，只有《北极星报》的利润。然而，如果他的行动果真象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愚蠢，则没有一个公共团体会把大量基金付托给一个显然不适宜经管自己事务的人。但这次盛大的集会通过了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为了证明这次表决出于诚意，当场就有一千镑土地股金送上台去交给他。霍布森的各项指控丝毫不能削弱群众对奥康纳的信任；没有等奥康纳说出一言半语的答辩，他们已把他宣告无罪了。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会，不是为了充当公正的裁判，而是为了给他们所公认的凯旋英雄增加胜利的荣誉。这一点，奥康纳了如指掌，因此，他便以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自居，高视阔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从曼彻斯特前往诺丁汉，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诺丁汉信使报》的编辑托姆·贝利被邀出席。和霍布森一样，贝利拒不接受邀请，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集会上，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同样也提议在双方群众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但奥康纳却不同意。后者当然获得了全胜。在这次公众集会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霍布森的一封公开信，力图证明奥康纳创办《北极星报》以前的贫穷情况。奥康纳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答辩，有些实例令人满意，有些却不尽然。为了表明他的一些答辩的真实性，他举出三个证人，并附有他们的姓名。这三人就是他的发行人麦高恩和他的两个编辑弗莱明和哈尼。关于上述公众集会，事实十分明显，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机会使集会的群众公正地听取他对奥康纳的指控，而他所受的待遇一定会和威廉·艾什顿在奥康纳访问巴恩斯利时所受到的一样。当艾什顿起立对奥康纳提出有关弗罗斯特事件的指控时，奥康纳的崇拜者使人们无法听到他的发言，这就是奥康纳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
此时出现了另一民主刊物，名为《全国改革者》，奥布赖恩是该刊的所有人并自任编辑。这份报刊只经营了两年多时间。除了提倡人民宪章所规定的各项政治改革外，它还制定了土地国有化计划，原则是对原土地持有人作价补偿。它竭力主张彻底改革币制，谴责那些规定金价并使我国货币以这种金属的多寡为转移的法令。它提倡信用货币，以全国实际可消费的财富作为基础。信贷银行应对各个阶级一视同仁，从而使勤劳稳重的人以及工人通过贷款方式，能有机会变成资本家，这是它所提出的另一项改革；它所主张的第四项重大措施是公平交易，通过国有市场或商店的中间作用促其实现，生产者可用他们的财富换取积存在那里的别种财富，或者换取相当于他们出售的财富价值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并应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币。凡此种种就是《全国改革者》在它篇幅上所阐述的根本性的重大改革；但是该报编辑始终特别注意使读者深刻认识到，这些改革只有依靠政权才能如愿以偿。他反对奥康纳正在不遗余力地使公众在思想上牢记一种见解，即认为后者的土地合作计划将会实现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一星期接着一星期，他企图利用人们所能利用的各种论据来证明这类方案是绝对荒谬的，尽管不能曲解法律来对它们进行制裁；但当他看到可以引用这些法律来推翻这些方案时，他便谴责这些是邪恶伪诈的方法，是用来激起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的方法，他预料整个计划必将彻底失败，民主主义的事业必将因而推迟。奥布赖恩由于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而受到了奥康纳及执行委员会中奥康纳同党的指责。奥康纳对他自己的能力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因为他认为自已能够在难以置信的短时期内，把全体会员安置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村舍。他所确定的最大时限是六年，希望在此期间使他“亲爱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
这时候，奥康纳还有一个敌对者J．沃特金斯，他从前曾是他的一个十分忠实的信徒。沃特金斯曾经谴责所有反对奥康纳的人；洛维特、文森特、菲尔普和上届执行委员会都遭到他的怒斥。现在他却谴责奥康纳本人了。伦敦宪章运动者创办了一个月刊，请他担任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对奥康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个月刊不久便停刊了。以后他就在《全国改革者》上发表公开信，攻击奥康纳和执行委员会；但因奥布赖恩给予被攻击的当事人以答辩的权利，使沃特金斯大感不快，不久对奥布赖恩也加以斥责了。奥康纳为了打击奥布赖恩在公众中的声望，竟指责后者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这一伙人有一个团体，自称是为了解放工业生产而建立的，企图以改革币制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由于奥布赖恩准许这个团体的宣言在他的报上发表，并促使人们注意它所提出的问题，奥康纳就立即轻率地作出结论，说他接受了这个团体的津贴。奥布赖恩对这种指责给予应得的回击。他把《北极星报》刊登的奥康纳的全文抄录下来，加上一些讽刺性的评语，重述了奥康纳所坚持的许多主张、所提的许多保证以及所作的一些预言，而且据他本人说，所有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根据这些被奥布赖恩讽刺地称为已经实现的事实，人们在听到奥康纳说他（奥布赖恩）曾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时，就应当信以为真。奥康纳的荒谬言论被列成这样一份清单，使他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如果奥布赖恩始终采取类似这样的作法对待他的敌人，就对他自己和人民的事业都一定会有好处。奥康纳和他的同事们非但用尽方法来损害奥布赖恩本人，而且还设法毁坏他的朋友的人格。举个例子，据奥康纳说，利兹有一个叫做莫泽利的人，1839年曾充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密探，其目的是要煽动群众进行暴动，诱使他们犯罪，然后向警察告密，出卖他们。据说，莫泽利因此领到了七十二镑。奥布赖恩在利兹有一个朋友，名叫莫斯利，这个名字在利兹是和莫泽利是同音的；他是宪章运动者中唯一有此名字的人，奥布赖恩认为这种指责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便写信要求《北极星报》的编辑声明他所指的不是莫斯利，否则就得提供莫斯利犯罪的证据。《北极星报》既不声明，也不提供罪证。由于编辑霍布森先生与上述指责有关，而且又是利兹市议会议员，莫斯利就向该会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这位诚实可靠的编辑竭力把责任从自己肩上推卸给该议会的另一议员。但是，就连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奥康纳所说的情况也有出入，因为霍布森指控上述市议员曾告诉他，这七十二镑是用来镇压1842年的“矿工暴动”的，而奥康纳却把这件事的日期确定在1839年。但上述市议员当面拆穿了霍布森的谎话，声称他所说的是，这七十二镑是当时给予警察额外工作的酬报。对莫斯利的指控并无事实证明，只因他支持奥布赖恩才被凭空捏造出来，但它却带来了也许不是原捏造者始料所及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看来是有充分依据的。这就是对奥康纳的指责，怪他不该对弗罗斯特和其他同志遭到政府的迫害坐视不救。这种指责是巴恩斯利的威廉·艾什顿提出的，他曾为宪章运动事业坐过两年监牢，毕生同劳动人民和民主主义的赞助者保持联系，而且在工人们的自相结合被看作十分危险的行动时期，一度被流放到国外几年。艾什顿是一个实事求是、英勇果断的民主主义者，愿为民主事业作出任何牺牲；他过去的经历是他愿意忍受苦难的一个保证。艾什顿和莫斯利熟识，深知他的品德，看到奥康纳对待莫斯利的行为感到十分厌恶，便写信给他的朋友，据他说是为了使莫斯利明了指控他的人的品格。莫斯利把这封信寄给《全国改革者》的编辑。按照艾什顿的说法，看来当时宪章派的部分领袖正在策划一次宪章运动者的示威游行，而他们在伦敦聚会就是为了进行布置。新港发生的不幸事件就是这种布置的结果。当时威廉·艾什顿正在伦敦，遇到了这些人士；但他从同其中一人的私人谈话中，不久便认识到，他们对他执行这项任务不予信任。有鉴于此，他决意在可能的情况下营救弗罗斯特，使他不致堕入为他设下的陷阱；但艾什顿为了逃脱政府的魔掌，不得不在赫尔乘船前往法国。威廉·希尔牧师伴送他到上述港口，于是他就把他对弗罗斯特被陷害的疑虑告诉了这位牧师，竭力敦促牧师去会见奥康纳，并要求奥康纳设法制止正在策划的轻率行动。这一点，希尔答应切实履行。艾什顿从法国回来时，新港事件早已发生，事态的演变正如他预料所及。他到哈默史密斯去拜访奥康纳，质问他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营救弗罗斯特；奥康纳否认在事件发生前了解任何情况。不久以后，艾什顿到利兹去拜访希尔，希尔郑重声明，他和艾什顿在赫尔分别后四、五天，就把消息告诉了奥康纳，会晤的地点在利兹的布尔和穆斯旅店。嗣后乔治·怀特偕同艾什顿访问希尔，希尔重述了以前的话，并且补充说，奥康纳和他会晤后不久便前往爱尔兰，在那里一直呆到那场大祸发生以后。艾什顿还说，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讨如何拯救弗罗斯特，使他免遭政府的毒手。奥康纳被选为大会的代表，但他从未出席会议。然而，大会却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塔维斯托克饭店去拜访他，当时他正和律师吉奇在一起，读者们一定记得，吉奇是弗罗斯特的亲戚。代表团请奥康纳表示意见。他对他们说，万一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们被判有罪，生命发生危险，他将亲自率领英格兰人民发动一次流血革命来营救他们；吉奇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采取同样行动。奥康纳和吉奇都竭力敦促代表团必须使人民作好准备。代表团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就上述情况作了报告，当时艾什顿也在场。大约与此同时，在杜斯伯里也为同一目标举行了代表会议，会议派遣使者到全国代表大会去探询大会和奥康纳所作的决定。使者带回的答复是，全国代表大会决心发起暴动来营救受难者；奥康纳保证率领他们，而吉奇则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使者又奉派向全国代表大会声明，杜斯伯里的代表们也已作出同样决定，并规定1月12日为暴动的日期。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如果赞同这项决定，应即回到各该地区，并责成奥康纳履行他的诺言。奥康纳头一天曾从蒙默斯给克利夫送来一张为数二十五镑的汇票，作为全国代表大会推行任何计划的费用。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们纷纷回去发动民众；因此发生了谢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暴动。但是经过这种发动而参加暴动的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刊登了一篇指责整个计划的文章；再过一星期，奥康纳在同一刊物上也加以指责。凡此种种就是艾什顿给莫斯利的信中所说的情况；这里不妨再附带说明一句，这封信的头一部分有关主要事实的陈述，都由奥布赖恩予以证实。奥布赖恩断言，奥康纳充分了解预定在新港发生的暴动；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奥布赖恩还曾央求奥康纳用他的声望加以制止，因为在全国既无武装又无组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必然是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遭到牺牲。奥布赖恩又曾在私下向我们重复提到这些话。据他说，他曾表示愿意凭他所享有的一点声望防止这次预定的暴动，如果奥康纳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但他仍请奥康纳承担这项任务，因为奥康纳的声望较高，势力也较大，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奥康纳郑重声明愿意履行这项任务。“他将尽力予以防止；决不让暴动发生”，奥布赖恩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就把这件事付托给他了。然而，当这些话公诸于众时，奥康纳矢口否认；他拒不承认他知道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活动；他初次知道这个事件，是在事件发生以后。让我们作为公正的裁判者来探讨一下各有关方面可能的真实情况吧。
我们首先要问——奥康纳既是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耳目到处皆是，还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手中掌握这些条件，就比大多数宪章派人士有更多的便利来了解他的同党所采取的每一重要措施。根据这些情况，在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几周中，却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难道可能吗？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少可能性的了。况且，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游行不仅全国代表大会每个领袖人物几乎全都知道，即使许多在宪章运动中声望较逊的人们也有所闻；而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偏偏要假想，几乎只有那个比谁的声望都高的人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一定是盲目轻信，这将使他们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奥康纳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事态发展充分知情的说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可资证明，这就是正好在紧要关头，他离开危险地带，乘船前往爱尔兰。但是，据说他到爱尔兰去，是另有目的的。他本人所说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对啦，目的是要说服一个郡——科克郡——的选民，预先登记他们的选票，以便在将来不论什么时候举行大选时，选出一个自由党的议员。我们在对奥康纳公平对待的同时，还确实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有丝毫值得受人重视的判断力的话，就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个借口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站不住脚的一种——事实上，就当时民主党派的情况而言，这是对公众的认识的一个极其恶毒的侮辱。他的爱尔兰之行以及为这次旅行所作的借口，其本身几乎就是一个铁证——如果这种措词可以被接受的话——证明他对整个事件是彻底知情的。假如这是事实，那么，用最宽厚的措词来说，奥康纳的行为确实难以宽恕；从他对奥布赖恩所作的诺言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奥康纳对于这次策划的暴动，要么具有信心，要么没有信心，两者必居其一。如果他有信心的话，他作为人民的领袖——他自以为是人民的领袖——就有亲自领导这一次运动的责任，无论如何，也应亲自参加。如果他对成功缺乏信心，那他就不该不尽一切力量来加以防止。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这就表明他对这些被他称作朋友的人不是采取卑怯的作法，便是背信弃义，虽然他自认自己的行动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也许有人要问——奥康纳有无可能想要毁灭弗罗斯特？我们猜想他还不至于如此，倘若不采取这种作法就可以使他（奥康纳）达到目的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记得的，弗罗斯特的声望几乎与奥康纳不相上下。名望欲是奥康纳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凭良心说，我们相信，在奥康纳看来，为了攫取并保持声望，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他虽然没有积极参与威尔士运动的布置事宜，却不动声色地任其演变，借此使他的敌对者被清除掉。奥康纳自诩其功匪浅，为了营救弗罗斯特的生命，在金钱和其他方面曾作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说他并不希望弗罗斯特被绞死，我们是可以很快就相信的。他的良心迟早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如果说谁有义务为另一个人作出牺牲的话，那么，奥康纳就有义务为弗罗斯特作出牺牲；因为他可能，而且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防止这个危及弗罗斯特生命的危险。奥康纳对弗罗斯特不怀有多大好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欧内斯特·琼斯的话来作证明。1853年他在地方各郡旅行期间告诉我们，奥康纳曾对他说过，弗罗斯特是个无赖。“关于弗罗斯特，”琼斯说，“我完全不了解情况；但奥康纳总是对我说，他是一个该死的无赖。”这确是奥康纳对弗罗斯特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评价，他一直公开称赞弗罗斯特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其命运他又一直表示怜悯。在为了设法营救弗罗斯特所作的努力方面，奥康纳的行为同样也不是可宽恕的。由于他的诺言，他使许多正直热心人士落入陷阱，可能使他们象霍尔贝里和克莱顿那样丧失生命。奥康纳对这次运动成功与否如果没有把握，他并不是非参加不可的；但既已庄严保证说自己要予以领导，那他就有必要或是履行诺言，或是在受骗者陷入危险以前制止这次运动。就他这一方面来说，他公开指责他暗中所鼓励的行动，确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伪善行为。
我们可能因为重提这些旧事而受到指责。心地淳厚但目光浅短的人也许认为最好不咎既往，不要把过去背信弃义的行为和蠢事揭露出来，生怕揭露以后有害于人民事业。那些惯于吹牛的卑劣而蹩脚的煽动家也许在力图使人民对这种谬见留下印象。但是，对于人民以其全部精力投入的一个最崇高的运动中所以出现的种种背信弃义、虚伪愚妄的行为，要费力地作些回溯，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然而，不管工作如何令人生厌，也必须予以完成。凡是可能削弱和贬低民主运动的一切行为，其真相必须予以揭露，否则，同样的错误就会一再重犯。我们亲眼目睹，正是这种企图抹煞真相的愿望，证明我们已堕落到严重蜕化的地步。胆大气壮的正直人士将会对我们说，“把事实和盘托出，让我们看一看，是否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作为未来行动的前车之鉴。”这就是我们所要奉行的政策，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但是我们这样做，可以用良心来作证，我们履行我们的任务，决不是因为对我们所谴责的对象有什么私怨，而是完全出于责任感。如果上述有关奥康纳在弗罗斯特事件发生前早有所知的证据还嫌不足——不过我们相信，对一切公正无私的人来说，这种证据已无争论的余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员洛厄里所说的话。由于希望对这个问题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我们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洛厄里先生，弗罗斯特的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是积极参与行动的；你是否知道奥康纳与这个事件究竟有无关系？”洛厄里的答复是，“奥康纳与这次行动的事前布置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对这件事是完全知道的，而且他是唯一能够加以制止的人，如果他有这种意愿的话。”读者不妨把我们所引证的各种说法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平心静气地自问，所有这几方面的证据是否还不足以驳倒被谴责者单方面的否认。
旧日的领袖间存在的争执在1845年夏季变得严重到了极点。奥布赖恩、沃特金斯和卡彭特与奥康纳敌对，后三人却又跟奥布赖恩处于对立地位。奥康纳尽力污蔑奥布赖恩所主张的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原则，如同他诋毁后者所提倡的信用货币一样。奥布赖恩的见解始终如一，跟奥康纳称他为“教师”时毫无二致。沃特金斯也同样攻击这些原则，并指责靠鼓吹政治原则为生的人；而事实是，沃特金斯本人一向仰给于宪章运动团体，直到最近由于一个亲属的死亡使他从国家征税中得到一笔遗产后，才自命为一个独立的宪章运动者。卡彭特是当时《劳埃德新闻》的编辑，同样也对奥布赖恩的原则及其提倡者进行攻击，虽然他也曾时常提出这些原则，并在他所编的一本政治教材中加以阐述。另一方面，奥布赖恩攻击这些人的前后矛盾，证明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弊病百出。奥康纳曾作估计，如有原始资金五千镑（两千会员每人缴付两镑十先令的捐款），就可以安置五十名会员，还可以有八百七十五镑余额。他提议把这样购进的地产，连同建造的房屋，抵押四千镑，加上从上述原始资金余额中拨用一百二十五镑，又可以购进一份地产，再安置五十名会员。第二份地产以类似方式抵押出去，第三份地产再以押款购进，依此类推，直到第八份地产购进以后，就可以安置四百名会员。据奥康纳的估计，这几份地产三年内可以增值一倍多，而原价只需要三万三千镑，到第四年年底，至少值价六万镑，这就使协会得到两万七千镑的利润。其他的估计也是同样荒唐的。奥布赖恩予以批评说：
“这些估计假定下列各种情况均不成问题，这就是说，地产可按每英亩十八镑十五先令的市价购进；以这种价格购进的土地每亩每年增值十五先令；在它上面建造村舍平均每所需费三十镑；在城镇生长的工人（认购者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工人）一定能为一所村舍和两英亩土地每年偿付五镑，而经过这笔交易后事业仍继续保持欣欣向荣；每人拥有的土地三年内可增值一倍多；一旦尽快地安置了五十家住户，有钱阶级就会贷放抵押借款，数额大致与土地和房屋的原价值相等；新的土地又可购进，另五十家住户又可用同样方式予以安置；除了每人每年所付的两先令以外，协会并无其他管理费用；由于购置土地以及用土地抵押借款所需办的地契及转让证、印花税等项手续都不必付费；这个协会的司库、秘书、董事等都是一些廉洁正直人士，他们辛勤的服务（这种服务看来不是挂名闲差）不计报酬；尤其重要的，地主决不会不愿把土地卖给协会会员，资本家决不会不愿把抵押地契的钱借给他们。这些就是这份妙不可言的估计表所假想的许多异想天开的项目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时间自会证明大部分项目都是空中楼阁似的假想。但最妙的是，慈善为怀的费格斯一方面诱使千千万万群众跟随着他去参加火炬集会、示威游行等等，造成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极大浪费，使数以千计的人由于监禁、失业和流放而实际上家破人亡，而同时却又认为只要成立一个‘全国宪章运动者土地合作协会’，就能保证使我们全体获得社会福利，引用他本人在上星期《北极星报》上的说法，他认定‘政治平等只有通过社会福利才能实现’。而他从前曾教导我们，社会福利只能脱胎于政治平等；但是，无疑的，一旦他的土地计划化为泡影，他又会要我们奉行旧的信条，或给我们另创新的信条。”
这些争论发生不久，奥布赖恩应朋友的邀请，前往伯明翰、谢菲尔德、罗奇代尔等地游历。奥康纳一派人是不会让他通行无阻的。在伯明翰，他们对他怒不可遏，但人数有限，在集会上只能形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集团。在其他地方，他们对他的待遇则比较公道些。在谢菲尔德的公众集会上，奥布赖恩向奥康纳挑战，要求同他进行辩论，以证明他（奥布赖恩）致力于争取人民的全部权利。而费格斯·奥康纳却不是如此。然而，这次挑战始终未被接受。奥康纳继续嘲讽奥布赖恩和一切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并称他们为令人十分厌烦的家伙；虽然他的三个同事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多伊尔都自认为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同时，奥布赖恩所提的警告不是没有相当效果的。
将近1845年年底，土地协会的代表们在杜斯伯里举行会议，对土地计划中的许多规定和管理人员的一些经营方式提出了强烈反对，结果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若干决议。但《北极星报》编辑部对这次会议报告的一切重要内容都秘不宣布；尽管如此，该报编辑对代表们在会议上的情况都津津乐道，任意批评。这时候，戴维·罗斯开始在《全国改革者》上撰写宪章运动的回忆录。从1841年以来，罗斯一直是宪章运动演讲员；他是一个演说术教师，公认为当时宪章运动中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虽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概念有多大深的理解而闻名于世。然而，在他第一篇通信遭到了奥布赖恩的批评后，他就声明自愿把这个问题暂时搁起。当宪章运动团体内部正在互相龃龉，甚至使他们政治信仰中的一些重大原则几乎全被忽视。当个人崇拜高于一切，而正直的独立性几乎完全屈服于盲目悖理的无知状态时，反谷物法联盟却在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开始在公众集会上大露头角。为了传播他们的政治经济原则，他们先筹得五万镑，后又捐到十万镑经费。他们的小册子和宣传员遍及全国各地，不久就很明显，他们正在议会中产生影响，他们的巨大努力将以胜利而告终。在这个紧要关头，奥康纳仍然本性难移——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那反复无常的立场。当时的政府首脑罗伯特·皮尔爵士是个权宜派政治家，宣布了一项措施，其性质之彻底，使他的老政敌辉格党甘拜下风。拉塞尔的最后宣言提出了征税四先令；皮尔的方案却主张将谷物法全部废止。他立即把这项税率大大降低，三年内一定把它全部取消；保守党的这项措施还计划在其他许多部门中实行自由贸易。各方面人士（深知奥康纳底蕴的人们可能除外）感到惊讶的是皮尔的计划一经公布，奥康纳立即把它捧上了天。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措施；它是一个“万能措施”，“将使人民在国内大大提高地位，因而在国外也大大提高地位”；他以邓库姆和他本人的名义向皮尔保证，人民将给他“一致的支持”。有些人惯于听到奥康纳把联盟叫做“祸害”，常听他把自由贸易者称为“海盗”，一再地听他指摘这个政党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个使生产阶级沦为奴隶的阴谋，又曾听他说过这项措施是绝对不公道的，除非人民对它的实施有权过问；我们说，在这些人看来，奥康纳对皮尔“海盗式祸害”计划所持的态度简直难以理解。当联盟声名狼藉时，奥康纳预言它一旦成功必将带来毁灭。现在由于联盟使土地贬值，从而使人民能够比较自由地购买，它必将使他的土地计划获得成功。一言以蔽之，他对皮尔措施的赞扬与他在北安普敦会议上所提的修正案恰恰相反。我们不禁要问，他对联盟的所有对抗是否纯属伪装？他本人和这个团体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默契？我们记得很清楚，北安普敦会议后，一个朋友对我们说，他深信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本性往往易于相信人们善良的一面，直到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应受谴责以后，才会使我们怀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但这种看法不是出于一个性情急躁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头脑冷静的计谋家（约翰·巴克），经过核对记录以后，我们发现这种看法有充分的证据作为依据。奥康纳和科布登曾乘同一班火车前往北安普敦；他们抵达布利斯沃斯时，约有二十名宪章运动者前来迎接奥康纳。据奥康纳说，科布登进了他的车厢；但他一看到奥康纳在那里，就立刻把行李拿走，怒形于色地坐到另一节车厢去。可是，看来最奇怪的是，奥康纳既然从来没有同科布登交谈过一言半语，而且生平也从未遇见过他，那么，奥康纳怎能认识他，并且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指给朋友们看呢？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会议结束后，奥康纳和科布登在布利斯沃斯晤谈，于是，前者就在下一期的《北极星报》上对后者大加颂扬。虽然他从前在指责这位谷物法废除论者时所用的言词激烈得无以复加。的确，再没有比奥康纳在北安普敦的演说更有可能使科布登获胜的了。部分有关人士对奥康纳权宜多变的方针提出抗议；另一部分人则表示不满，认为他的举动未免离奇；但他已把绝大多数人训练得唯他的马首是瞻，所以他们只知对他盲目服从，反而诬说态度始终如一的人接受了保护贸易主义者的贿赂；但是一切正直的人立刻可以看出，要是有谁在这件事中受贿的话，较大可能性是那些自食前言的变节者，而不是那些对誓言信守不渝的人。如果奥康纳明白宣布他已皈依联盟派的原则，他的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甚至在皮尔的方案成为法律后，当他在文章中提到科布登以及他和联盟的关系时，还说科布登是好人一个，可惜受到不良制度的束缚；正是这种制度，他不仅本人给予支持，甚至在未征得宪章运动者的同意以前还以宪章运动团体的名义给予支持。皮尔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读者全都知道了。他的方针变成了法律；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并在此以后，事态的发展却防止了这样一项改革由于降低物价和提高币值而对全国生产阶级的利益所能造成的恶果。工人阶级大批移居国外，劳工市场上的剩余劳动力暂形枯竭，因而得以避免这种后果；尤其因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使我们在金本位法的规定下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数量大见增加，而利率则有所降低，这就使商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高利贷者、包税者、享有固定收入者和一般闲散坐食的阶级攫取这些优厚利益，否则，他们一定可以牺牲勤劳的穷人的利益而取得这些好处。
在这个问题结束前，让我们再谈一点意见。我们在不久前曾提出一个疑问，即奥康纳反对联盟是否纯属伪装，也许有人会根据这个疑问认为我们的用意是在暗示：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和该派是勾结在一起的。这决不是我们的用意。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如此：奥康纳名欲熏心，往往压倒了他的一切责任感。当联盟不得人心时。倘若给予支持，将使他丧失他所享有的声望，因此，他就反对他们；但他对于争论中的问题却不大关心，谁是谁非，都无所谓。当联盟得到热烈的拥护，以致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方案时，提出这些方案的大臣就变得声望更高了。如果他再加以反对，那就会使他本人丧失一部分声望；于是，他就转变过来，不再考虑什么是原则，或言行是否一致了。奥康纳并不是一个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偏巧他真正预见到的事，他却很少予以揭示，而他装作看到的事，却又很少发生。他明知科布登一派不久将获得成功，但他却装作反对他们，直到他们获得胜利时为止；另一方面，我们也确有相当理由怀疑，当他们从失意转到得势时，他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直接谅解，至少存在着默契。不论继他而起的那些毫无心肝的煽动家们爱说什么，不论受骗者会怎样盲目地听信他们，过高的名欲毕竟是奥康纳最大的病根。这种**使他失去了一个人应予珍视的一切——言行一致、原则、廉耻、信誉、忠实的朋友（换来的却是一些终于把他抛弃的没有灵魂的政治掮客），以及良心上的安宁。至于其他损失，我们以后会看到的。然而，在此期间，奥康纳正一帆风顺——当然是暂时性的，不过仍然算得上一帆风顺。他为他的土地计划的迅速实现所描绘的一幅绚丽夺目的图景使无数人投奔到他的麾下。他的演讲员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麦克道尔已和他言归于好，他又在公众面前对这位医生推崇备至了。
1846年春，奥康纳企图拉拢托马斯·库珀同他合作，一道提倡土地运动；但后者拒不应允，表示他坚决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它必将葬送宪章运动。奥康纳勃然大怒，接着，引起了一场口舌；于是库珀就决意同他分道扬镳。前已提及，库珀已经治愈了自己的奥康纳狂热病。这点一经发觉，他在奥康纳派宪章运动者中间的声势就立即丧失了。先前曾有人发起募捐，准备筹款购置纪念品，在他刑期届满时赠给他；但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对他进行谴责后，捐款便收回了。后来，这位谴责者消释了对他的敌意，建议重行发起募捐；但库珀十分得体地谢绝任何类似的周济，并把在罗奇代尔、诺丁汉等地募来的捐款如数退还。库珀在1845年5月5日获释出狱；他到伦敦后，在那个与他友谊甚笃的《北极星报》印刷厂商麦高恩的劝解下，前往拜访奥康纳，奥康纳表示自己对库珀的行为失当，向他道歉，取得了库珀的谅解。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当时尚未出版的《自杀者的炼狱》诗集，奥康纳嘱咐麦高恩予以印刷；但后来又自食其言，让库珀自己去找出版商，并承担印刷费。诗集出版前，他答应购买两百本：但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他既未承购两百本，甚至一本也没有买。然而，由于这本书获得成功，库珀的出版商自愿负责经手，并商定偿付印刷费的办法；于是麦高恩出面代库珀负责。可是这个出版商不久便破产了，使麦高恩受到亏损；不过，作者也未从初版中得到分文。奥康纳力图使公众相信他在这件事中曾援助过库珀，并自愿充当这笔印刷费的担保人，他要求麦高恩写出这样一篇通信，公开发表。可是，在麦高恩和出版商达成协议，从而解除了库珀的责任后，他不能再作库珀的担保人了。我们不难想象，奥康纳最初既曾答应偿付印刷费，一个精明的伦敦出版商发现他在其他方面的运气不佳，一定会请求奥康纳履行原约；而当后者感到需要和库珀翻脸，利用《自杀者的炼狱》事件来对他公开进行诽谤时，上述伦敦商人，为了希望收回这笔印刷费，可能又会为他发表一篇有利于他的通信。也许有人会说服我们，这不是宪章史范围以内的事；但我们有理由把它提出来，因为这就是奥康纳一向用来打击社会活动家的独立地位的方法之一。他曾凭借金钱的作用打击奥布赖恩。当后者在兰开斯特监狱期间，未经他本人知道，奥康纳嘱咐每星期给他的家属一镑；这件事被不厌其详地传遍全国，借此防止人们给奥布赖恩捐款，而当时的情况是，捐款本来会从他的无数敬慕者方面源源而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表示奥康纳慷慨解囊。奥布赖恩得知此事后，自愿每星期为《北极星报》撰写一篇通信，以偿付奥康纳接济的款项，好几篇通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撰写的，并且都被刊登出来了；因此，奥布赖恩每篇通信价值一镑，而先前他从同一刊物所得的稿费是每篇通信三镑。但是奥康纳一发觉奥布赖恩自有主见，不会任人宰割而不发出一声愤怒的抗议，于是，就把每星期一镑这件事在《北极星报》上大事渲染，给奥布赖恩带上了“忘恩负义”的帽子，《北极星报》集团还给他加封了“饥饿的毒蛇”的尊号。如前所述，奥康纳无法说服库珀赞同他的土地计划。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不久将在利兹举行；库珀是伦敦市区宪章运动者推选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经当选，他就在各报公开宣布，将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下列各项决议：
“第一，执行委员会应将任职以来历次会议记录提清全国代表大会审查。
“第二，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会员手册》第十一页的规定将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造具清册，提请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并应将各地区根据上述表格所收会费另造清册，一并提出。
“如果会议记录无法提出，如果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业已散失，如果根据这些事实，查明执行委员会没有按照《会员手册》第六页的规定克尽厥职，他就动议：
“第三，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应从不兼任土地协会董事的宪章协会会员中遴选充任。
“上述动议如被否决，而大多数代表决定土地协会董事仍得兼任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则在此项决定被认可以前，他将动议：
“第四，T．M．惠勒作为一个代表宪章运动团体的秘书长来说，却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其理由早经他在公开谈话中，在他给费格斯·奥康纳和莱斯特宪章运动者等人的信件中，以及在他当选为本会议代表的公众集会上，一再声明，并经他人予以证实。
“第五，本代表大会宣称，一个宪章运动地区的成员为了反对或通过某些方案，自动充当其他地区的成员，如同伦敦市区最近发生的情况，这是极不公平、极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第六，本代表大会遗憾地看到，暴力行为已使公众在心里上对宪章主义充满了反感，兹特声明放弃并否定暴力政策，决心只凭和平、道义、合法的方式，尽力使人民宪章成为全国的一项法规。
“第七，本代表大会宣称，它深信以教育、对别人意见的尊重以及道德人生观，作为构成宪章运动特性的要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愤怒地抗议这种结论，即把《北极星报》上的低级下流的谩骂和粗暴斥责的习气，当作纯正的宪章主义。
“第八，本代表大会认为费格斯·奥康纳不值得宪章运动者给予信任，特此严正地警告大不列颠的全体工人注意同他结合的愚蠢性和危险性。”
库珀的意图一经宣布，对方就想尽力予以挫败，7月25日的《北极星报》把宪章运动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决议。它将提议人斥责为叛徒；要求宪章运动者出来大胆讲话，责令他们的代表作出决定，把他从协商会议中清除出去，借此一劳永逸地把他“解决”。克拉克在同奥康纳的一次交谈中说：“是的，我上次遇见了你以后，又遇见了库珀，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他说我们都受了骗，说你不配保管基金，不配经管事务。他问地产是用谁的名义购进的；经我说明在正式登记以前暂用你的名义，他就说，我的天哪！怎么你还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欠了一身的债了！你知道他的债务有多少吗？你知道他用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吗？至于说他已经清理曼彻斯特的帐目，你可曾清点过他所交出的邮局汇单？否则这笔帐又有什么保证？全国人民应该醒悟过来了。”这些话引出了6月13日《北极星报》上奥康纳的两封长信，同时还有卡费和奈特的两封，说明基金的情况。后两人是土地协会的查帐员，奥康纳曾把他所经手的帐目交给他们检查，向读者们说，这份帐目已经两位董事克拉克和麦格拉斯审查无讹了。奥康纳在一封信中宣称，由于决心保全个人名誉，他将辞去土地协会副司库职务；然而，他愿继续担任董事和监察员，为人民服务。库珀想在《北极星报》上占用一部分篇幅，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就向《劳埃德新闻》求助，又遭到《北极星报》拒绝他的人们的揶揄，说他为“叛徒的避难所——《劳埃德新闻》”写文章。其中有一封信由奥康纳转载在《北极星报》上，部分内容如下：
“现在根据奥康纳自己承认，已经证实，他曾用人民的金钱，却以他本人的名义，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他不是一个法定的职员，因为章程中没有规定设立副司库，那么，他的职责从何而来？土地协会未经登记；保管委员由于从未就职，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我既不相信他否认一身是债的声明，同时，更不怀疑他曾挪用而且还在挪用股东们所缴的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开支。我要求他提出证据，他迟早是要同我见面的。星期一，我将出发旅行，为可怜的弗罗斯特募捐。我将在各地向工人们说明我的心意，要求奥康纳在任何场所同我会见，只要他愿意，即使在曼彻斯特的木工会堂也行，因为他把那里看做是他的大本营，而我在那里简直是人地生疏；否则，要是他愿意的话，待我回来后，同他在伦敦公开见面。他为什么不召开利兹的代表大会？把会期推迟到4月20日以后，他知道这是违反章程的。我要求他召开那个代表大会。我提请土地协会的股东们注意章程第七条有关保管委员每年改选一次的规定，然后，请问他们是否能够暂时设想，奥康纳真正存心要保管委员为股东们掌握地产。他知道协会决不会每年更换委托代管书，因此，一开始就有意只用他的名义购进的土地。”
然而，奥康纳始终没有接受库珀要求公开会见的挑战；但后者认为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总会有机会的。库珀出发旅行，由于奥康纳的势力阻挠，他这次为弗罗斯特筹款的旅行不能顺利进行，虽然其他方面为此筹募的钱不在少数。库珀在《劳埃德新闻》上披露的一封信中提到查帐员的报告时说：
“这些可怜的、轻信人言的查帐员被这位‘贫民的最高监护人’（费格斯自封的尊号）的银行存折等等欺骗了。如果你们真是如此愚蠢的话，你们就对这种可笑的检查方式感到满意吧；但是一旦你们开始认为时机已到，必须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审查（你们一定会有这种认识），你们怎能解决那些由于正当审查的迁延所引起的困难呢？”
在此期间，为了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明确有利于奥康纳的舆论所作的努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一百多个地区的决议潮水般地涌往《北极星报》编辑部，其中大多数对奥康纳表示无限信任，对告发者表示无比愤慨。一部分人称库珀为“恶犬”；另一部分人揭露他想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第三部分人指明他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政治冒险家，一味追求名望，而且嫉妒成性、自命不凡、兴风作浪、存心不良、卑鄙下作，甚至达到了恩将仇报的地步；第四部分人称他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假装正经的伪君子、宪章运动中挑拨离间的卑贱走狗；第五部分人称他为大言不惭的笨伯；第六部分人称他为语无伦次的疯子；第七部分人称他为谗言中伤的无赖；第八部分人称他为千夫所指的说谎者；第九部分人称他为老练到家的大骗子。这些就是当时使用的一些从修辞学中精选出来的词藻。在一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全国各地协会指令代表们把库珀从协会中清除出去，不让他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占有议席。所有提到奥康纳的副司库职务的人都请他继续任职，于是，他就打消辞意了。一个地区（基思利）确实曾冒失地建议，为了杜绝类似托马斯·库珀那样行动，就有必要使土地协会进行登记；但是对库珀表示愤怒、仇恨和斥责的浪潮那么凶猛，简直把最坚定的人也压得不敢作声了。由于库珀的旅行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报纸有关，《北极星报》就说他即将在政治上控制该报，因而希望打倒奥康纳和《北极星报》。这种说法招致杰罗尔德在下星期的《北极星报》上予以否认。在民主主义者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戴维·罗斯提议修正那个对奥康纳表示信任、对库珀加以谴责的决议案，大意是，关于谁是谁非的裁决应当暂予保留，直到上述二人公开会见以后再说，但他的修正案遭到了压倒多数的否决。库珀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这场斥责他的大风暴。他原任“退伍军人、流放者、孤儿寡妇基金委员会”的秘书，现在抛弃这个职位，向约翰·斯克尔顿提出了下列辞职书：
“既然在曼彻斯特木工会堂集会的宪章运动者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同时又希望解除我的秘书职务，因此，本人自动辞职，希望他们能物色一头真愿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头羊能象我那样欣然为受难者的利益完成任务。——托马斯·库珀。”
他又通过《劳埃德新闻》发表了两封信，一封给土地协会的成员，另一封则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在第一封信中，他对成员们这样说：
“请记住，严格地说，所有帐目都还没有提交给查帐员或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加以审查。你们的司库罗伯茨什么时候承认过收到了你们的会费？说他是你们的司库，有什么证明？他什么时候提出过他的帐目？帐目从未提交给代表们举行的协商会议审查，虽然奥康纳曾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作过保证。奥康纳经手的帐目，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使你们满意，除非罗伯茨先生宣称，作为该协会司库，他确曾收到你们的捐款。即使罗伯茨先生公开承认他曾接受司库职务（因为，如众周知，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曾予否认），即使如此，你们仍应责令审查章程中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当他（司库）经管的基金数额达到二百五十镑时，他有责任将该款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联合股份银行，用土地协会保管委员的名义，列入保管委员的帐户。’还有，章程第十六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协会基金应由司库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并应由一名保管委员和协会秘书会同司库前往银行办理手续，非经董事会签署并经保管委员会副署的载明金额的支款凭单，不得向银行擅自提款。’现在请记住，没有一个保管委员（全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例如下院议员邓库姆先生、伦敦的修厄尔和德龙先生、杜斯伯里的泰特斯·布鲁克先生、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狄克逊和谢林顿先生，这些保管委员中没有一人曾会同罗伯茨先生前往银行为你们办理存款手续。请记住，你们的钱始终没有经你们的司库的手，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请记住，从来没有一个保管委员为了向银行提款，投资于赫林斯盖特地产，曾在支款凭单上副署。”
他在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的信中说：
“与《北极星报》报馆有关的负责人士曾宣称，该报在利兹时期不知多少次面临完全倒闭的危险，在迁到伦敦后所以能幸免于彻底破产，只是由于奥康纳挪用了土地基金。奥康纳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的整个行为，以及其中一切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狡猾伎俩：——他诡称曾向罗伯茨先生借过五百五十镑；却闭口不谈这是否就是以他的赫林斯盖特地产向协会司库（如果就是他在担任司库的话）押借的土地基金五百五十镑；散播有关他的银行存折、邮局汇单、银行支款凭单等骗人的谎话，却只字不提司库是否收到各该款项；还有一件事实，《北极星报》的帐册上登记海伍德先生的大名，作为一个欠款达一万余镑的债务人，而实际上当时他是奥康纳的债权人，这种作法的目的是要蒙蔽那些正在共同承担八百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人们：我说出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奥康纳行为的其他各点，证明他的处境十分狼狈，从而可以证实，从他开始政治活动时起，他就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冒险家。”
在谈到赫林斯盖特地产转让未用司库名义的理由时，奥康纳解释说，罗伯茨的管帐曾拜访他，对他说：“先生，我不能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买进这份地产；这笔交易一直是用你的名义进行的，现在改变，看起来未免太突然了。”于是，他同董事们商量，他们劝他用他本人的名义买进。从这件事看来，罗伯茨因司库职务被奥康纳长期霸占而感到不快。至于向罗伯茨借贷的五百五十镑，据奥康纳称，这是罗伯茨委托他出售一部分铁路股票的价款，他想在平纳购置小块地产，创办一个模范农场。
8月3日，代表大会终于在利兹举行。读者可以相当正确地想象，库珀在这样一个集会上要使人们倾听他的发言，需要花多大力量去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代表们的证书一经宣读完毕，库珀立即起立要求听取有关宪章运动的报告，例如会员人数、基金数额等等。协会秘书惠勒无法提出这类报告；主席麦格拉斯声称他也一无所知。库珀坚持要向代表们发言，这时“流氓、无赖、说谎者、伪君子”以及许多类似的雅号暴风雨般地向他袭来。他说，他们一定十分清楚，他要提出决议，但他们仍然扰嚷不休。奥康纳试图用甜言蜜语哄骗库珀放弃决议，但不生效；这时，一个几乎可以称为宪章运动的新兴人物一跃而起，恫吓说，库珀倘不退让，他将提议把库珀清除出去。这个人就是欧内斯特·琼斯。库珀回答说，一个天资聪颖的人竟宣布要采取这种措施，应当自觉惭愧。何况他参加宪章运动不过三个月，他对自己究竟正做些什么还莫名其妙哩。琼斯答话的口吻无愧于一个十足的煽动家，他说，库珀已经走入歧途，而他却走上宪章运动的康庄大道，仅仅在几天以前，他曾在布莱克斯通埃奇见到成千上万真心实意的、虽非正式登记的宪章运动者，并听到他们雷鸣似的欢呼。库珀说他言语幼稚，将来总有一天会认识到错误。琼斯以库琼负隅顽抗和蓄意捣乱会议为理由，坚决动议把他清除出去。琼斯的动议得到附议，有些代表还举手表示赞同。另一部分代表保持中立，显然出于羞愧；但是无人敢于投票反对，虽然不少代表对费格斯·奥康纳怀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其中有一个代表头一天甚至还表示愿同库珀采取一致行动。主席宣布把库珀开除出会，但他坚持不走。有些代表提到用武力把他撵走，但这反而使库珀增加了勇气。他向他们挑战，指着奥康纳说：“那位惯于大声恐吓别人的胆小鬼，常在私下对我谈论暴力政策，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亲自把我撵走呢？”然而，奥康纳和他的部下都不愿以武力解决的事，他们却用计策加以解决了。下午4时，克拉克起立，提议休会到次日上午，经一致通过。到了规定时间，库珀前往出席，发现有三名彪形大汉拦住去路。他们出示主席的指令，作为行使职权的凭证。库珀企图推开他们，闯入会场，但力所不逮。会场外挤着一群观众，库珀向他们讲话，并对奥康纳进行斥责。关于上述种种情况，不妨在这里略加评论。
库珀想要提出各项决议，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在暴力政策的问题上，宪章运动者的行动是很愚蠢的，部分领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愚蠢的行为更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直言不讳，但我们却不能接受“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原则。我们相信，这项原则倘有可能被奴役者所采纳，必将使奴隶永远保存下去；但我们坚决相信，要使它有可能得到采纳，人类的天性本身必须经过一番根本的改变。但是，无论如何，库珀有权要求人们听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那些严重地影响宪章运动团体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例如有关领袖们公共道德的问题，他尤其有权发表意见；当被指控者都亲自在场，而且有充分机会进行答辩时，仅仅由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宪章运动者的提议，就箝制他的言论自由，我们要求一切通情达理的人们秉公判断，这种作法是否正大光明，是否符合民主主义的正义感？有派系偏见的人们尽管宽恕这种懦怯的不义行为，但通情达理、正直无私的人们却永远会加以谴责。我们要问，除当事人害怕被人揭发外，公众从这种行为中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吗？关于提议清除库珀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应当扼要地加以介绍。欧内斯特·琼斯是琼斯上校的儿子，上校是已故汉诺威国王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的侍从武官。据我们所知，他父母虽是威尔士人，他本人却在德国出生，受教育，并以这位王公的名字命名。汉诺威国王对琼斯上校的儿子十分宠爱，给他一种特殊的荣誉（如果这可以称作特殊荣誉的话），即充当他的教父。还应提到一点：欧内斯特·琼斯自称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琼斯幼年已显示出诗歌天才，不到十岁，就刊行了一本诗集，在自己的朋友中流传。这些作品当然稚气十足，却表明了作者潜在的才华，这种才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充分的表现，而他天赋的才能又得到了教育所能给予的一切辅助。这个青年诗人的朋友们竭力怂恿他从事律师业务，他在迁到英格兰后，终于成为中殿法学协会律师，虽然，我们相信，象多数聪明人一样，（作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法律家，他比谁都聪明），他所经办的讼案从来不多。然而，他的光阴并非全部用来从事律师业务，因为除了到法院出庭外，他还有机会致力于诗歌创作。他创作了《林赛勋爵》（一首最富有诗意的诗）、《我在社会之国的生活》等，此外，还有《森林中的精灵》，这是一首关于封建时代的浪漫诗，体裁优美、流利、动人。琼斯在报刊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被最贵族化刊物几乎捧上了天；齐声称颂他是伟大的诗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不知由于何种原因，琼斯除了成为一个诗人，在1846年还成为一个政治家。在此以前，他在工人阶级中并不知名，经费格斯·奥康纳的推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一个贵族人士往往特别受到工人阶级、甚至民主主义者的欢迎，而这个阅历不深的贵族子弟，由于象奥康纳必然会说的那样，已被擢升到民主派行列，因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恰恰具有各种吸引群众的特长，唯一缺点就是身材矮小，这和他的提携者奥康纳完全相反；但他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谈吐出众，举止英武——最重要的，他胸中城府颇深，擅长于表面装作十分坦率的模样。在对人阿谀奉承的技巧方面，没有一个煽动家胜得过他。他能够一下子把一个连五句英语都说不周全的人改变成一个绝顶聪明的家伙和造诣精湛的演说家；更可怪的是，他竟然能使这个人自己信以为真。他随时准备面对大自然的狂风暴雨，正如他敢于面对民主主义敌人的凶焰一样。他会在无情的暴风雨的呼啸声中站在旷野的荒地上当众演说，猛力推开人们为他遮蔽风雨的伞。多么侠义的骑士风度啊！实际上，他的性情非常爱好交际，能使与他交往的人们毫无拘束，十分自在——因此，穷人们惊喜地大声说，“好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自夸在参加运动时十分富有；虽然托马斯·克拉克有一次声称，当时他“简直衣不蔽体”（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而且他本人无意中也几乎承认了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许多人仍然十分天真，竟会相信他曾为了他们的事业花去了一份家产。总之，不论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全都相信。作为一个推论家，琼斯从未达到高标准，而且也没有这种意图；但他有一个绝妙的方法，能使花言巧语的诡辩，在思考欠周的人们听来，象是条理分明的议论，对于克服各种困难，能提出无限保证，而且毫不羞愧地用臆断来推翻事实。这一切就足以给他造就了卓越的地位。而动议把托马斯·库珀从代表大会上清除出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谁想要动摇宪章运动者对奥康纳的信任，则完全是枉费心机；这种信任正在日益普遍，日益增强。11月间，土地基金项下每星期几乎有两百镑的投资。现在，“土地与宪章”已成为流行的口号。另一份请愿书已在计议中，执行委员会在许多城镇举行了公众集会。
新年伊始，为了推广土地计划，创办了一个月刊，名为《工人报》，由奥康纳和欧内斯特·琼斯担任编辑。乔舒亚·霍布森已脱离《北极星报》，由哈尼担任编辑，琼斯和G．A．弗莱明也向它投稿。
春季，全国各地为了促进请愿书运动，纷纷举行了群众集会。1847年5月24日，当时已定名为奥康纳村的赫林斯盖特地产正式开放，会员们在配给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许多人从附近各地前来参观，有些徒步，有些乘车。奥康纳和董事们当然在场，还有曼彻斯特的J．R．库珀和威斯敏斯特的候选人科克伦。演说是当天公众集会和后来举行的大会议上的主要议程。土地计划的这种具体实践无疑地对这项运动产生了鼓舞作用。因为在7月份一星期内，认购的股款达三千五百镑左右，不久以后，在大致相等的期限内，五千余镑的股款潮水般地涌来。
8月间，举行了大选，起因于辉格党和保护贸易主义派为了击败皮尔政府所提的爱尔兰军备法案而形成的联盟，为此政府不得不让位于辉格党。这时候，宪章运动表面上声势浩大。许多加入土地协会的宪章运动者无疑地希望他们一派中有人当选为议会议员。许多以宪章主义作为政纲的候选人出来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再一次代表芬斯伯里；菲尔登和哈利德代表奥德姆；沙曼·克劳福德代表罗奇代尔；W．威廉斯代表考文垂；D．W．哈尼代表马里尔本；汤普森上校代表布雷德福；约瑟夫·斯特奇代表利兹；H．文森特代表伊普斯威奇；J．哈迪代表伍斯特；J．H．帕里代表诺里奇；鲍林医生代表博尔顿；芒茨和斯科菲尔德代表伯明翰；J．威廉斯代表麦克尔斯菲尔德；埃普斯医生代表北安普敦；费格斯·奥康纳代表诺丁汉；W．P．罗伯茨代表布莱克本；E．米阿尔和欧内斯特·琼斯代表哈利法克斯；乔治·汤普森代表托尔哈姆雷斯；P．麦格拉斯代表德比；托马斯·拉克代表谢菲尔德；G．J．哈尼代表蒂弗顿；S．基德代表格林威治；T．迪金逊代表南希尔兹；约翰·韦斯特代表斯托克波特。有些候选人只是走上竞选坛，发表一篇演说，便得到人们的举手赞成。韦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长达数小时而确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说，博得人们的普遍赞扬和举手赞成迪金逊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基德在格林威治以杰出的才智为宪章事业辩护，也同样当选了。同时，W．P．罗伯茨在布莱克本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是，博得最高声誉的演说也许要算朱利安·哈尼所发表的，因为他的对手正好是那位机智、圆滑、狡黠的帕默斯顿勋爵。后者渴望保持无懈可击的地位，就请哈尼先发言，因为他明知哈尼必将攻击他的对外政策。哈尼接受了他的请求，对这位子爵的政治生涯进行了长时间的巧妙分析。他向对方提出了不少需待答复的事项，关于这点，根据对方答复需时五小时之久的情况，便可以判断。尽管处于首先发言的不利地位，哈尼仍然赢得了举手赞成的表决，但他谢绝了正式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均顺利地当选了。哈利德从奥德姆退出竞选。J．M．科贝特和菲尔登联合竞选。但W．J．福克斯出来对抗，由于他的一些朋友和一部分托利党员进行合作，福克斯和邓卡夫特终于当选。沙曼·克劳福德在罗奇代尔未逢敌手；但W．威廉斯在考文垂却遭到挫败。D．W．哈尼退出马里尔本，但著名的罗伯特·欧文坚持宪章原则，仅得一票。乔治·汤普森较为顺利，比对方多得两、三千票。在哈利法克斯，米阿尔和琼斯两人的朋友们携手合作，查尔斯·伍德爵士的朋友们托利党员也是如此。爱德华兹获得五百十一票，伍德五百零七票，米阿尔三百四十九票，琼斯二百八十票。在德比，麦格拉斯获得二百十六票，而高尔却获得八百五十二票，不过，高尔和斯特拉特后来都因行贿而被剥夺议席。汤普森上校在布雷德福当选，但斯特奇在利兹的运气并不如此之佳；可是，他还获得了一千九百八十票，与之相比，势力雄厚、后来正式当选的候选人马歇尔获得了二千一百八十六票。在谢菲尔德，托马斯·克拉克获得了三百二十六票，而对方则获得了一千一百十票。在伊普斯威奇，文森特的朋友们果敢地为他奔走竞选，获得五百四十六票，对方则获得七百零八票；在伍斯特，竞争相当激烈，哈迪获得之百二十七票，而对方所获的票数为一千一百二十一票。诺威奇的激进分子与对方进行英勇的竞争，结果，帕里获得一千五百七十二票，虽然对方获得了一千七百二十七票；芒茨和斯科菲尔德在伯明翰以及鲍林医生在博尔顿都胜利地当选。在北安普敦，埃普斯医生获得一百四十票，对方的票数为八百五十二票。在麦克尔斯菲尔德，选民们选出了约翰·威廉斯。但出乎众人意外，使某些方面特别高兴的是诺丁汉的竞选。当奥康纳宣布自己为候选人时，很少人抱着他有当选希望的乐观看法；因此，当竞选结果公布他击败了辉格党大臣约翰·卡姆·霍布豪斯爵士，人们多么惊奇，多么欣喜若狂啊！在这次竞选中，奥康纳获得了一千二百五十七票，而霍布豪斯仅得八百九十三票！这是奥康纳暂时性胜利的最高峰。看来一切十分可喜地顺乎他的心意，而任何反抗似乎只会增强他的力量。他在候选人提名会上，以他那爱尔兰式的诙谐嘲弄对方，曾引起了一阵阵的哄堂大笑。然而，应当记住，这次胜利得力于他的朋友们和约翰·沃尔特的朋友们的携手合作；但是，不管合作不合作，霍布豪斯总是要碰壁的。
快到8月底的时候，在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地区，又举行了一次土地会议，因为公司最近购进的一份地产是与该地区相毗连的；除惠勒一人先已辞职，由威廉·狄克逊继任外，其余董事均再度当选。上述人员继续组成宪章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时候，土地基金的总额已达五万镑左右。奥康纳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本想发行一份名为《民主主义者》的日报，后来却打消了原意。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在托尔哈姆雷斯，为乔治·汤普森举行了一次宴会。奥康纳、文森特和许多其他人士都应邀参加；前者借此机会发表了一篇十分风趣的演说。同一星期，爱丁堡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祝贺宪章派选民在最近的大选中所持的坚定立场；不久以后，为了庆祝宪章运动者最近的胜利又在伦敦掷骰场举行一次公宴，参加者有二百人，宴会后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挤得人山人海。但是除奥康纳外，当选者无一前来参加，只有一个未当选的中产阶级候选人埃普斯博士，在自讨没趣后，离开了会场。W．P．罗伯茨、P．麦格拉斯、欧内斯特·琼斯、费格斯·奥康纳和朱利安·哈尼是主要的演讲人。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奥康纳发起一次重大的运动，要求土地协会会员在地契上签名，据他说，目的是要给公司办理登记。
当宪章主义看来正在英格兰蓬勃发展的同时，米切尔①的党也在爱尔兰积极活动，欧洲大陆上的事态开始呈现出一个重要局面。在意大利的教皇庇护九世所采取的路线使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充满了希望，1847年10月在伦敦东方学院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祝贺教皇所推行的颇得人心的路线；参加者有欧内斯特·琼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和其他主要的民主主义者。与此同时，全国请愿书的签名运动非常活跃，奥康纳宣称，到请愿书送往议会时，他将征得五百万人的签名。“土地、土地、土地”仍然是千百万人的呼声，交口传诵，直到奥康纳好象已升到永不失败的地位似的。鼓动工作的对象不仅限于职工阶级中的宪章运动者；它还深入农村教区，影响了以前从未想到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这项计划确实令人响往；一所美观的农舍，四英亩土地，共值十镑，预付五镑四先令，就可到手，立刻登上人间天堂，多么简便啊！全家每星期靠九、十先令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被迷得心醉神往了。他们毕生辛勤劳动才能积攒五镑；于是一举就把这点可怜的劳动成果投入这场土地大赌局，梦想换取太平盛世的幸福。董事们向全国推广业务。麦克道尔先生、约翰·韦斯特和塞缪尔·基德担任演讲员。上述最后一人出生于苏格兰的阿布罗斯，和托马斯·库珀一样，曾从事鞋匠职业。他在公众面前初露头角，大约是在斯特奇协商会议时期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格拉斯哥的宪章运动者派他去出席协商会议。当时基德年少气盛，是奥康纳一派的人。协商会议后，他尤其显得不同凡响，因为在森德兰按照他的伟大领袖的策略，与詹姆斯·威廉斯进行公开辩论。双方都表现得非常能干，非常机智；但按照多数人看法，基德击败了对方，下一期的《北极星报》报道他获胜消息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全部匪帮被森德兰整个宪章派队伍击败！”——乍看起来，这个标题使我们满怀希望，以为人民宪章的实现即在眉睫，但当我们读完这篇报道后，我们感到大失所望，发现所谓“击败匪帮”无非是民主主义者的内部分裂。作为一个演讲员，基德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流利的口才，他的演讲显示出多才多智的特色。然而，他在态度方面，露出一种拘谨生硬的样子——一种自高自大的优越感，在听众心理上留下一个不大愉快的印象。这种情况表面要比实际严重得多；因为在私人交游中，没有人比塞缪尔·基德更平易近人了。
①米切尔（John Mitchell，1815—1875），爱尔兰革命家。——译者
但是，奥康纳推行他的土地计划并不能一帆风顺。《快讯》、《劳埃德新闻》、《曼彻斯特观察家》、《诺丁汉信使报》和《诺丁汉日报》都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非国教徒》上刊登了该报给一个读者的复信，因为他曾来函征询编辑对土地计划的意见。编辑的答复是，他看不出这项计划的实用性；但他报纸的篇幅可供奥康纳的朋友发表意见，如果他们认为可以证明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话。这一切被奥康纳称为对他的计划的指责，于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一封约占十二栏篇幅的长信，对这些编辑痛加斥责。《快讯》编辑曾扬言要给奥康纳一顿鞭挞，奥康纳指名道姓地回答他说，“来罢，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抓住这个矮小的工贼牧师米阿尔的双腿，把你们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些报刊继续把这位“贫民的监护人”作为目标，猛烈地予以抨击。一周接着一周，炮火始终不止。《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一系列的通讯，作者署名为“犁田之人”，其实他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萨默维尔的退伍军人，几年前他遭受鞭笞一案，曾激起很多人的同情。他在一篇通信中，曾提到《北极星报》前任编辑霍布森，指出他多少是与土地计划有关的。霍布森在《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发表一篇辩白；其中还对奥康纳的品格是否正直进行攻击，并引用奥康纳本人的话来指控他“盗用公款达五百镑”。此外，他又指控奥康纳伪造帐册，使克利夫亏空两千镑，挪用土地股款，以肥私囊。据霍布森说，为了维持《北极星报》，奥康纳经常向他的办事员阿迪尔和他本人借款。奥康纳传唤霍布森去出席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然而，霍布森不同意遵从这样一种法庭的裁决，建议在双方人士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奥康纳对此表示不能同意，而且不论霍布森是否同意，他仍将召开公众集会。于是，集会就在科学会堂上举行了，这个会堂是一所可容三、四千人的大厦。会场被挤得密不通风，门外还站着几千人，由麦克道尔和韦斯特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种法庭究竟怎样适宜于审理有关帐目的案件，从《北极星报》记者的指述中可见一斑：
“他在讲坛出现时，人们对他表示欢迎的盛况，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那不仅是热情，而是疯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热病。”
奥康纳向集会讲话时，凡足以激起听众仇视他的诽谤者、提高他本人声望的字句，都被他想到了；他向他们说，一位高尚人士（却未说出是谁）和一个孩子都可以给他作证，《观察家》报馆内部人员和筑路工人串通一气想暗杀他，这些话引起了群众一片喊叫声，大声怒骂，“哎哟，这帮该死的家伙！”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然而，我们决不相信），那么，对奥康纳过去给联盟所尽的力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公道的报答。他又说，“这帮恶棍，大口大口喝你们的血汗，细细咀嚼你们的肉，同时还吸你们婴儿的血，竟然以为我也会嚼碎他们的细骨头，舐光他们新鲜的血液，靠妇女们的苦难来享乐，靠工人们的辛劳以自肥。不会的，我宁愿枵腹就寝，也决不会让这样一顿晚餐使我梦寐不安；不仅如此，甚至会使我突然中风而亡。”奥康纳竭尽一切力量来测验公众对他的信任。他说：“现在我已把钱带来，准备偿还曼彻斯特每个股东。”（听众大声呼喊，“不要，我们不要偿还！”）“那么，好了，我会把钱全部花光。”（听众喊着，“花吧，花吧，欢迎之至！”）作为他谦虚厚道的一个实例，他又说，“据人们传说，女王到阿盖尔公爵家去访问时，把年幼的洛恩侯爵抱在怀里，亲昵地吻他一下，这个举动就被说成是她的品性中的美德。对啦，他（奥康纳）每天抱起四、五十个孩子，给他们擦鼻涕，紧紧地搂抱他们。他们是否会认为象他这样的人竟会把他们的食物抢走一小块，或者妨害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适当的教养，将他们培养成人呢？不会的，他决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爱怜这些孩子，同样也爱怜他们的母亲，决不忍心这样做。”奥康纳在这次拥挤的、情绪激昂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达三个多小时，讲话开始前，会场已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必须钻窗户才能进去。他对霍布森和阿迪尔指控他的行为不端进行反驳，宣读据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从阿迪尔那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指控霍布森有舞弊行为，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声称，《北极星报》在上述两人经营时期，每星期销数达四万三千份，但仍然入不敷出；他说，他愈来愈穷，而他们却愈来愈富了。他反驳他们指控他伪造帐目，揭发事实说，霍布森的薪给每年五百二十镑，这说明他致富的来由，阿迪尔每年可得一百镑。他把威廉·赖德请了出来，给他证明上述两人曾对奥康纳犯有舞弊行为。赖德被问为什么早不向奥康纳揭发。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不论什么事实也无法动摇奥康纳对两人的信任；第二，因为奥康纳从不喜欢听信一个雇员对另一雇员的怨言；第三，因为他是一个属员，可能被人认为他想取代他们的职位。但是奥康纳对他们的舞弊行为当然不需要间接的证据。象《北极星报》这样一个销数达四万三千份的报刊还不能自给，试问哪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会信以为真呢？奥康纳决不会这样天真，竟然相信那类事实；他说他从《北极星报》的利润中分文不取，上述两人反而连累他负债，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认为他又在大吹法螺。即使我们承认霍布森和阿迪尔果真是他所说的那种坏蛋，他们也决不会去干那些被人一眼看穿的坏事；而且即使干了的话，奥康纳也不会那么愚蠢地甘心忍受，竟让他的帐册照旧使用了七年之久，而不查问，也不另行雇人管帐。这类声明只会使集会上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感到满意。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奥康纳时常挪用公款，而让他们去付帐。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推断，1839年，当奥康纳提议偿付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开支时，他向群众说，他们已给他提供了支付这项开销的财源。这笔财源从何而来，只有《北极星报》的利润。然而，如果他的行动果真象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愚蠢，则没有一个公共团体会把大量基金付托给一个显然不适宜经管自己事务的人。但这次盛大的集会通过了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为了证明这次表决出于诚意，当场就有一千镑土地股金送上台去交给他。霍布森的各项指控丝毫不能削弱群众对奥康纳的信任；没有等奥康纳说出一言半语的答辩，他们已把他宣告无罪了。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会，不是为了充当公正的裁判，而是为了给他们所公认的凯旋英雄增加胜利的荣誉。这一点，奥康纳了如指掌，因此，他便以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自居，高视阔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从曼彻斯特前往诺丁汉，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诺丁汉信使报》的编辑托姆·贝利被邀出席。和霍布森一样，贝利拒不接受邀请，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集会上，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同样也提议在双方群众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但奥康纳却不同意。后者当然获得了全胜。在这次公众集会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霍布森的一封公开信，力图证明奥康纳创办《北极星报》以前的贫穷情况。奥康纳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答辩，有些实例令人满意，有些却不尽然。为了表明他的一些答辩的真实性，他举出三个证人，并附有他们的姓名。这三人就是他的发行人麦高恩和他的两个编辑弗莱明和哈尼。关于上述公众集会，事实十分明显，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机会使集会的群众公正地听取他对奥康纳的指控，而他所受的待遇一定会和威廉·艾什顿在奥康纳访问巴恩斯利时所受到的一样。当艾什顿起立对奥康纳提出有关弗罗斯特事件的指控时，奥康纳的崇拜者使人们无法听到他的发言，这就是奥康纳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纳）每天抱起四、五十个孩子，给他们擦鼻涕，紧紧地搂抱他们。他们是否会认为象他这样的人竟会把他们的食物抢走一小块，或者妨害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适当的教养，将他们培养成人呢？不会的，他决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爱怜这些孩子，同样也爱怜他们的母亲，决不忍心这样做。”奥康纳在这次拥挤的、情绪激昂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达三个多小时，讲话开始前，会场已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必须钻窗户才能进去。他对霍布森和阿迪尔指控他的行为不端进行反驳，宣读据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从阿迪尔那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指控霍布森有舞弊行为，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声称，《北极星报》在上述两人经营时期，每星期销数达四万三千份，但仍然入不敷出；他说，他愈来愈穷，而他们却愈来愈富了。他反驳他们指控他伪造帐目，揭发事实说，霍布森的薪给每年五百二十镑，这说明他致富的来由，阿迪尔每年可得一百镑。他把威廉·赖德请了出来，给他证明上述两人曾对奥康纳犯有舞弊行为。赖德被问为什么早不向奥康纳揭发。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不论什么事实也无法动摇奥康纳对两人的信任；第二，因为奥康纳从不喜欢听信一个雇员对另一雇员的怨言；第三，因为他是一个属员，可能被人认为他想取代他们的职位。但是奥康纳对他们的舞弊行为当然不需要间接的证据。象《北极星报》这样一个销数达四万三千份的报刊还不能自给，试问哪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会信以为真呢？奥康纳决不会这样天真，竟然相信那类事实；他说他从《北极星报》的利润中分文不取，上述两人反而连累他负债，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认为他又在大吹法螺。即使我们承认霍布森和阿迪尔果真是他所说的那种坏蛋，他们也决不会去干那些被人一眼看穿的坏事；而且即使干了的话，奥康纳也不会那么愚蠢地甘心忍受，竟让他的帐册照旧使用了七年之久，而不查问，也不另行雇人管帐。这类声明只会使集会上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感到满意。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奥康纳时常挪用公款，而让他们去付帐。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推断，１８３９年，当奥康纳提议偿付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开支时，他向群众说，他们已给他提供了支付这项开销的财源。这笔财源从何而来，只有《北极星报》的利润。然而，如果他的行动果真象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愚蠢，则没有一个公共团体会把大量基金付托给一个显然不适宜经管自己事务的人。但这次盛大的集会通过了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为了证明这次表决出于诚意，当场就有一千镑土地股金送上台去交给他。霍布森的各项指控丝毫不能削弱群众对奥康纳的信任；没有等奥康纳说出一言半语的答辩，他们已把他宣告无罪了。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会，不是为了充当公正的裁判，而是为了给他们所公认的凯旋英雄增加胜利的荣誉。这一点，奥康纳了如指掌，因此，他便以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自居，高视阔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从曼彻斯特前往诺丁汉，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诺丁汉信使报》的编辑托姆·贝利被邀出席。和霍布森一样，贝利拒不接受邀请，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集会上，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同样也提议在双方群众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但奥康纳却不同意。后者当然获得了全胜。在这次公众集会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霍布森的一封公开信，力图证明奥康纳创办《北极星报》以前的贫穷情况。奥康纳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答辩，有些实例令人满意，有些却不尽然。为了表明他的一些答辩的真实性，他举出三个证人，并附有他们的姓名。这三人就是他的发行人麦高恩和他的两个编辑弗莱明和哈尼。关于上述公众集会，事实十分明显，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机会使集会的群众公正地听取他对奥康纳的指控，而他所受的待遇一定会和威廉·艾什顿在奥康纳访问巴恩斯利时所受到的一样。当艾什顿起立对奥康纳提出有关弗罗斯特事件的指控时，奥康纳的崇拜者使人们无法听到他的发言，这就是奥康纳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